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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仁学也是儒家的思想核心。儒家学者在诠释“仁”的道德内涵和价值意义时,鲜明地表达出儒家推崇的价值体系的序列,同时亦体现出儒家理想人格、精神境界追求的多重性。
儒家之道不仅体现为社会政治形态的“大同”与“小康”的区别,也可以体现为个体人格形态的“圣贤”与“君子”以及相关的“博爱”与“亲亲” 的区别。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儒家的仁爱精神,来进一步探讨儒家诸子的人格理想及其相关的价值体系。
毫无疑问,“仁”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仁学也是儒家的思想核心。儒家学者在诠释“仁”的道德内涵和价值意义时,鲜明地表达出儒家推崇的价值体系的序列,同时亦体现出儒家理想人格、精神境界追求的多重性。
首先,儒家仁学是指人的血缘关系的亲爱情感。自从孔子提出“仁”的道德并系统地论述仁学以来,儒家一直将有血缘的亲人之间的爱作为其基本的涵义。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弟表达的正是父母与子女、兄与弟之间的亲爱,这一种爱是天然的情感,这恰恰是为“仁”之本。尽管孔子谈论仁很多,但是这里是从“务本”而言仁的。以后,孔门弟子均是从“务本”的角度,谈到仁的价值本源意义。如子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孟子说:“亲亲,仁也。”他们均是将“亲亲”作为仁爱本身或者是最重要的仁爱。可见,“仁”虽然在后来理解为广泛的爱人,但是,血缘的亲亲之爱其本义,因为亲亲之爱是最强烈、最真实、最自然的爱,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爱。加之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又是以血缘家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仁爱的亲亲价值,使亲亲成为仁学的第一义的价值。
但是,儒家仁学还主张从人的亲亲之爱中提升出人人之爱。儒家并没有将仁爱局限在亲亲之间,而是主张推广这一种亲亲之爱,即由亲亲之爱拓展到邻里、国人、天下。所以,早期儒家在论述仁爱时,往往都超越了亲亲之爱,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爱。所以,《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孔子在这里说的“爱人”,是指人人之间的广泛之爱,即是孔子曾经说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一个“泛爱众”,就是从亲亲之爱拓展而来。孟子也讲到人的亲亲之爱提升到人人之爱:“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君子应该由“亲亲”而拓展到“仁民”,即对民众有广泛的仁爱之心。
由此可见,儒家仁学又是一种不依赖于亲亲之爱、同时也没有差别等级的博爱精神。亲亲之爱以及亲亲之爱中提升出来人人之爱,均是一种有等差的爱,儒家承认这一种等差之爱是合理的,是士君子之所当为。但是,儒家还提出一种仁爱是可能超越亲亲之爱的“博爱”(与儒家有学源关系的墨家将其发展为“兼爱”),达到这一种博爱境界和人格的是所谓“圣人”。《论语》载:
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犹病诸!”
能够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爱,显然是一种“博爱”,孔子认为达到这一种爱,是超越了亲亲之仁的爱,故而是“圣”者才能够做到的。正由于孔子从仁的价值中拓展出一种普遍之爱,孔门后学也就一直在继续拓展这一种普遍性仁爱。孟子认为这一种泛爱众的仁爱之心,源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 而《易传》则将仁爱拓展为一种更为普遍的宇宙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宋儒张载在《西铭》一文中,所阐发的就是这一种博爱的精神: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张载的《西铭》深受宋儒的广泛赞誉,就在于它揭示了儒家价值体系中包含的一种超越亲亲之爱的“博爱”精神。当然,也有一些目光狭隘的儒者并不理解《西铭》的价值意义,故而批评《西铭》不合儒家亲亲之爱的原则。
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是相互关联的。在“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小康”社会,人与人的爱是亲亲有等的,因此,这也是士君子人格所追求的仁道。然而,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时代,那是一个圣人的时代,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和谐美满的时代:“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对于儒家士大夫来说,尽管这一个时代没有到来,但是每一个希望做圣贤的士君子,仍然可以将其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同时在那一个社会没有到来的时候先去追求那个圣人的精神境界。
儒家之道不仅体现为社会政治形态的“大同”与“小康”的区别,也可以体现为个体人格形态的“圣贤”与“君子”以及相关的“博爱”与“亲亲” 的区别。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儒家的仁爱精神,来进一步探讨儒家诸子的人格理想及其相关的价值体系。
毫无疑问,“仁”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仁学也是儒家的思想核心。儒家学者在诠释“仁”的道德内涵和价值意义时,鲜明地表达出儒家推崇的价值体系的序列,同时亦体现出儒家理想人格、精神境界追求的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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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儒家仁学是指人的血缘关系的亲爱情感。自从孔子提出“仁”的道德并系统地论述仁学以来,儒家一直将有血缘的亲人之间的爱作为其基本的涵义。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弟表达的正是父母与子女、兄与弟之间的亲爱,这一种爱是天然的情感,这恰恰是为“仁”之本。尽管孔子谈论仁很多,但是这里是从“务本”而言仁的。以后,孔门弟子均是从“务本”的角度,谈到仁的价值本源意义。如子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孟子说:“亲亲,仁也。”他们均是将“亲亲”作为仁爱本身或者是最重要的仁爱。可见,“仁”虽然在后来理解为广泛的爱人,但是,血缘的亲亲之爱其本义,因为亲亲之爱是最强烈、最真实、最自然的爱,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爱。加之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又是以血缘家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仁爱的亲亲价值,使亲亲成为仁学的第一义的价值。
但是,儒家仁学还主张从人的亲亲之爱中提升出人人之爱。儒家并没有将仁爱局限在亲亲之间,而是主张推广这一种亲亲之爱,即由亲亲之爱拓展到邻里、国人、天下。所以,早期儒家在论述仁爱时,往往都超越了亲亲之爱,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爱。所以,《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孔子在这里说的“爱人”,是指人人之间的广泛之爱,即是孔子曾经说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一个“泛爱众”,就是从亲亲之爱拓展而来。孟子也讲到人的亲亲之爱提升到人人之爱:“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君子应该由“亲亲”而拓展到“仁民”,即对民众有广泛的仁爱之心。
由此可见,儒家仁学又是一种不依赖于亲亲之爱、同时也没有差别等级的博爱精神。亲亲之爱以及亲亲之爱中提升出来人人之爱,均是一种有等差的爱,儒家承认这一种等差之爱是合理的,是士君子之所当为。但是,儒家还提出一种仁爱是可能超越亲亲之爱的“博爱”(与儒家有学源关系的墨家将其发展为“兼爱”),达到这一种博爱境界和人格的是所谓“圣人”。《论语》载:
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犹病诸!”
能够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爱,显然是一种“博爱”,孔子认为达到这一种爱,是超越了亲亲之仁的爱,故而是“圣”者才能够做到的。正由于孔子从仁的价值中拓展出一种普遍之爱,孔门后学也就一直在继续拓展这一种普遍性仁爱。孟子认为这一种泛爱众的仁爱之心,源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 而《易传》则将仁爱拓展为一种更为普遍的宇宙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宋儒张载在《西铭》一文中,所阐发的就是这一种博爱的精神: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张载的《西铭》深受宋儒的广泛赞誉,就在于它揭示了儒家价值体系中包含的一种超越亲亲之爱的“博爱”精神。当然,也有一些目光狭隘的儒者并不理解《西铭》的价值意义,故而批评《西铭》不合儒家亲亲之爱的原则。
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是相互关联的。在“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小康”社会,人与人的爱是亲亲有等的,因此,这也是士君子人格所追求的仁道。然而,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时代,那是一个圣人的时代,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和谐美满的时代:“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对于儒家士大夫来说,尽管这一个时代没有到来,但是每一个希望做圣贤的士君子,仍然可以将其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同时在那一个社会没有到来的时候先去追求那个圣人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