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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要说是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的开始阶段排放污染物破坏了当今的环境,我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看法
● 瑞典有一个衡量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的波动曲线,政府接下来几年的工作就是让这条曲线更加平稳
● 中国的出口量超过了进口量,如果在不停的向外销售的同时还要保护自己的产业,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看待世界的方法
9月3日,刚刚结束假期的瑞典驻华大使林川,在他的办公室里精神饱满的接受了《商务周刊》的专访,向记者讲述了中瑞两国面对的共同议题以及可以就此展开的合作。
“我们太寄希望于那些超级、
梦幻的伟大技术发明来解决所有问题了”
《商务周刊》: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已经进入百天倒计时,欧美和中国等很多国家都把它看作是延续《京都议定书》的最后机会。您怎么看此次峰会?
林川:这是当前重大国际事件之一,我认为已经不能用“重要”一词简单的形容了。我们经常会面对相同的议题,并紧密的依靠彼此来解决问题。比如各国的经济虽然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在面临危机时也要靠我们团结起来一起解决问题,而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则从头至尾都是一个全世界共同的问题。气温上升导致南极冰川融化,并最终引起全球海平面上升。在别处发生的事将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环保工作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北方地区的荒漠化速度正在加快,沙尘暴正在吞噬周围的耕地并袭击中国的部分地区。上周我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往内蒙古考察中国政府如何治理荒漠化,他们运用了多种手段制止荒漠化的进一步加深,但是工程的造价也是很高的。中国是受全球气候问题影响的国家之一,如果不和其他国家团结起来,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这实际上也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问题,毕竟我们都坐在同一条船上,应该同舟共济,这也是哥本哈根会议的意义所在。
但是会议一开始很容易演变成一个零和博弈,很多人会说富裕的国家就该多做一点,其余的国家就少做一点,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虽然不是富裕国家,但它是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此外,印度、巴西等国家也是排放量飞快增长的国家。
是否要责怪发达国家破坏了气候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讨论话题了,这要分多方面来解答。人们要说是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的开始阶段排放污染物破坏了当今的环境,我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看法。确实,欧美的工业革命在收获工业化的同时也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在享受工业化带来的产品,比如中国人开的车和建设的现代化建筑以及使用的高科技,都是来自工业发展,不能只说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中的过失而不考虑我们正在享受的成果恰恰来自于工业发展。
《商务周刊》:那么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都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
林川:其实节能环保就在我们身边。有时我觉得,我们太寄希望于那些超级、梦幻的伟大技术发明来解决所有问题,但实际上解决问题大部分还要靠我们现在已有的很多基本的技术和习惯,比如,房间里都有空调和电炉子等,但如果我们使用局部供暖或区域供冷,就可以节省很多能源。中国现在使用的局部供暖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合理的利用废热,就可以供成百上千的建筑取暖。
当然,现在很多国家都愿意采取节能环保的措施,只是苦于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我认为有资源和财力的国家应该帮助他们,比如帮助印度尼西亚和亚马逊地区解决森林数量减少问题等。实际上,很多事情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比如,瑞典的能源政策是通过不断加强对旧有能源的征税,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于能源的选用方式,人们开始考虑使用除汽车外的其他交通工具,而税收则可以用来加强新技术研发。
《商务周刊》:国际市场对于环保的要求不断提升,瑞典企业一向以注重环保著称,中国企业可以从中学到哪些经验?
林川:我们一直将环保列为企业社会责任(CSR)的一部分,公司遵循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一名“好市民”。 其实很多来自瑞典的企业,像宜家等在全球都是企业社会责任做的非常最出色的公司之一。
有些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捐出钱财做慈善,那不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应该看看企业平时是怎么做的,是否有过欺骗行为,生产用的原材料从何而来等等。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善待我们生活的环境。现在,很多瑞典企业都对企业的产品有非常高的环保要求,使得瑞典产品的环保品质都非常好。每年的企业财报中,并不只是关于产品和利润的报表,还要有专门的一项讲述企业是如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我们要检查是否雇佣了童工、是否排放了工业废弃物等等。
两年前,我们和中国政府就企业社会责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我想这是世界上第一份两国政府间签署的有关协议,我们在中国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协会。中国政府也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看作是通向未来的道路。去年4月瑞典首相来华时,我们和国资委一起在钓鱼台召开了CEO圆桌会议,讨论的就是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是政府一方面的事,企业也要有履行责任的意识和自觉。现在,很多中国企业都认识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比如中远航运(COSCOL)他们每个月的月报就有专门的一项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
“很多国家都赞成中国经济应该转向消费型和服务型经济”
《商务周刊》: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也正努力将经济结构转向更加合理的可持续发展型,在此过程中,中国与瑞典是否可以就节能环保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合作?
林川:首先,我们得认识到中国并不是需要帮助的国家,它有大量的科技成果和专业技术;其次,我们和中国政府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我们大使馆就专门成立了一个8人的小组研究如何把瑞典很多好的经验和环保技术与中国分享,比如如何让政府的政策在不同的地区都能发挥效力,也会提供一些我们的基础技术等。这是个非常成功的合作,我们一直都合作得很愉快。
发展新能源一直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之一,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中国在新能源事业上投入了很多,特别是在风能技术上,中国已经是世界领先的国家之一了。此外,中国在太阳能蓄电池等方面上也是世界领先的。一开始建立一个环保技术项目可能要花很多钱,我们很想节省一点,但从长期来看这并不是一个费钱的工作。
当然,在取得新能源技术之后,我们还应该将其推广到市场上。在瑞典,我们要求所有电厂在向企业提供电力时都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电来自新能源。在中国也一样,中国政府每年都会提出要让可再生能源占到发电量的5%或7%等具体数字。通过该项措施,政府可以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商务周刊》:中国在从重工业国向新型工业化国家的转变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工业一直是瑞典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且贵国也同样经历过工业的转型,那么中国是否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林川: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很复杂,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里依靠对外出口和国内投资发展重工业,其实很多国家都赞成中国经济应该转向消费型和服务型经济。要想达到目标还有很多复杂的过程,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了,就目前来看,中国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还是非常有目的性的,核心的一点是未来5年中明确如何在工业生产中加入更多的技术元素,如何增加国内需求。现在,中国主要依靠出口需求拉动,一旦全球需求下降,中国要想大力拉动国内的需求,恐怕需要上百条不同的政策。
实际上,有很多经济工具可以帮助中国政府实现这一转变。比如在瑞典,我们一直有一个争论,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是比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更具优势,因为我们对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征收很少的税,而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征税就很高,这就造成了我们生产了很多机器。
“建立福利国家,除了税收,
政府关键是用好手中的钱”
《商务周刊》: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福利社会的构架,而瑞典是北欧福利制度的典范之一,您是否可以给予中国一些建议?
林川: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发展路径,愿景也不同,这决定了一国不可能完全复制别国,但是瑞典确实有些经验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欧洲国家都是以税收支撑社会福利体系的,而美国则是通过雇佣实现福利保障。在瑞典,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一句话,每一个纳税人都将从中受益。即使很富有的人,也能从政府那里得到退休金。瑞典政府一直试图减少贫富差距。我们有比中国更平均的收入分配体系,北京有8800个亿万富翁,上海有7000个,但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瑞典有一个衡量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的波动曲线,政府接下来几年的工作就是让这条曲线更加平稳。
实际上,我们在不同的地区采取的社会福利保障措施也不一样,此外,我们把保证每个人都能受教育视为重要的政策之一。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政府强制国民接受基础教育的国家。这项政策始于1842年,那时瑞典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把每个孩子送进学校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这也成为瑞典日后飞速发展的基石之一。即使到现在,我们还是坚守着这条政策,保证每个人都在教育体系之中。而且,所有教育都是免费的。我知道在中国对所有人特别是农村的村民都实行免费教育有很大的困难,但我想政府可以在保证孩子可以正常入学的同时,再拨出额外资金教育这些孩子的家长。
《商务周刊》:除了教育体系,医疗改革也一直是中国政府构架和谐社会的重要工程之一,但争议非常大,您怎么看中国的医疗改革?
林川:医疗保障体系是瑞典政府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致力发展的。中国有大量的农村乡镇,当那里的人们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就要去大医院就诊,但大医院的收费一般都比较贵,因为那里要为进行手术等复杂诊疗配备许多昂贵的专业器材。其实普通的感冒、背痛等疾病根本不用去那些大医院,毕竟去医院的路费对于一些人来说也是不菲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当地多开一些地方性诊所,这样医院就成为了专门治疗较大疾病的地方。但同时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给乡镇诊所配备专业的人员,而不是那些技术不合格的。
《商务周刊》:我们并不具备北欧国家丰富的人均自然禀赋,这是否会影响中国福利社会的建设?
林川:我在提到瑞典免费教育起源的时候就谈到了,我们在发展教育的时候还是一个异常贫穷的国家,当时运用的税收机制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我想中国政府也可以考虑改变税收政策。
此外,政府也要注意开销预算。比如中国政府在进行政府用车采购时,要明确什么级别的单位购买什么样、多少数量的车。另外,在瑞典,我们的政府用车还要注意购买的车辆是否符合环保要求,中国政府也可以通过政府采购鼓励环保事业的发展。
税收收入是一方面,也要量入为出。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我很富有而你很贫穷上,再说中国也不是贫穷的国家了,关键是要看我们怎么用好手中的钱。
“瑞典经济就是在不停的产业转移中发展起来的”
《商务周刊》:中国正在进行加入《政府采购协定》(GPA)的谈判,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本应在更早的时候就成为GPA成员国之一,但是为了保护本国产业而一直拖延至今。您对此怎么看?
林川:中国加入GPA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实际上,中国经济就是依靠着向国外市场出口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中国自己不能打开市场呢?贸易保护我认为是一项糟糕的政策。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保护本国企业呢?中国的出口量超过了进口量,如果在不停的向外销售的同时还要保护自己的产业,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看待世界的方法。
刺激经济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用好的产品拉动贸易,否则贸易就会有危险。竞争则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政府说本国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就是因为他们把其他国家的产品拒之门外,让本国产品没有获得在竞争中成长的机会。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一直做得很好,没有理由害怕打开本国市场。其实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看到更多的外来产品是非常好的事情。比如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索尼的录音笔,就迫使本国企业在市场刺激下研发出更好的产品,如果没有人见过索尼录音笔,那么人们就不会有超越它的想法了。贸易是得到新想法、新技术的重要桥梁。
《商务周刊》: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打开市场意味着给他们更多的选择,以及给中国企业更多的竞争以促进提升。但是很多政府采购实际上涉及到的是大型基建等工程,中国政府是否应该相对照顾中国企业呢?
林川:我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政策。我昨天刚刚出席了欧盟商会召开的发布会,会上提到了很多问题,欧洲企业反映中国政府的政策对他们不公平。比如几个月之前,当中国政府打算花很多钱在风能建设上时,这些钱只能由中国企业赚到。即使是风机制造厂设立在中国的外国品牌产品,也不能列入采购名单。这是一项非常奇怪的政策,无法推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还浪费资源。
我的国家站在自由贸易前沿已经有几百年了,事实也证明我们从中获得了很多利益。中国也从世界其他地方的自由贸易中获得了很多好处。我曾经是中国1990年代申请加入WTO时瑞典官方的谈判代表之一,我亲眼见证了中国通过WTO获得了怎样的利益。
《商务周刊》:一些人士认为经济下行的时候拉动起的内需,最好被本国企业吸收,这样就需要适当的政策保护了,您怎么看?
林川:在经济不景气时刺激内需是应该的,但这不代表要保护本国生产者。实际上,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市场,政府都不必去保护,而是应该刺激需求。有时消费者会选择购买外国产品,这没有关系,因为像瑞典等国也在实施相应的刺激内需政策,瑞典等外国消费者也会选择中国的产品。这是对等的。
其实在欧洲也有一些国家在实施保护政策。比如德国政府和法国政府都希望能够帮助本国的汽车行业,但是这些德国和法国的汽车企业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工厂,难道就因为它们不在本国内就把它们都关掉吗?
我认为中国企业在很多领域都已经挤进了前列,因为他们的边际成本很低。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在中国设立的工厂关闭了,但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规律,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在他的书里告诉我们了,它直到现在也一直是真理。
当我们在某一领域失去了竞争力,那么就换另外一个。瑞典在1970年代中期在造船业上颇有建树,但是随着日本和韩国造船业的发展,我们失去了竞争优势,就进行了产业转移。此外,我们做的鞋和服装也竞争不过东南亚和中国,就转移去做了电子类。我们就是在不停的产业转移中发展起来的。当发现某一领域做的没有别国好时,就进行产业转移,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在竞争中不断改变结构、力争上游,才是中国企业的发展路径。
● 瑞典有一个衡量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的波动曲线,政府接下来几年的工作就是让这条曲线更加平稳
● 中国的出口量超过了进口量,如果在不停的向外销售的同时还要保护自己的产业,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看待世界的方法
9月3日,刚刚结束假期的瑞典驻华大使林川,在他的办公室里精神饱满的接受了《商务周刊》的专访,向记者讲述了中瑞两国面对的共同议题以及可以就此展开的合作。
“我们太寄希望于那些超级、
梦幻的伟大技术发明来解决所有问题了”
《商务周刊》: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已经进入百天倒计时,欧美和中国等很多国家都把它看作是延续《京都议定书》的最后机会。您怎么看此次峰会?
林川:这是当前重大国际事件之一,我认为已经不能用“重要”一词简单的形容了。我们经常会面对相同的议题,并紧密的依靠彼此来解决问题。比如各国的经济虽然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在面临危机时也要靠我们团结起来一起解决问题,而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则从头至尾都是一个全世界共同的问题。气温上升导致南极冰川融化,并最终引起全球海平面上升。在别处发生的事将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环保工作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北方地区的荒漠化速度正在加快,沙尘暴正在吞噬周围的耕地并袭击中国的部分地区。上周我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往内蒙古考察中国政府如何治理荒漠化,他们运用了多种手段制止荒漠化的进一步加深,但是工程的造价也是很高的。中国是受全球气候问题影响的国家之一,如果不和其他国家团结起来,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这实际上也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问题,毕竟我们都坐在同一条船上,应该同舟共济,这也是哥本哈根会议的意义所在。
但是会议一开始很容易演变成一个零和博弈,很多人会说富裕的国家就该多做一点,其余的国家就少做一点,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虽然不是富裕国家,但它是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此外,印度、巴西等国家也是排放量飞快增长的国家。
是否要责怪发达国家破坏了气候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讨论话题了,这要分多方面来解答。人们要说是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的开始阶段排放污染物破坏了当今的环境,我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看法。确实,欧美的工业革命在收获工业化的同时也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在享受工业化带来的产品,比如中国人开的车和建设的现代化建筑以及使用的高科技,都是来自工业发展,不能只说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中的过失而不考虑我们正在享受的成果恰恰来自于工业发展。
《商务周刊》:那么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都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
林川:其实节能环保就在我们身边。有时我觉得,我们太寄希望于那些超级、梦幻的伟大技术发明来解决所有问题,但实际上解决问题大部分还要靠我们现在已有的很多基本的技术和习惯,比如,房间里都有空调和电炉子等,但如果我们使用局部供暖或区域供冷,就可以节省很多能源。中国现在使用的局部供暖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合理的利用废热,就可以供成百上千的建筑取暖。
当然,现在很多国家都愿意采取节能环保的措施,只是苦于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我认为有资源和财力的国家应该帮助他们,比如帮助印度尼西亚和亚马逊地区解决森林数量减少问题等。实际上,很多事情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比如,瑞典的能源政策是通过不断加强对旧有能源的征税,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于能源的选用方式,人们开始考虑使用除汽车外的其他交通工具,而税收则可以用来加强新技术研发。
《商务周刊》:国际市场对于环保的要求不断提升,瑞典企业一向以注重环保著称,中国企业可以从中学到哪些经验?
林川:我们一直将环保列为企业社会责任(CSR)的一部分,公司遵循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一名“好市民”。 其实很多来自瑞典的企业,像宜家等在全球都是企业社会责任做的非常最出色的公司之一。
有些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捐出钱财做慈善,那不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应该看看企业平时是怎么做的,是否有过欺骗行为,生产用的原材料从何而来等等。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善待我们生活的环境。现在,很多瑞典企业都对企业的产品有非常高的环保要求,使得瑞典产品的环保品质都非常好。每年的企业财报中,并不只是关于产品和利润的报表,还要有专门的一项讲述企业是如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我们要检查是否雇佣了童工、是否排放了工业废弃物等等。
两年前,我们和中国政府就企业社会责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我想这是世界上第一份两国政府间签署的有关协议,我们在中国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协会。中国政府也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看作是通向未来的道路。去年4月瑞典首相来华时,我们和国资委一起在钓鱼台召开了CEO圆桌会议,讨论的就是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是政府一方面的事,企业也要有履行责任的意识和自觉。现在,很多中国企业都认识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比如中远航运(COSCOL)他们每个月的月报就有专门的一项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
“很多国家都赞成中国经济应该转向消费型和服务型经济”
《商务周刊》: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也正努力将经济结构转向更加合理的可持续发展型,在此过程中,中国与瑞典是否可以就节能环保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合作?
林川:首先,我们得认识到中国并不是需要帮助的国家,它有大量的科技成果和专业技术;其次,我们和中国政府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我们大使馆就专门成立了一个8人的小组研究如何把瑞典很多好的经验和环保技术与中国分享,比如如何让政府的政策在不同的地区都能发挥效力,也会提供一些我们的基础技术等。这是个非常成功的合作,我们一直都合作得很愉快。
发展新能源一直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之一,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中国在新能源事业上投入了很多,特别是在风能技术上,中国已经是世界领先的国家之一了。此外,中国在太阳能蓄电池等方面上也是世界领先的。一开始建立一个环保技术项目可能要花很多钱,我们很想节省一点,但从长期来看这并不是一个费钱的工作。
当然,在取得新能源技术之后,我们还应该将其推广到市场上。在瑞典,我们要求所有电厂在向企业提供电力时都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电来自新能源。在中国也一样,中国政府每年都会提出要让可再生能源占到发电量的5%或7%等具体数字。通过该项措施,政府可以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商务周刊》:中国在从重工业国向新型工业化国家的转变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工业一直是瑞典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且贵国也同样经历过工业的转型,那么中国是否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林川: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很复杂,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里依靠对外出口和国内投资发展重工业,其实很多国家都赞成中国经济应该转向消费型和服务型经济。要想达到目标还有很多复杂的过程,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了,就目前来看,中国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还是非常有目的性的,核心的一点是未来5年中明确如何在工业生产中加入更多的技术元素,如何增加国内需求。现在,中国主要依靠出口需求拉动,一旦全球需求下降,中国要想大力拉动国内的需求,恐怕需要上百条不同的政策。
实际上,有很多经济工具可以帮助中国政府实现这一转变。比如在瑞典,我们一直有一个争论,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是比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更具优势,因为我们对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征收很少的税,而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征税就很高,这就造成了我们生产了很多机器。
“建立福利国家,除了税收,
政府关键是用好手中的钱”
《商务周刊》: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福利社会的构架,而瑞典是北欧福利制度的典范之一,您是否可以给予中国一些建议?
林川: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发展路径,愿景也不同,这决定了一国不可能完全复制别国,但是瑞典确实有些经验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欧洲国家都是以税收支撑社会福利体系的,而美国则是通过雇佣实现福利保障。在瑞典,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一句话,每一个纳税人都将从中受益。即使很富有的人,也能从政府那里得到退休金。瑞典政府一直试图减少贫富差距。我们有比中国更平均的收入分配体系,北京有8800个亿万富翁,上海有7000个,但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人口。瑞典有一个衡量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的波动曲线,政府接下来几年的工作就是让这条曲线更加平稳。
实际上,我们在不同的地区采取的社会福利保障措施也不一样,此外,我们把保证每个人都能受教育视为重要的政策之一。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政府强制国民接受基础教育的国家。这项政策始于1842年,那时瑞典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把每个孩子送进学校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这也成为瑞典日后飞速发展的基石之一。即使到现在,我们还是坚守着这条政策,保证每个人都在教育体系之中。而且,所有教育都是免费的。我知道在中国对所有人特别是农村的村民都实行免费教育有很大的困难,但我想政府可以在保证孩子可以正常入学的同时,再拨出额外资金教育这些孩子的家长。
《商务周刊》:除了教育体系,医疗改革也一直是中国政府构架和谐社会的重要工程之一,但争议非常大,您怎么看中国的医疗改革?
林川:医疗保障体系是瑞典政府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致力发展的。中国有大量的农村乡镇,当那里的人们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就要去大医院就诊,但大医院的收费一般都比较贵,因为那里要为进行手术等复杂诊疗配备许多昂贵的专业器材。其实普通的感冒、背痛等疾病根本不用去那些大医院,毕竟去医院的路费对于一些人来说也是不菲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当地多开一些地方性诊所,这样医院就成为了专门治疗较大疾病的地方。但同时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给乡镇诊所配备专业的人员,而不是那些技术不合格的。
《商务周刊》:我们并不具备北欧国家丰富的人均自然禀赋,这是否会影响中国福利社会的建设?
林川:我在提到瑞典免费教育起源的时候就谈到了,我们在发展教育的时候还是一个异常贫穷的国家,当时运用的税收机制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我想中国政府也可以考虑改变税收政策。
此外,政府也要注意开销预算。比如中国政府在进行政府用车采购时,要明确什么级别的单位购买什么样、多少数量的车。另外,在瑞典,我们的政府用车还要注意购买的车辆是否符合环保要求,中国政府也可以通过政府采购鼓励环保事业的发展。
税收收入是一方面,也要量入为出。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我很富有而你很贫穷上,再说中国也不是贫穷的国家了,关键是要看我们怎么用好手中的钱。
“瑞典经济就是在不停的产业转移中发展起来的”
《商务周刊》:中国正在进行加入《政府采购协定》(GPA)的谈判,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本应在更早的时候就成为GPA成员国之一,但是为了保护本国产业而一直拖延至今。您对此怎么看?
林川:中国加入GPA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实际上,中国经济就是依靠着向国外市场出口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中国自己不能打开市场呢?贸易保护我认为是一项糟糕的政策。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保护本国企业呢?中国的出口量超过了进口量,如果在不停的向外销售的同时还要保护自己的产业,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看待世界的方法。
刺激经济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用好的产品拉动贸易,否则贸易就会有危险。竞争则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政府说本国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就是因为他们把其他国家的产品拒之门外,让本国产品没有获得在竞争中成长的机会。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一直做得很好,没有理由害怕打开本国市场。其实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看到更多的外来产品是非常好的事情。比如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索尼的录音笔,就迫使本国企业在市场刺激下研发出更好的产品,如果没有人见过索尼录音笔,那么人们就不会有超越它的想法了。贸易是得到新想法、新技术的重要桥梁。
《商务周刊》: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打开市场意味着给他们更多的选择,以及给中国企业更多的竞争以促进提升。但是很多政府采购实际上涉及到的是大型基建等工程,中国政府是否应该相对照顾中国企业呢?
林川:我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政策。我昨天刚刚出席了欧盟商会召开的发布会,会上提到了很多问题,欧洲企业反映中国政府的政策对他们不公平。比如几个月之前,当中国政府打算花很多钱在风能建设上时,这些钱只能由中国企业赚到。即使是风机制造厂设立在中国的外国品牌产品,也不能列入采购名单。这是一项非常奇怪的政策,无法推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还浪费资源。
我的国家站在自由贸易前沿已经有几百年了,事实也证明我们从中获得了很多利益。中国也从世界其他地方的自由贸易中获得了很多好处。我曾经是中国1990年代申请加入WTO时瑞典官方的谈判代表之一,我亲眼见证了中国通过WTO获得了怎样的利益。
《商务周刊》:一些人士认为经济下行的时候拉动起的内需,最好被本国企业吸收,这样就需要适当的政策保护了,您怎么看?
林川:在经济不景气时刺激内需是应该的,但这不代表要保护本国生产者。实际上,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市场,政府都不必去保护,而是应该刺激需求。有时消费者会选择购买外国产品,这没有关系,因为像瑞典等国也在实施相应的刺激内需政策,瑞典等外国消费者也会选择中国的产品。这是对等的。
其实在欧洲也有一些国家在实施保护政策。比如德国政府和法国政府都希望能够帮助本国的汽车行业,但是这些德国和法国的汽车企业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工厂,难道就因为它们不在本国内就把它们都关掉吗?
我认为中国企业在很多领域都已经挤进了前列,因为他们的边际成本很低。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在中国设立的工厂关闭了,但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规律,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在他的书里告诉我们了,它直到现在也一直是真理。
当我们在某一领域失去了竞争力,那么就换另外一个。瑞典在1970年代中期在造船业上颇有建树,但是随着日本和韩国造船业的发展,我们失去了竞争优势,就进行了产业转移。此外,我们做的鞋和服装也竞争不过东南亚和中国,就转移去做了电子类。我们就是在不停的产业转移中发展起来的。当发现某一领域做的没有别国好时,就进行产业转移,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在竞争中不断改变结构、力争上游,才是中国企业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