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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生产高度系统化和专业化的今天，智库与高校应明确自身的使命与定位，将资源集中于那些自身更具比较优势的领域、形成各有侧重又携手发展的分工合作关系，进而实现互利共赢。
就字面意思而言，智库作为“智慧之库”，首要社会功能在于汇集、贮存与调配智力资源。当然，智库的现实作用远未止步于此。事实上，如今许多顶尖智库往往不甘心只做知识的搬运工，而会努力探索在知识与观点上创新的可能。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智库却并没有失去自身特色，更没有转变成像高校那样的传统知识生产机构;相反，为更好实现自身使命，一些优秀的智库往往会主动将资源与工作重点投入到更能发挥比较优势的领域，与高校形成分工有别却互动密切的协作关系，并在与高校的互动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与政策水平。
分工
从孔子在杏坛授徒讲学与柏拉图在雅典开设学院的时代开始，以教学和研究作为核心业务的专业机构，就成为了人类知识生产事业中的重要力量。在这些机构中，伴随着科学革命而发展兴盛的现代大学与高等研究院所，汇聚了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专业知识生产人才，成为了推动人类知识进步的引擎。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个别国际顶尖的研究型智库如今发展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知识生产能力，但从总体上看，智库在推动基础理论发展方面的作用和效率，仍难以与以高校为代表的传统知识生产机构相匹敌。因此，许多智库在经费、资源和研究能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明智地选择避免与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展开直接竞争，转而将人力物力优先投入到知识传播和议题塑造等更加依赖实践知识的行动当中，为象牙塔、决策机构和普通民众牵线搭桥。
在学科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科学知识生产呈现出了高度专门化的特点。学术取向的基础研究往往抽象而艰深，即便是接受过一般高等教育的普通民众，也很难直接理解其现实价值与实践意义。与专心瞄准学术前沿的高校不同，智库往往更加重视受众，也更愿意通过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播观点和主张。
此外，许多高校由于经费来自公共财政，研究成果必须客观中立，不能带有明显的政策倾向。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即便研究成果具有显著的政策意义，高校及其工作人员也未必方便直接对其加以宣传。而许多智库则不仅无需面对这种约束，而且在成立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政策主张，因此更能根据自身立场和受众来制定灵活的传播模式，积极主动地将知识与政策桥接起来。
共生
智库要想在政策议程中发挥显著作用，就必须要密切自身与高校的联系。在西方社会中，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智库在利用高校资源方面，已经开拓出了至少三条比较成熟的途径。
首先，许多智库要么附属于高校、要么脱胎于高校，在组织结构与历史沿革方面与高校联系密切，能够以比较便利的方式与高校共享研究成果。例如，对于美国新保守主义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智库“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就设在斯坦福大学校内，其图书档案馆所收藏的资料更占据了校园内的地标性建筑胡佛塔。而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跨党派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1964年成立时是乔治城大学下属的一个机构，直到1987年才真正成为完全独立的机构。虽然上述两大智库如今的影响范围早已远远超越见证它们诞生的大学校园，但如果没有高校最初在物资、人力与行政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很难预测它们是否能发展得如此成功。
如果没有智库的桥接作用，高校所生产的知识将很难飞跃象牙塔的壁垒，从而难以对现实政策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
其次，欧美许多国家存在高层人才流动的“旋转门”机制，对某个政策领域具有深刻理解的资深专家，往往在高校、政府与智库同时或者交替任职。例如，正是在担任剑桥大学教授期间，吉登斯逐渐参与到英国左翼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活动当中，并最终从思想上深刻影响与塑造了布莱尔政府的执政路线。又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在进入“布鲁金斯学会”以前，不仅曾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长期担任教授、并在九十年代后期出任了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不难想象，像吉登斯和李侃如这样的专家进入智库后，不仅会继续贡献创新性的观点，也会将大学里的前沿学术成果带入智库、提升智库观点与证据的质量。
最后，在一些情况下，智库还可能将关于某项政策议题的研究直接外包给高校的下属机构或工作人员，直接借助高校的智力资源解决自身关心的问题或者推动对自身关注领域的研究。例如，在2014年全球智库排行榜上位列第三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于今年设立了“安德鲁·卡内基研究员”项目，向32位学者各资助20万美金，用于支持对民主和国际秩序所面临挑战的研究。
协作
在知识生产高度系统化和专业化的今天，如果智库与高校都能明确自身的使命与定位，分别将资源优先集中于那些自身更具比较优势的领域、形成各有侧重又携手发展的分工合作关系，往往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虽然智库在从事基础性研究方面的能力与效率往往不如高校，却能够用灵活务实的手段将那些看似枯燥与抽象的研究成果投送到合适的政策领域。
然而，无论智库如何善于沟通与说服，如果缺乏高质量的新观点与新证据，这些沟通与说服工作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推动现实政策的改善。只有在组织机构与人事资源等方面与富有研究能力的高校建立起密切联系，智库才可能从根本上获得更为持久的活力与动力。
就字面意思而言，智库作为“智慧之库”，首要社会功能在于汇集、贮存与调配智力资源。当然，智库的现实作用远未止步于此。事实上，如今许多顶尖智库往往不甘心只做知识的搬运工，而会努力探索在知识与观点上创新的可能。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智库却并没有失去自身特色，更没有转变成像高校那样的传统知识生产机构;相反，为更好实现自身使命，一些优秀的智库往往会主动将资源与工作重点投入到更能发挥比较优势的领域，与高校形成分工有别却互动密切的协作关系，并在与高校的互动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与政策水平。
分工
从孔子在杏坛授徒讲学与柏拉图在雅典开设学院的时代开始，以教学和研究作为核心业务的专业机构，就成为了人类知识生产事业中的重要力量。在这些机构中，伴随着科学革命而发展兴盛的现代大学与高等研究院所，汇聚了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专业知识生产人才，成为了推动人类知识进步的引擎。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个别国际顶尖的研究型智库如今发展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知识生产能力，但从总体上看，智库在推动基础理论发展方面的作用和效率，仍难以与以高校为代表的传统知识生产机构相匹敌。因此，许多智库在经费、资源和研究能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明智地选择避免与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展开直接竞争，转而将人力物力优先投入到知识传播和议题塑造等更加依赖实践知识的行动当中，为象牙塔、决策机构和普通民众牵线搭桥。
在学科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科学知识生产呈现出了高度专门化的特点。学术取向的基础研究往往抽象而艰深，即便是接受过一般高等教育的普通民众，也很难直接理解其现实价值与实践意义。与专心瞄准学术前沿的高校不同，智库往往更加重视受众，也更愿意通过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播观点和主张。
此外，许多高校由于经费来自公共财政，研究成果必须客观中立，不能带有明显的政策倾向。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即便研究成果具有显著的政策意义，高校及其工作人员也未必方便直接对其加以宣传。而许多智库则不仅无需面对这种约束，而且在成立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政策主张，因此更能根据自身立场和受众来制定灵活的传播模式，积极主动地将知识与政策桥接起来。
共生
智库要想在政策议程中发挥显著作用，就必须要密切自身与高校的联系。在西方社会中，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智库在利用高校资源方面，已经开拓出了至少三条比较成熟的途径。
首先，许多智库要么附属于高校、要么脱胎于高校，在组织结构与历史沿革方面与高校联系密切，能够以比较便利的方式与高校共享研究成果。例如，对于美国新保守主义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智库“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就设在斯坦福大学校内，其图书档案馆所收藏的资料更占据了校园内的地标性建筑胡佛塔。而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跨党派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1964年成立时是乔治城大学下属的一个机构，直到1987年才真正成为完全独立的机构。虽然上述两大智库如今的影响范围早已远远超越见证它们诞生的大学校园，但如果没有高校最初在物资、人力与行政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很难预测它们是否能发展得如此成功。
其次，欧美许多国家存在高层人才流动的“旋转门”机制，对某个政策领域具有深刻理解的资深专家，往往在高校、政府与智库同时或者交替任职。例如，正是在担任剑桥大学教授期间，吉登斯逐渐参与到英国左翼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活动当中，并最终从思想上深刻影响与塑造了布莱尔政府的执政路线。又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在进入“布鲁金斯学会”以前，不仅曾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长期担任教授、并在九十年代后期出任了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不难想象，像吉登斯和李侃如这样的专家进入智库后，不仅会继续贡献创新性的观点，也会将大学里的前沿学术成果带入智库、提升智库观点与证据的质量。
最后，在一些情况下，智库还可能将关于某项政策议题的研究直接外包给高校的下属机构或工作人员，直接借助高校的智力资源解决自身关心的问题或者推动对自身关注领域的研究。例如，在2014年全球智库排行榜上位列第三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于今年设立了“安德鲁·卡内基研究员”项目，向32位学者各资助20万美金，用于支持对民主和国际秩序所面临挑战的研究。
协作
在知识生产高度系统化和专业化的今天，如果智库与高校都能明确自身的使命与定位，分别将资源优先集中于那些自身更具比较优势的领域、形成各有侧重又携手发展的分工合作关系，往往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虽然智库在从事基础性研究方面的能力与效率往往不如高校，却能够用灵活务实的手段将那些看似枯燥与抽象的研究成果投送到合适的政策领域。
然而，无论智库如何善于沟通与说服，如果缺乏高质量的新观点与新证据，这些沟通与说服工作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推动现实政策的改善。只有在组织机构与人事资源等方面与富有研究能力的高校建立起密切联系，智库才可能从根本上获得更为持久的活力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