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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描写翻译学把翻译规范推上风口浪尖，遵守或违反翻译规范都有一定的奖惩。然而，过多地强调翻译规范，就忽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这时译者惯习又重新把译者拉回视野。本文主要分析在翻译《边城》过程中，译者如何译者惯习的调节中完成翻译作品。
关键词：翻译规范；译者惯习；译者
作者简介：徐新宇，女，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2013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2
1、引言
早在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就提到过“如足够重视功能导向的描写翻译学的研究则会形成社会翻译学学科（Holmes，1972：72）。然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才相继有较多学者研究翻译社会学的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惯习，资本被引入翻译学，对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
2、译者惯习
在社会学概念中把惯习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发扬光大的是布尔迪厄。他把惯习看作是一种“定势系统”，能“引发固有意义的实践，并生成赋予意义的理解”。（Simeoni， 1998）译者惯习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是前期生活环境和翻译活动对其的影响内化的结果，译者在无意识中习得这种影响，在后期的翻译活动中指导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
3、重构翻译规范
3.1意识形态
1950年到1976年中国处于准战争意识形态。本时期的国家叙述与主流意识完全一致。国家政权、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等文学系统内外的操控因素高度统一。（王友贵，2003）在此期间，翻译家的翻译路线必须要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
3.2中国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出版社是一个由国家最高外宣部门和文化部门赞助，是当时的主流出版社之一。赞助人通过制定翻译政策来制约刊物对译介作品的挑选及译者的翻译策略，以意识形态、经济、地位来控制译者，促使他们遵守其制定的翻译政策，办证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能够通过刊物体现出来。（郑晔，2013）
戴乃迭英译《熊猫丛书》正是《中国文学》为向世界宣扬中国的文化而编辑的一套丛书。
3.3 读者期待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比较封闭，外国的文化引不进来，中国的文化业走不出去。国外读者想看的中国翻译作品是带有中国特色文化的中国，从文学作品中看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的魅力，由于大部分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不了解，因此偏向于语言风格与当地类似的读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充分考虑到这两点。
4、重构译者惯习
翻译惯习主要是在前期的翻译经验中积累而来，但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4.1家庭背景
1919年1月19日，戴乃迭出生在北京。其父J.B Tayler，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上世纪初到中国传教，曾任燕京大学首任经济系主任，并负责派生赴英留学事务；母亲塞琳娜是传教士兼教师。戴行四，上有三个兄姐，下有一个弟弟。戴出生不久，一家人居住在北京的“抽屉胡同”。戴7岁时，其母带着儿女返回英国，但是，中国已然存在于她幼小的心里。（秋茵，2001）（李辉，2004）
4.2教育背景
戴6岁时，曾就读于“清华”幼儿园。回到英国后，戴在柴郡先读一年小学后，进入一家教会学校当了10年寄宿生。她的功课很出色。1937年，戴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后专攻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个取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学生。
4.4 翻译惯习
20世纪50年代以前，戴的译介活动基本都是与杨宪益一起合作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开始了独立的译介活动。在翻译上，戴觉得他们合译的作品太过拘泥于原文，缺乏创造性。她非常钦佩霍克斯的做法，认为翻译时可以多一些创造性。（王佐良，1989：16）。这一思想来源于戴在中西方的生活，在英国生活经历让她更了解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倾向，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又让她忠实地传达中国文化，她采取的是创造性翻译策略，在译文的充分性和接受性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5、译者惯习的调节作用
译者惯习的调节作用首先体现在文本的选择上，《边城》这个题材不是当时的主流，作者沈从文因为一次次的政治活动被挤压在文艺圈之外，按照当时情形是不能这种作品宣传到国外去的。但戴以学者的身份为翻译这部作品奔走，最终她的独特的审美眼光和艺术视角取得了成果。在整个过程中，惯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戴乃迭为什么选择这部作品？为什么她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些是戴乃迭无意识中做的，但这些无意识追溯起来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文本内惯习的调剂作用，主要是指戴在进行文本翻译时。《边城》的英译忠实于原文，却又贴合西方的表达。在翻译策略如归化异化、改变句子结构、改变衔接等的选择上除了考虑规范之外，也留有自己惯习的印记。
6、结语
本文主要探究了《边城》英译中译者惯习对翻译规范的调节作用，即惯习对于规范的主体性作用。翻译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的行为完全被动地受制于翻译规范，戴的翻译行为正是最好的证明。这些都说明无论在研究翻译行为还是翻译理论中我们都应采取辩证的视角，方能窥探全貌。
参考文献：
[1]陈德鸿. 张南峰[J].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 2000， 175.
[2]沈从文著；杨宪益，戴乃迭译《边城》[M].译林出版社，2011
[3]李辉. 嫁给中国——戴乃迭的故事[J]. 书摘，2004，（09）：（56-59）.
[4]秋茵. 戴乃迭往事[J]. 文化交流，2001，（33-36）.
[5]王友贵. 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J].中国翻译，2003，24（5）：（13-17）.
[6]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7]郑晔. 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 ——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为个案[D]. 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8]Holmes， James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Studies Section， Department of General Literary Studie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972..
[9]Simeoni D. 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J]. Target， 1998， 10（1）： 1-39.
[10]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nd beyond： Revised edition[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1.
关键词：翻译规范；译者惯习；译者
作者简介：徐新宇，女，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2013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2
1、引言
早在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就提到过“如足够重视功能导向的描写翻译学的研究则会形成社会翻译学学科（Holmes，1972：72）。然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才相继有较多学者研究翻译社会学的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惯习，资本被引入翻译学，对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
2、译者惯习
在社会学概念中把惯习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发扬光大的是布尔迪厄。他把惯习看作是一种“定势系统”，能“引发固有意义的实践，并生成赋予意义的理解”。（Simeoni， 1998）译者惯习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是前期生活环境和翻译活动对其的影响内化的结果，译者在无意识中习得这种影响，在后期的翻译活动中指导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
3、重构翻译规范
3.1意识形态
1950年到1976年中国处于准战争意识形态。本时期的国家叙述与主流意识完全一致。国家政权、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等文学系统内外的操控因素高度统一。（王友贵，2003）在此期间，翻译家的翻译路线必须要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
3.2中国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出版社是一个由国家最高外宣部门和文化部门赞助，是当时的主流出版社之一。赞助人通过制定翻译政策来制约刊物对译介作品的挑选及译者的翻译策略，以意识形态、经济、地位来控制译者，促使他们遵守其制定的翻译政策，办证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能够通过刊物体现出来。（郑晔，2013）
戴乃迭英译《熊猫丛书》正是《中国文学》为向世界宣扬中国的文化而编辑的一套丛书。
3.3 读者期待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比较封闭，外国的文化引不进来，中国的文化业走不出去。国外读者想看的中国翻译作品是带有中国特色文化的中国，从文学作品中看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的魅力，由于大部分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不了解，因此偏向于语言风格与当地类似的读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充分考虑到这两点。
4、重构译者惯习
翻译惯习主要是在前期的翻译经验中积累而来，但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4.1家庭背景
1919年1月19日，戴乃迭出生在北京。其父J.B Tayler，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上世纪初到中国传教，曾任燕京大学首任经济系主任，并负责派生赴英留学事务；母亲塞琳娜是传教士兼教师。戴行四，上有三个兄姐，下有一个弟弟。戴出生不久，一家人居住在北京的“抽屉胡同”。戴7岁时，其母带着儿女返回英国，但是，中国已然存在于她幼小的心里。（秋茵，2001）（李辉，2004）
4.2教育背景
戴6岁时，曾就读于“清华”幼儿园。回到英国后，戴在柴郡先读一年小学后，进入一家教会学校当了10年寄宿生。她的功课很出色。1937年，戴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后专攻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个取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学生。
4.4 翻译惯习
20世纪50年代以前，戴的译介活动基本都是与杨宪益一起合作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开始了独立的译介活动。在翻译上，戴觉得他们合译的作品太过拘泥于原文，缺乏创造性。她非常钦佩霍克斯的做法，认为翻译时可以多一些创造性。（王佐良，1989：16）。这一思想来源于戴在中西方的生活，在英国生活经历让她更了解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倾向，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又让她忠实地传达中国文化，她采取的是创造性翻译策略，在译文的充分性和接受性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5、译者惯习的调节作用
译者惯习的调节作用首先体现在文本的选择上，《边城》这个题材不是当时的主流，作者沈从文因为一次次的政治活动被挤压在文艺圈之外，按照当时情形是不能这种作品宣传到国外去的。但戴以学者的身份为翻译这部作品奔走，最终她的独特的审美眼光和艺术视角取得了成果。在整个过程中，惯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戴乃迭为什么选择这部作品？为什么她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些是戴乃迭无意识中做的，但这些无意识追溯起来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文本内惯习的调剂作用，主要是指戴在进行文本翻译时。《边城》的英译忠实于原文，却又贴合西方的表达。在翻译策略如归化异化、改变句子结构、改变衔接等的选择上除了考虑规范之外，也留有自己惯习的印记。
6、结语
本文主要探究了《边城》英译中译者惯习对翻译规范的调节作用，即惯习对于规范的主体性作用。翻译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的行为完全被动地受制于翻译规范，戴的翻译行为正是最好的证明。这些都说明无论在研究翻译行为还是翻译理论中我们都应采取辩证的视角，方能窥探全貌。
参考文献：
[1]陈德鸿. 张南峰[J].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 2000， 175.
[2]沈从文著；杨宪益，戴乃迭译《边城》[M].译林出版社，2011
[3]李辉. 嫁给中国——戴乃迭的故事[J]. 书摘，2004，（09）：（56-59）.
[4]秋茵. 戴乃迭往事[J]. 文化交流，2001，（33-36）.
[5]王友贵. 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J].中国翻译，2003，24（5）：（13-17）.
[6]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7]郑晔. 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 ——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为个案[D]. 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8]Holmes， James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Studies Section， Department of General Literary Studie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972..
[9]Simeoni D. 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J]. Target， 1998， 10（1）： 1-39.
[10]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nd beyond： Revised edition[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