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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五四”，与罗家伦、杜威、毛泽东的关系
在上世纪的中国，方东美堪称一位满身故事的奇人。他生在桐城世家，幼承庭训，3岁读《诗经》，12岁就读完了“十三经”，从小深沐中国传统诗教的熏陶。
1917年，方东美年十八，考入金陵大学哲学系。当时有位留英博士上课讲《诗经》。开课不久，有一天教授在台上讲，台下有人低声说“错了！”教授皱了一下眉，继续讲下去，台下又有人说：“错了！”教授怒问：“谁说我讲错了，谁就来讲！”方东美站起来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来听课的。”教授气更大了：“你既能说我讲错了，你就应该上来讲！”方东美被同学一致推举上台来。他从容走上讲台，先向教授鞠躬，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辞义清晰又趣味盎然。下课钟响，教授走出教室，方东美得到全班如雷的掌声。于是，方东美国学根基深厚之名声，传遍全校。
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宗教气氛十分浓厚，每逢星期天，师生们都要去礼堂祈祷。训导处则派人在礼堂里巡视，查看是否“虔诚”，稍有不慎，轻则警告，重则开除。很多学生都厌恶这种枯燥乏味的仪式，方东美也不例外，但又不敢违规不去。每次做礼拜，他总是想方设法另辟蹊径“开小灶”，为自己寻找一个隐蔽的位置偷偷看书。一次，训导员过来了，“祈祷时偷看小说，这还得了！”为了杀一儆百，训导处极力主张开除方东美。幸亏一位美籍教师挺身相保，才让他侥幸躲过劫难。不承想，这场风波让方东美因祸得福。校长鲍伦召见这位调皮捣蛋的学生，问他何以专门跟学校捣乱作对。方东美侃侃而谈，把此种管理的弊端和危机一一道来。校长听后连连称是，不但不怪罪这位才华出众的学生，反而非常欣赏，对各系老师说：今后若是金陵大学想聘请中文教员，最好先征询方东美的意见。多年后，方东美忆及此事，还风趣地说：“我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做礼拜时读完的！”
方东美在大学里以富有正义感闻名，被同学戏称为“方怒美”。“五四”和“少年中国学会”是影响近代中国的两件大事，青年方东美一件也没落下。“五四”在北方得力于李大钊等人；在南方则完全得力于“少中”，而方东美就是此中“主谋”。那时他正是金陵大学的风云人物，不仅学业超群，而且深怀济世理想，关切时局国运。风起云涌的“五四”次日，从北方南下的学生领袖罗家伦、段锡鹏等找到学生领袖方东美，一起坐镇南京，策划东南一带的学运。此时，金大校方觉察到情况异样，乃宣布因时局不稳，从即日起放假。在这关键时刻，方东美带着大批同学来到一位洋教授家里，要他向校方要求取消放假决定，否则就打人。“方怒美”把此君吓坏了，连忙答应。南京五四运动的大本营遂稳定下来。方东美等人把学生组织起来，控制了南京鼓楼到下关的交通。翌日运动发起后，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纷纷加入，“五四”风潮在南京激烈地鼓荡起来。
是年7月，方东美和左舜生等人先后进入王光祈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并以其不凡的学养，先被选为会刊《少年世界》主编，后又继王光祈、李大钊担任《少年中国》主编，并在两刊发表了《伯格森之哲学》等文章。1920年春，杜威从北京南下讲学，二十出头的方东美被推为“中国哲学会南京分会”代表，用英文致欢迎辞并任翻译，还向杜威介绍了“少中”的情况，光彩之照人，冠绝一时。杜威的演讲给方东美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杜威在金大讲授“西洋哲学史（上古部分）”，方成为其弟子。起初，方对杜威还很推崇，不久乃发现与杜威根本无缘，尤不喜他所提倡的实用主义，很快就扬长而去。
1918年，一位高个子的湖湘人物孤身行至金陵古城，举目无亲的他访古揽胜，徒步环行城墙一周，顺便到南京“少中”分会参访。分会负责人左舜生正是湘人，其他会友均系在校大学生，大家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湘人。当时此君比大家年长些，故会友称之为“毛大哥”。会友们欢聚一堂，高谈阔论，唯毛大哥沉思寡言。大家思忖他只师范毕业，就劝他进大学深造。他引《老残游记》自嘲道：“年纪大了！不中用了！”大家引《三字经》鼓励道：“苏老泉，年二七，才发奋。毛大哥你还不到，说什么‘年纪大了’？有志者，事竟成！”在朋友的怂恿下，他也动心了，“进哪间大学好？”“北京大学！”大家异口同声道。会友们热心帮忙，纷纷解囊相助，把“毛大哥”一直送到蚌埠火车站。“毛大哥”到北平后，由于经济原因无力升学，经人介绍进了北大当图书管理员，并遇到了“少中”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此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日后成为深深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
1920年元月，毛泽东经王光祈引介正式加入“少中”，与方东美成为同人。方东美也因“少中”而结识了当时中国最具理想的一群青年才俊。方东美一生从未参加任何政党组织，唯与“少中”情谊深厚。当然，他后来的悲剧体验使他下决心终身超脱现实政治。
与胡适是“冤家”，对蒋介石不客气
1921年，方东美毕业后，与梁实秋等一道赴美留学。在美国，方东美发愤用功，仅用三年时间就攻下了硕、博两个文凭，奠定了他在西洋哲学方面的终生之基。在威斯康辛大学，他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世界名著，但导师对他说：“要了解西洋哲学，光通英文是不够的，非兼通德文不可。”方东美立即请来一位德文教师，言明每小时报酬5美金。用两小时学会了发音和拼读后，他想文法词汇可以自修，不必浪费钱再请老师，于是很快把那人辞退，并付了10美元报酬。此后他全靠自修，居然学通了德文，半年后，方东美开始直接阅读伯格森、康德、黑格尔、尼采、歌德等人的原著。不知不觉中，他迷上了柏格森哲学。他之属意柏格森，说来有趣，完全拜罗素之赐。因为罗素对柏格森展开犀利的批判，极尽挖苦揶揄之能事，反而引起方的极大好奇。于是他下定决心，非尽读柏氏之书不可，谁知竟因此而终生爱上了柏格森。不久，他就写出了十分出色的硕士论文《柏格森式生命哲学之评述》，标题近似罗素哲学方面的成名作《莱布尼兹哲学之评述》。指导教授对此啧啧称赞，认为不仅内容精彩，文笔亦极优美，马上传给系里其他教师和研究生欣赏。 1924年，方东美束装归国。年仅廿五岁的青年步入武昌高师，自此始终站立于大学讲坛，传道授业，教书育人。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方东美，成了正牌教授，人称“毛头教授”，他也自嘲为“我这毛头小教授”。但“毛头教授”着实有两把刷子，正所谓“剃人头者，人恒剃之”。以前，他当学生时好考老师，现在轮到学生来考他了。该校有个不成文的传统，新进教授第一天上课，要接受全校师生的三关考试：发表一场公开的学术讲演；写一篇论文登在校刊；接受全校师生公开轮流的考问。凡通不过这三关者，均应卷铺盖走路。方东美学问功夫扎实，辩才了得，居然一日之内连闯三关，一举在该校站住脚跟。但他很快又移席南京，成为哲坛健将，并最终成为一代大师。此后数十年的哲学师资，很多即出自他门下，可谓弟子三千，英才无数。
在学界，方东美与胡适是一对冤家。他们有三同之谊：同为安徽老乡，同以哲学为业，同从杜威为师。胡适当时名满天下，大家争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独方东美与胡适的学术立场大相径庭，对哲学本质的理解差异也大，势同水火。二人初次见面，是皖人陈独秀的好朋友汪孟邹从中引荐。汪说，你们都留过美，且都是安徽人。方东美当时年少气盛，觉得胡适在哲学方面的造诣“根本不行”，两人一交谈，方就批评胡。抗战前，有次胡问方：“我最近发表了一篇谈最近哲学发展趋势的文章，你读了没有？”方笑答“读了”。胡适问他认为如何？接着又说：“那是我近来写作最用力的一篇。”方东美觉得这哪里是虚心讨论学术问题，于是故意问：“既然是谈哲学发展趋势，想必对‘哲学’一义有高见，而你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所云，哲学就是人生的问题，从根本着想，求根本解决的问题？”胡默认确是此意。方不客气地讲：“你看，那顶多只够哲学的1/2。”胡很不服气。方得理不饶人地说：“岂止不够1/2？甚至不够1/4，1/8，1/16。”方摆出“痛打落水狗”之势，继续说：“哲学若是只限于人生问题的处理与解决，则与伦理学何异？与公民课何异？何况谈人生，怎能不谈人性论、价值论、宇宙论、本体论、超本体论……”胡听后自嘲地说：“老实说，我近来哪有充分时间看书？我的书多是蹲在马桶盖上看的。”抗战时在庐山会议上，胡适亲自分发事先拟好的一本小册子，碰到方东美时，怯生生地说：“这下又要被你骂了。”
1937年4月，全面抗战前夕，方东美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邀，通过南京首都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大中学生“倾心谈论中国人生哲学”，希望以中华文化的伟大精神来鼓舞全国青年，与日寇生死搏斗。他疾呼道：“有谁敢说，中国人不是最哲学的民族？更有谁敢说，中国民族（以及全人类）的患难不能发挥（中国）哲学的精神以求解除！”讲稿随即由中央广播月刊公布，并于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免费分赠全国中学生。方东美的慷慨呼声，对于抗战时期振奋民心，鼓舞青年之精神，有很大影响。
方东美一生见证过许多大事，与政治人物也多有接触，但他本人始终不失书生本色。他始终是政治的旁观者，而非政治中人。他曾劝朋友罗家伦：“假使一位真正的读书人，若想根据他的理想来搞政治，柏拉图就是一个前车之鉴。”要从事实际的政治工作，要有能耐，肯拿头出来，而“当主张不能实现时，必须降身为奴”。其实这就是方东美的夫子自道。罗曾做过蒋介石的秘书，而方东美则曾是“帝王师”。方东美和国民党关系匪浅，同蒋介石有师生之谊，但他终生没有加入过国民党。
多年任教之后，方东美已从“毛头教授”成为中央大学的“四大金刚”之一，更是首都哲学界的头面人物。是时，蒋介石诚意拜方东美为师，以提高自身的哲学修养。然而不久，蒋就遭遇了西安事变。蒋因此受惊，腰伤未愈，此事未能如期进行。蒋介石后来师从方东美学习《易经》、王阳明与辩证哲学，每每讲课前，还给方东美执学生之礼，方东美以布衣身份给蒋行见国家元首之礼，两礼并行，一时传为佳话。其后，蒋自兼中央大学校长，某次到校视察讲话，侍从依军校之规，命人将大礼堂的座椅悉数搬出，让师生立姿接受训话。时任该校哲学所所长的方东美见此情景，顿时勃然大怒，厉声喝问：“来者何人？”答曰：“蒋校长。”他一听更是来气：“既是校长，岂可不尊师，成何体统？我这个所长不干了！”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座椅虽然立时恢复，但方东美硬是在老蒋面前辞掉了所长一职，老蒋亦莫可奈何。
与政治划清界限
1948年，方东美赴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系主任和研究所所长。方与朱光潜是同乡、同学、同行，两人关系极好，于诗学、哲学亦颇多切磋。朱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方东美就热情邀请朱来台大任教，不料遭文学院院长沈刚伯的妒忌，不予同意。方东美愤极，立辞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长一职，并与沈某永远绝交。
方东美与罗家伦关系极好。到台大后又与校长傅斯年结下了深厚友谊——两人是上下级，加上彼此夫人是同学，所以经常同餐共食，坦率交谈。傅斯年刚接手台大，满腔豪言壮语：“要把台大办成世界第一流学府！”方东美却毫不留情地给“大炮”泼冷水：“我看你办不成！”傅不解，问原因为何？方痛惜地说：“请看北平城危时，政府派专机抢救学者，机上所坐何人，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傅闻后沉默不语，黯然神伤。
方东美与国民党许多高层人物有密切联系，但从未因此而牺牲人格上的独立，绝不轻易依附于权贵。他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愈到晚年，愈对现实极为不满，而且不屑于掩饰自己的不满，对当时官方专权腐败、学界溜须拍马的风气时有抨击。1977年台湾举行纪念罗家伦的座谈会，老人家越说越气，最后发飙道：大陆时期许多名校长，办学都非常尽责有分寸，广延名师，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但在今天的台湾，我老实不客气地说，我在台大教了近三十年的书，我不承认台湾有大学。因为在台湾做大学校长的是什么人？这些做大学校长的只知逢迎上司，而没有一个对学问表示重视。”他说台湾是“文化沙漠”，而“最高学府”台大则是“留美预备部”，甚至连当年清华的留美预备部还不如：当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到美国留学还都挑名校，而“台湾的留美预备班”毕业生则为了出去不择手段，连许多四五流的美国学校也进。 在大陆时，国民党高层曾派人送一个党证给他，来人坚请他务必收下，说不然回去不好交差。一年后，国民党办党员归队登记，方东美不理不睬。国民党内马上有人放话：“方东美为何不归队？”方东美正义凛然地回敬道：“我从未申请入党，何谈归队？那个党证是你们硬塞给我的！”到台湾后，蒋介石重新整理国民党，在全岛进行“党员归队”登记。有人旧话重提，早年曾与方东美共事的谷正纲替他说话：“为什么不留几个书呆子让他们在党外呢？”这样一来，这个大大的“书呆子”终于可以逍遥于党争之外，构筑他灿烂高妙的哲学世界了。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每年教师节或年初，蒋介石都要宴请各大专院校资深教授。1951年初，在敬师宴上，蒋乘机向方东美问学，出示一本《唯物论辩证法批判》征求意见。方东美翻阅后直言：“这是彻头彻尾宣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点，哪里是批判？”蒋倒也不恼，乃请这位擅长演讲的“东方黑格尔”就“辩证法与黑格尔哲学”为题，即兴在会上作了学术演讲。蒋还让他把演讲的文章整理发表，方东美表示文字还需要润色。谁料他一回去就感冒病倒了，外加患上青光眼，迟迟未能交稿。这时妒忌者进谗言，诬陷方东美不肯发表有关黑格尔的论文、不肯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人乃旧识……天性多疑的蒋开始不满地质疑道：“方先生有什么不方便的吗？”从那以后，方东美发现在他住宅附近经常停着一部三轮车，车夫不拉车，一直躺着休息，他明白自己是被盯上了。等他病愈后，才将文章写好发表。这次遭遇，让方东美坚定了与政治划清界限的决心，他给自己立下戒条：十年内不作公开讲演，不接受刊物邀稿，即便总统府邀请讲学，也断然谢绝。此外他还增加了一项新爱好——养狗，买了许多养狗的书认真研究，并打趣说：“有时跟狗做朋友，比跟人还好。”他生活简朴单纯，很少有应酬。有次他留弟子傅佩荣在家吃饭。但老先生总共只有三菜一汤，哪敢放开肚皮吃呀，只好象征性地意思了一下。告辞后，弟子赶快又去补吃了一碗面。
这样一来，曾经地位显赫的大哲常常独来独往于台大校园，以至于很多台大文学院的学生根本不知他们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大佬”。相对于他弟子（陈康）的弟子（唐君毅）的弟子殷海光来说，他的确不够大红大紫，有时他甚至不及殷海光的弟子李敖有名。不过有趣的是，几年后的某日，一名学生为了某个问题去请教哲学系的方东美。不料，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对同一问题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无奈之下，学生只好跑去请方教授再次确认自己的答案。方得知缘由后，毫不犹豫地答复道：“请转告他：这是你老师讲的。他若问你，你的老师姓谁——姓方；哪里人——安徽桐城。那就够了！”有人这样评价方东美：“他学问真好。不在中文系，可中文比中文系教授好；不在外文系，可外文比外文系教授好；不在西洋，可西洋哲学比西洋人好；不在和尚庙，可佛学比和尚好。”
巡回东西海岸的文化大使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力图恢复其反共思想体系。1967年7月，台湾各界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蒋亲任会长，继续鼓吹“四维八德”，曲解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为“革命哲学”，以实行独裁统治。方东美敏锐发觉到传统成了国民党强化权威的手段，故对当局曲解传统深感不满。蒋在此次运动中亲自挂帅，当然也希望自己的老师方东美出山。他授意“总统府”秘书处人员打电话邀请方去作学术讲演。方东美问讲什么，多长时间。答曰：“讲中国文化，30分钟。”“30分钟能讲中国文化，那就不是中国文化！你们哪是在提倡中国文化？你们是在毁灭中国文化！”方东美怒气冲天地说，“你们又没事先问问我有没有时间？口口声声要尊重学术，却只会骚扰学者。要对我下命令呀！”碰了一鼻子灰的办公人员事后还得亲自到他府上道歉。方东美有胆识不买当局的账，不仅因他是位铁骨嶙峋的知识分子，更因为他在港台知识界影响极大，大批享誉一时的学者均为其友徒。当局对他虽不感冒，但也拿他没辙。
1964年6月，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美、欧、日、印、港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出席会议，世界各地的哲学精英云集此地。其中来自港台的中国学者阵容异常强大，有方东美、谢幼伟、梅贻宝、吴经熊等十二人，是自创会以来中国人与会最多的一次。其中，台湾哲人方东美异常引人瞩目，年逾花甲的他仍一头黑发，儒雅翩翩。他携弟子唐君毅、成中英和刘述先等来参加几年一次的“武林大会”，与各国高手切磋技艺。学界也是不见硝烟的战场，不同文化不同观点之间的攻防博弈日渐白热化。这种交手不仅关乎个人的学术声誉，也关乎国家民族的尊严和文化的品质价值。在会上，有位年逾九旬的东方老者备受关注，他是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他在会上以“禅”为题作演讲，很多名家为之折服。正当大家追捧这位学者时，来自台湾的方东美宣读雄文《中国形而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以大乘佛教的思想为主，兼容孔孟老庄、魏晋玄学，构筑了中国思想体系，并描绘了一幅理想文化中的蓝图。方东美说：大乘佛教主张以悲天悯人的精神，把现实生活的灾难痛苦洗刷净尽之后，出现纯洁的本心，这就是佛教的净土世界。他旁征博引的陈辞、典雅优美的英文、精妙奇思的哲理，震惊了在场的各国学者。
但他所宣扬的生生和谐、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观却被一些人异议。伦敦大学教授芬里带有讽刺意味地质问：“难道中国人未遇痛苦、灾难，亦未接触过世界的罪恶，中国哲学似乎是一套美梦。”方东美闻后不卑不亢地借歌德的名言反驳道：“古希腊民族之伟大天才正表现于善做人生之美梦。”接着他又引用牛津大学教授多士说过的一段故事：一次多士在伦敦博物馆欣赏希腊雕刻品，正当他无限神往陶醉其中时，忽然有个无知少年闯来鲁莽地问他：“对着这别人不要的旧古董，有什么值得这么专注痴迷的？”方东美反问芬里教授应该如何说服这位少年。话语刚毕，满场大笑，掌声雷动。芬里恼羞成怒斥道：“我是堂堂学者，岂是无知少年？”方不依不饶地说：“在正式谈论中国文化的场合，你怎么不是一个无知少年？不但从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的眼光看如此，即使我方某人看也是如此！”芬里被气得哑口无言，悻悻走人。方东美这次在国际学术擂台上挫败对手，舌战群儒，其渊博的学养和犀利的辩才，让各国同行对中国学者不得不刮目相看。会后，很多西方学者排队争着和方东美握手致意，连声说：“我们佩服你的反攻！”甚至那蜚声世界、不无傲岸的大师铃木大拙也赞不绝口称颂他的文章“冠绝一时，允称独步”，并亲派女秘书持名片到方东美的寓所，表示对这位中国学者的赞赏。
方东美曾自诩道：“在家学渊源上，我是个儒家；在资性气质上，我是个道家；在宗教兴趣上，我是个佛家；在治学训练上，我又是个西家。”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甚至夸张地说：“我们到美国去访问的学者，除方先生一人之外，别的都替国家丢了人！”如此的学养和英文造诣，自然使他在国外任何场合都绝不给中国丢脸。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务院邀请方东美赴美讲学，访问37所著名大学，像文化亲善大使一般巡回东西海岸。享有如此殊荣的中国学人，屈指可数。但在办理入境签证时，工作人员递过一份《时代》杂志说：“请把这段给我念一下。”方东美把杂志扔回去，二话不说拿起行李就离去。美国国务院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主讲人，这才知道有位老先生拒考英语，故没给办签证。负责人立马把下属训斥一顿。方东美在美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后，硬是凭着他的“两把刷子”，让洋学生大开眼界，甚至把系里系外的教授都吸引来了。一年聘约期满后，校方强烈要求延聘一年，校长特别举行茶会颁赠他“最杰出的客座教授”荣誉。
方东美由诗心而入哲境，他会通儒、释、道，融合中、印、西洋文化而形成了宏大的生命美学及比较哲学体系。他还是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享有“诗人哲学家”、“东方诗哲”之美誉。他一生不写日记、不写自传、不做读书笔记，上课也没有讲义；他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内心的精神世界，只偶尔反映在那上千首凝练精美的诗词里——《坚白精舍诗集》。1974年元宵，他赋诗一首，云：“浩渺晶莹造化新，无云无霰亦无尘，一心璀璨花千树，六合飘香天地春。”多年后，钱钟书看到他的诗歌后慨叹：“中国古典诗人如方先生者，今后绝矣！”
方东美生命的最后三十年，基本都在台湾度过。此间，他虽成就斐然，但生活是清苦的，内心是缺憾的。他目睹“国破家残”、花果飘零，每每感时伤怀。赴台后，他只能看花思故园，难消苦海望乡之痛。1977年初，方东美体检时，发现已到绝症晚期。他逝世后，其子方天华在方门弟子的陪同下，依其遗嘱捧其骨灰，撒于海峡与金门之间，沉入靠大陆一侧的海湾，让海浪送其回大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上世纪的中国，方东美堪称一位满身故事的奇人。他生在桐城世家，幼承庭训，3岁读《诗经》，12岁就读完了“十三经”，从小深沐中国传统诗教的熏陶。
1917年，方东美年十八，考入金陵大学哲学系。当时有位留英博士上课讲《诗经》。开课不久，有一天教授在台上讲，台下有人低声说“错了！”教授皱了一下眉，继续讲下去，台下又有人说：“错了！”教授怒问：“谁说我讲错了，谁就来讲！”方东美站起来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来听课的。”教授气更大了：“你既能说我讲错了，你就应该上来讲！”方东美被同学一致推举上台来。他从容走上讲台，先向教授鞠躬，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辞义清晰又趣味盎然。下课钟响，教授走出教室，方东美得到全班如雷的掌声。于是，方东美国学根基深厚之名声，传遍全校。
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宗教气氛十分浓厚，每逢星期天，师生们都要去礼堂祈祷。训导处则派人在礼堂里巡视，查看是否“虔诚”，稍有不慎，轻则警告，重则开除。很多学生都厌恶这种枯燥乏味的仪式，方东美也不例外，但又不敢违规不去。每次做礼拜，他总是想方设法另辟蹊径“开小灶”，为自己寻找一个隐蔽的位置偷偷看书。一次，训导员过来了，“祈祷时偷看小说，这还得了！”为了杀一儆百，训导处极力主张开除方东美。幸亏一位美籍教师挺身相保，才让他侥幸躲过劫难。不承想，这场风波让方东美因祸得福。校长鲍伦召见这位调皮捣蛋的学生，问他何以专门跟学校捣乱作对。方东美侃侃而谈，把此种管理的弊端和危机一一道来。校长听后连连称是，不但不怪罪这位才华出众的学生，反而非常欣赏，对各系老师说：今后若是金陵大学想聘请中文教员，最好先征询方东美的意见。多年后，方东美忆及此事，还风趣地说：“我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做礼拜时读完的！”
方东美在大学里以富有正义感闻名，被同学戏称为“方怒美”。“五四”和“少年中国学会”是影响近代中国的两件大事，青年方东美一件也没落下。“五四”在北方得力于李大钊等人；在南方则完全得力于“少中”，而方东美就是此中“主谋”。那时他正是金陵大学的风云人物，不仅学业超群，而且深怀济世理想，关切时局国运。风起云涌的“五四”次日，从北方南下的学生领袖罗家伦、段锡鹏等找到学生领袖方东美，一起坐镇南京，策划东南一带的学运。此时，金大校方觉察到情况异样，乃宣布因时局不稳，从即日起放假。在这关键时刻，方东美带着大批同学来到一位洋教授家里，要他向校方要求取消放假决定，否则就打人。“方怒美”把此君吓坏了，连忙答应。南京五四运动的大本营遂稳定下来。方东美等人把学生组织起来，控制了南京鼓楼到下关的交通。翌日运动发起后，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纷纷加入，“五四”风潮在南京激烈地鼓荡起来。
是年7月，方东美和左舜生等人先后进入王光祈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并以其不凡的学养，先被选为会刊《少年世界》主编，后又继王光祈、李大钊担任《少年中国》主编，并在两刊发表了《伯格森之哲学》等文章。1920年春，杜威从北京南下讲学，二十出头的方东美被推为“中国哲学会南京分会”代表，用英文致欢迎辞并任翻译，还向杜威介绍了“少中”的情况，光彩之照人，冠绝一时。杜威的演讲给方东美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杜威在金大讲授“西洋哲学史（上古部分）”，方成为其弟子。起初，方对杜威还很推崇，不久乃发现与杜威根本无缘，尤不喜他所提倡的实用主义，很快就扬长而去。
1918年，一位高个子的湖湘人物孤身行至金陵古城，举目无亲的他访古揽胜，徒步环行城墙一周，顺便到南京“少中”分会参访。分会负责人左舜生正是湘人，其他会友均系在校大学生，大家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湘人。当时此君比大家年长些，故会友称之为“毛大哥”。会友们欢聚一堂，高谈阔论，唯毛大哥沉思寡言。大家思忖他只师范毕业，就劝他进大学深造。他引《老残游记》自嘲道：“年纪大了！不中用了！”大家引《三字经》鼓励道：“苏老泉，年二七，才发奋。毛大哥你还不到，说什么‘年纪大了’？有志者，事竟成！”在朋友的怂恿下，他也动心了，“进哪间大学好？”“北京大学！”大家异口同声道。会友们热心帮忙，纷纷解囊相助，把“毛大哥”一直送到蚌埠火车站。“毛大哥”到北平后，由于经济原因无力升学，经人介绍进了北大当图书管理员，并遇到了“少中”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此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日后成为深深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
1920年元月，毛泽东经王光祈引介正式加入“少中”，与方东美成为同人。方东美也因“少中”而结识了当时中国最具理想的一群青年才俊。方东美一生从未参加任何政党组织，唯与“少中”情谊深厚。当然，他后来的悲剧体验使他下决心终身超脱现实政治。
与胡适是“冤家”，对蒋介石不客气
1921年，方东美毕业后，与梁实秋等一道赴美留学。在美国，方东美发愤用功，仅用三年时间就攻下了硕、博两个文凭，奠定了他在西洋哲学方面的终生之基。在威斯康辛大学，他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世界名著，但导师对他说：“要了解西洋哲学，光通英文是不够的，非兼通德文不可。”方东美立即请来一位德文教师，言明每小时报酬5美金。用两小时学会了发音和拼读后，他想文法词汇可以自修，不必浪费钱再请老师，于是很快把那人辞退，并付了10美元报酬。此后他全靠自修，居然学通了德文，半年后，方东美开始直接阅读伯格森、康德、黑格尔、尼采、歌德等人的原著。不知不觉中，他迷上了柏格森哲学。他之属意柏格森，说来有趣，完全拜罗素之赐。因为罗素对柏格森展开犀利的批判，极尽挖苦揶揄之能事，反而引起方的极大好奇。于是他下定决心，非尽读柏氏之书不可，谁知竟因此而终生爱上了柏格森。不久，他就写出了十分出色的硕士论文《柏格森式生命哲学之评述》，标题近似罗素哲学方面的成名作《莱布尼兹哲学之评述》。指导教授对此啧啧称赞，认为不仅内容精彩，文笔亦极优美，马上传给系里其他教师和研究生欣赏。 1924年，方东美束装归国。年仅廿五岁的青年步入武昌高师，自此始终站立于大学讲坛，传道授业，教书育人。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方东美，成了正牌教授，人称“毛头教授”，他也自嘲为“我这毛头小教授”。但“毛头教授”着实有两把刷子，正所谓“剃人头者，人恒剃之”。以前，他当学生时好考老师，现在轮到学生来考他了。该校有个不成文的传统，新进教授第一天上课，要接受全校师生的三关考试：发表一场公开的学术讲演；写一篇论文登在校刊；接受全校师生公开轮流的考问。凡通不过这三关者，均应卷铺盖走路。方东美学问功夫扎实，辩才了得，居然一日之内连闯三关，一举在该校站住脚跟。但他很快又移席南京，成为哲坛健将，并最终成为一代大师。此后数十年的哲学师资，很多即出自他门下，可谓弟子三千，英才无数。
在学界，方东美与胡适是一对冤家。他们有三同之谊：同为安徽老乡，同以哲学为业，同从杜威为师。胡适当时名满天下，大家争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独方东美与胡适的学术立场大相径庭，对哲学本质的理解差异也大，势同水火。二人初次见面，是皖人陈独秀的好朋友汪孟邹从中引荐。汪说，你们都留过美，且都是安徽人。方东美当时年少气盛，觉得胡适在哲学方面的造诣“根本不行”，两人一交谈，方就批评胡。抗战前，有次胡问方：“我最近发表了一篇谈最近哲学发展趋势的文章，你读了没有？”方笑答“读了”。胡适问他认为如何？接着又说：“那是我近来写作最用力的一篇。”方东美觉得这哪里是虚心讨论学术问题，于是故意问：“既然是谈哲学发展趋势，想必对‘哲学’一义有高见，而你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所云，哲学就是人生的问题，从根本着想，求根本解决的问题？”胡默认确是此意。方不客气地讲：“你看，那顶多只够哲学的1/2。”胡很不服气。方得理不饶人地说：“岂止不够1/2？甚至不够1/4，1/8，1/16。”方摆出“痛打落水狗”之势，继续说：“哲学若是只限于人生问题的处理与解决，则与伦理学何异？与公民课何异？何况谈人生，怎能不谈人性论、价值论、宇宙论、本体论、超本体论……”胡听后自嘲地说：“老实说，我近来哪有充分时间看书？我的书多是蹲在马桶盖上看的。”抗战时在庐山会议上，胡适亲自分发事先拟好的一本小册子，碰到方东美时，怯生生地说：“这下又要被你骂了。”
1937年4月，全面抗战前夕，方东美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邀，通过南京首都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大中学生“倾心谈论中国人生哲学”，希望以中华文化的伟大精神来鼓舞全国青年，与日寇生死搏斗。他疾呼道：“有谁敢说，中国人不是最哲学的民族？更有谁敢说，中国民族（以及全人类）的患难不能发挥（中国）哲学的精神以求解除！”讲稿随即由中央广播月刊公布，并于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免费分赠全国中学生。方东美的慷慨呼声，对于抗战时期振奋民心，鼓舞青年之精神，有很大影响。
方东美一生见证过许多大事，与政治人物也多有接触，但他本人始终不失书生本色。他始终是政治的旁观者，而非政治中人。他曾劝朋友罗家伦：“假使一位真正的读书人，若想根据他的理想来搞政治，柏拉图就是一个前车之鉴。”要从事实际的政治工作，要有能耐，肯拿头出来，而“当主张不能实现时，必须降身为奴”。其实这就是方东美的夫子自道。罗曾做过蒋介石的秘书，而方东美则曾是“帝王师”。方东美和国民党关系匪浅，同蒋介石有师生之谊，但他终生没有加入过国民党。
多年任教之后，方东美已从“毛头教授”成为中央大学的“四大金刚”之一，更是首都哲学界的头面人物。是时，蒋介石诚意拜方东美为师，以提高自身的哲学修养。然而不久，蒋就遭遇了西安事变。蒋因此受惊，腰伤未愈，此事未能如期进行。蒋介石后来师从方东美学习《易经》、王阳明与辩证哲学，每每讲课前，还给方东美执学生之礼，方东美以布衣身份给蒋行见国家元首之礼，两礼并行，一时传为佳话。其后，蒋自兼中央大学校长，某次到校视察讲话，侍从依军校之规，命人将大礼堂的座椅悉数搬出，让师生立姿接受训话。时任该校哲学所所长的方东美见此情景，顿时勃然大怒，厉声喝问：“来者何人？”答曰：“蒋校长。”他一听更是来气：“既是校长，岂可不尊师，成何体统？我这个所长不干了！”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座椅虽然立时恢复，但方东美硬是在老蒋面前辞掉了所长一职，老蒋亦莫可奈何。
与政治划清界限
1948年，方东美赴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系主任和研究所所长。方与朱光潜是同乡、同学、同行，两人关系极好，于诗学、哲学亦颇多切磋。朱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方东美就热情邀请朱来台大任教，不料遭文学院院长沈刚伯的妒忌，不予同意。方东美愤极，立辞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长一职，并与沈某永远绝交。
方东美与罗家伦关系极好。到台大后又与校长傅斯年结下了深厚友谊——两人是上下级，加上彼此夫人是同学，所以经常同餐共食，坦率交谈。傅斯年刚接手台大，满腔豪言壮语：“要把台大办成世界第一流学府！”方东美却毫不留情地给“大炮”泼冷水：“我看你办不成！”傅不解，问原因为何？方痛惜地说：“请看北平城危时，政府派专机抢救学者，机上所坐何人，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傅闻后沉默不语，黯然神伤。
方东美与国民党许多高层人物有密切联系，但从未因此而牺牲人格上的独立，绝不轻易依附于权贵。他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愈到晚年，愈对现实极为不满，而且不屑于掩饰自己的不满，对当时官方专权腐败、学界溜须拍马的风气时有抨击。1977年台湾举行纪念罗家伦的座谈会，老人家越说越气，最后发飙道：大陆时期许多名校长，办学都非常尽责有分寸，广延名师，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但在今天的台湾，我老实不客气地说，我在台大教了近三十年的书，我不承认台湾有大学。因为在台湾做大学校长的是什么人？这些做大学校长的只知逢迎上司，而没有一个对学问表示重视。”他说台湾是“文化沙漠”，而“最高学府”台大则是“留美预备部”，甚至连当年清华的留美预备部还不如：当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到美国留学还都挑名校，而“台湾的留美预备班”毕业生则为了出去不择手段，连许多四五流的美国学校也进。 在大陆时，国民党高层曾派人送一个党证给他，来人坚请他务必收下，说不然回去不好交差。一年后，国民党办党员归队登记，方东美不理不睬。国民党内马上有人放话：“方东美为何不归队？”方东美正义凛然地回敬道：“我从未申请入党，何谈归队？那个党证是你们硬塞给我的！”到台湾后，蒋介石重新整理国民党，在全岛进行“党员归队”登记。有人旧话重提，早年曾与方东美共事的谷正纲替他说话：“为什么不留几个书呆子让他们在党外呢？”这样一来，这个大大的“书呆子”终于可以逍遥于党争之外，构筑他灿烂高妙的哲学世界了。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每年教师节或年初，蒋介石都要宴请各大专院校资深教授。1951年初，在敬师宴上，蒋乘机向方东美问学，出示一本《唯物论辩证法批判》征求意见。方东美翻阅后直言：“这是彻头彻尾宣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点，哪里是批判？”蒋倒也不恼，乃请这位擅长演讲的“东方黑格尔”就“辩证法与黑格尔哲学”为题，即兴在会上作了学术演讲。蒋还让他把演讲的文章整理发表，方东美表示文字还需要润色。谁料他一回去就感冒病倒了，外加患上青光眼，迟迟未能交稿。这时妒忌者进谗言，诬陷方东美不肯发表有关黑格尔的论文、不肯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人乃旧识……天性多疑的蒋开始不满地质疑道：“方先生有什么不方便的吗？”从那以后，方东美发现在他住宅附近经常停着一部三轮车，车夫不拉车，一直躺着休息，他明白自己是被盯上了。等他病愈后，才将文章写好发表。这次遭遇，让方东美坚定了与政治划清界限的决心，他给自己立下戒条：十年内不作公开讲演，不接受刊物邀稿，即便总统府邀请讲学，也断然谢绝。此外他还增加了一项新爱好——养狗，买了许多养狗的书认真研究，并打趣说：“有时跟狗做朋友，比跟人还好。”他生活简朴单纯，很少有应酬。有次他留弟子傅佩荣在家吃饭。但老先生总共只有三菜一汤，哪敢放开肚皮吃呀，只好象征性地意思了一下。告辞后，弟子赶快又去补吃了一碗面。
这样一来，曾经地位显赫的大哲常常独来独往于台大校园，以至于很多台大文学院的学生根本不知他们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大佬”。相对于他弟子（陈康）的弟子（唐君毅）的弟子殷海光来说，他的确不够大红大紫，有时他甚至不及殷海光的弟子李敖有名。不过有趣的是，几年后的某日，一名学生为了某个问题去请教哲学系的方东美。不料，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对同一问题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无奈之下，学生只好跑去请方教授再次确认自己的答案。方得知缘由后，毫不犹豫地答复道：“请转告他：这是你老师讲的。他若问你，你的老师姓谁——姓方；哪里人——安徽桐城。那就够了！”有人这样评价方东美：“他学问真好。不在中文系，可中文比中文系教授好；不在外文系，可外文比外文系教授好；不在西洋，可西洋哲学比西洋人好；不在和尚庙，可佛学比和尚好。”
巡回东西海岸的文化大使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力图恢复其反共思想体系。1967年7月，台湾各界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蒋亲任会长，继续鼓吹“四维八德”，曲解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为“革命哲学”，以实行独裁统治。方东美敏锐发觉到传统成了国民党强化权威的手段，故对当局曲解传统深感不满。蒋在此次运动中亲自挂帅，当然也希望自己的老师方东美出山。他授意“总统府”秘书处人员打电话邀请方去作学术讲演。方东美问讲什么，多长时间。答曰：“讲中国文化，30分钟。”“30分钟能讲中国文化，那就不是中国文化！你们哪是在提倡中国文化？你们是在毁灭中国文化！”方东美怒气冲天地说，“你们又没事先问问我有没有时间？口口声声要尊重学术，却只会骚扰学者。要对我下命令呀！”碰了一鼻子灰的办公人员事后还得亲自到他府上道歉。方东美有胆识不买当局的账，不仅因他是位铁骨嶙峋的知识分子，更因为他在港台知识界影响极大，大批享誉一时的学者均为其友徒。当局对他虽不感冒，但也拿他没辙。
1964年6月，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美、欧、日、印、港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出席会议，世界各地的哲学精英云集此地。其中来自港台的中国学者阵容异常强大，有方东美、谢幼伟、梅贻宝、吴经熊等十二人，是自创会以来中国人与会最多的一次。其中，台湾哲人方东美异常引人瞩目，年逾花甲的他仍一头黑发，儒雅翩翩。他携弟子唐君毅、成中英和刘述先等来参加几年一次的“武林大会”，与各国高手切磋技艺。学界也是不见硝烟的战场，不同文化不同观点之间的攻防博弈日渐白热化。这种交手不仅关乎个人的学术声誉，也关乎国家民族的尊严和文化的品质价值。在会上，有位年逾九旬的东方老者备受关注，他是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他在会上以“禅”为题作演讲，很多名家为之折服。正当大家追捧这位学者时，来自台湾的方东美宣读雄文《中国形而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以大乘佛教的思想为主，兼容孔孟老庄、魏晋玄学，构筑了中国思想体系，并描绘了一幅理想文化中的蓝图。方东美说：大乘佛教主张以悲天悯人的精神，把现实生活的灾难痛苦洗刷净尽之后，出现纯洁的本心，这就是佛教的净土世界。他旁征博引的陈辞、典雅优美的英文、精妙奇思的哲理，震惊了在场的各国学者。
但他所宣扬的生生和谐、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观却被一些人异议。伦敦大学教授芬里带有讽刺意味地质问：“难道中国人未遇痛苦、灾难，亦未接触过世界的罪恶，中国哲学似乎是一套美梦。”方东美闻后不卑不亢地借歌德的名言反驳道：“古希腊民族之伟大天才正表现于善做人生之美梦。”接着他又引用牛津大学教授多士说过的一段故事：一次多士在伦敦博物馆欣赏希腊雕刻品，正当他无限神往陶醉其中时，忽然有个无知少年闯来鲁莽地问他：“对着这别人不要的旧古董，有什么值得这么专注痴迷的？”方东美反问芬里教授应该如何说服这位少年。话语刚毕，满场大笑，掌声雷动。芬里恼羞成怒斥道：“我是堂堂学者，岂是无知少年？”方不依不饶地说：“在正式谈论中国文化的场合，你怎么不是一个无知少年？不但从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的眼光看如此，即使我方某人看也是如此！”芬里被气得哑口无言，悻悻走人。方东美这次在国际学术擂台上挫败对手，舌战群儒，其渊博的学养和犀利的辩才，让各国同行对中国学者不得不刮目相看。会后，很多西方学者排队争着和方东美握手致意，连声说：“我们佩服你的反攻！”甚至那蜚声世界、不无傲岸的大师铃木大拙也赞不绝口称颂他的文章“冠绝一时，允称独步”，并亲派女秘书持名片到方东美的寓所，表示对这位中国学者的赞赏。
方东美曾自诩道：“在家学渊源上，我是个儒家；在资性气质上，我是个道家；在宗教兴趣上，我是个佛家；在治学训练上，我又是个西家。”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甚至夸张地说：“我们到美国去访问的学者，除方先生一人之外，别的都替国家丢了人！”如此的学养和英文造诣，自然使他在国外任何场合都绝不给中国丢脸。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务院邀请方东美赴美讲学，访问37所著名大学，像文化亲善大使一般巡回东西海岸。享有如此殊荣的中国学人，屈指可数。但在办理入境签证时，工作人员递过一份《时代》杂志说：“请把这段给我念一下。”方东美把杂志扔回去，二话不说拿起行李就离去。美国国务院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主讲人，这才知道有位老先生拒考英语，故没给办签证。负责人立马把下属训斥一顿。方东美在美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后，硬是凭着他的“两把刷子”，让洋学生大开眼界，甚至把系里系外的教授都吸引来了。一年聘约期满后，校方强烈要求延聘一年，校长特别举行茶会颁赠他“最杰出的客座教授”荣誉。
方东美由诗心而入哲境，他会通儒、释、道，融合中、印、西洋文化而形成了宏大的生命美学及比较哲学体系。他还是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享有“诗人哲学家”、“东方诗哲”之美誉。他一生不写日记、不写自传、不做读书笔记，上课也没有讲义；他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内心的精神世界，只偶尔反映在那上千首凝练精美的诗词里——《坚白精舍诗集》。1974年元宵，他赋诗一首，云：“浩渺晶莹造化新，无云无霰亦无尘，一心璀璨花千树，六合飘香天地春。”多年后，钱钟书看到他的诗歌后慨叹：“中国古典诗人如方先生者，今后绝矣！”
方东美生命的最后三十年，基本都在台湾度过。此间，他虽成就斐然，但生活是清苦的，内心是缺憾的。他目睹“国破家残”、花果飘零，每每感时伤怀。赴台后，他只能看花思故园，难消苦海望乡之痛。1977年初，方东美体检时，发现已到绝症晚期。他逝世后，其子方天华在方门弟子的陪同下，依其遗嘱捧其骨灰，撒于海峡与金门之间，沉入靠大陆一侧的海湾，让海浪送其回大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