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记得当时流行着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几句顺口溜：手带一百一，脚踩一百七，身背半导体，头顶克拉米。意思是说如果有人手上戴的是价格110元红宝石牌手表，脚踏的是价格170元永久牌自行车，身上背的是小型半导体收音机，还撑着一把黑色的洋伞，那他大概就可算得上是有资产阶级法权的行为了。
　　当时，整个社会物资匮乏，农村的生活水平更是低下，农村的姑娘小伙一般把“手表、自行車和缝纫机”作为成家时的三大件，不像现在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金子、车子、房子”这三大件。那时的农村，“农业学大寨”方兴未艾，年底按工分分红，一个生产队能有几辆自行车，那就是经济条件相当不错的生产队了。当时，我大哥在生产大队当干部，为方便工作和生活，他通过关系，花176元买了一辆永久牌载重自行车（轻便的永久牌自行车的价格是170元）。
　　我对自行车羡慕已久。因此，经常乘大哥不用时，便把车推到月光下学着骑。我学车分三步：第一步是推着自行车走，由不稳当到稳当;第二步是一只脚踩在踏板上，另一只脚用力蹬地面，然后站立在踏板上让车滑;第三步让同伴扶着自行车的后架跟着自行车跑，然后慢慢放手。这样做当然学得要慢一些，但这样学，不会因频繁摔倒损坏自行车，毕竟自行车不是我的。
　　23岁时，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在一所县重点高中。婚后，我妻子仍在老家，离我工作的学校有30多里，来回很不便利。为此，我下大决心，花大价钱，添置了我人生中第一件最重要的高档商品——一辆价格为176元的永久牌载重自行车（当时，自行车只有永久、飞鸽、凤凰等三大品牌）。那时，我的月工资只有29.5元。不过这辆永久牌自行车比起同行们喜欢讥讽的“除铃铛不响，到处都响”的137元的武汉牌自行车来，让我多少有一些时尚的感觉。
　　对于这辆自行车，我对它是爱护有加。每天我都将它擦拭得干干净净，还定期上油打蜡，让车光亮光亮的。它于我来说更是贡献巨大。我骑着这辆自行车往返于老家和学校近三年，骑着这辆自行车经常走村入户家访，骑着这辆自行车到兄弟学校听课学习，甚至骑着这辆自行车赴50余里远的县城参加进修考试，还骑着这辆自行车跑遍学校招生区域的乡镇。记得一年暑期的某日，我骑着这个自行车到一个偏远的乡镇招补习生，在一个下坡路段，可能是刹车太急，一个倒栽葱，连车带人冲进了路边的一个水塘，好在人无恙、车未损。我在四野无人的荒村，在烈日下穿着一条短裤坐在田埂上，待洗净的衣服晒干后，才骑车返回学校。
　　对于这辆自行车，我对它是从依赖到留恋。它作为我的代步工具，跟随我风风雨雨八年多时间，直至我做了学校干部，按政策规定配给我一辆二六型的轻便的永久牌单车时，我才和早已锈迹斑斑、伤痕累累的这辆永久牌载重自行车作永久地告别。
　　之后，学校购置了小车，我与自行车的亲密程度渐渐疏远，尔后慢慢告别了我的自行车时代。
　　年岁渐大，我又萌生了对自行车的种种怀念之情。虽然内退后为了再就业的方便，自己添置了小车，但为了缓解“在家里电脑前坐、学校里办公室坐、上下班途中车里坐”的单一姿势，我曾购买过两辆自行车，并且一辆比一辆高档。一是想强迫自己多动一动，以锻炼渐渐僵硬的身子骨和日渐松弛的肌肉;二是想从绿色环保的角度出发，做一点于节能减排有意义的事情;三是想改善一下心情，因为自行车既可行驶于宽阔街道又可穿梭于里巷胡同，随行随停，既无堵车之烦恼，也无停车之担忧。
　　其实，我对于自行车的怀念和眷顾之情，更多或者说更重要的是来自欲改变生活节奏的心态。我总觉得现在的生活节奏过快，我们需要以一定的形式让生活和心灵慢下来，用一种从容、淡定的心态和走走停停的姿态来慢慢欣赏沿途的风光以致人生的景致。
　　啊，自行车！我那尽职尽责、默默无语的忠诚挚友，你给了我青年时代和那个岁月急需的帮助，也将带给我老年时代的陪伴和慰藉。在这共享单车来临的时代，我会更加保持对你的那份特殊的情感和由衷的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