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六月，《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凌志军的力作《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下称《沉浮》）在人民日报出版社重新出版。算上二○○八年七月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第二版，人民日报出版社版已经是这本书的第三版了。此书初版，是由我就职的东方出版中心于一九九八年出品，距今正好过去了整整十五年。在此期间，这本书引发了一场公案，不但导致这本书命运多蹇，也让一些人受到不该有的连累。凌志军先生在最新版的《沉浮》后记中，对当年因出版此书而受到不公待遇的编辑和相关人士，表达了他真诚的歉意。其实，受到不公待遇最多的还是作者凌志军本人。这种起于青萍又消失于无形的事件给当事人带来的伤害，最终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也许，当代中国的每一次类似的事件最后总会是无言的结局，但不可理解的是，只有被这些事件牵连的人，才记得历史的错误，还承担着错误的后果，而事件责任人却遁形于天地之间，再无交代。十五年后此书再度由作者就职的人民日报出版社予以再版，这至少表达了对作者地位和《沉浮》书稿质量及其历史价值的最终肯定。既然如此，给予“《沉浮》事件”应有的回顾和反思，我认为是必要的。

一

　　一九九七年的深秋，我的朋友吴芝麟先生给我打电话：《交锋》看过没？我说，看过，写得很好。芝麟接着说，你想不想出版他的第二本书，是关于中国经济的内容，当然，还是《交锋》的写作风格。他继续说，作者凌志军先生人就在上海，他很愿意认识你，并希望同你认识和交流。我说，当然愿意。然后，我们相约第二天晚，在上海丁香花园一起用餐。当时一同就餐的有，吴芝麟夫妇、凌志军和赵晓东夫妇，还有几位文化界的老朋友。因为好久没见面了，席间随意聊的更多是文化圈的事。
　　席间，凌志军话语不多，倒是赵晓东很活跃，因为我们都在新闻出版界，所以有许多相关的话题可以交流。饭后，凌志军把书稿交给我时，特地对书稿作了些简单的说明。他强调了两点，一是希望我能尽快审阅书稿，并作出判断是否愿意出版。同时，他也简单跟我交代了关于他的《交锋》出版后引起的争议和麻烦。《交锋》是马立诚与凌志军先生合著，也是凌志军改革三部曲的第一部。《交锋》于一九九八年一月，由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因书稿内容对“文革”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了真实的回顾和清理，因此，在文化思想界有很大的反响，受到学术界的追捧。想不到，此书出版不久就受到上级主管部门个别领导的责难，起意想封存《交锋》。封存意见报到中央，被中央主要领导婉转否决。中央领导表示的大意是：我们经过“文革”极左时期，有过许多惨痛的教训，因此，以后不要在一本书或一部戏上轻易表态。这种明智，让提议封存此书的人自讨无趣，随后就迁怒于作者，自然，作者新出的书就成了此人进一步泄愤的靶子。凌志军向我交代这个背景，是善意的，希望我考虑到这一层风险，虽然他真诚地表示不希望我为难，但我还是果断地把书稿留下了，我的理由很简单：就书论书，书稿质量是唯一的标准，而书稿之外的原因，基本不予理会，也理会不了。更何况，那时的我满脑子理想主义的激情，遇到这种有思想的书，是没有理由不出版的。
　　回头看来，或许那时的我确实有点“意气用事”。记得我的一个识时务的领导曾告诫我说，“到我们这个份上，看上去是做出版业务，其实质是搞政治。”我当时不以为然。事实证明，他的这个判断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以后多年我们各自的政治命运和人生轨迹，基本证实了他的判断。在中国，许多不学无术的大大小小的“公务员”，凭借着庸俗政治学观点以及政治攀附和斡旋能力，能保持官位稳固和一帆风顺。而我却秉持着学术理想和文化理想，并一直引以为傲，却难以抵挡被人抵牾和诽谤的结果，事实上，《沉浮》事件曾不断被别有用心的人多次利用，一度成为阻断我个人发展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虽然，我本不在乎所谓的仕途，但这个事件毕竟折射出某种人生和时代的悲剧。

二

　　《沉浮》是凌志軍先生改革三部曲之一。前有《交锋》，后有《变化》。三本书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出版。作者选择上海作为《沉浮》的出版地，既因为作者想与我合作出版此书，同时也是看重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重镇的地位。
　　如果说《交锋》是以“文革”结束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为写作背景，那《沉浮》就是继《交锋》之后，以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为重点，力图真实记录这个重要的时代拐点而创作的。作为《人民日报》高级经济记者，敏锐的职业习惯和负责任的专业思考，促使作者在参加各类高层经济活动和相关的专业讨论时，都会做笔记，事后再作整理和完善。这是他坚持多年的职业习惯，真实记录以便备忘，同时也成就了这本具有历史价值的《沉浮》。
　　《沉浮》的特殊价值，是从国家层面和历史的角度，记录了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七年，这九年中国非同寻常的经济转型和变革的全过程。写实加思考，是作者基本的写作态度。当时，一场“政治风波”刚结束。这是改革面最大、问题最多、难度最大的九年，也是朱镕基出任副总理、总理后，展示其威信的九年。这个历史时期需要真切解决邓小平提出并基本成为全党共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的历史合法性的问题，需要以历史的实践性的结果证明经济、国力提升，改善人民生活是当务之急。而且，也是经过“文革”后，社会需要价值重塑和信念重建的重要时期，同时，需要进一步解决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并为后邓小平时代提供可持续性的历史经验和遗产。事实上，这一阶段的执政成就，为一九八九后的十年乃至今天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也解决了后邓小平时期中国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描述、出版这样重大题材的图书，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都知道身上的担子，必须采取严谨和慎重的态度。
　　由于题材特殊且敏感，因此，《沉浮》作者的敏锐和严谨，不但体现在写作态度上，也充分体现在这本书的写作方式上。全书以纪实方式写作，紧扣经济发展主线，将宏观观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在经得起历史考据的基础上，追求个人思想观点的表达和史实的真实描述。为了更加真实地再现那个历史时期的政策和环境的变化，避免一些无法预料的麻烦和责难，全书建立了两个写作原则，一是按时间顺序，并尽量写真，描述事件时，时间地点要准确；二是引用材料，必须引用真实、一手的历史资料和权威数据，并作如实引用。可以说，从书稿写作开始，作者就已经充分预设了风险，对困难和将会遇到的麻烦，都作了十分严谨的处理。为了使书稿更能符合出版要求，我们还特请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吉先生审读并作序。刘吉先生在首版序言中有如下表述： 　　“此书不但忠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而且具有无可争辩的学术价值。”
　　刘吉先生似乎有预感，他在序言中强调：“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化身是极其可笑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一个新观点出来，就以我为标准判断是与非，采取行政措施，那么许多新观点，特别是年轻人的创见就会被扼杀，许多本可以成为一代大师的青年就会被窒息在摇篮里，当年顾准、孙冶方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商品和市场经济观点，被批判、被整得家破人亡……这个付了血的代价的教训是应该认真记取的。”作为学者和文化界的领导者，刘吉先生是明智而有胆识的，他的直言不讳，他对思想学术界的包容，以及对容许思想层面的正常交锋的呼吁，让我们深感温暖。

三

　　无论是出于一个出版人的职业敏感，对好书的天然嗅觉与追求，还是出于必要的历史责任感，都让我无法拒绝这样一部有思想、有历史价值的好书。当然，我也知道这本书内容敏感（说它敏感，是当时出版界对某些情况约定俗成的认知），是源于书之外的一些复杂原因。因此，我用了整整三天时间，非常认真仔细地通读了全稿，结果与我事先预感的完全一样—这是一本应该出版的书。但由于上述复杂原因，我改变了一般图书常规出版的流程，将这本书作为重点图书立项，并专门向时任东方出版中心总经理的乔友农和常务副总编辑施伟达先生作了汇报。我在汇报中如实介绍了书稿的基本情况，以及作者的上一本书《交锋》出版后遇到的麻烦，我强调了两点，一是书本身的质量和价值，二是其背后的一些复杂情况，并提出了我准备编辑出版此书的基本意见。我的意见得到了领导们的支持，尤其是施伟达总编辑，还进一步就书稿出版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和我作了深入的交流。为了保证书稿高质量出版，以及有效的市场运作，出版社专门配备了精通业务的编辑、发行人员，为《沉浮》的问世作了完善的准备和安排。
　　当此书的选题得到确认并准备出版时，我受上海市委宣传部安排，赴澳大利亚La Trobe 大学攻读MBA学位。因此，我把出版《沉浮》的后期工作移交给了我十分信得过的雷启立，我告诉他，在书稿内容处理上要十分严谨和小心。雷启立也确实是按我们商定的意见实施，而且很得体，二审三审，可以说一个比一个严谨。书稿在出版社各个环节都受到重视，并在一九九八年八月顺利出版，首印七万册。当年十月，我从澳大利亚回国时，此书销售一路飘红，走势很好，社会评价也相当不错。可是，不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四

　　《沉浮》出版才几个月，即一九九八年的年底，我们突然接到一个上级有关部门的电话通知，要求《沉浮》停发。电话大致内容是：接上级有关部门通知，《沉浮》暂停发行。没有停发的具体内容，只给了一个抽象含糊的說法：书稿政治倾向有问题。当我们进一步询问问题具体出在哪里时，没有听到任何人给出说法。随后也就一直没接到来自官方正式的电话或文件通知，就书稿的所谓政治倾向问题作出明示。只是通过某些民间的渠道听说，所谓的政治倾向有问题，是指《沉浮》第一○二页，“十一月：两种声音日渐分明”章节中，作者就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事件，引用了当时的两位领导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一个是主题为“要求高级干部关心意识形态问题”的讲话；另一个是主题为“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中心”的讲话。作者引用这两个主题的讲话，是为了证实由于领导讲话的环境和对象不同，会产生意见的多元性。最后定调的是中央“用改革的精神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实际上这些讲话均是引自《人民日报》。不知是决定停发《沉浮》的人本身就不自信，还是书稿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这么一个电话通知后，就再没有下文。
　　当时，我们感到既不解，也很愤懑。浸透了这么多人的劳动和思想的书，就因为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电话通知，将被打入冷宫？此时，恰好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位领导出差在上海，我们在向他汇报工作的同时，就此事向他询问处理办法，他幽默地说：哪个领导说有问题，就把有问题的那一页撕掉，继续销售，以免资源浪费。他的这番幽默，倒让我们宽慰许多。毕竟时代进步了，很多文化出版界的领导人还是有自己的判断和底线的。
　　今天看来，这部书稿能在十五年后重见天日，说明它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倾向问题。对当时下达这个指示的人作评议已经没有意义。但就我们经历的这个禁书过程来看，却隐含着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好在历史终将进步，如今人民日报出版社以再版《沉浮》的方式，总算为这段公案画上了句号。不过对于很多当事人来说，结果虽令人欣慰，过程却仍然难忘，仍然令人感到悲哀和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