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后，新一轮思想解放热潮正在掀起。大量的文章、评论都在阐述继续解放思想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解放思想不能仅仅停留在原则要求、口号层面上，解放思想需要来实的。如何把解放思想落到实处？笔者以为，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需要防止将解放思想口号化、空洞化
　　
　　解放思想不能泛泛而谈，必须有针对性。当前要针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加大解放思想的力度。3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在经济领域推进，在政治领域步履维艰，至今未能真正触及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过度集权与以人治代法治这两个核心。因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不协调表现为三个快速：市场经济快速而畸形成长、党内腐败快速而大规模蔓延、社会贫富快速分化趋势难以遏制。一边是权贵与资本联姻合谋获利，另一边是经济贫困叠加权利弱势，社会虽已在总体上达到小康，但具体到社会成员个体身上则差异悬殊。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加剧，社会的不和谐凸显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执政党于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2004年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6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7年十七大强调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是为了回应我国经济与政治不协调发展所产生的矛盾。这是执政党先进性的体现。但是，先进性不仅仅体现在态度上，更重要的是转化为不断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实际效应，第一步，就是将解放思想落实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上。由此，必须反对粉饰现实、掩盖矛盾，防止将解放思想口号化、空洞化。
　　
　　需要拓展认识空间与实践空间
　　
　　开阔眼界、打破狭隘与封闭，才有解放思想的广阔空间。民主作为人类政治生活进步的必然趋势，有其最基本的价值指向与共性要求。十七大报告尽管没有提出响亮而激进的口号，但用我们熟悉而平和的语言，阐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和规律性要求。比如：报告提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实质是讲“主权在民”；报告第一次指出保障人民群众的“表达权”，实质是讲尊重和保障“言论自由”；报告提到“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实质是提出“行宪政、推进宪政建设”；报告谈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实质是阐明政治权力运行必须“公开、透明”；报告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实质是阐述了“分权制衡”的思想。这些阐述给我们打开了解放思想的广阔空间。
　　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政治的充分实现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以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打倒专制独裁政权、追求人民民主为目标。党在延安时期就将“主权在民”、“言论自由”、“推进宪政”、“反对极权专制”等付诸实践，赢得了高度赞誉。国际舆论指出：“中国的民主在延安不在西安”。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由于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我们与延安时期的民主实践久违了。有的人一方面将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共同要求看作资本主义的“专利”，加以排斥拒绝；另一方面从抽象概念出发，用理论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粉饰或掩盖实际生活中的民主政治缺陷。坚持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要深入破除“左”的思想影响，勇于汲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极大地拓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认识空间与实践空间。
　　
　　需要真正舍得放弃既得利益
　　
　　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解放思想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打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带来了两类“既得利益”：计划经济条件下某些具体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利益，如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有所触动但还在以各种名义延续着的各类特权；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与监督制约不力的政治权力相结合所获得的利益，如金钱与权力勾结而产生的各种腐败等。这些既得利益势力处于社会的强势地位，不仅极大地损害执政党的政治公信力，而且增加改革的成本、破坏社会对改革的基本共识。近年来，社会各界围绕改革的争论日趋尖锐激烈，既得利益势力扭曲改革、毁坏改革声誉的罪责不可推卸。
　　政治的底蕴在利益。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希望长期执政，但能否长期执政，根本上取决于民心向背。赢得民心的关键是遵循人民意愿、实现人民的利益。因而，执政党的整体利益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就握有公共权力的个人和部门来说，权力可能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好处。由此，执政党内必然出现利益追求的分化，对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追逐会诱使党内某些人偏离甚至背叛执政党和人民群众。吴敬琏早在几年前就指出：有的人过去支持改革，现在不那么乐意改革了，他们希望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实质就是维护既得利益。大量事实表明，既得利益势力是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能否真正解放思想，其前提是既得利益者能否放弃既得利益。
　　
　　需要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解放思想需要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一些既得利益势力阻挡思想解放的惯用手法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冠冕堂皇地借意识形态、政治口号包藏个人或小集团的既得利益，以吓唬别人，阻挡思想解放的步伐。以大无畏的勇气冲破既得利益的阻力，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在这方面，邓小平是我们的光辉榜样。邓小平一生几起几落，在“文革”中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顶着“四人帮”的政治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全面整顿，尽力减轻极“左”给党和人民带来的危害，结果再一次受到政治上的迫害。1977年他复出后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就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今天，解放思想不会再遭到公开的政治迫害，然而一些无形的政治压力乃至可能影响个人前途的“钳制”多多少少仍然存在。于是，有的人为了政治保险而保持沉默，有的人回避要害而空洞议论。没有勇气是不可能真正解放思想的。
　　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最高境界是为人民解放不惜牺牲生命；“文革”中邓小平的无私无畏，就在于他将个人命运置之度外而一心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这是在不同环境和条件下共产党人先进性的充分展示。今天，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很重要的就是体现在无私无畏解放思想，敢讲话、讲实话、讲真话上。
　　
　　需要科学研究和大胆创新
　　
　　勇气是解放思想的条件，科学研究是解放思想的支撑点。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长期以来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困扰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有必要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搞清楚“党的领导”的正确含义，搞清楚政党怎样领导、靠什么实现领导，搞清楚“党管干部”究竟应该管什么；反对将坚持党的领导歪曲为维持集权加强控制，反对把在部门和单位争夺具体的“事权、财权、人权”等同于加强党的领导的做法，反对借口“党管干部”继续维持已经带有明显弊病的干部人事工作的某些习惯做法。
　　解放思想的重要体现是大胆创新，而创新同样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在民主成为人类政治生活进步的必然趋势的时代条件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个需要大胆探索的实践新课题。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更新观念，自然会提出新观点新思路，而新思想的萌芽，一开始总难免有某些片面甚至偏差。抓住片面责难创新，甚至扣政治帽子否定创新，是实践中常看到的事。排除阻力、推进民主的着力点之一就是让科学研究给新思想新观点以坚实的支撑，不给非难改革创新的势力留下口实。
　　
　　需要尊重和保障宪法阐明的公民权利
　　
　　民主政治的推进需要宽松的言论环境，以鼓励思考。社会的进步不仅有赖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也有赖于社会思想的开放与活跃。“思想自由的原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条件”，人是精神动物，天性追求自由，精神自由是自由的最高境界。在专制政治已完全失去合法性的今天，再企图限制人们思考问题就是十足愚蠢的自欺欺人。
　　思想自由必然包含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专制社会无法禁止人们的思考，只好禁止言论表达。一个社会越是文明进步，越是表现为人们拥有充分的表达权。社会历史变革时期，思想的活跃是正常现象。思想理论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变革发展、时逢盛世的明证。杜润生先生说：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理论思维活跃有利于民族振兴。从这个角度说，尽管有一些理论观点不那么合乎主流看法，但也应有表达的权利。宪法阐明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十七大报告指出保障人民群众的表达权，这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思想观点自然有正误之分，但正误不是由政治权力裁判，而是通过思想观点的碰撞、争鸣，由社会实践裁决的。要使正确的思想观点变成社会共识，需要在尊重和保障表达权的前提下，引导思考而不是压制表达。从这个角度说，社会思想越活跃，对执政党在与社会民众加强沟通中有效引导社会思想的要求就越高。所以，仅对党的各级干部坚定政治信念、高举旗帜推进事业、克服思想彷徨与困惑而言，“排除干扰”这一说法才能成立，而从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表达权来说，任何以排除干扰为名压制社会言论的做法，都有违宪法，有害社会主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