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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牛”的收购案，再度出现变数。
上周五（10月21日），四家澳大利亚本土企业宣布，组建财团参与收购“基德曼公司”（S Kidman & Co）的竞标，挑战澳洲矿业巨头与中资伙伴组成的另一财团。
此举不仅表明这一收购案本身再遇曲折，也是在盛产鳄鱼的澳大利亚，中资必须摸着鳄鱼过河的最新案例。
最“牛”收购案一波三折
创立于1899年的基德曼公司，堪称世界第一“牛帝国”：拥有11个牧场，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占澳大利亚国土的1.3%，雄踞全球第一。其中，“安娜溪牧场”（Anna Creek Station）是全球最大牧场，面积为2.37万平方公里，其中一部分位于军事要地、全球最大的火箭试射场“乌麦拉禁区”（Woomera Prohibited Area）。
一年前，基德曼公司挂牌出售，三家中资企业进入最后一轮竞标：浙江日发集团旗下的日发澳大利亚公司、宁波先锋新材料集团公司、广东的东凌集团。澳洲政府随即否决了这轮竞标，理由是国家安全。
今年4月，上海鹏欣集团旗下的湖南大康牧业与上海中房置业，合作成立“大康澳大利亚控股有限公司”（Dakang Australia Holding Pty Ltd。），开价3.707亿澳元收购基德曼公司的80%股权。其余20%股份，则由澳上市企业“澳大利亚农资公司”（Australian Rural Capital Ltd。）购入。买卖双方谈妥后，同样遭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否决。
本月9日，澳洲女首富、矿业巨头吉娜﹒莱因哈特携旗下的汉考克勘探公司（Hancock Prospecting）宣布，已与上海中房置业组成财团，联合收购基德曼公司，开价3.65亿澳元。在该财团中，汉考克勘探公司占股67%，上海中房置业占股33%。此消息宣布后，澳政界人士纷纷表示支持，甚至包括时常因种族主义而引发争议“一族党”（One Nation）及推行经济民粹主义的独立参议员瑟诺芬。澳媒有评论说，中资终于找到了能为各方接受的收购方式，那就是：不控股。
不过，即使33%的股权，也未必令一些激进的澳洲人士放心，有人在媒体上表示，中资是否会以澳资为马甲，悄悄地进村。如今，澳本土企业组建的新财团出来竞标，且开价3.85亿澳元，高于汉考克-上海中房联合财团的报价。这一行为本身，若非强有力的有心人在幕后运作撮合，是不可思议的。有趣的是，这家新财团一方面强调其纯本土的血统，另一方面却强调并非为了对抗外资。不过，此种强调颇有此地无银的感觉。
显然，汹涌而来的中资，已经撩拨到了部分澳洲人的敏感部位。
澳中“断电”与政治“短路”
中资在澳“过河”，需频繁面对的“鳄鱼”，莫过于澳政府对外资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挂帅”导向，这极大地削弱了这个法治国家的可预测性，加剧了不确定的风险。
在两度否决了中资收购基德曼公司后，澳政府于今年8月又拒绝了中国国家电网和长江基建对“澳大利亚电网” （Ausgrid） 的投资申请，理由依旧是国家安全。值得注意的是，李嘉诚名下的长江基建并非中国国有企业，而是完全的私营企业。长江基建也表示，其在过去25年时间内一直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运营着电力、水和天然气网络，此番被拒，肯定别有原因。
“澳大利亚电网”的最后结局，在澳本土财团竞购基德曼公司的前一天（10月20日）宣布：由两家本土基金联合收购。这笔交易的报价相当于“澳大利亚电网”的监管资产基数估值的1.4倍，远低于此前中资所报的1.7倍，这就意味着电网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少收数十亿澳元。
无论是拒售基德曼公司，还是拒售“澳大利亚电网”，澳政府从未公布任何具体细节，说明中资收购与“国家安全”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关系。其中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基德曼公司收购案第二次受阻时，正是澳大利亚大选前夕，而“澳大利亚电网”收购受阻时，则是选后更为动荡的政局，澳洲议会进入两党势均力敌的“悬峙”时期。
“国家安全”当然是衡量外资的重要因素，但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这只能是前置审批，且应事先提供清晰的投资指引、尤其是禁入清单。澳洲这种到最后阶段才突然喊停的做法，颇有“开门招商、关门打狗”之嫌，对投资人前期为考察、投标所投入的巨大成本极不负责。并且，这也将极大损害澳大利亚的国际信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峰会与澳总理特恩布尔会见时，专门提出“希望澳方继续致力于为外资提供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这也符合澳方自身利益”。
澳企业咨询公司Kidder Williams董事经理David Williams认为，政府对中资收购的否决是“耻辱”，若澳希望传达“不想要外资”的意思，应该干脆利落地下刀，而不是“千刀万剐”。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则在两次收购案被否决时，都针对政府政策的连贯性表示了质疑。
在这几次拒售案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所谓“国家安全”理由，也颇令人生疑。比如，澳媒对中资占有澳洲农用土地颇为担心，但澳政府最新的调查显示，中资拥有的澳农地不足0.5%；比如，澳媒普遍担心中资收购电网的国安隐患，但中资此前已经顺利地投资了南澳与维多利亚州的电网，而这两个州、尤其南澳，有着远比“澳大利亚电网公司”服务的新南威尔士州有着更为密集的军事设施。甚至，中资也顺利投资了达尔文港，相比电网，该港具有更高的军事战略意义，美国甚至为此对澳政府表达过强烈反对。多年来，中国在澳大利亚的能源、资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项目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令澳洲成为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最大受益方之一，这些投资均未受到“国家安全”的阻碍。
“鳄鱼”为何在此时出现？
澳大利亚著名侨领、澳中关系研究院创立主席黄向墨教授曾在《中国经营报》撰文分析，澳与中资突然“断电”，唯一理由是澳洲国内政治发生“短路”，国家利益让位于政党利益，而所谓“国家安全”无非是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黄向墨指出，刚刚结束大选的澳大利亚政坛，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自由党-国家党联盟虽然勉强连任，但其在参众两院、尤其是参议院能够控制的席位都比上届大大减少，成为真正的“跛脚鸭”政府。在法案审批程序上至为关键的参议院，执政党仅有30个席位，而通过一项法案至少需要44席，所缺的票数不可能指望反对党工党，而只能依靠小党与独立参议员。小党中，相当活跃的“一族党”及其女党魁韩森，向来抱持强烈的排外思想。大多数独立参议员为博出位，亦常以激烈言辞争取关注，民粹主义倾向、或者表演为民粹主义的倾向相当严重。这次与中资的突然“断电”，正是源起于韩森及若干独立参议员。
执政党以国家政策作为国内政党政治交易筹码的做法，也在澳洲国内引起批评。工党领袖肖顿就指责执政党将政策作为政治上“讨价还价”（horse-t似乎rading）的工具，以博取“一族党”及独立参议员的欢心，改善自己在参议院的处境。澳大利亚前外长、新州任期最长的前州长鲍勃﹒卡尔更是直言，政府这样的做法是“在议会中纵容经济民粹主义”。
排华舆论逆流
“澳大利亚电网”拒售案的阴影，到了9月份似乎略有消散。
澳政府宣布，同意一个国际财团以97亿澳元收购墨尔本港50年的租赁权，远远超过维多利亚州政府此前预期的58亿澳元成交目标。在这个财团中，中资占股20%。
这一消息被普遍当作澳大利亚试图缓和对华关系的姿态，但依然无法排解华资对澳的担忧。就在同一时刻，澳部分主流媒体与一些持右翼激进立场的政客相呼应，掀起了一轮针对华人和中国的抹黑浪潮，包括华人政治捐款、华人的国家忠诚等，都受到无端攻击。玉湖集团、华为集团等在澳华资巨头也被频繁“点名”，扣上了中国、中共“影响力特工”的大帽。此种“莫须有”指控之荒诞，连主流社会的学者也看不下去，公开发文以充足证据痛斥抹黑者才是美国的“影响力特工”。
这场反华逆流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波及面之广、部分澳媒配合度之默契，均创下19世纪那场臭名昭著的排华运动以来的新记录，也是战后针对单一族群最为集中的一次抹黑行动。美国驻澳大使约翰﹒贝利甚至公开向澳施压，要求澳修改相应法律、阻遏“中国软实力”的发展。这种超越外交规矩、直接干预澳内政的任性做法，不仅令澳朝野尴尬，也显露出这场反华逆流的幕后端倪。加之近期一些右翼政客推动废止《反种族歧视法》的相关条款，高调发布“特朗普式”的针对外来移民的攻击，当代澳大利亚立国的基本原则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凡此种种，暴露出澳大利亚投资环境的一大风险：其本该稳定的外资政策，却极易受到政治干预、甚至他国的政治干预而出现摇摆。
墨尔本港收购案的成功，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华资的担忧：墨尔本港收购方是一家股权分散的国际财团，中资占股仅为20%，因此该案难以体现澳对中资的真正态度；而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由工党执政，澳联邦政府则由自由党执政，背后纠缠着复杂的“央地”博弈及政党政治博弈，同样难以体现澳政府的政策透明度及可预期性。
澳洲在中美之间的纠结
中资在澳要摸着鳄鱼过河，并非始于去年。早在2009年，中铝与力拓（Rio Tinto）价值 210亿澳元的合作，中铝、中国五矿以26亿澳元收购Oz Minerals的计划等，都因受到政治因素干扰而失败。2012年，华为竞标澳洲全国宽带网络的资格被取消，原因是美国向澳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
这些“鳄鱼”的背后，是澳洲还没有做好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准备，尤其在美国高调而固执地围堵中国的背景下，澳洲总是被迫在中美之间纠结。在对华经济依赖、对美安全依赖之间，如何找到平衡，是澳本土精英们最为热门的话题。澳内部应对中国崛起，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传统的，认为澳应该继续紧跟美国，充当先锋；另一种则认为，澳如今应更多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而非美国的利益，在中美之间发挥关键的桥梁与纽带作用。目前来看，澳政界与媒体圈的主流，依然是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下，对华政策“政治挂帅”、意识形态先行、宁左勿右。
但是，澳政界内部呼吁走独立自主外交、将自身国家利益而非美国利益放在首位的声音越来越强，当年美国鼓动澳洲对华冷战、自己却悄悄与华改善关系的往事，也被一些澳洲政治家们不断提起。澳洲的主流民意也出现了对华亲善的潮流。由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导的一项民调显示， 高达30%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认为要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相比之下，仅有4%澳人认为要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后一比例远低于中国（48%）、韩国（43%）、印度尼西亚（39%）和日本（29%）的受访者们。
在判断中美两国谁处于当今亚洲主导地位时，澳大利亚高达69%的受访者选择了中国，选择美国的仅占22%，高达55%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认为中国最终会取代美国成为领先世界的超级大国。在问及中美两国在受访者本国所起的影响谁更大时，澳大利亚受访者有20%选择了中国，选择美国的则为15%。本次民调的主办者将“亲华”民意直率地归因于中国在澳软实力外交的成功，甚至建议美国应尽快进行相应的舆情引导。
在澳洲政商学界颇有影响的侨领黄向墨教授，在主流媒体《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上发表英文文章，明确提出“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必须是基于经济和安全战略两个层面考虑上的精密而审慎的平衡，与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与中国的不断加深的关系也是极为重要的。”
主流社会对该文的反响相当积极，澳不少精英人士开始赞同澳中合作是最为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主流媒体上也开始出现更多的文章呼吁务实调整及平衡对华、对美外交政策。黄向墨随后也在《环球时报》刊文指出，澳洲“亲华”舆论的兴起，凸显了求同存异的重要性。
超越意识形态、摈弃传统偏见，寻找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应该是珍惜与培育澳洲“亲华”舆论的关键所在。当然，“对华疑虑的惯性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延续，与‘亲华’民意共存、博弈、激荡、对冲。这是澳洲政治生态的常态，对此应有充分的预期。” 中资需要更多智慧
澳洲如何正处于经济转型、增长减速的“新常态”下，两大党势均力敌，党际之间、党内派系之间政争激烈；对外又受到美国老大哥的巨大压力，逼迫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在这样的内外压力之下，中资在澳要摸的“鳄鱼”短期内不会减少。如何应对澳式投资风险，对于中资是不小的考验。
作为“外资”的中资，应当更为细致地做好投资前的风险分析，尤其是细化和落实针对澳洲特色政治风险的补偿救济措施，将其作为考察、谈判尤其是应标的重点之一；中国的相关机构应及时分析并发布相应的投资风险提示，并在双边条约等框架内持续推进风险救济的完善。
作为“内资”的澳本土华资，应进一步加强作为公民及纳税人的维权意识，针对侵害、尤其是以种族理由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坚决的还击，以捍卫澳洲的基本价值观；澳华社区也应该整合法律资源，通过行业协会、社团组织、民意代表等途径，加强对这种风险的预防、应对及善后能力。
同时，所有华资也应看到，澳洲的反华逆流仅仅是某国“影响力特工”的极端炒作案例，并非澳媒体和政府的主流，更非澳民意的主流，大可不必因此而对澳丧失信心。毕竟，澳中两国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地区安全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尤其是澳大利亚自立国以来，因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对于外资始终有强烈的需求，英国、美国、日本都曾经是其主要的投资来源地，如今则是中国。
霍克和基廷两位前总理在1980-1990年代大力推动澳大利亚的改革，面向中国、面向亚洲，因此令澳洲得以共享亚洲发展、尤其是中国改革的巨大红利。如今澳洲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务之急在于如何防止白澳主义回潮及麦卡锡主义滋生，在经济领域“去政治化”，回归法治、回归理性、回归常识，方能实现澳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已致力于建设“中等强国”经年有余，围绕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自我意识正在崛起，这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常态”，不可轻视澳大利亚在太平洋的独立砝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不仅是中资在澳摸着鳄鱼过河，澳洲本身也在摸着鳄鱼过河，摸索新形势下国家的重新定位。（本文作者雪珥，澳大利亚华裔，中国改革史及战略史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学术顾问、多所商学院EMBA授课教授。）
上周五（10月21日），四家澳大利亚本土企业宣布，组建财团参与收购“基德曼公司”（S Kidman & Co）的竞标，挑战澳洲矿业巨头与中资伙伴组成的另一财团。
此举不仅表明这一收购案本身再遇曲折，也是在盛产鳄鱼的澳大利亚，中资必须摸着鳄鱼过河的最新案例。
最“牛”收购案一波三折
创立于1899年的基德曼公司，堪称世界第一“牛帝国”：拥有11个牧场，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占澳大利亚国土的1.3%，雄踞全球第一。其中，“安娜溪牧场”（Anna Creek Station）是全球最大牧场，面积为2.37万平方公里，其中一部分位于军事要地、全球最大的火箭试射场“乌麦拉禁区”（Woomera Prohibited Area）。
一年前，基德曼公司挂牌出售，三家中资企业进入最后一轮竞标：浙江日发集团旗下的日发澳大利亚公司、宁波先锋新材料集团公司、广东的东凌集团。澳洲政府随即否决了这轮竞标，理由是国家安全。
今年4月，上海鹏欣集团旗下的湖南大康牧业与上海中房置业，合作成立“大康澳大利亚控股有限公司”（Dakang Australia Holding Pty Ltd。），开价3.707亿澳元收购基德曼公司的80%股权。其余20%股份，则由澳上市企业“澳大利亚农资公司”（Australian Rural Capital Ltd。）购入。买卖双方谈妥后，同样遭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否决。
本月9日，澳洲女首富、矿业巨头吉娜﹒莱因哈特携旗下的汉考克勘探公司（Hancock Prospecting）宣布，已与上海中房置业组成财团，联合收购基德曼公司，开价3.65亿澳元。在该财团中，汉考克勘探公司占股67%，上海中房置业占股33%。此消息宣布后，澳政界人士纷纷表示支持，甚至包括时常因种族主义而引发争议“一族党”（One Nation）及推行经济民粹主义的独立参议员瑟诺芬。澳媒有评论说，中资终于找到了能为各方接受的收购方式，那就是：不控股。
不过，即使33%的股权，也未必令一些激进的澳洲人士放心，有人在媒体上表示，中资是否会以澳资为马甲，悄悄地进村。如今，澳本土企业组建的新财团出来竞标，且开价3.85亿澳元，高于汉考克-上海中房联合财团的报价。这一行为本身，若非强有力的有心人在幕后运作撮合，是不可思议的。有趣的是，这家新财团一方面强调其纯本土的血统，另一方面却强调并非为了对抗外资。不过，此种强调颇有此地无银的感觉。
显然，汹涌而来的中资，已经撩拨到了部分澳洲人的敏感部位。
澳中“断电”与政治“短路”
中资在澳“过河”，需频繁面对的“鳄鱼”，莫过于澳政府对外资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挂帅”导向，这极大地削弱了这个法治国家的可预测性，加剧了不确定的风险。
在两度否决了中资收购基德曼公司后，澳政府于今年8月又拒绝了中国国家电网和长江基建对“澳大利亚电网” （Ausgrid） 的投资申请，理由依旧是国家安全。值得注意的是，李嘉诚名下的长江基建并非中国国有企业，而是完全的私营企业。长江基建也表示，其在过去25年时间内一直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运营着电力、水和天然气网络，此番被拒，肯定别有原因。
“澳大利亚电网”的最后结局，在澳本土财团竞购基德曼公司的前一天（10月20日）宣布：由两家本土基金联合收购。这笔交易的报价相当于“澳大利亚电网”的监管资产基数估值的1.4倍，远低于此前中资所报的1.7倍，这就意味着电网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少收数十亿澳元。
无论是拒售基德曼公司，还是拒售“澳大利亚电网”，澳政府从未公布任何具体细节，说明中资收购与“国家安全”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关系。其中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基德曼公司收购案第二次受阻时，正是澳大利亚大选前夕，而“澳大利亚电网”收购受阻时，则是选后更为动荡的政局，澳洲议会进入两党势均力敌的“悬峙”时期。
“国家安全”当然是衡量外资的重要因素，但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这只能是前置审批，且应事先提供清晰的投资指引、尤其是禁入清单。澳洲这种到最后阶段才突然喊停的做法，颇有“开门招商、关门打狗”之嫌，对投资人前期为考察、投标所投入的巨大成本极不负责。并且，这也将极大损害澳大利亚的国际信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峰会与澳总理特恩布尔会见时，专门提出“希望澳方继续致力于为外资提供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这也符合澳方自身利益”。
澳企业咨询公司Kidder Williams董事经理David Williams认为，政府对中资收购的否决是“耻辱”，若澳希望传达“不想要外资”的意思，应该干脆利落地下刀，而不是“千刀万剐”。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则在两次收购案被否决时，都针对政府政策的连贯性表示了质疑。
在这几次拒售案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所谓“国家安全”理由，也颇令人生疑。比如，澳媒对中资占有澳洲农用土地颇为担心，但澳政府最新的调查显示，中资拥有的澳农地不足0.5%；比如，澳媒普遍担心中资收购电网的国安隐患，但中资此前已经顺利地投资了南澳与维多利亚州的电网，而这两个州、尤其南澳，有着远比“澳大利亚电网公司”服务的新南威尔士州有着更为密集的军事设施。甚至，中资也顺利投资了达尔文港，相比电网，该港具有更高的军事战略意义，美国甚至为此对澳政府表达过强烈反对。多年来，中国在澳大利亚的能源、资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项目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令澳洲成为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最大受益方之一，这些投资均未受到“国家安全”的阻碍。
“鳄鱼”为何在此时出现？
澳大利亚著名侨领、澳中关系研究院创立主席黄向墨教授曾在《中国经营报》撰文分析，澳与中资突然“断电”，唯一理由是澳洲国内政治发生“短路”，国家利益让位于政党利益，而所谓“国家安全”无非是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黄向墨指出，刚刚结束大选的澳大利亚政坛，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自由党-国家党联盟虽然勉强连任，但其在参众两院、尤其是参议院能够控制的席位都比上届大大减少，成为真正的“跛脚鸭”政府。在法案审批程序上至为关键的参议院，执政党仅有30个席位，而通过一项法案至少需要44席，所缺的票数不可能指望反对党工党，而只能依靠小党与独立参议员。小党中，相当活跃的“一族党”及其女党魁韩森，向来抱持强烈的排外思想。大多数独立参议员为博出位，亦常以激烈言辞争取关注，民粹主义倾向、或者表演为民粹主义的倾向相当严重。这次与中资的突然“断电”，正是源起于韩森及若干独立参议员。
执政党以国家政策作为国内政党政治交易筹码的做法，也在澳洲国内引起批评。工党领袖肖顿就指责执政党将政策作为政治上“讨价还价”（horse-t似乎rading）的工具，以博取“一族党”及独立参议员的欢心，改善自己在参议院的处境。澳大利亚前外长、新州任期最长的前州长鲍勃﹒卡尔更是直言，政府这样的做法是“在议会中纵容经济民粹主义”。
排华舆论逆流
“澳大利亚电网”拒售案的阴影，到了9月份似乎略有消散。
澳政府宣布，同意一个国际财团以97亿澳元收购墨尔本港50年的租赁权，远远超过维多利亚州政府此前预期的58亿澳元成交目标。在这个财团中，中资占股20%。
这一消息被普遍当作澳大利亚试图缓和对华关系的姿态，但依然无法排解华资对澳的担忧。就在同一时刻，澳部分主流媒体与一些持右翼激进立场的政客相呼应，掀起了一轮针对华人和中国的抹黑浪潮，包括华人政治捐款、华人的国家忠诚等，都受到无端攻击。玉湖集团、华为集团等在澳华资巨头也被频繁“点名”，扣上了中国、中共“影响力特工”的大帽。此种“莫须有”指控之荒诞，连主流社会的学者也看不下去，公开发文以充足证据痛斥抹黑者才是美国的“影响力特工”。
这场反华逆流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波及面之广、部分澳媒配合度之默契，均创下19世纪那场臭名昭著的排华运动以来的新记录，也是战后针对单一族群最为集中的一次抹黑行动。美国驻澳大使约翰﹒贝利甚至公开向澳施压，要求澳修改相应法律、阻遏“中国软实力”的发展。这种超越外交规矩、直接干预澳内政的任性做法，不仅令澳朝野尴尬，也显露出这场反华逆流的幕后端倪。加之近期一些右翼政客推动废止《反种族歧视法》的相关条款，高调发布“特朗普式”的针对外来移民的攻击，当代澳大利亚立国的基本原则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凡此种种，暴露出澳大利亚投资环境的一大风险：其本该稳定的外资政策，却极易受到政治干预、甚至他国的政治干预而出现摇摆。
墨尔本港收购案的成功，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华资的担忧：墨尔本港收购方是一家股权分散的国际财团，中资占股仅为20%，因此该案难以体现澳对中资的真正态度；而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由工党执政，澳联邦政府则由自由党执政，背后纠缠着复杂的“央地”博弈及政党政治博弈，同样难以体现澳政府的政策透明度及可预期性。
澳洲在中美之间的纠结
中资在澳要摸着鳄鱼过河，并非始于去年。早在2009年，中铝与力拓（Rio Tinto）价值 210亿澳元的合作，中铝、中国五矿以26亿澳元收购Oz Minerals的计划等，都因受到政治因素干扰而失败。2012年，华为竞标澳洲全国宽带网络的资格被取消，原因是美国向澳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
这些“鳄鱼”的背后，是澳洲还没有做好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准备，尤其在美国高调而固执地围堵中国的背景下，澳洲总是被迫在中美之间纠结。在对华经济依赖、对美安全依赖之间，如何找到平衡，是澳本土精英们最为热门的话题。澳内部应对中国崛起，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传统的，认为澳应该继续紧跟美国，充当先锋；另一种则认为，澳如今应更多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而非美国的利益，在中美之间发挥关键的桥梁与纽带作用。目前来看，澳政界与媒体圈的主流，依然是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下，对华政策“政治挂帅”、意识形态先行、宁左勿右。
但是，澳政界内部呼吁走独立自主外交、将自身国家利益而非美国利益放在首位的声音越来越强，当年美国鼓动澳洲对华冷战、自己却悄悄与华改善关系的往事，也被一些澳洲政治家们不断提起。澳洲的主流民意也出现了对华亲善的潮流。由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导的一项民调显示， 高达30%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认为要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相比之下，仅有4%澳人认为要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后一比例远低于中国（48%）、韩国（43%）、印度尼西亚（39%）和日本（29%）的受访者们。
在判断中美两国谁处于当今亚洲主导地位时，澳大利亚高达69%的受访者选择了中国，选择美国的仅占22%，高达55%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认为中国最终会取代美国成为领先世界的超级大国。在问及中美两国在受访者本国所起的影响谁更大时，澳大利亚受访者有20%选择了中国，选择美国的则为15%。本次民调的主办者将“亲华”民意直率地归因于中国在澳软实力外交的成功，甚至建议美国应尽快进行相应的舆情引导。
在澳洲政商学界颇有影响的侨领黄向墨教授，在主流媒体《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上发表英文文章，明确提出“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必须是基于经济和安全战略两个层面考虑上的精密而审慎的平衡，与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与中国的不断加深的关系也是极为重要的。”
主流社会对该文的反响相当积极，澳不少精英人士开始赞同澳中合作是最为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主流媒体上也开始出现更多的文章呼吁务实调整及平衡对华、对美外交政策。黄向墨随后也在《环球时报》刊文指出，澳洲“亲华”舆论的兴起，凸显了求同存异的重要性。
超越意识形态、摈弃传统偏见，寻找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应该是珍惜与培育澳洲“亲华”舆论的关键所在。当然，“对华疑虑的惯性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延续，与‘亲华’民意共存、博弈、激荡、对冲。这是澳洲政治生态的常态，对此应有充分的预期。” 中资需要更多智慧
澳洲如何正处于经济转型、增长减速的“新常态”下，两大党势均力敌，党际之间、党内派系之间政争激烈；对外又受到美国老大哥的巨大压力，逼迫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在这样的内外压力之下，中资在澳要摸的“鳄鱼”短期内不会减少。如何应对澳式投资风险，对于中资是不小的考验。
作为“外资”的中资，应当更为细致地做好投资前的风险分析，尤其是细化和落实针对澳洲特色政治风险的补偿救济措施，将其作为考察、谈判尤其是应标的重点之一；中国的相关机构应及时分析并发布相应的投资风险提示，并在双边条约等框架内持续推进风险救济的完善。
作为“内资”的澳本土华资，应进一步加强作为公民及纳税人的维权意识，针对侵害、尤其是以种族理由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坚决的还击，以捍卫澳洲的基本价值观；澳华社区也应该整合法律资源，通过行业协会、社团组织、民意代表等途径，加强对这种风险的预防、应对及善后能力。
同时，所有华资也应看到，澳洲的反华逆流仅仅是某国“影响力特工”的极端炒作案例，并非澳媒体和政府的主流，更非澳民意的主流，大可不必因此而对澳丧失信心。毕竟，澳中两国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地区安全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尤其是澳大利亚自立国以来，因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对于外资始终有强烈的需求，英国、美国、日本都曾经是其主要的投资来源地，如今则是中国。
霍克和基廷两位前总理在1980-1990年代大力推动澳大利亚的改革，面向中国、面向亚洲，因此令澳洲得以共享亚洲发展、尤其是中国改革的巨大红利。如今澳洲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务之急在于如何防止白澳主义回潮及麦卡锡主义滋生，在经济领域“去政治化”，回归法治、回归理性、回归常识，方能实现澳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已致力于建设“中等强国”经年有余，围绕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自我意识正在崛起，这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常态”，不可轻视澳大利亚在太平洋的独立砝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不仅是中资在澳摸着鳄鱼过河，澳洲本身也在摸着鳄鱼过河，摸索新形势下国家的重新定位。（本文作者雪珥，澳大利亚华裔，中国改革史及战略史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学术顾问、多所商学院EMBA授课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