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后一个“跑码头的歌女”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
《似水流年》是梅艳芳的代表作之一,很多场合她都会唱这首歌。其实作为一个女歌手,她的似水流年也恰好见证了香港流行文化的兴衰浮沉。
“她是香港娱乐界的女成龙。”香港英皇集团旗下的导演张坚庭这样形容梅艳芳。
梅艳芳的第一个舞台是香港荔园,当时她才只有4岁。因为父亲早逝,母亲覃美金在旺角创办“锦霞歌剧院”教唱歌跳舞。后来剧院大火,梅妈妈欠下巨债,于是梅艳芳和姐姐梅爱芳上午上学,晚上在荔园表演。
荔园是在海边围海造田盖起来的一个游乐场,香港著名词人向雪怀饶有兴致地回忆,荔园里有养着大象、猴子等小小动物园,也有歌舞厅。花一二角钱就可以进去。同样在这个场子里演出的,还有日后香港影坛的另一位著名影星郑少秋。
香港商业电台一台的总监、著名文化评论人梁文道将之形容为“庶民的游乐场所”,“大陆解放后,大上海市民娱乐的场所和习俗在香港荔园里得到沿袭。”后来到80年代,李嘉诚将这片土地买下,荔园从此成了老一辈香港人的记忆。从这个意义说,梅艳芳也是“最后一个传统的跑江湖、跑码头拼杀出来的华语女歌手”。
当时,小小的梅艳芳每天在荔园唱完,再搭公车回家,脸上还挂着未及卸去的浓妆。成名后的梅艳芳回忆,车厢里的人那时看她的眼神她都还记得。
“我不觉得我有过童年。”11岁时,梅妈妈开了歌厅,她除了上台唱歌、当主持人,偶尔还要客串乐队队员,下台后仍然没有休息,再做女服务员,端盘子、打扫、抹地板。
“歌女”的身份让年少时的梅艳芳在学校饱受白眼和嘲笑,1977年,她14岁从中学二年级退学,全职在香港一些娱乐场所巡回表演,最高纪录一晚跑七场赚钱养家。她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都是令人压抑的灰色,但这也恰恰构成了她日后在舞台和银幕上塑造一个又一个鲜活形象的精神宝库。
“在舞台上,她的很多动作不是事先设计的,是发自内心的。”梅艳芳似乎是为舞台而生的。一到舞台,梅艳芳有如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在她已是一位晚期癌症患者,站在舞台上,“我一点也没感觉她是一位病人”,观看了梅艳芳最后演唱会的香港导演张坚庭说。
有人把梅艳芳比作东方麦当娜。1982年,跟着姐姐参加歌唱比赛的梅艳芳,意外地凭一曲徐小凤的《风的季节》拿到冠军。
1985年,梅艳芳推出名为《坏女孩》专辑时,亮出鲜明的叛逆和性感色彩。此后五年,她连续5年得到最受欢迎女歌星奖,直到现在都无人打破此纪录。
那时正值出生于1970年的梁文道上初中一二年级时候,他清楚记得那时电台不鼓励甚至禁播梅艳芳的歌,指责其中有露骨的性暗示。“流行文化就是这样,你挣脱掉那种压力后,这就变成你的个人风格了。” 梅艳芳走红的时候,正是以粤语为标志的香港流行文化大举进入内地、台湾以及全球华人圈的黄金时代。
“以前衡量歌手是不是成功有两个标志,一是看你在红馆能开多少场演唱会,二是唱片的发行量有多少,而不是今天靠颁奖来衡量。”向雪怀说。
一个艺人和一个时代的似水流年
从《心债》中的纯真造型到《妖女》中的埃及艳后以及《欲望野兽街》的007邦女郎造型,梅艳芳每张唱片和每次演出都能在视觉和听觉上面配合完美,而且每每能够带起一股流行的潮流时尚。
成名以后,梅艳芳担任大姐的责任,照顾一帮“师弟师妹”。像草蜢、许志安、梁汉文、谭耀文、何韵诗等都是在她的提携下走红的。
2003年11月16日,是梅艳芳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的八场演唱会的最后一场。在最后一首歌前,她这样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相信命运,也许到我60岁的时候才能等到生命的另一半。唉,还要再等20年。黄昏好靓,夕阳好靓,但眨眼都会过去。”
穿婚纱的梅艳芳唱的却是颇感伤的“夕阳之歌”,她背对舞台,独自拖着长长的婚纱一步步走向楼梯,孤独的背影令人感觉不胜凄凉。她说十多年前就买下嫁妆:“这套嫁妆我一直放在保险箱,有空就拿出来看看,它和我一样从黄金期到现在都一直没人欣赏。”
1984年梅艳芳与苗侨伟传出恋情。后与邹世龙相恋,1985年两人分手。此后,其男友相继是刘米高、保罗、林国斌。1995年,梅艳芳和比她小11岁的赵文卓相恋,但仅一年就分开了。
梅艳芳多年来一直特别欣赏刘德华。梅艳芳曾说:“我跟他认识已经快20年了,我们是一起慢慢成长的,我们都能了解对方。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他尝试开始,因为不想失去这样一段友情。”
1987年,梅艳芳与张国荣主演电影《胭脂扣》,片中“如花”和“十二少”一起殉情,但50年后,如花的鬼魂发现十二少还苟活人间,于是愤而离去。“我在老地方等你,如花”,这是《胭脂扣》中张国荣对梅艳芳说的一句台词。
张国荣2003年4月1日跳楼轻生,8个月后,梅艳芳辞世。《胭脂扣》导演关锦鹏曾表示,梅艳芳拥有这个时代所不具备的美,当初在决定启用梅艳芳时,不仅是他自己,原作者李碧华、电影公司都觉得她是最合适的人选。“她具有展示身体语言的能力,举手投足就把三四十年代的情调、韵味展示出来。她的确是天生做这一行的。”
梅艳芳说过:“我好喜欢如花这个造型,如果以后死了,我希望用这张剧照作为遗照。”
梅艳芳去世后,一直为其做造型设计的多年好友刘培基透露了阿梅临终前的三个心愿:搞音乐剧、开演唱会和拍张艺谋电影,可惜离去前只完成了其中一件。直到去世前一星期,梅艳芳才正式辞演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可见她多么在意这次合作。“我懂得她的心。”张坚庭说:“她是属于舞台的,就算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她也要死在舞台上。”
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香港商业电台一台的总监、著名文化评论人梁文道出生于1970年,他成长时正是香港流行文化最鼎盛,向大陆和台湾地区输出的阶段。梁文道记得的一个细节是,在1997之前有股移民潮,不少同学跟着父母移民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等。“那时流行录卡带,磁带上录的是张国荣、梅艳芳和谭咏麟的歌,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就是香港的辉煌和灿烂”。
张坚庭介绍说,大陆解放后,一些从北京、上海、台湾等地来港的文化人仍在发挥作用,所以直到20世纪60年代,国语片和国语歌在香港一直占主流地位,此时的粤剧“艺术成分比较低”,基本停留在插科打诨的地位。
从70年代起,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香港人的意识也慢慢增加,开始逐渐建立起以粤语为标志的本土文化,代表粤语歌曲走上主流的歌手便是许冠杰。据向雪怀回忆,当香港人第一次听到许冠杰用粤语唱底层人的生活时,也很惊讶,同时也怀疑这种“俗文化”的表现方式。到了80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向粤语靠拢,开始出现本土化倾向,梅艳芳与张国荣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
文化的强势与经济繁荣离不开。梁文道说,香港人对他们的怀念实际上也是对那个黄金年代的怀念。那时候香港处于文化输出地位,从一个港口城市真正变成国际大都市,香港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找到了香港人的自信。
梅艳芳与张国荣最红的时期,也是香港流行音乐最发达的年代。那时候梅艳芳最多在红馆连开了28场音乐会。在梁文道印象中,这也是今天的歌星不能比的。“这是什么概念呢?她的演唱会,四面舞台都开放,每天一场,连续28天,一场唱片能卖到几十万张。现在在香港最红的TWINS,最多开六七场演唱会,唱片能卖到六七万张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成龙的经历形成他今天的成就,梅艳芳的经历也是如此。这样的艺人不会再有了。以前说无人可替代是客套话,梅艳芳是实实在在的无可替代。她和张国荣的离开标志着广东歌的时代彻底结束了。”作为香港人,张坚庭的感情比较复杂。他相信以后的流行文化必将以国语为标志。
张国荣与梅艳芳在香港红了近20年左右,“他们唱的歌、演的戏陪伴着许多年轻人度过黄金成长岁月,听到这些歌,看到这些戏,仿佛又看到了过去的香港。她和张国荣的故事与香港的成功经验有关,是香港黄金时期的神话。”梁文道说,“那时候觉得他们的歌无处不在,他们的每一首歌都跟自己的成长联系在一起。”梁文道又给了梅艳芳一个形容“娱乐圈的李嘉诚”,“在信奉个人主义、个人奋斗的香港,梅艳芳从下层社会盘旋了十几年,终于走上天皇巨星的宝座,她的成功正好活生生地见证了这个时期。”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
《似水流年》是梅艳芳的代表作之一,很多场合她都会唱这首歌。其实作为一个女歌手,她的似水流年也恰好见证了香港流行文化的兴衰浮沉。
“她是香港娱乐界的女成龙。”香港英皇集团旗下的导演张坚庭这样形容梅艳芳。
梅艳芳的第一个舞台是香港荔园,当时她才只有4岁。因为父亲早逝,母亲覃美金在旺角创办“锦霞歌剧院”教唱歌跳舞。后来剧院大火,梅妈妈欠下巨债,于是梅艳芳和姐姐梅爱芳上午上学,晚上在荔园表演。
荔园是在海边围海造田盖起来的一个游乐场,香港著名词人向雪怀饶有兴致地回忆,荔园里有养着大象、猴子等小小动物园,也有歌舞厅。花一二角钱就可以进去。同样在这个场子里演出的,还有日后香港影坛的另一位著名影星郑少秋。
香港商业电台一台的总监、著名文化评论人梁文道将之形容为“庶民的游乐场所”,“大陆解放后,大上海市民娱乐的场所和习俗在香港荔园里得到沿袭。”后来到80年代,李嘉诚将这片土地买下,荔园从此成了老一辈香港人的记忆。从这个意义说,梅艳芳也是“最后一个传统的跑江湖、跑码头拼杀出来的华语女歌手”。
当时,小小的梅艳芳每天在荔园唱完,再搭公车回家,脸上还挂着未及卸去的浓妆。成名后的梅艳芳回忆,车厢里的人那时看她的眼神她都还记得。
“我不觉得我有过童年。”11岁时,梅妈妈开了歌厅,她除了上台唱歌、当主持人,偶尔还要客串乐队队员,下台后仍然没有休息,再做女服务员,端盘子、打扫、抹地板。
“歌女”的身份让年少时的梅艳芳在学校饱受白眼和嘲笑,1977年,她14岁从中学二年级退学,全职在香港一些娱乐场所巡回表演,最高纪录一晚跑七场赚钱养家。她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都是令人压抑的灰色,但这也恰恰构成了她日后在舞台和银幕上塑造一个又一个鲜活形象的精神宝库。
“在舞台上,她的很多动作不是事先设计的,是发自内心的。”梅艳芳似乎是为舞台而生的。一到舞台,梅艳芳有如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在她已是一位晚期癌症患者,站在舞台上,“我一点也没感觉她是一位病人”,观看了梅艳芳最后演唱会的香港导演张坚庭说。
有人把梅艳芳比作东方麦当娜。1982年,跟着姐姐参加歌唱比赛的梅艳芳,意外地凭一曲徐小凤的《风的季节》拿到冠军。
1985年,梅艳芳推出名为《坏女孩》专辑时,亮出鲜明的叛逆和性感色彩。此后五年,她连续5年得到最受欢迎女歌星奖,直到现在都无人打破此纪录。
那时正值出生于1970年的梁文道上初中一二年级时候,他清楚记得那时电台不鼓励甚至禁播梅艳芳的歌,指责其中有露骨的性暗示。“流行文化就是这样,你挣脱掉那种压力后,这就变成你的个人风格了。” 梅艳芳走红的时候,正是以粤语为标志的香港流行文化大举进入内地、台湾以及全球华人圈的黄金时代。
“以前衡量歌手是不是成功有两个标志,一是看你在红馆能开多少场演唱会,二是唱片的发行量有多少,而不是今天靠颁奖来衡量。”向雪怀说。
一个艺人和一个时代的似水流年
从《心债》中的纯真造型到《妖女》中的埃及艳后以及《欲望野兽街》的007邦女郎造型,梅艳芳每张唱片和每次演出都能在视觉和听觉上面配合完美,而且每每能够带起一股流行的潮流时尚。
成名以后,梅艳芳担任大姐的责任,照顾一帮“师弟师妹”。像草蜢、许志安、梁汉文、谭耀文、何韵诗等都是在她的提携下走红的。
2003年11月16日,是梅艳芳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的八场演唱会的最后一场。在最后一首歌前,她这样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相信命运,也许到我60岁的时候才能等到生命的另一半。唉,还要再等20年。黄昏好靓,夕阳好靓,但眨眼都会过去。”
穿婚纱的梅艳芳唱的却是颇感伤的“夕阳之歌”,她背对舞台,独自拖着长长的婚纱一步步走向楼梯,孤独的背影令人感觉不胜凄凉。她说十多年前就买下嫁妆:“这套嫁妆我一直放在保险箱,有空就拿出来看看,它和我一样从黄金期到现在都一直没人欣赏。”
1984年梅艳芳与苗侨伟传出恋情。后与邹世龙相恋,1985年两人分手。此后,其男友相继是刘米高、保罗、林国斌。1995年,梅艳芳和比她小11岁的赵文卓相恋,但仅一年就分开了。
梅艳芳多年来一直特别欣赏刘德华。梅艳芳曾说:“我跟他认识已经快20年了,我们是一起慢慢成长的,我们都能了解对方。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他尝试开始,因为不想失去这样一段友情。”
1987年,梅艳芳与张国荣主演电影《胭脂扣》,片中“如花”和“十二少”一起殉情,但50年后,如花的鬼魂发现十二少还苟活人间,于是愤而离去。“我在老地方等你,如花”,这是《胭脂扣》中张国荣对梅艳芳说的一句台词。
张国荣2003年4月1日跳楼轻生,8个月后,梅艳芳辞世。《胭脂扣》导演关锦鹏曾表示,梅艳芳拥有这个时代所不具备的美,当初在决定启用梅艳芳时,不仅是他自己,原作者李碧华、电影公司都觉得她是最合适的人选。“她具有展示身体语言的能力,举手投足就把三四十年代的情调、韵味展示出来。她的确是天生做这一行的。”
梅艳芳说过:“我好喜欢如花这个造型,如果以后死了,我希望用这张剧照作为遗照。”
梅艳芳去世后,一直为其做造型设计的多年好友刘培基透露了阿梅临终前的三个心愿:搞音乐剧、开演唱会和拍张艺谋电影,可惜离去前只完成了其中一件。直到去世前一星期,梅艳芳才正式辞演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可见她多么在意这次合作。“我懂得她的心。”张坚庭说:“她是属于舞台的,就算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她也要死在舞台上。”
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香港商业电台一台的总监、著名文化评论人梁文道出生于1970年,他成长时正是香港流行文化最鼎盛,向大陆和台湾地区输出的阶段。梁文道记得的一个细节是,在1997之前有股移民潮,不少同学跟着父母移民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等。“那时流行录卡带,磁带上录的是张国荣、梅艳芳和谭咏麟的歌,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就是香港的辉煌和灿烂”。
张坚庭介绍说,大陆解放后,一些从北京、上海、台湾等地来港的文化人仍在发挥作用,所以直到20世纪60年代,国语片和国语歌在香港一直占主流地位,此时的粤剧“艺术成分比较低”,基本停留在插科打诨的地位。
从70年代起,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香港人的意识也慢慢增加,开始逐渐建立起以粤语为标志的本土文化,代表粤语歌曲走上主流的歌手便是许冠杰。据向雪怀回忆,当香港人第一次听到许冠杰用粤语唱底层人的生活时,也很惊讶,同时也怀疑这种“俗文化”的表现方式。到了80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向粤语靠拢,开始出现本土化倾向,梅艳芳与张国荣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
文化的强势与经济繁荣离不开。梁文道说,香港人对他们的怀念实际上也是对那个黄金年代的怀念。那时候香港处于文化输出地位,从一个港口城市真正变成国际大都市,香港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找到了香港人的自信。
梅艳芳与张国荣最红的时期,也是香港流行音乐最发达的年代。那时候梅艳芳最多在红馆连开了28场音乐会。在梁文道印象中,这也是今天的歌星不能比的。“这是什么概念呢?她的演唱会,四面舞台都开放,每天一场,连续28天,一场唱片能卖到几十万张。现在在香港最红的TWINS,最多开六七场演唱会,唱片能卖到六七万张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成龙的经历形成他今天的成就,梅艳芳的经历也是如此。这样的艺人不会再有了。以前说无人可替代是客套话,梅艳芳是实实在在的无可替代。她和张国荣的离开标志着广东歌的时代彻底结束了。”作为香港人,张坚庭的感情比较复杂。他相信以后的流行文化必将以国语为标志。
张国荣与梅艳芳在香港红了近20年左右,“他们唱的歌、演的戏陪伴着许多年轻人度过黄金成长岁月,听到这些歌,看到这些戏,仿佛又看到了过去的香港。她和张国荣的故事与香港的成功经验有关,是香港黄金时期的神话。”梁文道说,“那时候觉得他们的歌无处不在,他们的每一首歌都跟自己的成长联系在一起。”梁文道又给了梅艳芳一个形容“娱乐圈的李嘉诚”,“在信奉个人主义、个人奋斗的香港,梅艳芳从下层社会盘旋了十几年,终于走上天皇巨星的宝座,她的成功正好活生生地见证了这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