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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一直作为美苏全球冷战大背景中的一个局部的热战吸引着学者和人们的眼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美国学者对此历史事件的研究是最早的，其公布了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同时许多当年参与朝鲜战争的军人和政客也参与到讨论中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公布了一些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促进了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进一步把国际学界朝鲜战争研究推向高潮的是俄国最新涌现的一批史料。《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作者沈志华先生是在搜集、研究这批史料上做的比较好的学者。他查阅了大量的苏、美、中三国的档案，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并阅读了大量的回忆录、日记等一手史料，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史料的前后排列、逻辑推理、合理推断，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较有成就。《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是沈志华先生对于朝鲜研究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汇总，是此领域一部比较优秀的著作。
本书作者以中苏同盟作为线索贯穿全书的始终，展开介绍了苏联的远东政策、中苏同盟建立的前期基础与准备、斯大林对于支持北朝鲜发动朝鲜战争的战略考虑、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决定的做出、朝鲜战争期间中苏的全面合作等内容，其余论部分则是沈志华先生对于朝鲜战争中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的探讨，如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协调、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战争期间苏联驻华军事顾问以及其对华的经济援助等问题。此书立足中苏关系角度来考察朝鲜战争的历史，既有战争缘起、过程演进等宏观内容，也包含战争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使读者能够比较详细的从中苏关系的角度切进，了解朝鲜战争这个影响我国及世界历史走向的重要事件。朝鲜战争的起源是各国学者讨论最多也是最集中的问题，这也是本书希望通过利用大量的原始档案进行解答的问题，是本书的主要部分。
本书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中国和苏联结成同盟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苏同盟的实际效果和客观影响，以及其与朝鲜战争爆发的关系上。其思路与结构大致如下：美国推行的马歇尔计划使二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由大国合作转为集体对抗，然而，苏联的利益中心和战略重点在欧洲，故其在朝鲜问题上一直保持克制，其在亚洲的目标是维持雅尔塔体系划定的势力范围，即在朝鲜半岛保持以三八线为界的南北分治状态，其在中国的重点则是保证在东北的权益和影响。
国家的安全利益至上，是斯大林制定所有的战略、政策的根本立脚点。其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战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是其一成不变的外交目标。为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斯大林则一直维持着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以，其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在外交斗争中必要时借用的力量。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尽管存在着友好和互助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不愉快、不和谐的一面。
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使苏联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改变。米高扬的西柏坡之行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使中苏两党在原则上统一了认识，奠定了合作的基础，并初步确定了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目标，但也存在着分歧。新的中苏条约成为中苏结盟的一大障碍。为了体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毛泽东要求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但由于斯大林认为东北问题关系到苏联在亚洲的根本利益，并担心签订新条约会引起对苏联不利的反应，所以难以接受毛泽东的这项要求。由于双方的出发点和结盟条件上存在大的差距，双方结盟陷入僵局。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压力，为了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中国与苏联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最终还是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斯大林也被迫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斯大林看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失去了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的中苏条约而获得在远东的利益，其失去了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他来看来，代替中国东北的地区则是朝鲜半岛，这也是他转而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动机，可能，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也在他的考虑之中。
沈志华先生认为，苏联做出对朝鲜问题的新决策的动机是要维护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也是对中苏关系发展结果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苏美关系、中美关系的考虑，斯大林并没有将朝鲜战争设想为是针对美国的，因为其对金日成开放绿灯的前提就是判断美国不会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苏联对美国的基本原则是在苏联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是不会与美国进行正面的军事冲突的，因此其需要中国为将要发生的战争承担起责任，所以，在与金日成确定了发动军事战争的决定之后，斯大林要求金日成争取中国的同意和支持。中美关系的决裂不是斯大林做出关于朝鲜战争的决策的动机，但却是朝鲜战争的客观结果，尽管斯大林希望金日成的举动不至于引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但是事与愿违。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公然出兵干涉，形势紧急，斯大林和金日成都迫切需要中国出兵援助。当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威胁到我国东北地区，出于对美国出兵台湾海峡的愤恨、在革命理想主义的激励下，并出于对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及国家安全的考虑，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但是却与苏联在提供空军援助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就在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边的谈判陷入僵局，斯大林通知金日成准备撤出朝鲜，中苏条约将要成为一纸空文的时候，毛泽东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斯大林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
中国出兵朝鲜是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其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采取与中国全面合作的方针。在朝鲜战争过程中，中苏同盟真正发挥着作用，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本书中，作者对中苏同盟给予了极大地关注，并重点进行了阐述与梳理，作者一直试图说明1950年2月中苏同盟的缔结，对4个月之后爆发的朝鲜战争起了哪些作用。作者认为对斯大林支持金日正发动朝鲜战争有关键的推动作用的是中苏同盟的建立，而不是以往众多学者所认为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1月5日和12日关于美国太平洋的防御范围不包括朝鲜半岛与台湾的说法。
正如书中所记“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势力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甚至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对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一九四五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权益。所以，似乎可以判定，在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中，考虑到维护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才是问题的关键” 。根据新条约的规定，苏联将失去其通过雅尔塔协定和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在远东的主要权益即是使苏联通向太平洋的中国的中长铁路和旅顺这个不冻港。“因此，如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外另有所图，以弥补由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而在远东失去的权益” “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代替旅顺和大连的作用” “即是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沈志华先生一改以往学者认为是美国的关于其太平洋的防御范围不包括朝鲜半岛与台湾的说法，给了斯大林以错误的信息使其决定发动朝鲜战争，而是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在东北亚的利益受损，而以朝鲜半岛作为其新的出口的战略思想促使其做了这个冒险的决定。
杨奎松先生认为《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强调斯大林的战略考虑时，十分重视其沿袭沙皇俄国在远东追求不冻港的历史传统，自有其逻辑性。但在是否这是促使斯大林支持朝鲜战争的关键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异议。杨奎松先生认为促使斯大林在1950年敢于去支持朝鲜战争与其推动日本、印度搞武装革命一样都是1948年以来其亚洲政策逐渐地趋向激进，到1950年1月彻底完成了方针性的转变，即决定在整个亚洲推动攻势防御的路线的表现。那么为什么斯大林的亚洲政策会发生改变呢，特别是在1950年发生方针性的转变？杨奎松先生认为正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这本书上关注的一样，中苏新条约的签订，中苏同盟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柏林危机中被迫退让后，斯大林明显地感觉到苏联还没有力量与美国在欧洲公开对抗。在欧洲，包括在中亚，苏联受到美国的压力太大了，斯大林希望另找途径来分散美国的力量。但他在亚洲找不到谁能够帮助他，更由于担心出现两面作战的危险，所以其过去在亚洲一直采取缓和政策。但是情况今非昔比了，中国革命成功了，新中国能够帮助他在亚洲牵制美国的力量，因此他主动让中共来承担指导和援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责任，积极帮助中国恢复经济和建设工业。特别是1950年2月中苏两国的正式结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整个力量对比，因而斯大林明显的改变了其在远东问题上一贯小心谨慎的态度。
然而这一转变对斯大林来说无疑是一个突破。在与中国订立新约的问题上，斯大林一直犹豫不决。一方面，与中国订立新约就使其失去了通过雅尔塔协定和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在远东的主要权益，同时也是对雅尔塔体系的一次破坏，要知道苏联通过雅尔塔体系获得的权益不仅仅局限在中国的东北，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都是依据雅尔塔协定得来的。如果废除中苏旧约，另订新约都会给美英以借口而可能给苏联在以上地区的利益造成损失。另一方面，如果斯大林要想藉助中国的力量，就必须与毛泽东订立盟约。不突破雅尔塔协定，就无法把中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盟友。没有中国的帮助，苏联在亚洲就只能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所以要想藉助中国的力量来迁制美国，就不能太受雅尔塔协定的束缚。
在与中国关系的利益的极大诱惑面前，加之对中国及其中国的经验寄予的极大期望，斯大林终于决定突破雅尔塔体系与中国另订新约，结成盟友，也正是因为与中国结成了盟友，所以其下决心要藉助中国和中国的经验推动亚洲革命来牵制美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他得知金日成再度提出想要用武力来统一朝鲜半岛时，他一改以往的拒绝态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金日成的请求。而且基于以上原因，他不仅不怕中国发展，反而是希望帮助中国尽快发展起来，以便发挥它在亚洲的影响力，推动亚洲各国的革命，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帮助苏联来牵制美国。
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沈志华先生还是杨奎松先生对中苏同盟在朝鲜战争的缘起上的所起的影响作用都给与了极大地关注。但是在朝鲜战争起因的关键原因上，二人的意见却是不一致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两人对苏联对于中国发展的态度是近乎对立的。沈志华先生认为中苏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受到损害，又由于其一直有沙皇时期就存在的在太平洋地区一定要保有出海口和不冻港的情结，所以发动朝鲜战争，以朝鲜半岛替代中国的东北地区是中苏同盟导致的直接结果。杨奎松先生则认为，朝鲜战争只是苏联的亚洲政策发生转变的一个表现而已，当然中苏同盟的形成在促进苏联亚洲政策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中苏同盟就直接导致了朝鲜战争。在苏联对新中国的态度方面，两人的分歧更大。沈志华先生认为，苏联是害怕中国崛起的，特别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使苏联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很大的压力，对其本身的利益、安全有很大的担忧。杨奎松先生则认为斯大林不怕中国发展，反而是希望帮助中国尽快发展起来，以便发挥它在亚洲的影响力，推动亚洲各国的革命，来帮助苏联牵制美国。
以上两位先生的结论都是在搜集和研究了大量的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的，其得出的结论都有着非常坚实的史料基础。我认为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一定的分歧也是可以理解的。朝鲜战争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历史事件，由于又涉及到中西两大阵营的对立问题，其牵扯到的国家或是地区非常广泛，各方面的档案都很多、很复杂。对于史料的理解不同，着眼点不同，就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且我们可以发现沈志华先生与杨奎松先生的观点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在很多方面都达成了共识，只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还有意见相左的现象，我认为，由于每个人的立脚点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接触到的史料不同，所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并不奇怪，而且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可能两个学者的观点都是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我认为以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知识，我们所掌握的历史事实，对两位学者的观点应该是了解、学习的态度，通过两位学者对自身观点的阐述与证明，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学习到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知识与相关的历史事实，而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哪个观点正确，哪个观点错误上面。
同时，我认为这本书除了具体的知识之外，在进行历史研究的态度方面还有两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一个是沈志华先生在搜集、研究这批史料方面下了大工夫。他查阅了大量的苏、美、中三国的档案，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并阅读了大量的回忆录、日记等一手史料，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史料的前后排列、逻辑推理、合理推断，得出了一些关于朝鲜战争的结论。我认为这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不可否认，现在有的学者做学问的态度非常不扎实、不严谨。进行研究不是去认认真真的研读史料，而是满篇的进行论述，没有扎实的史料基础的论述是没有人认同的。另外，在我阅读到这本书的导言部分的时候，由于了解到目前对于朝鲜战争问题以及相关领导人的史料状况，我曾经担心，由于材料有限，这本书会不会又是大篇的议论、论述作者的个人观点。阅读过本书之后，我的担心消失了。本书旨在将朝鲜战争的一些片段串联起来，书中很多都是原始的档案材料，作者只是将这些历史片段，通过个人的认真分析、逻辑推理、合理推断连接在一起，对于自己的一些解释与推断，作者都告诉读者，由于没有解密的档案的支持，这只是作者的推断。而且对于自己对档案的解释，作者也表示，这只是自己的看法，欢迎其他学者有其他的观点。我认为这种认真负责以及宽容的态度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本书作者以中苏同盟作为线索贯穿全书的始终，展开介绍了苏联的远东政策、中苏同盟建立的前期基础与准备、斯大林对于支持北朝鲜发动朝鲜战争的战略考虑、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决定的做出、朝鲜战争期间中苏的全面合作等内容，其余论部分则是沈志华先生对于朝鲜战争中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的探讨，如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协调、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战争期间苏联驻华军事顾问以及其对华的经济援助等问题。此书立足中苏关系角度来考察朝鲜战争的历史，既有战争缘起、过程演进等宏观内容，也包含战争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使读者能够比较详细的从中苏关系的角度切进，了解朝鲜战争这个影响我国及世界历史走向的重要事件。朝鲜战争的起源是各国学者讨论最多也是最集中的问题，这也是本书希望通过利用大量的原始档案进行解答的问题，是本书的主要部分。
本书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中国和苏联结成同盟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苏同盟的实际效果和客观影响，以及其与朝鲜战争爆发的关系上。其思路与结构大致如下：美国推行的马歇尔计划使二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由大国合作转为集体对抗，然而，苏联的利益中心和战略重点在欧洲，故其在朝鲜问题上一直保持克制，其在亚洲的目标是维持雅尔塔体系划定的势力范围，即在朝鲜半岛保持以三八线为界的南北分治状态，其在中国的重点则是保证在东北的权益和影响。
国家的安全利益至上，是斯大林制定所有的战略、政策的根本立脚点。其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战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是其一成不变的外交目标。为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斯大林则一直维持着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以，其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在外交斗争中必要时借用的力量。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尽管存在着友好和互助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不愉快、不和谐的一面。
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使苏联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改变。米高扬的西柏坡之行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使中苏两党在原则上统一了认识，奠定了合作的基础，并初步确定了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目标，但也存在着分歧。新的中苏条约成为中苏结盟的一大障碍。为了体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毛泽东要求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但由于斯大林认为东北问题关系到苏联在亚洲的根本利益，并担心签订新条约会引起对苏联不利的反应，所以难以接受毛泽东的这项要求。由于双方的出发点和结盟条件上存在大的差距，双方结盟陷入僵局。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压力，为了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中国与苏联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最终还是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斯大林也被迫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斯大林看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失去了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的中苏条约而获得在远东的利益，其失去了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他来看来，代替中国东北的地区则是朝鲜半岛，这也是他转而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动机，可能，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也在他的考虑之中。
沈志华先生认为，苏联做出对朝鲜问题的新决策的动机是要维护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也是对中苏关系发展结果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苏美关系、中美关系的考虑，斯大林并没有将朝鲜战争设想为是针对美国的，因为其对金日成开放绿灯的前提就是判断美国不会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苏联对美国的基本原则是在苏联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是不会与美国进行正面的军事冲突的，因此其需要中国为将要发生的战争承担起责任，所以，在与金日成确定了发动军事战争的决定之后，斯大林要求金日成争取中国的同意和支持。中美关系的决裂不是斯大林做出关于朝鲜战争的决策的动机，但却是朝鲜战争的客观结果，尽管斯大林希望金日成的举动不至于引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但是事与愿违。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公然出兵干涉，形势紧急，斯大林和金日成都迫切需要中国出兵援助。当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威胁到我国东北地区，出于对美国出兵台湾海峡的愤恨、在革命理想主义的激励下，并出于对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及国家安全的考虑，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但是却与苏联在提供空军援助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就在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边的谈判陷入僵局，斯大林通知金日成准备撤出朝鲜，中苏条约将要成为一纸空文的时候，毛泽东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斯大林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
中国出兵朝鲜是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其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采取与中国全面合作的方针。在朝鲜战争过程中，中苏同盟真正发挥着作用，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本书中，作者对中苏同盟给予了极大地关注，并重点进行了阐述与梳理，作者一直试图说明1950年2月中苏同盟的缔结，对4个月之后爆发的朝鲜战争起了哪些作用。作者认为对斯大林支持金日正发动朝鲜战争有关键的推动作用的是中苏同盟的建立，而不是以往众多学者所认为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1月5日和12日关于美国太平洋的防御范围不包括朝鲜半岛与台湾的说法。
正如书中所记“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势力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甚至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对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一九四五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权益。所以，似乎可以判定，在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中，考虑到维护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才是问题的关键” 。根据新条约的规定，苏联将失去其通过雅尔塔协定和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在远东的主要权益即是使苏联通向太平洋的中国的中长铁路和旅顺这个不冻港。“因此，如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外另有所图，以弥补由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而在远东失去的权益” “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代替旅顺和大连的作用” “即是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沈志华先生一改以往学者认为是美国的关于其太平洋的防御范围不包括朝鲜半岛与台湾的说法，给了斯大林以错误的信息使其决定发动朝鲜战争，而是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在东北亚的利益受损，而以朝鲜半岛作为其新的出口的战略思想促使其做了这个冒险的决定。
杨奎松先生认为《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强调斯大林的战略考虑时，十分重视其沿袭沙皇俄国在远东追求不冻港的历史传统，自有其逻辑性。但在是否这是促使斯大林支持朝鲜战争的关键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异议。杨奎松先生认为促使斯大林在1950年敢于去支持朝鲜战争与其推动日本、印度搞武装革命一样都是1948年以来其亚洲政策逐渐地趋向激进，到1950年1月彻底完成了方针性的转变，即决定在整个亚洲推动攻势防御的路线的表现。那么为什么斯大林的亚洲政策会发生改变呢，特别是在1950年发生方针性的转变？杨奎松先生认为正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这本书上关注的一样，中苏新条约的签订，中苏同盟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柏林危机中被迫退让后，斯大林明显地感觉到苏联还没有力量与美国在欧洲公开对抗。在欧洲，包括在中亚，苏联受到美国的压力太大了，斯大林希望另找途径来分散美国的力量。但他在亚洲找不到谁能够帮助他，更由于担心出现两面作战的危险，所以其过去在亚洲一直采取缓和政策。但是情况今非昔比了，中国革命成功了，新中国能够帮助他在亚洲牵制美国的力量，因此他主动让中共来承担指导和援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责任，积极帮助中国恢复经济和建设工业。特别是1950年2月中苏两国的正式结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整个力量对比，因而斯大林明显的改变了其在远东问题上一贯小心谨慎的态度。
然而这一转变对斯大林来说无疑是一个突破。在与中国订立新约的问题上，斯大林一直犹豫不决。一方面，与中国订立新约就使其失去了通过雅尔塔协定和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在远东的主要权益，同时也是对雅尔塔体系的一次破坏，要知道苏联通过雅尔塔体系获得的权益不仅仅局限在中国的东北，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都是依据雅尔塔协定得来的。如果废除中苏旧约，另订新约都会给美英以借口而可能给苏联在以上地区的利益造成损失。另一方面，如果斯大林要想藉助中国的力量，就必须与毛泽东订立盟约。不突破雅尔塔协定，就无法把中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盟友。没有中国的帮助，苏联在亚洲就只能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所以要想藉助中国的力量来迁制美国，就不能太受雅尔塔协定的束缚。
在与中国关系的利益的极大诱惑面前，加之对中国及其中国的经验寄予的极大期望，斯大林终于决定突破雅尔塔体系与中国另订新约，结成盟友，也正是因为与中国结成了盟友，所以其下决心要藉助中国和中国的经验推动亚洲革命来牵制美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他得知金日成再度提出想要用武力来统一朝鲜半岛时，他一改以往的拒绝态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金日成的请求。而且基于以上原因，他不仅不怕中国发展，反而是希望帮助中国尽快发展起来，以便发挥它在亚洲的影响力，推动亚洲各国的革命，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帮助苏联来牵制美国。
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沈志华先生还是杨奎松先生对中苏同盟在朝鲜战争的缘起上的所起的影响作用都给与了极大地关注。但是在朝鲜战争起因的关键原因上，二人的意见却是不一致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两人对苏联对于中国发展的态度是近乎对立的。沈志华先生认为中苏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受到损害，又由于其一直有沙皇时期就存在的在太平洋地区一定要保有出海口和不冻港的情结，所以发动朝鲜战争，以朝鲜半岛替代中国的东北地区是中苏同盟导致的直接结果。杨奎松先生则认为，朝鲜战争只是苏联的亚洲政策发生转变的一个表现而已，当然中苏同盟的形成在促进苏联亚洲政策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中苏同盟就直接导致了朝鲜战争。在苏联对新中国的态度方面，两人的分歧更大。沈志华先生认为，苏联是害怕中国崛起的，特别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使苏联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很大的压力，对其本身的利益、安全有很大的担忧。杨奎松先生则认为斯大林不怕中国发展，反而是希望帮助中国尽快发展起来，以便发挥它在亚洲的影响力，推动亚洲各国的革命，来帮助苏联牵制美国。
以上两位先生的结论都是在搜集和研究了大量的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的，其得出的结论都有着非常坚实的史料基础。我认为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一定的分歧也是可以理解的。朝鲜战争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历史事件，由于又涉及到中西两大阵营的对立问题，其牵扯到的国家或是地区非常广泛，各方面的档案都很多、很复杂。对于史料的理解不同，着眼点不同，就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且我们可以发现沈志华先生与杨奎松先生的观点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在很多方面都达成了共识，只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还有意见相左的现象，我认为，由于每个人的立脚点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接触到的史料不同，所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并不奇怪，而且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可能两个学者的观点都是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我认为以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知识，我们所掌握的历史事实，对两位学者的观点应该是了解、学习的态度，通过两位学者对自身观点的阐述与证明，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学习到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知识与相关的历史事实，而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哪个观点正确，哪个观点错误上面。
同时，我认为这本书除了具体的知识之外，在进行历史研究的态度方面还有两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一个是沈志华先生在搜集、研究这批史料方面下了大工夫。他查阅了大量的苏、美、中三国的档案，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并阅读了大量的回忆录、日记等一手史料，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史料的前后排列、逻辑推理、合理推断，得出了一些关于朝鲜战争的结论。我认为这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不可否认，现在有的学者做学问的态度非常不扎实、不严谨。进行研究不是去认认真真的研读史料，而是满篇的进行论述，没有扎实的史料基础的论述是没有人认同的。另外，在我阅读到这本书的导言部分的时候，由于了解到目前对于朝鲜战争问题以及相关领导人的史料状况，我曾经担心，由于材料有限，这本书会不会又是大篇的议论、论述作者的个人观点。阅读过本书之后，我的担心消失了。本书旨在将朝鲜战争的一些片段串联起来，书中很多都是原始的档案材料，作者只是将这些历史片段，通过个人的认真分析、逻辑推理、合理推断连接在一起，对于自己的一些解释与推断，作者都告诉读者，由于没有解密的档案的支持，这只是作者的推断。而且对于自己对档案的解释，作者也表示，这只是自己的看法，欢迎其他学者有其他的观点。我认为这种认真负责以及宽容的态度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