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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部分大学生秉持所谓客观中立的“理性”观念，视思想政治教育为“洗脑”而拒斥。这种“理性”本质上是囿于自然科学的偏见，根源于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在认识论上，“理性”就是理性认识，是指个体用概念而非感官间接把握对象本质的思维能力。对受教育主体的大学生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政治理性”素质教育。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思想表明，“政治理性”处理个体与国家共同体的关系，是人的“第一理性”，是大学生个体身份的核心构件。“政治理性素质说”能够破解“思想教育洗脑说”，推进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理性素质教育; 受教育主体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6.019
在新时代，随着自媒体盛行，讯息传播呈现立体化、大众化，各种非主流思想都能获得便捷途径，超越时间空间限制，迅速传递到每一个人，形成与主流思想教育竞争态势，以至于今天有些大学生把主流的思想政治教育视为“洗脑”而加以拒绝，却热衷于猎奇求怪的极端思想偏好，造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难以有效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1]遵循“三大规律”，有效破解“洗脑说”，实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是问题的关键，也是习总书记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要求，亟待深入研究。概而言之，从受教育主体的角度，思想政治教育是成长在现实社会中的大学生必备的“政治理性素质”教育。“政治理性素质说”能够破解“思想教育洗脑说”，赢得话语主动权，促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开展。
一、 问题的提出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大学生，在生理心理上均处于青春期，在思想上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期，表现出思维活跃，激情四射，独立思考，嫉恶如仇;在主体人格上，他们自我意识强烈，渴望关注社会现实，不愿人云亦云;在个人素质上，他们不仅追求感性，而且更追求理性。然而，正因如此，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类的大学生，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洗脑”。在他们看来，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价值灌输，不够客观中立，而只有“科学”的理性才是客观中立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还没有在他们身上展开，他们就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产生一种抵触乃至拒绝的情绪和心理，使高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师常常无所适从。尤其在新时代的今天，自媒体盛行，各种思想都有了迅捷快速的传播途径，能够全时空地包围着每一个个体，形成与主流思想政治教育争夺阵地的态势，如果我们不能够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概念，有效地破解“洗脑说”，只是一味地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就会导致把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拱手让予别人。问题的症结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时期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是他们理性观察世界的时期，对理性的强烈诉求是他们最重要的成长规律。任何的外因都必须依靠内因才能起到作用，无论再好的想法和愿望，再好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必须依靠大学生的内在诉求才能完成，这是思想教育的主体性规律。因此，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或某个概念，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的“理性”诉求结合起来，把“洗脑说”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化成大学生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个体必备素质的“理性说”教育，让大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才可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其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些工作者没有注意到思想与政治的联系与区别，完全依赖政治性话语进行思想教育，不能借助思想的话语讲清楚现实政治的内在逻辑，给大学生留下政治说教的印象。就二者的联系看，思想提供的是逻辑，是把握政治的内在逻辑，而政治是思想逻辑的集中体现和现实表达。思想侧重逻辑，而政治侧重社会现实。对于没有丰富社会经验的大学生来说，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是其根本任务，倾向于“理性”诉求是大学生这一时期的成长规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如果能够用思想的话语讲清楚政治的内在逻辑，让大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教育效果必然事半功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因事而化”，就是要求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能够把政治的话语转化为柔性的富含思想魅力的体系，力求“以理服人”。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思想政治工作要想“掌握群众”，尤其是以求知为己任的大学生，根本在于用思想讲清楚政治的逻辑。
在当前思想教育中，有些工作者通常把党和国家在国家政治工作中的方针政策直接变为思想教育的内容，甚至把对党员干部的工作纪律和政治要求，不加区分用来教育大学生。这样做的好处是保证了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同频共振，也保证了思想教育内容不会出现原则性的错误。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教育没有注意到思想与政治的联系与区别，只注意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而缺少实现这个教育目标的具体手段。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注意思想教育内容表达的转化，注重教育方式的对象性考量，体现“针对性和亲和力”，是其应有之义。
因此，从受教育主体“大学生”的角度而言，思想政治工作应该以“理性”素质教育为突破口，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转化为大学生“政治理性素质”教育的内容，把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和政策的学习要求轉化成大学生成长为现代社会公民必备的素质教育要求，遵循大学生“理性”诉求的成长规律，从而实现习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大学生成长规律”与“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和“教书育人规律”三大规律的辩证统一，加快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自媒体盛行时代“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创新发展。二、 “政治理性”概念之界定 “政治理性”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在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出现过。他说：“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3]马克思当时还是黑格尔主义者，“政治理性”此时的含义是启蒙“理性”，国家是这种抽象“理性”的化身。
“政治理性”一般在政治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使用和讨论，是指用西方哲学中理性主义的方式讨论和处理政治活动中的核心问题，比如政治权力问题、资源分配原则、组织原则等等。这个意义上的“政治理性”指“理性政治”，是在与神性政治、非理性政治比较中讨论政治活动的特征时使用。也有学者把“政治理性”作为参与政治活动主体的一种理性，一种能够参与并直接影响政治决策活动的人的理性，或者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能够影响政治决策的主体性的理性，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讨论的多元共识就属于此，它并非一般单个人的一种理性，而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人的主体性的理性。中国学者对此概念也进行过专题讨论，也都是在政治学领域中讨论政治活动中的理性以及理性的政治活动问题，都只是把“政治理性”作为人类集体政治实践活动的一种理性考量，并没有把它作为个体的一种理性思维能力。
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理性”，是从受教育主体角度而言的，指把正确政治认知作为现代社会个体的一种必备素质，把政治认知能力作为现代社会个体必备的一种理性思维能力。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571任何“现实的个人”必定生活于特定的共同体中，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这个共同体的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这就要求个体对这种共同体有正确的认识，并且在自己生命实践活动中能够用这种正确的认识来思考和处理那些直接或间接涉及共同体稳定和发展的且与自己生活有关的重大问题。而这个共同体在现代社会就是指特定政治形式建构起来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特定政治形式的正确理解和认知就是个体必备的素质，是个体必备的一种理性思维能力。
那么，对于中国大学生来说，“政治理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素质呢？习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珍惜韶华，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4]这“四个正确认识”就是“政治理性”的核心内容，要求通过教育，使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我国的国家制度，国家发展道路，国家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并且把这种正确认识作为一个当代中国大学生理性思维的成熟要素，从而形成使用这种正确的政治认知去思考和处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以及将来工作中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能力，形成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理性思维规范。简言之，“政治理性”是一个生活在现代政治社会中的个体应该具有的“政治”理性素质。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用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史家牟宗三和列奥·施特劳斯的相关论述进行更深入地理解。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论述中西方道德区别时曾指出，康德等西方哲人把“道德”作为研究的对象，把“形而上学”（即“哲学”）作为道德研究的工具和方法，所以在他们那里，道德研究是“道德底形而上学”。而相反，中国的新儒家把“道德”作为研究的方法，以此去追问人类的“形而上”（即“哲学”）问题，所以在新儒家们那里，道德研究是“道德的形而上学”，他们由“道德”进入“形而上学”，把“道德”作为一种方法去处理“哲学”的问题，与西方哲人把“哲学”作为方法去处理“道德”问题截然不同。牟宗三的观点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理性”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西方政治学通常把“政治”作为对象，把“理性”作为方法，要求用类似自然科学的理性处理政治活动，强调权利制衡的利益算计;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理性”则相反，它以“政治”作为方法，以“理性”为对象，要求个体把事关国家的正确的“政治”认识化作个体“理性”的内容。
列奥·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论述也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逻辑。施特劳斯认为，在讨论什么是“政治哲学”时，人们通常把“政治哲学”理解为用“哲学”的方法来讨论“政治”问题，或者试图用一种系统的方法来构造一个政治的系统，西方近代哲人不断地用“哲学”去追问“政治”，使“政治”哲学化，导致“政治”和“哲学”双方都走火入魔。但是，这样的“政治哲学”没有注意“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没有对“哲学”本身进行质疑，把未经考察而未必成立的东西作为研究的前提。“哲学”是一种超道德的纯粹的知性活动，要求绝对的自由，而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和稳定都离不开道德，这样的“哲学”追求对于任何政治社会都是危险的、颠覆性的。施特劳斯主张，只有从“政治”出发才能进入“哲学”，而不是相反，必须把“哲学”下降为“政治哲学”，从“自然哲人”转变为“政治哲人”，改变“哲学”的表达方式。而且，这种“政治哲学”应为“第一哲学”，因为任何现实社会都是特定的政治社会，而不是“普世社会”[5]。
同理，偏执于客观中立的“理性说”把“理性”视为一种超越道德的纯知性活动，不断地以自诩为价值中立的类似自然科学的“理性”去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无视事关全体中国人民福祉的发展道路，把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治立场视为不客观中立，这实际上是一个作为生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个体的非理性表现。正像施特劳斯批判“政治哲学”没有质疑“哲学”前提一样，大学生用来质疑思想政治教育的所谓的科学“理性”本身反而应该受到质疑。“理性”并不是批判一切的绝对的普世的东西，并不是只有自然科学的理性才能称为理性，在社会科学领域，必须从“政治”进入“理性”，把“理性”提升到“政治理性”。任何“现实的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共同体中，而特定的共同体在现实中都首先是一个特定政治形式的国家，“政治理性”应该是“现实的个人”理性中的“第一理性”。馬克思说：“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作为一种活动——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2]188韩震教授在《重建理性主义信念》一书中曾提到要在理性活动与社会经济生活、社会政治生活、社会精神文明的互动中重建理性主义的信念[6]。这种信念重建实际上就是“政治理性”的建构。 “政治理性”就是“政治”的“理性”，即把“政治”作为人的一种理性。它强调的是把政治认知内化为独立个体的人的一种理性，这种政治理性既是个体的一种认识能力，也是个体的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稳定的思维方式。当独立的个体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即工作、学习和生活时，能够形成这种政治理性，并能够运用这种政治理性对自己实践活动及其带来的问题进行反思，以便更好地继续自己的实践活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政治理性”之相关概念辨析
（一） “理性”与“政治理性”
要理解“政治理性”概念须先理解“理性”概念。“理性”概念最早源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即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尺度。后来，经过巴门尼德的“存在說”，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说”，柏拉图的“理念论”，“理性”内涵逐渐明确。“理性”在古希腊哲学中主要是本体论的意义，指事物的本原或规律。到近代，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理性”概念才具有现代意义，成为一种能够表现人的主体性的能力，表达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对中世纪“神性”的反抗。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明确把“理性”作为人的认识能力，经过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理性”成为一种“主义”而盛行。由于受当时几何学、力学的巨大成就影响，这种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理性思维，不考虑时间空间变化，不考虑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成为当时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启蒙”的法语是“LesLumieres”，但受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成就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词本意是“la lumiere naturelle”，即“自然之光”的含义。洛克也曾指出：“理性就是自然法。”[7]
自此以降，人们便把这种源自自然科学的“理性”看作唯一的理性，把这种思维模式当作人类科学的一切领域的唯一正确标准，把表达纯形式的思维逻辑作为了唯一的逻辑，哲学社会科学因此一直遭受“理性”的排斥。著名的“斯诺命题”指出的就是这种现象。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和小说家斯诺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指出，由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家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一直相互鄙视，甚至还不屑于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国及国际科学研究领域，而且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状况一直是这样的[8]。
同样如此，这一逻辑今天也泛滥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当中，有些大学生以科学“理性”自居，把思想政治价值教育视为“洗脑”，本质上就是这种“理性”作祟的表现。“理性”从古希腊的本体论转变到认识论，是指个体所具有的一种认识事物的能力。理性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感性是指人用自己的感觉器官眼耳口舌等来直接地感知客观事物，而理性是指用“概念”来间接地把握事物，进行判断和推理。感性把握的是事物的外在表面现象，理性把握的是事物的内在本质属性。感性是认识的经验体验的基础阶段，理性是认识的概念把握的高级阶段，理性是在感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但这只是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区分，在实际认识中，理性和感性是相互渗透的，没有纯粹的理性，也没有纯粹的感性。理性是包含着以具体感性经验为内容而形成的一种认识模式，不同的经验内容必然形成不同的相对稳定的理性认识模式。
由此可见，“理性”就是“理性认识”。针对不同认识对象，个体就会形成关于不同对象的理性认识能力。个体有关于自然科学的理性认识，也有关于社会科学的理性认识。康德曾区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论，即自然科学的理性与道德理性，马克思·韦伯区分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保罗·迪森把理性分为技术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法律理性、政治理性等五种理性。尽管大学里存在文理科的分类，但是完备的教育要求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体，在其成长过程中都要接受两种学科教育，形成自然科学理性认识能力和社会科学理性能力，即“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区别在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就实践活动而言的，它们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相互作用的两个必然要素。而且，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表明，对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个人”来说，关于社会科学的“人文理性”是其必备素质。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是社会关系的正式的集中体现。这又意味着，“政治理性”应该是个体的人的“第一理性”。我国高等教育目标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政治理性”更应是大学生首要的必备的素质。
（二） 作为对象性的“意识形态”和作为主体性的“政治理性”
“政治理性”，作为一种“理性”认识能力，是对人的主体性而言的;而作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所把握的对象“政治”，是社会意识形式中意识形态的内容。
如果把世界作为认识对象来考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可划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类现象，形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存在和思维的基本问题。如果以人类社会有机体为对象，那么它包含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大的方面;而社会意识又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前者是人们自发形成的、不系统的，以感性认识为主，表现为心态、习俗、情感、情绪等，后者是人们自觉形成的、有系统理论支撑的，以概念性的理性认识为主，表现为科学、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哲学、宗教、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又可分为意识形态的和非意识形态的，非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主要指自然科学;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主要是指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哲学、宗教、艺术等。其中，关于政治的意识形态是维护政治国家存在发展的基础，是最主要的。
从主体性来看，按照社会意识所属不同的主体，可分为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对于主体性的个人而言，非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就是指个体的人具有的以自然科学概念为基础的“科学理性”，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就是个体的人具有的以人文社会科学概念为基础的“人文理性”，而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思想就是个体的人应该具有的“政治理性”。 从社会形态构成看，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制度、组织和设施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式，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这个观念上层建筑从意识角度看就是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而这种社会意识形式就其所属主体的个体的人而言，它就是“人文理性”把握的对象。而且，因为在整个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居于主导地位，国家政权是核心，所以在反映并保持与政治上层建筑互动的观念上层建筑当中，“政治思想”是核心。而从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角度看，“政治思想”就是个体所应具备的“政治理性”，而且这种“政治理性”就是整个“人文理性”的核心，是第一位的。
（三） 强化作为“政治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强调的词语是“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教育”、“政治意识”，等等，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社会意识所属主体而言，这种强调只是从群体社会意识的角度而言，它表达的对象主体是群体，表达了群体的需求，群体保持稳定和发展的利益诉求。但是，从教育规律看，尽管教育是面向许多人的活动，但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受教育主体的内化而达到，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需要从个体主体寻找突破口，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针对性”要求它必须通过受教育主体的“内因”才能实现。所以，就群体的活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但就个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现实的个体的人的观念教育，表达着现实的个体的人所身处其中的这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即现实的个体的人身处某个国家的根本和基本的政治思想，它是现实的个体的人与这个共同体即国家保持互动的根本原则。就现实的个体的人而言，它属于个体的一种成熟稳定的思维方式，即“政治理性”。
同时，如前所论，在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通常把党中央对党员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用以教育大学生。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上，从培养接班人的角度看，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注意到党中央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些是工作原则，有些是政治纪律，它们并不都适合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内容。对党员干部思想教育中的有些内容可能就是党员干部的工作原则和政治活动准则，而不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但是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身处校园之中，对社会接触的广度和深度，与党员干部实践活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对有些问题的认知是暂时无法达到的。因此，对大学生而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是理论性的，是强调观念上的逻辑说理，通过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他自身身处其中的国家的基本逻辑，树立一种基于对国家正确认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自己思考社会问题，为将来走向社会、服务国家、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奠定一套正确的思想方式，而这就是“政治理性”。
四、 “政治理性”与个体身份建构
“理性”被视为現代社会中个体的主体性特征，展现的是个体的自主能力，是个体身份自我建构自我确证的核心构件。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政治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大学生身份建设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党的十二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几十年的砥砺奋进，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和国际舞台上逐步建构起了自己的现代国家身份，而在这个现代国家身份中最重要的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身份”，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表现得日益稳定成熟，卓有成效，甚至引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中国不再是一个单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国家，更重要的是一个用现代政党组织而组织起来的现代政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作为现代政治国家身份的最显著标志。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对于全中国人民而言，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这是我们伟大实践的“集体身份”，是我们伟大智慧和辛勤劳动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它既是中华民族的当代史，也是全中国当代人的当代史，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如果我们不坚持这种集体身份的认同与自信，那么我们就会搞不清楚自己隶属于哪个共同体，自己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将向哪里去。
每个中国人的个体身份中必然包含着共同的政治身份，但是现实中很多人缺少对于自己“个体身份”中的“政治身份”的认同和自信，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个体身份”中包含着这个重要的“集体身份”，没有意识到一旦自己丧失了这个政治集体身份，自己的其它“个体身份”都将无从建立，任何的道德人权都不能实现，任何的上帝神话都无法拯救。个体只有在正确把握自己所在社会有机体即国家的集体身份中才能实现自己的身份建构，才能实现自我认同，获得个体发展的契机。因此，“政治理性”素质教育对于大学生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大学生的整体理性能力，是大学生认识世界的根基，关系着大学生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样态。
长期以来，为了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遭遇的难题，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探索，有人提出“政治观”教育概念，有人提出“政治社会化”观点。但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政治观”教育，这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观念，与人的成千上万观念并行起来，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也不能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教育特色。而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政治社会化”，那么这个命题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过于笼统，它是面向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政治理性素质说”，是以个体的素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的本质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看，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是个体生存发展最主要的关系，形成正确成熟的关于国家政治的“政治理性”是新时代大学生首要的必备素质。所以，“政治理性素质说”能够有效破解“思想教育洗脑说”，以此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将能够推进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
[參考文献]
[1] 习近平.努力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N].人民日报，2016-12-09（01）.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8.
[4] 习近平.努力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N].人民日报，2016-12-09（01）.
[5]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M]//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57-79.
[6] 韩震.重建理性主义信念[M].北京：中华书局，2009：220-246.
[7] 洛克.政府论（下）[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4.
[8] 顾海良.“斯诺命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0（6）：10-15.
（责任编辑 王婷婷）
To Replace the Prejudice of Ideological Brainwashing with the Conception of Political Reason Quality
—Based on the Receiving Subject of Education
WEI CHI Guang-bin
（School of Marxism，Hubei Medical College，Hubei Shiyan 442000，Hubei，China）
Abstract：Many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hold ration should be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regard the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as brainwashing to reject it.However this kind of ra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Enlightenment.In epistemology，ration is a kind of thinking ability by using conceptions rather than sense organs.A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are receiving subjects of education，ideological education is a kind of rational quality education regarding politics.Marx’s view that human nature is a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shows that political ration i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tate，which should be the first ration and the core part of a person’s identity.The theory of political rational quality can replace the prejudice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being brainwashing，which can serve to push forward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is new era.
Key words：ideological education; political rational quality education; receiving subjects of education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理性素质教育; 受教育主体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6.019
在新时代，随着自媒体盛行，讯息传播呈现立体化、大众化，各种非主流思想都能获得便捷途径，超越时间空间限制，迅速传递到每一个人，形成与主流思想教育竞争态势，以至于今天有些大学生把主流的思想政治教育视为“洗脑”而加以拒绝，却热衷于猎奇求怪的极端思想偏好，造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难以有效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1]遵循“三大规律”，有效破解“洗脑说”，实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是问题的关键，也是习总书记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要求，亟待深入研究。概而言之，从受教育主体的角度，思想政治教育是成长在现实社会中的大学生必备的“政治理性素质”教育。“政治理性素质说”能够破解“思想教育洗脑说”，赢得话语主动权，促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开展。
一、 问题的提出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大学生，在生理心理上均处于青春期，在思想上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期，表现出思维活跃，激情四射，独立思考，嫉恶如仇;在主体人格上，他们自我意识强烈，渴望关注社会现实，不愿人云亦云;在个人素质上，他们不仅追求感性，而且更追求理性。然而，正因如此，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类的大学生，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洗脑”。在他们看来，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价值灌输，不够客观中立，而只有“科学”的理性才是客观中立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还没有在他们身上展开，他们就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产生一种抵触乃至拒绝的情绪和心理，使高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师常常无所适从。尤其在新时代的今天，自媒体盛行，各种思想都有了迅捷快速的传播途径，能够全时空地包围着每一个个体，形成与主流思想政治教育争夺阵地的态势，如果我们不能够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概念，有效地破解“洗脑说”，只是一味地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就会导致把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拱手让予别人。问题的症结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时期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是他们理性观察世界的时期，对理性的强烈诉求是他们最重要的成长规律。任何的外因都必须依靠内因才能起到作用，无论再好的想法和愿望，再好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必须依靠大学生的内在诉求才能完成，这是思想教育的主体性规律。因此，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或某个概念，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的“理性”诉求结合起来，把“洗脑说”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化成大学生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个体必备素质的“理性说”教育，让大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才可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其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些工作者没有注意到思想与政治的联系与区别，完全依赖政治性话语进行思想教育，不能借助思想的话语讲清楚现实政治的内在逻辑，给大学生留下政治说教的印象。就二者的联系看，思想提供的是逻辑，是把握政治的内在逻辑，而政治是思想逻辑的集中体现和现实表达。思想侧重逻辑，而政治侧重社会现实。对于没有丰富社会经验的大学生来说，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是其根本任务，倾向于“理性”诉求是大学生这一时期的成长规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如果能够用思想的话语讲清楚政治的内在逻辑，让大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教育效果必然事半功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因事而化”，就是要求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能够把政治的话语转化为柔性的富含思想魅力的体系，力求“以理服人”。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思想政治工作要想“掌握群众”，尤其是以求知为己任的大学生，根本在于用思想讲清楚政治的逻辑。
在当前思想教育中，有些工作者通常把党和国家在国家政治工作中的方针政策直接变为思想教育的内容，甚至把对党员干部的工作纪律和政治要求，不加区分用来教育大学生。这样做的好处是保证了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同频共振，也保证了思想教育内容不会出现原则性的错误。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教育没有注意到思想与政治的联系与区别，只注意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而缺少实现这个教育目标的具体手段。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注意思想教育内容表达的转化，注重教育方式的对象性考量，体现“针对性和亲和力”，是其应有之义。
因此，从受教育主体“大学生”的角度而言，思想政治工作应该以“理性”素质教育为突破口，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转化为大学生“政治理性素质”教育的内容，把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和政策的学习要求轉化成大学生成长为现代社会公民必备的素质教育要求，遵循大学生“理性”诉求的成长规律，从而实现习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大学生成长规律”与“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和“教书育人规律”三大规律的辩证统一，加快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自媒体盛行时代“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创新发展。二、 “政治理性”概念之界定 “政治理性”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在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出现过。他说：“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3]马克思当时还是黑格尔主义者，“政治理性”此时的含义是启蒙“理性”，国家是这种抽象“理性”的化身。
“政治理性”一般在政治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使用和讨论，是指用西方哲学中理性主义的方式讨论和处理政治活动中的核心问题，比如政治权力问题、资源分配原则、组织原则等等。这个意义上的“政治理性”指“理性政治”，是在与神性政治、非理性政治比较中讨论政治活动的特征时使用。也有学者把“政治理性”作为参与政治活动主体的一种理性，一种能够参与并直接影响政治决策活动的人的理性，或者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能够影响政治决策的主体性的理性，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讨论的多元共识就属于此，它并非一般单个人的一种理性，而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人的主体性的理性。中国学者对此概念也进行过专题讨论，也都是在政治学领域中讨论政治活动中的理性以及理性的政治活动问题，都只是把“政治理性”作为人类集体政治实践活动的一种理性考量，并没有把它作为个体的一种理性思维能力。
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理性”，是从受教育主体角度而言的，指把正确政治认知作为现代社会个体的一种必备素质，把政治认知能力作为现代社会个体必备的一种理性思维能力。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571任何“现实的个人”必定生活于特定的共同体中，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这个共同体的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这就要求个体对这种共同体有正确的认识，并且在自己生命实践活动中能够用这种正确的认识来思考和处理那些直接或间接涉及共同体稳定和发展的且与自己生活有关的重大问题。而这个共同体在现代社会就是指特定政治形式建构起来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特定政治形式的正确理解和认知就是个体必备的素质，是个体必备的一种理性思维能力。
那么，对于中国大学生来说，“政治理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素质呢？习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珍惜韶华，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4]这“四个正确认识”就是“政治理性”的核心内容，要求通过教育，使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我国的国家制度，国家发展道路，国家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并且把这种正确认识作为一个当代中国大学生理性思维的成熟要素，从而形成使用这种正确的政治认知去思考和处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以及将来工作中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能力，形成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理性思维规范。简言之，“政治理性”是一个生活在现代政治社会中的个体应该具有的“政治”理性素质。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用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史家牟宗三和列奥·施特劳斯的相关论述进行更深入地理解。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论述中西方道德区别时曾指出，康德等西方哲人把“道德”作为研究的对象，把“形而上学”（即“哲学”）作为道德研究的工具和方法，所以在他们那里，道德研究是“道德底形而上学”。而相反，中国的新儒家把“道德”作为研究的方法，以此去追问人类的“形而上”（即“哲学”）问题，所以在新儒家们那里，道德研究是“道德的形而上学”，他们由“道德”进入“形而上学”，把“道德”作为一种方法去处理“哲学”的问题，与西方哲人把“哲学”作为方法去处理“道德”问题截然不同。牟宗三的观点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理性”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西方政治学通常把“政治”作为对象，把“理性”作为方法，要求用类似自然科学的理性处理政治活动，强调权利制衡的利益算计;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理性”则相反，它以“政治”作为方法，以“理性”为对象，要求个体把事关国家的正确的“政治”认识化作个体“理性”的内容。
列奥·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论述也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逻辑。施特劳斯认为，在讨论什么是“政治哲学”时，人们通常把“政治哲学”理解为用“哲学”的方法来讨论“政治”问题，或者试图用一种系统的方法来构造一个政治的系统，西方近代哲人不断地用“哲学”去追问“政治”，使“政治”哲学化，导致“政治”和“哲学”双方都走火入魔。但是，这样的“政治哲学”没有注意“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没有对“哲学”本身进行质疑，把未经考察而未必成立的东西作为研究的前提。“哲学”是一种超道德的纯粹的知性活动，要求绝对的自由，而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和稳定都离不开道德，这样的“哲学”追求对于任何政治社会都是危险的、颠覆性的。施特劳斯主张，只有从“政治”出发才能进入“哲学”，而不是相反，必须把“哲学”下降为“政治哲学”，从“自然哲人”转变为“政治哲人”，改变“哲学”的表达方式。而且，这种“政治哲学”应为“第一哲学”，因为任何现实社会都是特定的政治社会，而不是“普世社会”[5]。
同理，偏执于客观中立的“理性说”把“理性”视为一种超越道德的纯知性活动，不断地以自诩为价值中立的类似自然科学的“理性”去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无视事关全体中国人民福祉的发展道路，把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治立场视为不客观中立，这实际上是一个作为生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个体的非理性表现。正像施特劳斯批判“政治哲学”没有质疑“哲学”前提一样，大学生用来质疑思想政治教育的所谓的科学“理性”本身反而应该受到质疑。“理性”并不是批判一切的绝对的普世的东西，并不是只有自然科学的理性才能称为理性，在社会科学领域，必须从“政治”进入“理性”，把“理性”提升到“政治理性”。任何“现实的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共同体中，而特定的共同体在现实中都首先是一个特定政治形式的国家，“政治理性”应该是“现实的个人”理性中的“第一理性”。馬克思说：“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作为一种活动——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2]188韩震教授在《重建理性主义信念》一书中曾提到要在理性活动与社会经济生活、社会政治生活、社会精神文明的互动中重建理性主义的信念[6]。这种信念重建实际上就是“政治理性”的建构。 “政治理性”就是“政治”的“理性”，即把“政治”作为人的一种理性。它强调的是把政治认知内化为独立个体的人的一种理性，这种政治理性既是个体的一种认识能力，也是个体的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稳定的思维方式。当独立的个体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即工作、学习和生活时，能够形成这种政治理性，并能够运用这种政治理性对自己实践活动及其带来的问题进行反思，以便更好地继续自己的实践活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政治理性”之相关概念辨析
（一） “理性”与“政治理性”
要理解“政治理性”概念须先理解“理性”概念。“理性”概念最早源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即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尺度。后来，经过巴门尼德的“存在說”，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说”，柏拉图的“理念论”，“理性”内涵逐渐明确。“理性”在古希腊哲学中主要是本体论的意义，指事物的本原或规律。到近代，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理性”概念才具有现代意义，成为一种能够表现人的主体性的能力，表达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对中世纪“神性”的反抗。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明确把“理性”作为人的认识能力，经过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理性”成为一种“主义”而盛行。由于受当时几何学、力学的巨大成就影响，这种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理性思维，不考虑时间空间变化，不考虑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成为当时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启蒙”的法语是“LesLumieres”，但受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成就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词本意是“la lumiere naturelle”，即“自然之光”的含义。洛克也曾指出：“理性就是自然法。”[7]
自此以降，人们便把这种源自自然科学的“理性”看作唯一的理性，把这种思维模式当作人类科学的一切领域的唯一正确标准，把表达纯形式的思维逻辑作为了唯一的逻辑，哲学社会科学因此一直遭受“理性”的排斥。著名的“斯诺命题”指出的就是这种现象。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和小说家斯诺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指出，由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家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一直相互鄙视，甚至还不屑于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国及国际科学研究领域，而且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状况一直是这样的[8]。
同样如此，这一逻辑今天也泛滥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当中，有些大学生以科学“理性”自居，把思想政治价值教育视为“洗脑”，本质上就是这种“理性”作祟的表现。“理性”从古希腊的本体论转变到认识论，是指个体所具有的一种认识事物的能力。理性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感性是指人用自己的感觉器官眼耳口舌等来直接地感知客观事物，而理性是指用“概念”来间接地把握事物，进行判断和推理。感性把握的是事物的外在表面现象，理性把握的是事物的内在本质属性。感性是认识的经验体验的基础阶段，理性是认识的概念把握的高级阶段，理性是在感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但这只是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区分，在实际认识中，理性和感性是相互渗透的，没有纯粹的理性，也没有纯粹的感性。理性是包含着以具体感性经验为内容而形成的一种认识模式，不同的经验内容必然形成不同的相对稳定的理性认识模式。
由此可见，“理性”就是“理性认识”。针对不同认识对象，个体就会形成关于不同对象的理性认识能力。个体有关于自然科学的理性认识，也有关于社会科学的理性认识。康德曾区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论，即自然科学的理性与道德理性，马克思·韦伯区分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保罗·迪森把理性分为技术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法律理性、政治理性等五种理性。尽管大学里存在文理科的分类，但是完备的教育要求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体，在其成长过程中都要接受两种学科教育，形成自然科学理性认识能力和社会科学理性能力，即“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区别在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就实践活动而言的，它们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相互作用的两个必然要素。而且，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表明，对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个人”来说，关于社会科学的“人文理性”是其必备素质。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是社会关系的正式的集中体现。这又意味着，“政治理性”应该是个体的人的“第一理性”。我国高等教育目标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政治理性”更应是大学生首要的必备的素质。
（二） 作为对象性的“意识形态”和作为主体性的“政治理性”
“政治理性”，作为一种“理性”认识能力，是对人的主体性而言的;而作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所把握的对象“政治”，是社会意识形式中意识形态的内容。
如果把世界作为认识对象来考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可划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类现象，形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存在和思维的基本问题。如果以人类社会有机体为对象，那么它包含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大的方面;而社会意识又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前者是人们自发形成的、不系统的，以感性认识为主，表现为心态、习俗、情感、情绪等，后者是人们自觉形成的、有系统理论支撑的，以概念性的理性认识为主，表现为科学、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哲学、宗教、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又可分为意识形态的和非意识形态的，非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主要指自然科学;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主要是指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哲学、宗教、艺术等。其中，关于政治的意识形态是维护政治国家存在发展的基础，是最主要的。
从主体性来看，按照社会意识所属不同的主体，可分为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对于主体性的个人而言，非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就是指个体的人具有的以自然科学概念为基础的“科学理性”，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就是个体的人具有的以人文社会科学概念为基础的“人文理性”，而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思想就是个体的人应该具有的“政治理性”。 从社会形态构成看，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制度、组织和设施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式，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这个观念上层建筑从意识角度看就是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而这种社会意识形式就其所属主体的个体的人而言，它就是“人文理性”把握的对象。而且，因为在整个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居于主导地位，国家政权是核心，所以在反映并保持与政治上层建筑互动的观念上层建筑当中，“政治思想”是核心。而从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角度看，“政治思想”就是个体所应具备的“政治理性”，而且这种“政治理性”就是整个“人文理性”的核心，是第一位的。
（三） 强化作为“政治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强调的词语是“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教育”、“政治意识”，等等，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社会意识所属主体而言，这种强调只是从群体社会意识的角度而言，它表达的对象主体是群体，表达了群体的需求，群体保持稳定和发展的利益诉求。但是，从教育规律看，尽管教育是面向许多人的活动，但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受教育主体的内化而达到，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需要从个体主体寻找突破口，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针对性”要求它必须通过受教育主体的“内因”才能实现。所以，就群体的活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但就个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现实的个体的人的观念教育，表达着现实的个体的人所身处其中的这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即现实的个体的人身处某个国家的根本和基本的政治思想，它是现实的个体的人与这个共同体即国家保持互动的根本原则。就现实的个体的人而言，它属于个体的一种成熟稳定的思维方式，即“政治理性”。
同时，如前所论，在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通常把党中央对党员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用以教育大学生。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上，从培养接班人的角度看，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注意到党中央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些是工作原则，有些是政治纪律，它们并不都适合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内容。对党员干部思想教育中的有些内容可能就是党员干部的工作原则和政治活动准则，而不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但是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身处校园之中，对社会接触的广度和深度，与党员干部实践活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对有些问题的认知是暂时无法达到的。因此，对大学生而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是理论性的，是强调观念上的逻辑说理，通过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他自身身处其中的国家的基本逻辑，树立一种基于对国家正确认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自己思考社会问题，为将来走向社会、服务国家、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奠定一套正确的思想方式，而这就是“政治理性”。
四、 “政治理性”与个体身份建构
“理性”被视为現代社会中个体的主体性特征，展现的是个体的自主能力，是个体身份自我建构自我确证的核心构件。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政治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大学生身份建设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党的十二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几十年的砥砺奋进，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和国际舞台上逐步建构起了自己的现代国家身份，而在这个现代国家身份中最重要的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身份”，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表现得日益稳定成熟，卓有成效，甚至引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中国不再是一个单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国家，更重要的是一个用现代政党组织而组织起来的现代政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作为现代政治国家身份的最显著标志。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对于全中国人民而言，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这是我们伟大实践的“集体身份”，是我们伟大智慧和辛勤劳动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它既是中华民族的当代史，也是全中国当代人的当代史，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如果我们不坚持这种集体身份的认同与自信，那么我们就会搞不清楚自己隶属于哪个共同体，自己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将向哪里去。
每个中国人的个体身份中必然包含着共同的政治身份，但是现实中很多人缺少对于自己“个体身份”中的“政治身份”的认同和自信，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个体身份”中包含着这个重要的“集体身份”，没有意识到一旦自己丧失了这个政治集体身份，自己的其它“个体身份”都将无从建立，任何的道德人权都不能实现，任何的上帝神话都无法拯救。个体只有在正确把握自己所在社会有机体即国家的集体身份中才能实现自己的身份建构，才能实现自我认同，获得个体发展的契机。因此，“政治理性”素质教育对于大学生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大学生的整体理性能力，是大学生认识世界的根基，关系着大学生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样态。
长期以来，为了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遭遇的难题，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探索，有人提出“政治观”教育概念，有人提出“政治社会化”观点。但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政治观”教育，这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观念，与人的成千上万观念并行起来，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也不能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教育特色。而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政治社会化”，那么这个命题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过于笼统，它是面向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政治理性素质说”，是以个体的素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的本质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看，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是个体生存发展最主要的关系，形成正确成熟的关于国家政治的“政治理性”是新时代大学生首要的必备素质。所以，“政治理性素质说”能够有效破解“思想教育洗脑说”，以此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将能够推进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
[參考文献]
[1] 习近平.努力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N].人民日报，2016-12-09（01）.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8.
[4] 习近平.努力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N].人民日报，2016-12-09（01）.
[5]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M]//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57-79.
[6] 韩震.重建理性主义信念[M].北京：中华书局，2009：220-246.
[7] 洛克.政府论（下）[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4.
[8] 顾海良.“斯诺命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0（6）：10-15.
（责任编辑 王婷婷）
To Replace the Prejudice of Ideological Brainwashing with the Conception of Political Reason Quality
—Based on the Receiving Subject of Education
WEI CHI Guang-bin
（School of Marxism，Hubei Medical College，Hubei Shiyan 442000，Hubei，China）
Abstract：Many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hold ration should be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regard the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as brainwashing to reject it.However this kind of ra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Enlightenment.In epistemology，ration is a kind of thinking ability by using conceptions rather than sense organs.A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are receiving subjects of education，ideological education is a kind of rational quality education regarding politics.Marx’s view that human nature is a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shows that political ration i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tate，which should be the first ration and the core part of a person’s identity.The theory of political rational quality can replace the prejudice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being brainwashing，which can serve to push forward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is new era.
Key words：ideological education; political rational quality education; receiving subjects of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