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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后半期，大量华人南渡重洋来到马来亚。清政府将他们称作“华侨”，视之为大清的子民。而后，在国内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新马华人开始建立中国人的身份认同。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政府一系列侨务政策的实行，新马华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得到强化，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到达鼎盛。20世纪中叶，新中国的成立与国民党政权的败退让缺失保护的新马华人感到茫然无措，最终放弃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成为所在国的公民，但仍保留了自身的族群认同，完成了从“华侨”到“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在全球化日益增长，各地华人联系日趋紧密的今天，一种跨越国界的新型华人认同正在形成。
关键词：海外华人;身份认同;马来亚;新加坡
中图分类号：D6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6-0144-05
从19世纪末，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开始将新马华人①称为“华侨”，即暂时居住在外的中国人。此时，华人自认为大清的子民。民国时候，新马华人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运动，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20世纪中叶，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新马华人仍然坚持华文教育，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傲，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却逐渐消解②。那么，作为新马华人母国的中国在其身份认同转变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到他们的身份认同呢？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冷战和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兴盛的背景下，海内外学者开始集中关注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转变问题。王赓武教授提出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分层理论，并首次阐明东南亚华人社会多重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和阶级认同。进而他得出结论：绝大多数华人的身份认同实际上是多重认同的混合体。1989年，崔贵强著书《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将华人阶层分类进一步细化，并借此阐明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变过程。吴小安则总结前人观点，提出对华人华侨史应进行长时段与跨学科的研究，开创了华人华侨研究的新思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旨在利用华人报纸、报章及游记等一手史料，梳理长时段中新马华人从“华人”到“华侨”的身份认同变迁过程进而分析中国因素在此过程中的影响。
一、19世纪末“华侨”认同的形成
首先，马来亚华人有土生华人和移居华人之分[1]。土生华人为大约19世纪之前移居海外的华人，历经数代被逐渐同化，虽然保留了一些中华文化传统，但与中国的联系却逐渐模糊。相较于中国，他们与英国殖民当局的联系更加密切，其身份认同更多受到当地土著与英国当局的影响，故这类人群不在本文中讨论。移居华人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因战乱、饥荒、政治避祸等原因移居南洋的华人，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动对他们的身份认同影响较大，这类人群是讨论的重点。
其次，需要明确华人与华侨身份认同的概念。华人身份认同包含两个层面的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政治认同的核心概念是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亦可被称作种族认同，即认同自己族群的规范与特征，当中既包含对中华文化和其种种规范的认同，也包括对华人肤色样貌等生理特征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认同受后天因素影响较多，文化认同则具有先赋性和内生性，延续性强，更难改变[2]。“华侨”概念的核心就在于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华人”概念的核心在于对所在族群的认同。从“华侨”到“华人”认同的转变，就是华人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形成消解与其族群意识的觉醒发展的过程。
对于“华侨”一词，根据王赓武先生的考证[3]，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在20世纪初成为所有海外华人的统称。19世纪后半期，大量华人来到南洋，清政府开始注重华侨的地位。南洋华人被冠以新的称号：“侨”，即“华侨”，带有临时定居的含义。在1885年中法签订的《越南条款》中，“侨居”一词被正式用于一般的中国居民，条约中称：“凡中国侨居人民及散勇等在越南安分守业者，无论农夫、工匠、商贾，若无可责备之处，其身家产业均得安稳，与法国所保护之人无异。”[4]海外华人由非法流民变为大清的合法臣民，华侨被描摹成宽容、勤奋、勇敢的积极形象。随着对“华侨”了解的加深，朝廷逐渐认识到“华侨”所积累的财富可以为国家所用。由此，朝廷开始有意识地建立与新马华侨的联系并引导其为国家服务。
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置中国领事馆，1893年在槟榔屿设置副领事馆，以维护当地侨民的利益，加强侨民与中国的联系。1877年、1890年北洋水师两次前来南洋巡视。新加坡华侨对此反应积极，认为中国海军军威无比③。随着中国与新马华侨联系的加深，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与民族主义浪潮快速影响到新马华侨。
由于新马华侨所积攒的庞大财富，清政府、维新派、革命派均试图取得华侨的支持。康有为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新加坡，创立保皇党分部，以宣传其政治主张。他们创立报刊，组建学会，建立华校，向当地侨民宣传他們的政治主张，培养他们的政治意识。属于保皇党的机关报有《天南新报》《南洋总汇报》。伴随着保皇党人的到来，革命党人紧随其后。1906年，新加坡同盟会成立，槟城、吉隆坡等其他重镇也先后有同盟会建立。在宣传上，革命党人的书报社迅速建立。1904年，属于革命党人的《图南日报》创刊，1907年《中兴日报》创刊，1901年《华光日报》创刊。在全马各地，书报社一时间竟达到五十八间之多。此外，伴随着保皇党人与革命党人的南来，一系列新式华校陆续建立。康有为曾为南洋华校的建立奔波劳碌。左秉隆在演讲的时候常提醒当地侨领注意“华侨”教育。在他们的努力下，新式学校的数量快速增长。
保皇与革命两党虽然政见不同，但均宣传中国本位的政治思想，他们对华侨发出相同的呼吁：华侨们应该回归中国，参与到中国近代化建设中，对华侨形成中国人的国家认同起到较大作用。《革命歌》[5]创作于1903年，在当时广泛流行，被认为影响巨大，是革命党舆论宣传的典型代表：
“再告海外众华侨，天涯万里总同胞。
…… 南洋瘴气扑天深，瘟疫来时命不存。
钱财堆积成何用？何不将来驱满种？
……
不然寄篱他人国，却忘他身原汉族。”
这首诗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向华侨宣传：华侨是无疑的同胞，一旦摆脱满清的统治，建立起富强的共和国，华侨便可以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让歧视他们的欧洲人退却。这对当时生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备受欺压的华侨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报刊宣传和华校教育使新马华侨爱国热情迅速增长。无论上层商人、知识分子还是下层的穷人、文盲、半文盲都迅速政治化，接受民族主义思想。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南洋华侨占28人。侨民邱菽园为宣传保皇思想，投资甚多创办《天南新报》，终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在1900年的汉口之役中，邱菽园慷慨捐款25万元予唐才常，最后甚至因此破产。
19世纪末，新马华侨对中国的归属感与认同感逐渐建立。这一身份认同将在20世纪初中国一列政策的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以致达到顶峰。
二、20世纪初“华侨”认同的发展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新马华侨的民族意识及国家认同进一步发展。华侨身份成为自豪的象征，为人们所追求向往。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所实行的侨务政策。由于华侨在革命时期给予的帮助，国民党十分重视海外侨务，对外实行护侨政策，将保护华侨视为党的责任和义务，并以华文报章及华文教育为纽带进行宣传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国民党开始向新马华侨施加影响，其侨务政策主要是以报纸宣传与华校教育两个途径展开。新马的华文报章对于培育侨民的爱国意识是卓有成效的。新马的“党报”计有槟城的《光华日报》，新加坡的《国民日报》《新国民日报》及《民国日报》。“党报”接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指示，向侨民宣传效忠中国、回国投资的观念，引导侨民心向中国。
此外，商办性质的华文报章同样推动了新马华侨国家认同的形成，其典型报刊有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与胡文虎创办的《星洲日报》。这些华文报章同样重视对中国国内事务的宣传报道，成为引导新马华侨热爱祖国的重要途径。济南惨案发生时，槟城的《南洋时报》因发布“济南惨案”特刊被勒令停刊。“九·一八”事变时，《南洋总汇报》因宣传抵制日货被勒令停刊20天，《南洋商报》更以整版报道，发出“大祸临如，日军侵我东三省之计划实施矣。”④的悲鸣。
如果说华文报章对新马华侨爱国意识的培养起到的是催化作用，那么华文教育所起到的作用则更加潜移默化、影响深远。国民党将海外侨民的华文教育视为自己的责任。驻新加坡中国领事陈长乐的秘书曾说：“管制海外的侨民教育，是领事馆的责任。”[6]
在领事馆与侨务委员会的努力下，新马的华文教育一度為中国政府所把持。侨校所采用的教科书由中国教育部编写审定，其中充斥爱国文字。华侨学生们所在的学校学制，所上课程与中国国内学生完全一致。新马华校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与中国学制别无两样。课程上，小学设有中国国语、公民、历史、地理等，到初高中增设中国文学、自然科学等科目。其中历史、地理与公民等科目的内容均以中国为主。新马侨校的教师有的是在中国受训后派往海外的，当地侨校的校长亦有北大毕业的。江亢虎在其南游马来亚的回忆录中指出：中国化的培养体系下，当地侨校学生的英文甚至不如内地[7]。在中国化的教育体系下，华校培养出大批具有爱国意识的侨民。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系列事件将新马华侨的爱国热情进一步激发。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及“九·一八”事变，激起侨民的怒火，他们抵制日货，筹款赈济，努力输捐，为祖国的事务而奔走疾呼。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1年日本南侵，侨民的爱国浪潮从未中断，各个阶层均有参与，侨民的国家认同在抗日战争中趋于成熟。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马华侨的国家认同达到鼎盛。华侨们以四大强国之一的中国国民自称，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归国人数日益增长。华侨们当时爱国热情高涨，以至于《蒋委员长传》在新加坡一经发售便被抢购一空⑤，归国参军者受到人们的赞扬⑥。在《南洋商报》的一篇报道中，华侨们自豪地宣称：“我中华民国国旗，和美英法荷四国旗帜，高高飘扬于国泰大厦之颠。”他们呼号道，“侨胞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的光荣。”⑦这位佚名作者最后还向同胞发出号召，要大家尽到中国人的责任，为中国而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华侨们爱国的出发点之一在于期望一个强大的祖国能成为海外侨民的依仗。华侨对祖国寄予厚望，期望祖国保护侨民的当地利益，他们以为：“今日中国已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将来必能为吾人解放后盾。”⑧
事实上，战后初期，中国已成为英殖民当局制定政策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国民政府的压力下，英国初期制定的马来亚政策的确向华侨的权益暂时做出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都是建立在中国是一个统一稳定的局外势力的前提下。因此，当中国国内陷入内战，无力关心海外侨务时，英国政府便迅速改变态度。华侨的权益并未受到原有期待的保障，这是之后华侨身份认同转变的重要原因。
总得来说，这一时期新马侨民的爱国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发展，既是中国政府一系列侨务政策的结果，也是在日趋加深的民族危机刺激下新马华侨爱国热情的自发体现。抗战胜利后，新马华侨的国家认同达到顶峰。与此同时，“华人”的身份认同开始萌芽，并将在下一阶段继续发展，逐渐取代“华侨”的中国认同成为主流。
三、20世纪中叶“华侨”到“华人”认同的转变
战后初期，新马华侨爱国热情高涨的同时，“华族”的身份认同在悄然萌芽。以“华族”替代“华侨”最早由曲折夫提出。他在《南洋华族的政治危机》一文中指出：大部分华侨都已经在南洋生了根，不再是暂时侨居海外，而是永久定居。而且南洋华人为马来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这里的主人，而不是客人。作者要求南洋华人参与到本地的事务当中，去“运用政治去保障、增加和创造我们的幸福”，因为“我们就是这里的主人，这里就是我们的故乡，我们没有别的‘家’了”[8]。 可见，新马华人当地意识已逐渐发展。虽然他们感情上仍心向中国，但他们的生活深深扎根当地，使他们再也离不开马来亚。1947年新加坡《南侨日报》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8]，参与人数共24012人，涉及社会各个阶层。
问题赞成人数百分比%1.脱离中国国籍做马来亚公民7563.12.不做马来亚公民230.13.做马来亚公民而不脱离中国国籍22，95195.64.不表明意见2821.2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5.6%的华人既不愿意放弃中国国籍，也不愿意放弃马来亚公民身份。此时新马华人不能再称之为“侨居”，他们在当地不再是短暂停留，他们已经彻底地定居在当地。他们适应了当地气候，形成了自己的饮食文化⑨，在当地的事业有着深厚的根基。离开马来亚回到中国对于他们不再现实。但抗战胜利后，新马华侨的爱国热情正值高潮，他们仍寄希望于一个富强统一的中国能够保障他们的当地利益。但国共内战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使其陷入失望与迷茫之中。
《南洋商报》就曾记载了一则关于当地华人收听中国电台态度的短讯，形象地说明了面对内战新马华人茫然失落的情绪。作者先是感慨：“久居异国他乡……听起……‘重庆’‘南京’或是‘陕北’来，一定感觉比什么‘莫斯科’或是‘美国之声’来得有味……胜利之初，由重庆山穴播送出来的‘中国之声’……在南洋收听，可谓是美不胜收。”但作者随后叹息道，“三年以来，真有令人不胜今昔之感……当人家的声音一天强过一天的时候，我们的电台……可怜的声音，都被人家强大的电台淹没了。”⑩
电台寂静无声，自然是内战的缘故。内战伊始，新马华人还密切关心祖国的局势。可随着国民党的败退，新马华侨的失望与日俱增。军事的失利使《南洋商报》对国民党日趋失望，它责备道：“国民党的腐化，使整个国家政治机能陷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国民党“一步步离弃人民……辱没了民主的尊严。”
中国共产党取得内战的胜利后，成立了新中国。但复杂的国内国外环境使其无力发展海外侨务，对外以和平政策为主。其对外宣传也只有少数的报纸宣传，缺少体系化的政策。因此新马华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了解甚少，甚至存在抵触心理，对新中国同样接受程度不高，存在一些误解。《南洋商报》就曾报道中共是苏共的附庸，认为中共否定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和文化，毁灭中国人民的生活灵魂。新马华人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对新中国的认同也没有迅速建立起来，国内的政治纷争使他们感到厌倦。中国无法成为华人的靠山，于是新马华人走向本地团结的道路。
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是新马华人本地意识觉醒的标志性事件。从组织名字上的变动就可见一斑，其全称“马来亚华人公会”与1938年所创办的“南洋华侨总会”有着关键性的不同：“华侨”变成“华人”。新马华人抛弃了暂居的“华侨”概念，成为永居当地的“华人”。其成立目的也在于“保障马来亚华人社会上，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之福利”，对待国内事务，他们认为应“排除祖国传来的党派斗争思想……为海外华侨自身生存奋斗。”他们以近代史上的英国海外移民自比，谋求“建立海外自由家乡”。新马华人的族群认同此时已由萌芽逐渐发展走向成熟。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政府延续民国时期的侨务政策，对当地华人进行爱国教育，散布左翼思想。何香凝在1950年元旦向海外华侨的广播词中说：“……祖国强盛了，你们（侨胞）的困难时间是会缩短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侨胞们，黑暗的日子不长的，黎明即在眼前。”但这些努力的成效并不显著。对于新中国政权，大多数华人仍抱有疑虑，抱持观望态度，等待时局变动。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侨务政策转向鼓励东南亚华侨积极融入当地，自愿选择公民身份，使新马华人最后的疑虑得以打消。1956年新马工商业贸易考察团访问中国，期间谈到新马华人的公民权及双重国籍问题。周恩来表明态度：中国愿意从旁协助新马华人克服困难，取得公民权，以便成为独立的马来亚一分子。而中国也是不会允许双重国籍存在的。
至此，新马华人的国家认同大致消解，族群认同大致形成。他们积极争取当地公民权，在文学作品中呼喊着自己对马来亚的爱国热情。1956年在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上，教总主席林连玉庄严宣告：
“我们当然要启示我们的后一代，以马来亚为效忠的对象，告诉他们：马来亚即是他们的故乡;马来亚各民族的父老兄弟及姐妹，都是他们的父老兄弟及姐妹;假设不幸，马来亚有了外来的共同敌人，他们必须挺身而出，为保卫马来亚而作战，不管那敌人来自，以及属于何种人，他们必须紧紧地站在马来亚这一边。”
马来亚华人彻底放弃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选择成为马来亚公民。而由于文化认同的内含性与延续性，新马华人仍然保留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维系了“华人”的族群认同。至此，新马华人完成了从“华侨”到“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
结语
由“华侨”到“华人”，新马华人的身份认同经历了漫长且曲折的转变。现在，新马各地的华人已经不可逆地融入到当地民族国家中，但相同的血脉与文化成为其与中国无法割舍的联系。值得期待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地华人联系日趋紧密，一种跨越国界的新型华人认同正在形成。
注释：
①新馬华人即为新加坡与马来亚华人的合称简写。两地华人的历史在本文研究时段内（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基本重叠，故在本文中合称为新马华人。
②“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且不明确的概念，具体可见：Gary Jeffrey Jacobsohn，Constitutional Identity，Cambridgeb：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68。
③《论中国战舰游历外洋事》，《叻报》，1892年1月5日。
④《东三省与日本》，《南洋商报》，1931年9月21日，第2页。
⑤《〈蒋委员长传〉大批运到》，《南洋商报》，1946年5月1日，第2页。 ⑥《南洋商报》，1946年5月17日，第1页。
⑦《和平》，《南洋商报》，1946年5月1日，第4页。
⑧《发展华侨潜力运动》，《南洋商报》，1946年5月18日，第1页。
⑨《江亢虎南游回想记》，第一编，《星加坡》，第9页。马来亚华侨多来自粤闽两省，饮食清淡，然文中记载当地饮食“喜肥腻腥膻，又喜辛辣之味”，与粤闽两地截然不同，可见当地已形成特色饮食文化。
⑩《本坡收听祖国播音概况》，《南洋商报》，1949年3月1日，第5页。
《中国剧烈的演变》，《南洋商报》，1948年8月10日。
《看中共斗争前途的成败》，《南洋商报》，1948年5月7日。
《扩大马华公会领导力量》，《南洋商报》，1949年3月1日。
《南侨日报》，1950年1月6日。
《周恩来接见星马考察团记祥（二）》，《星洲日报》，1956年10月17日。
《教总33年》，第374頁，转引自崔志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修订卷）》，第362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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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衍丞（2000—），男，汉族，天津人，单位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史、华人华侨史、全球史。
李昕玥（1999—），女，汉族，云南昆明人，单位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全球史、冷战文化史。
（责任编辑：董惠安）
关键词：海外华人;身份认同;马来亚;新加坡
中图分类号：D6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6-0144-05
从19世纪末，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开始将新马华人①称为“华侨”，即暂时居住在外的中国人。此时，华人自认为大清的子民。民国时候，新马华人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运动，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20世纪中叶，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新马华人仍然坚持华文教育，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傲，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却逐渐消解②。那么，作为新马华人母国的中国在其身份认同转变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到他们的身份认同呢？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冷战和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兴盛的背景下，海内外学者开始集中关注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转变问题。王赓武教授提出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分层理论，并首次阐明东南亚华人社会多重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和阶级认同。进而他得出结论：绝大多数华人的身份认同实际上是多重认同的混合体。1989年，崔贵强著书《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将华人阶层分类进一步细化，并借此阐明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变过程。吴小安则总结前人观点，提出对华人华侨史应进行长时段与跨学科的研究，开创了华人华侨研究的新思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旨在利用华人报纸、报章及游记等一手史料，梳理长时段中新马华人从“华人”到“华侨”的身份认同变迁过程进而分析中国因素在此过程中的影响。
一、19世纪末“华侨”认同的形成
首先，马来亚华人有土生华人和移居华人之分[1]。土生华人为大约19世纪之前移居海外的华人，历经数代被逐渐同化，虽然保留了一些中华文化传统，但与中国的联系却逐渐模糊。相较于中国，他们与英国殖民当局的联系更加密切，其身份认同更多受到当地土著与英国当局的影响，故这类人群不在本文中讨论。移居华人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因战乱、饥荒、政治避祸等原因移居南洋的华人，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动对他们的身份认同影响较大，这类人群是讨论的重点。
其次，需要明确华人与华侨身份认同的概念。华人身份认同包含两个层面的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政治认同的核心概念是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亦可被称作种族认同，即认同自己族群的规范与特征，当中既包含对中华文化和其种种规范的认同，也包括对华人肤色样貌等生理特征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认同受后天因素影响较多，文化认同则具有先赋性和内生性，延续性强，更难改变[2]。“华侨”概念的核心就在于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华人”概念的核心在于对所在族群的认同。从“华侨”到“华人”认同的转变，就是华人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形成消解与其族群意识的觉醒发展的过程。
对于“华侨”一词，根据王赓武先生的考证[3]，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在20世纪初成为所有海外华人的统称。19世纪后半期，大量华人来到南洋，清政府开始注重华侨的地位。南洋华人被冠以新的称号：“侨”，即“华侨”，带有临时定居的含义。在1885年中法签订的《越南条款》中，“侨居”一词被正式用于一般的中国居民，条约中称：“凡中国侨居人民及散勇等在越南安分守业者，无论农夫、工匠、商贾，若无可责备之处，其身家产业均得安稳，与法国所保护之人无异。”[4]海外华人由非法流民变为大清的合法臣民，华侨被描摹成宽容、勤奋、勇敢的积极形象。随着对“华侨”了解的加深，朝廷逐渐认识到“华侨”所积累的财富可以为国家所用。由此，朝廷开始有意识地建立与新马华侨的联系并引导其为国家服务。
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置中国领事馆，1893年在槟榔屿设置副领事馆，以维护当地侨民的利益，加强侨民与中国的联系。1877年、1890年北洋水师两次前来南洋巡视。新加坡华侨对此反应积极，认为中国海军军威无比③。随着中国与新马华侨联系的加深，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与民族主义浪潮快速影响到新马华侨。
由于新马华侨所积攒的庞大财富，清政府、维新派、革命派均试图取得华侨的支持。康有为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新加坡，创立保皇党分部，以宣传其政治主张。他们创立报刊，组建学会，建立华校，向当地侨民宣传他們的政治主张，培养他们的政治意识。属于保皇党的机关报有《天南新报》《南洋总汇报》。伴随着保皇党人的到来，革命党人紧随其后。1906年，新加坡同盟会成立，槟城、吉隆坡等其他重镇也先后有同盟会建立。在宣传上，革命党人的书报社迅速建立。1904年，属于革命党人的《图南日报》创刊，1907年《中兴日报》创刊，1901年《华光日报》创刊。在全马各地，书报社一时间竟达到五十八间之多。此外，伴随着保皇党人与革命党人的南来，一系列新式华校陆续建立。康有为曾为南洋华校的建立奔波劳碌。左秉隆在演讲的时候常提醒当地侨领注意“华侨”教育。在他们的努力下，新式学校的数量快速增长。
保皇与革命两党虽然政见不同，但均宣传中国本位的政治思想，他们对华侨发出相同的呼吁：华侨们应该回归中国，参与到中国近代化建设中，对华侨形成中国人的国家认同起到较大作用。《革命歌》[5]创作于1903年，在当时广泛流行，被认为影响巨大，是革命党舆论宣传的典型代表：
“再告海外众华侨，天涯万里总同胞。
…… 南洋瘴气扑天深，瘟疫来时命不存。
钱财堆积成何用？何不将来驱满种？
……
不然寄篱他人国，却忘他身原汉族。”
这首诗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向华侨宣传：华侨是无疑的同胞，一旦摆脱满清的统治，建立起富强的共和国，华侨便可以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让歧视他们的欧洲人退却。这对当时生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备受欺压的华侨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报刊宣传和华校教育使新马华侨爱国热情迅速增长。无论上层商人、知识分子还是下层的穷人、文盲、半文盲都迅速政治化，接受民族主义思想。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南洋华侨占28人。侨民邱菽园为宣传保皇思想，投资甚多创办《天南新报》，终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在1900年的汉口之役中，邱菽园慷慨捐款25万元予唐才常，最后甚至因此破产。
19世纪末，新马华侨对中国的归属感与认同感逐渐建立。这一身份认同将在20世纪初中国一列政策的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以致达到顶峰。
二、20世纪初“华侨”认同的发展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新马华侨的民族意识及国家认同进一步发展。华侨身份成为自豪的象征，为人们所追求向往。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所实行的侨务政策。由于华侨在革命时期给予的帮助，国民党十分重视海外侨务，对外实行护侨政策，将保护华侨视为党的责任和义务，并以华文报章及华文教育为纽带进行宣传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国民党开始向新马华侨施加影响，其侨务政策主要是以报纸宣传与华校教育两个途径展开。新马的华文报章对于培育侨民的爱国意识是卓有成效的。新马的“党报”计有槟城的《光华日报》，新加坡的《国民日报》《新国民日报》及《民国日报》。“党报”接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指示，向侨民宣传效忠中国、回国投资的观念，引导侨民心向中国。
此外，商办性质的华文报章同样推动了新马华侨国家认同的形成，其典型报刊有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与胡文虎创办的《星洲日报》。这些华文报章同样重视对中国国内事务的宣传报道，成为引导新马华侨热爱祖国的重要途径。济南惨案发生时，槟城的《南洋时报》因发布“济南惨案”特刊被勒令停刊。“九·一八”事变时，《南洋总汇报》因宣传抵制日货被勒令停刊20天，《南洋商报》更以整版报道，发出“大祸临如，日军侵我东三省之计划实施矣。”④的悲鸣。
如果说华文报章对新马华侨爱国意识的培养起到的是催化作用，那么华文教育所起到的作用则更加潜移默化、影响深远。国民党将海外侨民的华文教育视为自己的责任。驻新加坡中国领事陈长乐的秘书曾说：“管制海外的侨民教育，是领事馆的责任。”[6]
在领事馆与侨务委员会的努力下，新马的华文教育一度為中国政府所把持。侨校所采用的教科书由中国教育部编写审定，其中充斥爱国文字。华侨学生们所在的学校学制，所上课程与中国国内学生完全一致。新马华校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与中国学制别无两样。课程上，小学设有中国国语、公民、历史、地理等，到初高中增设中国文学、自然科学等科目。其中历史、地理与公民等科目的内容均以中国为主。新马侨校的教师有的是在中国受训后派往海外的，当地侨校的校长亦有北大毕业的。江亢虎在其南游马来亚的回忆录中指出：中国化的培养体系下，当地侨校学生的英文甚至不如内地[7]。在中国化的教育体系下，华校培养出大批具有爱国意识的侨民。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系列事件将新马华侨的爱国热情进一步激发。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及“九·一八”事变，激起侨民的怒火，他们抵制日货，筹款赈济，努力输捐，为祖国的事务而奔走疾呼。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1年日本南侵，侨民的爱国浪潮从未中断，各个阶层均有参与，侨民的国家认同在抗日战争中趋于成熟。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马华侨的国家认同达到鼎盛。华侨们以四大强国之一的中国国民自称，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归国人数日益增长。华侨们当时爱国热情高涨，以至于《蒋委员长传》在新加坡一经发售便被抢购一空⑤，归国参军者受到人们的赞扬⑥。在《南洋商报》的一篇报道中，华侨们自豪地宣称：“我中华民国国旗，和美英法荷四国旗帜，高高飘扬于国泰大厦之颠。”他们呼号道，“侨胞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的光荣。”⑦这位佚名作者最后还向同胞发出号召，要大家尽到中国人的责任，为中国而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华侨们爱国的出发点之一在于期望一个强大的祖国能成为海外侨民的依仗。华侨对祖国寄予厚望，期望祖国保护侨民的当地利益，他们以为：“今日中国已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将来必能为吾人解放后盾。”⑧
事实上，战后初期，中国已成为英殖民当局制定政策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国民政府的压力下，英国初期制定的马来亚政策的确向华侨的权益暂时做出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都是建立在中国是一个统一稳定的局外势力的前提下。因此，当中国国内陷入内战，无力关心海外侨务时，英国政府便迅速改变态度。华侨的权益并未受到原有期待的保障，这是之后华侨身份认同转变的重要原因。
总得来说，这一时期新马侨民的爱国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发展，既是中国政府一系列侨务政策的结果，也是在日趋加深的民族危机刺激下新马华侨爱国热情的自发体现。抗战胜利后，新马华侨的国家认同达到顶峰。与此同时，“华人”的身份认同开始萌芽，并将在下一阶段继续发展，逐渐取代“华侨”的中国认同成为主流。
三、20世纪中叶“华侨”到“华人”认同的转变
战后初期，新马华侨爱国热情高涨的同时，“华族”的身份认同在悄然萌芽。以“华族”替代“华侨”最早由曲折夫提出。他在《南洋华族的政治危机》一文中指出：大部分华侨都已经在南洋生了根，不再是暂时侨居海外，而是永久定居。而且南洋华人为马来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这里的主人，而不是客人。作者要求南洋华人参与到本地的事务当中，去“运用政治去保障、增加和创造我们的幸福”，因为“我们就是这里的主人，这里就是我们的故乡，我们没有别的‘家’了”[8]。 可见，新马华人当地意识已逐渐发展。虽然他们感情上仍心向中国，但他们的生活深深扎根当地，使他们再也离不开马来亚。1947年新加坡《南侨日报》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8]，参与人数共24012人，涉及社会各个阶层。
问题赞成人数百分比%1.脱离中国国籍做马来亚公民7563.12.不做马来亚公民230.13.做马来亚公民而不脱离中国国籍22，95195.64.不表明意见2821.2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5.6%的华人既不愿意放弃中国国籍，也不愿意放弃马来亚公民身份。此时新马华人不能再称之为“侨居”，他们在当地不再是短暂停留，他们已经彻底地定居在当地。他们适应了当地气候，形成了自己的饮食文化⑨，在当地的事业有着深厚的根基。离开马来亚回到中国对于他们不再现实。但抗战胜利后，新马华侨的爱国热情正值高潮，他们仍寄希望于一个富强统一的中国能够保障他们的当地利益。但国共内战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使其陷入失望与迷茫之中。
《南洋商报》就曾记载了一则关于当地华人收听中国电台态度的短讯，形象地说明了面对内战新马华人茫然失落的情绪。作者先是感慨：“久居异国他乡……听起……‘重庆’‘南京’或是‘陕北’来，一定感觉比什么‘莫斯科’或是‘美国之声’来得有味……胜利之初，由重庆山穴播送出来的‘中国之声’……在南洋收听，可谓是美不胜收。”但作者随后叹息道，“三年以来，真有令人不胜今昔之感……当人家的声音一天强过一天的时候，我们的电台……可怜的声音，都被人家强大的电台淹没了。”⑩
电台寂静无声，自然是内战的缘故。内战伊始，新马华人还密切关心祖国的局势。可随着国民党的败退，新马华侨的失望与日俱增。军事的失利使《南洋商报》对国民党日趋失望，它责备道：“国民党的腐化，使整个国家政治机能陷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国民党“一步步离弃人民……辱没了民主的尊严。”
中国共产党取得内战的胜利后，成立了新中国。但复杂的国内国外环境使其无力发展海外侨务，对外以和平政策为主。其对外宣传也只有少数的报纸宣传，缺少体系化的政策。因此新马华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了解甚少，甚至存在抵触心理，对新中国同样接受程度不高，存在一些误解。《南洋商报》就曾报道中共是苏共的附庸，认为中共否定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和文化，毁灭中国人民的生活灵魂。新马华人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对新中国的认同也没有迅速建立起来，国内的政治纷争使他们感到厌倦。中国无法成为华人的靠山，于是新马华人走向本地团结的道路。
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是新马华人本地意识觉醒的标志性事件。从组织名字上的变动就可见一斑，其全称“马来亚华人公会”与1938年所创办的“南洋华侨总会”有着关键性的不同：“华侨”变成“华人”。新马华人抛弃了暂居的“华侨”概念，成为永居当地的“华人”。其成立目的也在于“保障马来亚华人社会上，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之福利”，对待国内事务，他们认为应“排除祖国传来的党派斗争思想……为海外华侨自身生存奋斗。”他们以近代史上的英国海外移民自比，谋求“建立海外自由家乡”。新马华人的族群认同此时已由萌芽逐渐发展走向成熟。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政府延续民国时期的侨务政策，对当地华人进行爱国教育，散布左翼思想。何香凝在1950年元旦向海外华侨的广播词中说：“……祖国强盛了，你们（侨胞）的困难时间是会缩短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侨胞们，黑暗的日子不长的，黎明即在眼前。”但这些努力的成效并不显著。对于新中国政权，大多数华人仍抱有疑虑，抱持观望态度，等待时局变动。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侨务政策转向鼓励东南亚华侨积极融入当地，自愿选择公民身份，使新马华人最后的疑虑得以打消。1956年新马工商业贸易考察团访问中国，期间谈到新马华人的公民权及双重国籍问题。周恩来表明态度：中国愿意从旁协助新马华人克服困难，取得公民权，以便成为独立的马来亚一分子。而中国也是不会允许双重国籍存在的。
至此，新马华人的国家认同大致消解，族群认同大致形成。他们积极争取当地公民权，在文学作品中呼喊着自己对马来亚的爱国热情。1956年在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上，教总主席林连玉庄严宣告：
“我们当然要启示我们的后一代，以马来亚为效忠的对象，告诉他们：马来亚即是他们的故乡;马来亚各民族的父老兄弟及姐妹，都是他们的父老兄弟及姐妹;假设不幸，马来亚有了外来的共同敌人，他们必须挺身而出，为保卫马来亚而作战，不管那敌人来自，以及属于何种人，他们必须紧紧地站在马来亚这一边。”
马来亚华人彻底放弃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选择成为马来亚公民。而由于文化认同的内含性与延续性，新马华人仍然保留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维系了“华人”的族群认同。至此，新马华人完成了从“华侨”到“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
结语
由“华侨”到“华人”，新马华人的身份认同经历了漫长且曲折的转变。现在，新马各地的华人已经不可逆地融入到当地民族国家中，但相同的血脉与文化成为其与中国无法割舍的联系。值得期待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地华人联系日趋紧密，一种跨越国界的新型华人认同正在形成。
注释：
①新馬华人即为新加坡与马来亚华人的合称简写。两地华人的历史在本文研究时段内（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基本重叠，故在本文中合称为新马华人。
②“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且不明确的概念，具体可见：Gary Jeffrey Jacobsohn，Constitutional Identity，Cambridgeb：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68。
③《论中国战舰游历外洋事》，《叻报》，1892年1月5日。
④《东三省与日本》，《南洋商报》，1931年9月21日，第2页。
⑤《〈蒋委员长传〉大批运到》，《南洋商报》，1946年5月1日，第2页。 ⑥《南洋商报》，1946年5月17日，第1页。
⑦《和平》，《南洋商报》，1946年5月1日，第4页。
⑧《发展华侨潜力运动》，《南洋商报》，1946年5月18日，第1页。
⑨《江亢虎南游回想记》，第一编，《星加坡》，第9页。马来亚华侨多来自粤闽两省，饮食清淡，然文中记载当地饮食“喜肥腻腥膻，又喜辛辣之味”，与粤闽两地截然不同，可见当地已形成特色饮食文化。
⑩《本坡收听祖国播音概况》，《南洋商报》，1949年3月1日，第5页。
《中国剧烈的演变》，《南洋商报》，1948年8月10日。
《看中共斗争前途的成败》，《南洋商报》，1948年5月7日。
《扩大马华公会领导力量》，《南洋商报》，1949年3月1日。
《南侨日报》，1950年1月6日。
《周恩来接见星马考察团记祥（二）》，《星洲日报》，1956年10月17日。
《教总33年》，第374頁，转引自崔志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修订卷）》，第362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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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衍丞（2000—），男，汉族，天津人，单位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史、华人华侨史、全球史。
李昕玥（1999—），女，汉族，云南昆明人，单位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全球史、冷战文化史。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