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正如《决定》指出的，当前“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而“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可以预见，随着《决定》的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将全面启动，农村发展的瓶颈势将被突破；因此，尽快出台土地流转的具体规定就变得十分迫切。
　　由于区域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土地流转在特定的时空下，并不具有普适性。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存在着土地流转后经营什么的问题；对于相对欠发达地区而言，还存在着农民对流转的认识问题，存在着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如何寻找新的就业途径的问题。目前在一些地方，由于农村税赋的取消，中央及地方对三农反哺的加强，农村工作“第一难”已从过去的收费转变为土地流转。由此可见，对土地流转问题各地需要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应防止在流转的风潮下可能发生的地方政府赶时髦一哄而上的情形，最终对农民利益造成损坏。
　　虽然《决定》已经明确了“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并强调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但因为《决定》是在宏观层面上做指导，因而出台一部规范，指导实际操作的细则显得迫切而必要。惟有在法律文件的规范下，才能防止地方政府盲目把土地流转面积当成政绩，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农民利益。
　　而且，土地流转立法，除了能够有效规范流转行为，充分保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落实之外，还可以保护耕地红线，防止土地用途被改变。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也能从中找到依据，从而有效指导，规范管理土地流转。
　　2007年7月1日，我国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一年多施行的实践表明，专业合作法有力推进了专业合作的开展，而且由于法律规定的详尽和明确，有力地保障了农民利益，促进了专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专业合作与土地流转有着天然的接近性，同样作为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同样涉及众多部门，但土地流转本身更为复杂，意义比专业合作更大，因而立法的必要性也更为迫切。
　　当前，举国上下对土地流转的兴趣高涨，而且一些地区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正是启动立法的极佳时机。只有在法律佑护下，土地流转才能更加规范，农村改革发展也才会取得更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