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口政策终于迈出新的一步：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步走得缓慢而又审慎。
　　根据卫生计生委201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除新疆、西藏之外，60%已有一个孩子的单独家庭，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如果据此预估，放开单独二孩，每年大概平均多出生200多万人。这个数字让很多人对放开单独表示忧虑。更有人建议，对放开最初几个月的补偿性二孩申请井喷期要严阵以待。
　　可现实出乎意料。
　　以辽宁为例，从今年3月末至5月31日，全省共受理单独夫妇生育二孩申请5176例，批准5050例，相比2013年出生小孩26万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放眼全国，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字，目前全国符合条件生育二孩的单独家庭有1100万对，但截至5月31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只有27.16万对，比例仅为2.5%左右。
　　我们都太高估了这一纸政策的威力。
　　似乎大多数家庭还是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只是60%的心动和2.5%行动之间横亘着太多阻碍。事实上，政策从来不能决定所有的生育。被称为“葫芦娃之父”的某导演和拖家带口的“超生游击队”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他们一个在社会上能量巨大，一个有着敢为生儿子抛家舍业的决心。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当成生育的可用资源的话，那么资源才是决定人们是否生二孩的关键，而政策只是资源之一。对大多数单独夫妇来说，即便获得了政策许可，还要考虑养不养得起，父母能不能帮忙带，工作性质允不允许，家里住房够不够等多种因素，这些都是养育二孩的资源问题。
　　在太多资源不足的家庭在因不得不放弃二孩而感到无奈时，政府部门和相关专家在为中国人口结构失衡而焦虑：世界公认的正常人口更替的生育率为2.1，而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18（2010年），中国可能已经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态势已经形成，这意味着劳动力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刘易斯拐点，实实在在地来了。
　　如果我们要用放开二胎来缓解中国的老龄化，那么，是该想想二孩和资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了，其中的复杂性远不是一纸允许单独生育二孩的政策所能厘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