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龙安村的路标后，紧接着闪现的另一路标便是我要找的目的地——李密故里——这就是1800年前留下被誉为“千古散文绝唱”的《陈情表》之地。颇让人意外，与各种喧嚣之下的名人故居不同的是，龙门村至今还守着一片难得的宁静。池塘、菜地、民房，宽敞的院坝，三株古树，忙着打牌的乡亲们……一切皆是原来的样子。
不知是李密的名人效应还未来得及彰显，还是人们已经淡忘了他，没有人搭理我们这几个外来人。停下车，我们径直向眼前的崖壁走去——這里是一片碧绿的植物，没有任何故居供人凭吊。眼睛再往前挪移，陡然看见两座小庙，也与李密无关。
我们努力寻找有关李密的蛛丝马迹。猛然间，循着小庙的方向前移，发现一处依山凿成的崖刻——这便是与李密有关的唯一“物证”。所谓崖刻，就是放大了的连环画，甚为粗制的连环画只有一个字的主题——孝。显然，这些崖刻是现代速成品。
据考证，这便是李密1800年前的家。我有些迷糊，这样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丘弯，怎么会成为李密莫须有的旧居？转念又想，或许时间太过久远罢。数十上百年前的老屋我们都找不着了，也不必强求千年前的模样罢。
【李密为何拒绝入朝】
李密先后生活在蜀汉和西晋，要历史地的西晋时代，还有后主刘禅的蜀汉时代。先说司马炎。此时，“三足鼎立”的格局正研读《陈情表》，就得弄清晋武帝司马炎治下在发生倾斜，魏国在连年征战中占据上风。曹家天下被司马氏取代，改魏为晋。而晋国首先选择要打击的目标就是蜀国。公元263年，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灭蜀，结束了魏蜀吴三国混战的局面，变成了魏吴两国南北对峙。咸熙二年（265），年仅54岁的司马昭病逝。后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废除了三国时期魏国最后一位皇帝——魏元帝曹奂，即位为帝，定国号晋，定都洛阳，史称晋武帝。
此时，北魏蒸蒸日上，东吴日落西山。而祖辈和父辈留给司马炎的，并非全是一片光明的未来。新君称帝，曹氏宗族蠢蠢欲动，鲜卑族大规模叛乱，五胡南下的预演迫在眉睫。长达十年的战争也让司马炎和他的西晋王朝筋疲力尽。北方未定，司马炎根本难以抽身染指东吴。所以直到蜀亡17年之后，司马炎方拿下东吴。当然，这是后话。
却说，统一大业尚未完成之际，司马炎只能采取怀柔政策，其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大封西晋功臣，笼络蜀汉旧臣。短短几年间，司马炎封了57个王，500多个公侯，一批原在蜀汉供职的官吏入洛阳为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密等蜀汉官员被悉数征召入朝。李密被任命为太子洗马，即辅佐太子，教太子政事、文理的官职，为太子的侍从官。时年44岁的李密并未对新君的开恩表示感恩戴德，反而拿晋朝的“以孝治天下”为口实，以祖母供养无主为缘由，递上《陈情表》，要求暂缓赴任，以表恳辞。
让我们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洞悉李密恳辞的动机和背景——史载，晋武帝统一后，举国上下奢靡成风，京都洛阳就有三个出名的豪富：羊琇、王恺、石崇。这个王恺，便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父。《世说新语·汰侈》记载了一个王恺与石崇斗富的故事。南中郎将石崇听说王恺家里洗锅用饴糖水，就令自家厨房用蜡烛当柴火烧。看热闹的人们纷纷传说石崇家比王恺家阔气。作为皇亲国戚的王恺当然不甘示弱，他命人在家门前的大路两旁，夹道四十里，用紫丝编成屏障，奢华装饰轰动洛阳城。石崇闻讯，让人用香料来粉刷墙壁，用比紫丝贵重的彩缎铺设了五十里屏障。
晋武帝闻讯，竟觉这样的比赛有趣，就把宫里收藏的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了王恺。因为是皇家的稀罕之物，底气更足的王恺以为胜券在握，特地请石崇和一批官员上他家吃饭。宴席上，王恺命令侍女把珊瑚树捧了出来，众官员都为这罕见宝贝所惊叹。只有石崇在一旁冷笑，他顺手抓起案头的一支铁如意，轻轻一砸，珊瑚当场粉碎。若无其事的石崇叫随从把家里的几十株珊瑚树搬来让王恺挑选，看得王恺目瞪口呆，只好认输。
原来石崇出身豪门，其父石苞是西晋的开国元勋。因为征讨吴国有功，石崇被封为南中郎将、荆州刺史。任荆州刺史期间，石崇搜刮民脂民膏已成家常便饭，甚至还杀人越货。一些外国使臣或商人经过荆州地面，石崇一律“雁过拔毛”。就这样，石崇成了当时最大的富豪。
有一个叫傅咸的大臣痛心疾首，上奏晋武帝说，这样下去对国家大大不利，晋武帝未予理睬。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逸闻趣事像风一般传遍朝野，李密当然也能听到，这显然与他所崇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背道而驰。从内心深处而言，他肯定不愿意同流合污。
李密被司马炎征召入朝，他所侍奉的太子便是后来著名的傻皇帝司马衷。召李密进宫为太子洗马时，司马衷才9岁，司马炎一心想找个好老师来教育。找来找去，得知蜀汉旧臣李密仁孝博学，不禁如获至宝，喜出望外，立即将从五品的太子洗马封给李密，并督令当地官员，务必把李密请到洛阳任职。
谁知下面的人不会办事，以为谁都会对乌纱帽垂涎三尺，加之李密可能也没有为钦差们准备像样的“见面礼”，所以钦差们的态度难免有些生硬。“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李密在《陈情表》里所透露出的，是一种莫名的愤怒与无奈。
【李密为何念旧主】
有一个问题浮出水面：既然李密如此怀念旧主，那么刘禅治下的蜀国到底有什么值得他坚守与怀念的？
公元223年登基至公元263年降魏灭国，刘禅称帝共40年——这是三国时期所有君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诸葛亮逝于公元234年，至公元263年蜀亡，刘禅还继续做了29年皇帝。诸葛亮加入刘备集团时27岁，42岁那年辅佐后主刘禅。11年间，诸葛亮以“相父”的身份操持着蜀国的一切，可谓“大事小事，悉以咨之”。故而在后人眼里，刘禅除了贡献了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成语外，基本没什么作为。
历史告诉我们，在诸葛亮光环照射下的刘禅，的确就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而“后诸葛亮时代”的刘禅，才是一个真正的后主。陈寿的《三国志》里，刘备给刘禅的遗诏中有这么一段话：“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射君是谁已不可考，但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诸葛亮对射君称赞刘禅的智慧，射君又将这赞辞告诉了刘备，刘备很高兴予以勉励。诸葛亮不是阿谀奉承之人，刘备也颇有知人之明，由此可推刘禅非鲁钝之人。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对刘禅也有不错的评价：“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一个“敏”字也可说明刘禅不是愚蠢之人。
“益州疲敝。”诸葛亮举全国之力的北伐之战，刘禅原本是不很赞成的。他曾委婉相劝：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诸葛亮显然没听他的意见，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前方北伐，刘禅后方补给，竭心当好“后勤部长”。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后，刘禅立即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诸葛亮死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
没有了相父的蜀国，进入到“后诸葛亮时代”。刘禅果断废弃了丞相这一职位。应该说，刘禅还是有较高的情商与谋略，他不仅将张飞的女儿纳为皇后，还把自己女儿许配给关羽的孙子。其目的不难看出，除了父辈情谊外，刘禅还想牢固这种关系，做给天下看。刘禅治下的蜀汉，经济稳定，社会安宁，人们过着男耕女织的宁静生活。
作为一介平民，从李密的家世与成长经历中也可看出，在蜀汉，儒家礼仪已深入人心。寒窗十年，李密成了有一定知名度的读书人，先后被推举为“孝廉”和“秀才”。举孝廉始于汉朝，乃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被举人的资历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
以“孝”闻名乡里的李密，人云“博览多通、机警辩捷”，由此进入了蜀汉政权的通道。后主刘禅先后任命他为尚书郎和侍郎等。尚书郎系尚书台内负责起草文书的官员。这个官职始于东汉，专门选取孝廉中有才能者入尚书台，满一年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
我们今天都难以想象，在当时的社会，李密和他的祖母这样的一个一老一小的家庭，连基本生活都不易维持，他的祖母又是通过何种手段供李密完成学业的？因而，李密长成后对祖母的“孝”，无不以童年祖孙相依为命为重要基础。这样一个特殊家庭，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里，是很能引起人们注意并颂扬的。
可以说，李密和他的《陈情表》就是蜀汉社会一个生动写照与缩影。晋书·李密传》载，李密认为刘禅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显然，李密对刘禅的政权是十分认可的。
【“孝”与“以德治国”】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老百姓都小心翼翼，稍不谨慎就会有性命之忧;很多人特别是官员行事，就更要“一慢二看三通过”。此时的李密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命运，瞻前顾后也就在所难免。除了《陈情表》中说的“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确有一个供养祖母的问题外，李密写《陈情表》还有另外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前述的蜀汉的教化与民风。
李密当时已以孝闻名于世。他出生六个月即丧父，四岁时母亲何氏被逼改嫁，虽然其祖父李光曾任东汉朱提太守，但家境毕竟不富有。所以到了李密渐成年时，经济上应该比较拮据。能够拜师蜀中大儒谯周，应该也是祖上的声誉所赐。
据《晋书》本传记载，李密奉事祖母刘氏“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这一点恰好与晋武帝“以德治国”的口号不谋而合，司马炎要用“孝”来维持君臣关系，维持社会的安定秩序，李密是一个极好的典型人物。令司马炎没想到的是，李密不予配合。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平心而论，身在官场的李密不是不想做官，只是不想在这个时候出来做官。他更关注的是“为谁当官”“什么时候当官”“当什么官”。在这些问题不明朗之前，李密韬光养晦的心态就可以理解了。加之他看出了司马炎的治国策略，面对晋武帝方面的催逼，更有了谈条件的本钱。
“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李密心里十分清楚，轻慢皇帝，违抗皇命是要杀头的。他一方面要掌握好“辞不就职”的火候，另一方面要讲够此时不配合的理由。李密深知自己是蜀汉旧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古人讲“一仆不侍二主”，“忠臣不事二君”。如果不出来做官，就有“不事二君”的嫌疑，这就极其危险了。所以他在落笔之时，是经过十分周详的考虑的。最为直接的信号，便是《陈情表》总共29个“臣”字中，有27个“臣”字是李密的自称。可以说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李密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说自己“不矜名节”，“岂敢盘桓，有所希冀”。归根到底，还是不敢让晋武帝有半点不开心。李密深知，要千方百计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晋武帝的价值观中去，而“孝”正是最好的粘合剂。言下之意，我不出来做官，完全是为了供养祖母，也是为了顺应你弘扬的“孝”。他斷定，在“孝”面前，司马炎就是再恼火，也不好龙颜大怒。
自古忠孝难两全。李密巧妙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即先尽孝，后尽忠。也就是说，既可以继续为官，又可以韬光养晦。“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入情入理入泣的表述，目的旨在打动晋武帝。
事实上，《陈情表》之所以能成为千古绝唱，不仅仅因为一个“孝”字，而是将“孝”进行出神入化的处理后，达到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短短五百余言，李密从头至尾都在不断渲染三种交错出现的感情：因处境狼狈而产生的忧惧之情;对晋武帝“诏书切峻，责臣逋慢”的不满情绪;对祖母刘氏的孝情。李密本来想着重表达前两种感情，但为了保护自己，他十分压抑地将前两种感情含蓄地一笔带过，大肆渲染孝情。“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先以简洁精炼的语言写自己的孤苦，为“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作铺垫;反复强调祖母的病，“夙婴疾病，常在床蓐”，“刘病日笃”，“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这让人感觉到，李密与祖母刘氏之间不是一般的祖孙之情，而是特定情境中的特殊孝情。
《陈情表》最重要的读者是晋武帝。面对这个特别的读者，李密不敢把儿女情长一泄到底，而是用理性对感情加以节制，使其在不同层次、不同前提下出现。因而他先写自己与祖母的特殊关系和特殊命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然后笔锋一转，写蒙受国恩而不能上报的矛盾心理和自己的狼狈处境;紧接着表白自己感恩戴德，“奉诏奔驰”;然后解释“不能应诏”的原因，“刘病日笃”;继而写自己“不矜名节”，并非“有所希冀”，发誓“生当陨首，死当结草”。做足种种铺垫，排除晋武帝的怀疑后，李密才肆意抒发对祖母刘氏的孝情，这样显得更真实、更深切、更动人。
透过《陈情表》不难看出，李密不仅是作赋为文的妙手，也是精通心理学的高手，更是深谙官场文化的老手。据说晋武帝览此表后，叹道：“士之有名，不虚然哉！”感动之余，“赐奴婢二人，并令郡县供应其祖母膳食，密遂得以终养”。
【“活在了未来”】
关于“忠”与“孝”，人们自然都会想到两篇传世佳文——《出师表》与《陈情表》。如果以年龄计，诸葛亮和李密堪称两代人，诸葛亮写下《出师表》时，李密刚刚出生。诸葛亮苦苦经营着三国时代的蜀汉，而后三国时代的李密却见证了蜀汉的消亡。他们一个写下《出师表》，一个写下《陈情表》，两篇对后世的影响都极其深远。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忠”与“孝”的光环下生存的。《出师表》苦口婆心讲的是“忠”，而《陈情表》声情并茂呈的是“孝”。对于“忠”与“孝”，南宋文人安子顺语出惊人：“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
“两表绝作”均出自四川，说明当时的“蜀汉文化”同“魏晋风度”不相上下。说这话的唐毅先生是李密的老乡，他不禁感慨，读“三国”是一件让人感觉很累的事，看多了英雄、枭雄、奸雄……突然读到一篇《陈情表》，心里会平适一些。三国遗迹遍布古蜀版图，成都有武侯祠、德阳有庞统祠墓、广元有剑门关……殊不知眉山还有一个李密故里。李密生活的时代，有“建安七子”，有“竹林七贤”……幸好還有《陈情表》。
李密生于公元224年。至为巧合的是，就在那一年，后主刘禅的长子刘璿也出世了。15岁那年，刘璿被封为太子，而李密却在寒窑苦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同的生命就像一粒粒种子随手撒在地上一样，由着土地的贫瘠与富饶，野蛮生长出不同的形态，不由自主地由着命运的舢舨，驶向不同的水域。
只可惜，刘璿最终未成大器。景耀六年（263）冬天，魏国攻打蜀汉，刘禅举国向魏国大将邓艾投降，蜀汉灭亡。咸熙元年（264）正月，蜀汉大将军姜维欲设计将邓艾杀死，但因消息泄漏，姜维被擒，一代名将就此虎落平原。刘璿也走向了人生的终点。此时的李密正进入人生的转折时刻——作为亡国之奴的他，没有选择地迎来了一位新君。
李密写完《陈情表》一年左右，祖母刘氏就去世了。在家守孝两年，没过多久，李密便由太子洗马这样一个学术性职务，外放到河南温县做县令。温县乃晋武帝祖地，分封到各地的王侯每年回乡祭祖，都会刮地皮般寻求供给，温县百姓不堪重负。李密到任后，为改变此风，特设宴巧妙相劝：今武帝以‘孝’治天下，凡属故老，可得哀怜养育。如过多向百姓索取，将有损皇恩，失去民心。”果然奏效，后便再无此现象。今天看来，李密的这一职位应该也是晋武帝精心考量的。
李密后任汉中太守，修水利、重田耕、轻税赋、办教育，使汉中富甲一方。最后，“被谗免官，死于家中”，人生结局不免让人吹嘘。李密逝于晋太康八年（287），葬于彭山区凤鸣镇龙门桥村。
纵观李密一生，没有骄人政绩，亦非大忠大奸。然而有晋书专门为他作传，想来就是因为这篇《陈情表》。没能“活在当下”，却“活在了未来”。能以这样的方式让后人铭记，李密也不枉此生了。
（作者系《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