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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民国时期的名将，有哪一位能比得上叶挺这般生平经历的坎坷和悲壮。他百转千回尝尽了生活的苦，异国他乡穷途末路时靠卖烧饼来维持对军事的研究，为了忠诚赤胆之心抵挡住丰厚的诱惑，也为了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决心贡献出自由。他是英勇的新四军总司令、铁军将领，他英姿飒爽犹酣战，不畏生死己己。在人生的将尽之时也不忘回归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记得我们小学课本上有一篇歌颂叶挺的文章，那个时候就对这位英雄崇拜不已，而他率领的新四军更被称为“铁军”，可想而知该是多么的坚韧和勇猛！后来我们又在课本上学了叶挺写的一首囚诗《囚歌》。它是叶挺被国民党反动派软禁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楼下第二号牢房时创作的。目前这首诗仍然铭刻在这堵牢房的墙壁上。
《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喊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时至今日当我们朗诵这首诗的时候，仍然能感受到当年叶挺被关押的愤慨。这首《囚歌》表现了叶挺在这种完全没有自由的空间环境之下，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施压表现出的一种慷慨激昂的不屈之情，一种视死如归的军人作风！
“脱党”十五年，出狱后重新申请入党
叶挺在北伐战争中的赫赫战功，和《囚歌》的慷慨激昂使人们忽略了他长时期的苦闷，而他的苦闷宿命就在于“脱党”。
叶大鹰说：“我从小就一直反复问我父亲，为什么他们老一辈的人包括我爷爷在内的很多高官，会那么拼命地去跟着共产党。而且在追随共产党的过程中受尽了委屈和煎熬还要继续跟着。但是最近这些年来，不光是研究我爷爷的事情，还有我最近拍摄一些关于革命历史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有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所谓的这个中国的这种状态真是太糟糕了，那么任何一个他们这些所谓想、能够把劳苦大众解脱旧中国的有志之人，很多都会追随共产党。”1946年3月4号，叶挺终于获释，随即他就向中央发电告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幸的是4月8号刚刚参加完国共整军谈判的叶挺正准备到延安会馆工作，却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时年50岁。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人。
叶大鹰说他曾经拍过《陈赓》，在搞剧本的时候陈赓的夫人傅涯给他讲了一个事情，说她当年没有见过叶挺，但飞机失事后，她就一直在哭，哭了三天三夜。叶大鹰就通过这样一位老人她的那种感觉，感受到可能叶挺在像她那样的女军人的心目当中，就有所谓革命者的偶像的成分，并且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叶挺于1924年入党，1928年因广州起义受苏共和王明李立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脱党。周恩来曾说，这件事情我们应该给他申冤。在新四军的几年叶挺也饱受王明路线压抑，出狱重新入党至1946年遇难，党内生活不足4年。而脱党却长达18年。这脱党的18年时间里大约有5年他在德国流亡，5年在澳门隐居，3年当新四军党外军长，5年被蒋介石囚禁。以上三个5年基本上都与中共没有联络。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多方努力，叶挺终于始获自由。他出狱后第二天就发电告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电告叶挺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
流亡国外生活艰苦，却是寻找自我的旅程
1927年广州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两天后失败。随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掀起了白色恐怖，到处搜索起义领导人。叶挺化妆成盲人到了香港。当时广州起义的消息已震撼全世界，许多香港报刊业发表文章称颂这场起义。叶挺感到由衷地欣慰。但他没想到，在党的内部迎接他的不是鲜花，而是批评。由于广州起义较为短暂，又损失较大，很多人要求追究责任，结果叶挺受到不公正的处理，情绪一度十分低落。
1928年春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去苏联修养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这个消息自然给苦闷中的叶挺带来了希望。他立刻转到日本前往苏联。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却没有给叶挺平反。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米夫听信了王明的谗言，对叶挺产生了偏见。随后，叶挺离开了莫斯科，开始了流亡西欧的生涯。对于此事，后来周恩来作了客观的评价：“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
初到德国时，叶挺的生活很困难，除了靠翻译德文，他还到处找些零工做，以贴补家用。在那段日子里，他卖过青菜、水果，帮人摘过果子，还在柏林等地开过小吃店，主要卖油条、烧饼和粥。顾客多是住在附近的华工，但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叶挺利用赚到的钱接济一些贫困的中国留学生和安老多病的华工，自己也买了一些德文书籍，其中光百科全书就有几十本。在此期间他还曾到法国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
1930年春，周恩来来到柏林，发现叶挺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与叶挺进行了促膝长谈，告诉他干革命不能考虑自我。周恩来的话对叶挺启发很大。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叶挺逐渐摆脱了失败的情绪，他认识到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个人的荣辱同整个革命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
当时，德国军队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为了研究德国军队，叶挺经常到图书馆等处翻阅报刊资料。他潜心钻研军事，希望回国后能派上用场。鉴于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他重点研究了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他不断做爆破试验，经常把家弄得一团糟。叶挺对军事的刻苦钻研赢得了德国人的敬佩。一位德国军事家还送给他一根特殊手杖以示鼓励，这根手杖可以当作长剑和手枪适用，深得叶挺喜爱。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而蒋介石对日本一味退让，却不断调兵“围剿”红军。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叶挺再也不能呆在国外了。但远居海外消息毕竟太少，也来得太慢。为此，他离开了德国来到澳门，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叶挺
1937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从抗日大局和中国共产党切身利益出发，改编红军游击队为抗日部队的建议，蒋介石出于国统区“安定”和借对日作战来消灭异己的考虑，同意改编。委任了陈诚举荐的叶挺为军长并批准了叶挺为提议的“新四军”番号。而蒋介石的前提是不能是共产党员担任军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叶挺在广州起义时就被开除出党，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共产党也是迫于无奈，便请叶挺出山担任了新四军军长。
从叶挺的角度来讲，因为要抗日所以他非常积极地，一腔热血的投入到这个有职无权的漩涡里去了。与其说叶挺当军长莫若说当军事外交官更为贴切。尽管叶挺带领着新四军挺进敌后收复失地、抗击日寇战果累累，自身也发展到十万多人，但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民党依然按新四军初创时的一万多人编制发放军饷，并且经常拖欠。讨军饷这个令人头疼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叶挺这位有着特殊身份的军长身上了。
新四军的很多枪支是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家的家当卖了换来的。叶挺为了组建新四军，整个的筹款都是他在国民党内部运用自己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得来的。叶挺是军人性格，他怎么能够接受嗟来之食呢？但新四军将士饥寒交迫弹尽粮绝，让他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一次次求见不愿见到的蒋介石，受尽冷落。为了抗日买枪，叶挺将夫人的陪嫁、岳父的养老金全都搭了进去，叶挺的举动也感动了部署，新四军华侨陈子谷要回泰国继承祖父遗产，叶挺即任命他当新四军军长秘书，派他去泰国募集抗战经费。然而亲日的抗战政府，怕惹火烧身对国内的抗日募捐统统压制。陈子谷冲破层层难关，筹得6万元捐款，最终还把他继承的20万元遗产也全都捐了出来。这才解决了新四军两个月的开销。
抗日战争中不乏像陈子谷这样的爱国华侨商人，但像叶挺这样的特殊军长却是独一无二的。他为抗日为新四军为国家所做的一切都被历史所见证。在这样特殊的新四军和抗日形势面前，可想而知他是多么的无奈和纠葛，受尽了内心的煎熬和挣扎。在新四军内部大事回避着叶挺，与中央的电报往来也不让他知道。正是因为他曾经脱党的尴尬身份和新四军的组成不仅有中共游击队还有国民党的常驻机构和暗藏间谍，中共中央也对他半信半疑。蒋介石暗中监视他是否“赤化”。军委新四军分会会议也不让他参加，军队作战中不让他放手指挥。三年军长四次辞呈，足以看出他深受的压抑和委屈。但是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慷慨气概。在突围战斗中叶挺拒绝随精兵先突围，却与战斗力弱的部队共患难，受命于危难之际。
1938年，叶挺亲率部队粉碎了日军对皖南的“扫荡”，得到了蒋介石的致电嘉奖。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之后入狱五年。
项英的有色眼镜
而叶挺与项英的矛盾归根结底就像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是颇多微词的。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应。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开始也有想过，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党和中共中央已经对叶挺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
新成果成立之后，1988年10月，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为我军36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叶挺被评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终于给这位未授衔的开国将士立以历史功勋。
记得我们小学课本上有一篇歌颂叶挺的文章，那个时候就对这位英雄崇拜不已，而他率领的新四军更被称为“铁军”，可想而知该是多么的坚韧和勇猛！后来我们又在课本上学了叶挺写的一首囚诗《囚歌》。它是叶挺被国民党反动派软禁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楼下第二号牢房时创作的。目前这首诗仍然铭刻在这堵牢房的墙壁上。
《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喊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时至今日当我们朗诵这首诗的时候，仍然能感受到当年叶挺被关押的愤慨。这首《囚歌》表现了叶挺在这种完全没有自由的空间环境之下，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施压表现出的一种慷慨激昂的不屈之情，一种视死如归的军人作风！
“脱党”十五年，出狱后重新申请入党
叶挺在北伐战争中的赫赫战功，和《囚歌》的慷慨激昂使人们忽略了他长时期的苦闷，而他的苦闷宿命就在于“脱党”。
叶大鹰说：“我从小就一直反复问我父亲，为什么他们老一辈的人包括我爷爷在内的很多高官，会那么拼命地去跟着共产党。而且在追随共产党的过程中受尽了委屈和煎熬还要继续跟着。但是最近这些年来，不光是研究我爷爷的事情，还有我最近拍摄一些关于革命历史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有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所谓的这个中国的这种状态真是太糟糕了，那么任何一个他们这些所谓想、能够把劳苦大众解脱旧中国的有志之人，很多都会追随共产党。”1946年3月4号，叶挺终于获释，随即他就向中央发电告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幸的是4月8号刚刚参加完国共整军谈判的叶挺正准备到延安会馆工作，却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时年50岁。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人。
叶大鹰说他曾经拍过《陈赓》，在搞剧本的时候陈赓的夫人傅涯给他讲了一个事情，说她当年没有见过叶挺，但飞机失事后，她就一直在哭，哭了三天三夜。叶大鹰就通过这样一位老人她的那种感觉，感受到可能叶挺在像她那样的女军人的心目当中，就有所谓革命者的偶像的成分，并且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叶挺于1924年入党，1928年因广州起义受苏共和王明李立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脱党。周恩来曾说，这件事情我们应该给他申冤。在新四军的几年叶挺也饱受王明路线压抑，出狱重新入党至1946年遇难，党内生活不足4年。而脱党却长达18年。这脱党的18年时间里大约有5年他在德国流亡，5年在澳门隐居，3年当新四军党外军长，5年被蒋介石囚禁。以上三个5年基本上都与中共没有联络。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多方努力，叶挺终于始获自由。他出狱后第二天就发电告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电告叶挺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
流亡国外生活艰苦，却是寻找自我的旅程
1927年广州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两天后失败。随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掀起了白色恐怖，到处搜索起义领导人。叶挺化妆成盲人到了香港。当时广州起义的消息已震撼全世界，许多香港报刊业发表文章称颂这场起义。叶挺感到由衷地欣慰。但他没想到，在党的内部迎接他的不是鲜花，而是批评。由于广州起义较为短暂，又损失较大，很多人要求追究责任，结果叶挺受到不公正的处理，情绪一度十分低落。
1928年春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去苏联修养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这个消息自然给苦闷中的叶挺带来了希望。他立刻转到日本前往苏联。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却没有给叶挺平反。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米夫听信了王明的谗言，对叶挺产生了偏见。随后，叶挺离开了莫斯科，开始了流亡西欧的生涯。对于此事，后来周恩来作了客观的评价：“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
初到德国时，叶挺的生活很困难，除了靠翻译德文，他还到处找些零工做，以贴补家用。在那段日子里，他卖过青菜、水果，帮人摘过果子，还在柏林等地开过小吃店，主要卖油条、烧饼和粥。顾客多是住在附近的华工，但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叶挺利用赚到的钱接济一些贫困的中国留学生和安老多病的华工，自己也买了一些德文书籍，其中光百科全书就有几十本。在此期间他还曾到法国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
1930年春，周恩来来到柏林，发现叶挺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与叶挺进行了促膝长谈，告诉他干革命不能考虑自我。周恩来的话对叶挺启发很大。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叶挺逐渐摆脱了失败的情绪，他认识到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个人的荣辱同整个革命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
当时，德国军队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为了研究德国军队，叶挺经常到图书馆等处翻阅报刊资料。他潜心钻研军事，希望回国后能派上用场。鉴于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他重点研究了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他不断做爆破试验，经常把家弄得一团糟。叶挺对军事的刻苦钻研赢得了德国人的敬佩。一位德国军事家还送给他一根特殊手杖以示鼓励，这根手杖可以当作长剑和手枪适用，深得叶挺喜爱。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而蒋介石对日本一味退让，却不断调兵“围剿”红军。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叶挺再也不能呆在国外了。但远居海外消息毕竟太少，也来得太慢。为此，他离开了德国来到澳门，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叶挺
1937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从抗日大局和中国共产党切身利益出发，改编红军游击队为抗日部队的建议，蒋介石出于国统区“安定”和借对日作战来消灭异己的考虑，同意改编。委任了陈诚举荐的叶挺为军长并批准了叶挺为提议的“新四军”番号。而蒋介石的前提是不能是共产党员担任军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叶挺在广州起义时就被开除出党，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共产党也是迫于无奈，便请叶挺出山担任了新四军军长。
从叶挺的角度来讲，因为要抗日所以他非常积极地，一腔热血的投入到这个有职无权的漩涡里去了。与其说叶挺当军长莫若说当军事外交官更为贴切。尽管叶挺带领着新四军挺进敌后收复失地、抗击日寇战果累累，自身也发展到十万多人，但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民党依然按新四军初创时的一万多人编制发放军饷，并且经常拖欠。讨军饷这个令人头疼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叶挺这位有着特殊身份的军长身上了。
新四军的很多枪支是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家的家当卖了换来的。叶挺为了组建新四军，整个的筹款都是他在国民党内部运用自己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得来的。叶挺是军人性格，他怎么能够接受嗟来之食呢？但新四军将士饥寒交迫弹尽粮绝，让他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一次次求见不愿见到的蒋介石，受尽冷落。为了抗日买枪，叶挺将夫人的陪嫁、岳父的养老金全都搭了进去，叶挺的举动也感动了部署，新四军华侨陈子谷要回泰国继承祖父遗产，叶挺即任命他当新四军军长秘书，派他去泰国募集抗战经费。然而亲日的抗战政府，怕惹火烧身对国内的抗日募捐统统压制。陈子谷冲破层层难关，筹得6万元捐款，最终还把他继承的20万元遗产也全都捐了出来。这才解决了新四军两个月的开销。
抗日战争中不乏像陈子谷这样的爱国华侨商人，但像叶挺这样的特殊军长却是独一无二的。他为抗日为新四军为国家所做的一切都被历史所见证。在这样特殊的新四军和抗日形势面前，可想而知他是多么的无奈和纠葛，受尽了内心的煎熬和挣扎。在新四军内部大事回避着叶挺，与中央的电报往来也不让他知道。正是因为他曾经脱党的尴尬身份和新四军的组成不仅有中共游击队还有国民党的常驻机构和暗藏间谍，中共中央也对他半信半疑。蒋介石暗中监视他是否“赤化”。军委新四军分会会议也不让他参加，军队作战中不让他放手指挥。三年军长四次辞呈，足以看出他深受的压抑和委屈。但是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慷慨气概。在突围战斗中叶挺拒绝随精兵先突围，却与战斗力弱的部队共患难，受命于危难之际。
1938年，叶挺亲率部队粉碎了日军对皖南的“扫荡”，得到了蒋介石的致电嘉奖。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之后入狱五年。
项英的有色眼镜
而叶挺与项英的矛盾归根结底就像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是颇多微词的。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应。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开始也有想过，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党和中共中央已经对叶挺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
新成果成立之后，1988年10月，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为我军36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叶挺被评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终于给这位未授衔的开国将士立以历史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