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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吃得饱”到“活得好”
——民以食为天。改革开放启动之初，全国粮食总产量仅3.04亿吨。而到2017年底，全国粮食年总产量已达到6.17亿吨——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不仅满足了13多亿人民的温饱，更大步朝着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的目标奋力前行。
2018年12月的一天，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
东方渐白，太阳微露。重庆市玉米蔬菜科技创新海南南繁基地里，头发花白、身材瘦削的杨华，已经在静寂的玉米地里忙碌了好一会了。
作为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所长，杨华的这个冬天很忙——从重庆到广西南宁，再到海南南繁基地，他往来辗转几千公里。
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杨华每年都如候鸟般穿梭于三地，不是去旅游，也不是去走亲访友，而是为了“拱玉米地”。
饥饿逼出的动力
出生于1965年的杨华，对饥饿有着切肤之痛。
因为当年物质生活条件差，全国粮食产量不稳定，生于四川省渠县农村的杨华常常和乡亲们一起饿肚子。有一次，他整整三天没饭吃。“那时候，我最羡慕的就是有居民户口的人——他们每个月有粮票。”
1981年，16岁的杨华背着背篓、扛着铺盖，在火车站台上告别父亲，独自踏上求学之路。
这一年，他考上了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
“报到时，我都不知道学校在哪里，只能先到成都，然后再找学校的位置。”杨华笑道。
一路辗转来到位于四川省雅安地区的学校时，他看到了校门前写着“欢迎新同学”的横幅，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桂花香。
对杨华而言，上大学最令自己开心的，是能够“天天吃得饱饭”：“当时的全额助学金是17.5元，节省点花，还能吃上肉——那时候觉得，能吃饱就是最大的幸福。”
作为彼时尚属凤毛麟角的“天之骄子”，杨华解决了肚子温饱之后，也开始渴求精神上的“温饱”。
大学期间，杨华师从包括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荣廷昭在内的多位老一辈农业科研教育工作者。
让杨华记忆尤其深刻的是，每当他结束晚自习返回寝室，途径荣廷昭老师的办公室时，几乎都会看见办公室的灯依旧明亮。
那一抹在桂花飘香的校园里不灭的光，就像一颗炽热的火种，深深埋进了杨华的心。
从那时起，这个朴素踏实的农村青年，第一次深切而真实地感受到农业科技对于国家民族的重大意义，也开始理解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于是，杨华开始利用休息时间疯狂地钻图书馆。
“我家在农村，之前没怎么看过课外书——唯一有印象的一本，讲的好像是军阀混战的事，书的前后页都不知所踪，只剩下中间的百来页……”说到这里，杨华突然提高了音量，“因此，上大学后，图书馆就成了我的‘宝库’。”
“宝库”里的精神宝藏让杨华甘之如饴，更让他了解到自己祖国和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
时至今日，杨华依然记得，自己曾在学术期刊《世界农业》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数据——美国的农业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
“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竟然只有3%的人口播种粮食？那么多人到底吃什么？”
“3%的农业人口，如何能够养活这样一个现代化大国？”
“我们国家一多半的人都在种田地，为什么粮食还不够吃？”
…………
一连串问号涌出脑海，引起了这个青年的沉思。
在这样的思索中，杨华忽然觉得自己肩头一沉，就像压上了一副无形的担子。
也就在那一刻，他心中那颗种子发了芽。
责任催生的坚持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杨华来到重庆农业科学研究所（现重庆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主攻小麦品种改良。
“毕业时，70%的同学都没有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觉得辛苦。”杨华说，“但我觉得，既然学了农，就要学以致用。”
作为农科所第一位研究生，杨华并没有“高知”的架子——就如时任所党支部书记吕中华所言：“有些中专生不愿种田，我们所里唯一的研究生却还在认真挑粪。”
1993年，杨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重庆市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了相关调整。
“重庆的环境不适合种植小麦，品质差、产量低。”杨华说，“因为种植结构的调整，我的研究方向也进行了调整，转而研究玉米。”
玉米既可以当作粮食，又可以当作饲料，还可以加工成其他衍生产品，是用途最广的农作物之一。
但在当时，重庆玉米产量非常低。
研究方向的调整并没有给杨华带来困扰——扎实的学术基本功和农作物研究的共性规律，让他很快适应了这种变化。
“如果想快速出成果，就需要进行加代繁育，也就是进行两季甚至三季接续种植。”于是，杨华背上装着玉米种子的背包，开始在分布于重庆、广西、海南的各种植基地间辗转。
“那时交通没现在方便，去异地要挤火车。”杨华笑道，“我在硬座下睡过地板、盖过报纸——在那样的条件下，那里可是最舒服的地方。”
不仅路途遥远，种植基地的条件也很艰苦。
杨华还记得，自己到海南种植基地第一晚的情景：“没有电，只有点煤油灯。那一晚被蚊子咬惨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去买了床被单，裹着睡到木板上，一睡就是好几年。”
其间，他和同事们一直坚持育种。
玉米育种不同于在实验室里搞科研，这项工作需要脑力加体力的双重高负荷劳动。
比如，对玉米进行杂交培育就必须通过人工授粉——而人工授粉，必须在天气最热时进行。
成片的玉米长得比人还高，玉米地更是被捂得密不透風，仿佛蒸笼。
杨华成天“泡”在又闷又潮的青纱帐里，逐株观察、记录、选择、分析，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在这样的坚持下，当年埋进他心里的种子，也一点点茁壮成长……
艰险激励的斗志
2004年，对于杨华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玉米研究界而言，都是足以被铭记的一年。
这一年，杨华团队历经十余年培育出的玉米新品种“渝单8号”问世，并且在三大玉米主产区国家区域试验中取得了不俗成绩。
“试验中，有两组被美国玉米品种夺冠；‘渝单8号’则力挫强敌、在西南组中夺冠。”杨华感慨道，“这么多年的辛苦，终于有了收获。”
2006年，“渝单8号”成为西南地区普通玉米国家标杆品种——此前，西南地区的玉米品种都以北方品种为参照标准。
“如今，‘渝单8号’作为对照品种已经十几年了。而之前采用的对照标准，基本都不会超过5年。”杨华说。
谈起“渝单8号”的诞生，杨华不禁感慨：“我们把种子背到广西种植时，碰上了旱灾，连饮用水都很困难。为了保种，我们只得骑着三轮车拉水，但种子还是渴死了一半。”
当杨华团队将剩余的种子带到海南种植时，又遇到台风：“台风来时，我们住在农民家里。看见水一个劲朝上涌，我们只好往二楼跑，有的同事被吓坏了，就坐在楼梯上哭。”
见水势越来越高，杨华心里始终挂记着那几亩试验田。
“干脆不要了。”有人劝道。
“我没有种子了，不要怎么行？”杨华显得很无奈。
台风过后，为挽回败局，杨华和同事们来到玉米地，用盆将田里的积水舀出去。结果，“活下来的种苗只有一半。”
这些经历并没让杨华气馁。他将其称为“半自私鉴定方法”——也就是说，这些活下来的种苗，才是精英。
随后，杨华和同事们又通过人工遮阴的方法，提高植株的耐阴性。
“经过这三道关卡选出来的‘渝单8号’，无论是在天旱、多雨还是阴天的环境下，表现得非常稳定，果实也很饱满。”杨华说，“去年，该品种推广种植4000多万亩，产生了40亿元的经济效益。”
创新浇开的繁花
2018年9月17日，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羊肉可以吃，泡馍可以吃，那羊肉泡馍可以吃吗？”综合楼403教室的讲台上，正在进行学习交流的杨华，开始给同学们普及转基因食品的相关知识。
他用通俗易懂而不失幽默风趣的介绍，让台下的“门外汉”很快消除了对基因技术的误解，明白了其中的科学奥秘。
“基因技术，是农业科技创新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规避其可能的风险，充分发挥这门技术的优点，尽可能地为人类造福。”杨华说，“就拿红薯来说，最开始它是没有果实的，人们只吃叶子，但土壤中的微生物刺激了红薯的基因，让根部膨大起来，成为人类的主食之一，这就是自然界的基因技术。”
之所以如此重視基因技术，是因为杨华和团队曾做过一个研究项目——将玉米的基因和杂草的基因重新组合，有选择地改变杂草的性状。
“经过基因选育，这些杂草的叶子长得同玉米叶一般大，成了漫山遍野取之不尽的优质饲料。”杨华说。
40年来，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中国人对“吃”的梦想，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而杨华的人生轨迹，无疑印证了这样的变化。
从以“吃饱”为最大幸福的农村青年，到对农业科技知识孜孜以求的青年学子，再到繁育卓越玉米品种的优秀科学家……如今的杨华，正拖着长期下田而劳损的膝盖，和团队继续攀登玉米研究的高峰。
“我们培育出了直链淀粉含量达到70%的高直链淀粉玉米——这将有助于生产降解塑料解决白色污染，以及糖尿病抗性淀粉研究。”杨华说。
不仅如此，2017年，团队研发的4个新品种也通过了相关部门审定，经过10余家企业推广，新增推广面积60余万亩，产生社会效益1.3亿元。
【心声】
40年来，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成功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粮食供求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跨越，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创造了用全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养活近20%人口的奇迹。
——中国粮食研究中心主任 颜波
改革开放前，粮食是非常稀罕的珍宝。农村实行基本口粮和工分粮“三七开”的分配方式，即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的70%作为基本口粮，按人头平均分，吃不饱是正常的事，当时就想只要自己能吃上一顿饱饭，死了都闭眼睛。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不仅能吃得饱，还越吃越好了。
——巫溪县农民 周富桥
——民以食为天。改革开放启动之初，全国粮食总产量仅3.04亿吨。而到2017年底，全国粮食年总产量已达到6.17亿吨——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不仅满足了13多亿人民的温饱，更大步朝着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的目标奋力前行。
2018年12月的一天，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
东方渐白，太阳微露。重庆市玉米蔬菜科技创新海南南繁基地里，头发花白、身材瘦削的杨华，已经在静寂的玉米地里忙碌了好一会了。
作为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所长，杨华的这个冬天很忙——从重庆到广西南宁，再到海南南繁基地，他往来辗转几千公里。
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杨华每年都如候鸟般穿梭于三地，不是去旅游，也不是去走亲访友，而是为了“拱玉米地”。
饥饿逼出的动力
出生于1965年的杨华，对饥饿有着切肤之痛。
因为当年物质生活条件差，全国粮食产量不稳定，生于四川省渠县农村的杨华常常和乡亲们一起饿肚子。有一次，他整整三天没饭吃。“那时候，我最羡慕的就是有居民户口的人——他们每个月有粮票。”
1981年，16岁的杨华背着背篓、扛着铺盖，在火车站台上告别父亲，独自踏上求学之路。
这一年，他考上了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
“报到时，我都不知道学校在哪里，只能先到成都，然后再找学校的位置。”杨华笑道。
一路辗转来到位于四川省雅安地区的学校时，他看到了校门前写着“欢迎新同学”的横幅，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桂花香。
对杨华而言，上大学最令自己开心的，是能够“天天吃得饱饭”：“当时的全额助学金是17.5元，节省点花，还能吃上肉——那时候觉得，能吃饱就是最大的幸福。”
作为彼时尚属凤毛麟角的“天之骄子”，杨华解决了肚子温饱之后，也开始渴求精神上的“温饱”。
大学期间，杨华师从包括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荣廷昭在内的多位老一辈农业科研教育工作者。
让杨华记忆尤其深刻的是，每当他结束晚自习返回寝室，途径荣廷昭老师的办公室时，几乎都会看见办公室的灯依旧明亮。
那一抹在桂花飘香的校园里不灭的光，就像一颗炽热的火种，深深埋进了杨华的心。
从那时起，这个朴素踏实的农村青年，第一次深切而真实地感受到农业科技对于国家民族的重大意义，也开始理解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于是，杨华开始利用休息时间疯狂地钻图书馆。
“我家在农村，之前没怎么看过课外书——唯一有印象的一本，讲的好像是军阀混战的事，书的前后页都不知所踪，只剩下中间的百来页……”说到这里，杨华突然提高了音量，“因此，上大学后，图书馆就成了我的‘宝库’。”
“宝库”里的精神宝藏让杨华甘之如饴，更让他了解到自己祖国和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
时至今日，杨华依然记得，自己曾在学术期刊《世界农业》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数据——美国的农业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
“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竟然只有3%的人口播种粮食？那么多人到底吃什么？”
“3%的农业人口，如何能够养活这样一个现代化大国？”
“我们国家一多半的人都在种田地，为什么粮食还不够吃？”
…………
一连串问号涌出脑海，引起了这个青年的沉思。
在这样的思索中，杨华忽然觉得自己肩头一沉，就像压上了一副无形的担子。
也就在那一刻，他心中那颗种子发了芽。
责任催生的坚持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杨华来到重庆农业科学研究所（现重庆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主攻小麦品种改良。
“毕业时，70%的同学都没有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觉得辛苦。”杨华说，“但我觉得，既然学了农，就要学以致用。”
作为农科所第一位研究生，杨华并没有“高知”的架子——就如时任所党支部书记吕中华所言：“有些中专生不愿种田，我们所里唯一的研究生却还在认真挑粪。”
1993年，杨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重庆市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了相关调整。
“重庆的环境不适合种植小麦，品质差、产量低。”杨华说，“因为种植结构的调整，我的研究方向也进行了调整，转而研究玉米。”
玉米既可以当作粮食，又可以当作饲料，还可以加工成其他衍生产品，是用途最广的农作物之一。
但在当时，重庆玉米产量非常低。
研究方向的调整并没有给杨华带来困扰——扎实的学术基本功和农作物研究的共性规律，让他很快适应了这种变化。
“如果想快速出成果，就需要进行加代繁育，也就是进行两季甚至三季接续种植。”于是，杨华背上装着玉米种子的背包，开始在分布于重庆、广西、海南的各种植基地间辗转。
“那时交通没现在方便，去异地要挤火车。”杨华笑道，“我在硬座下睡过地板、盖过报纸——在那样的条件下，那里可是最舒服的地方。”
不仅路途遥远，种植基地的条件也很艰苦。
杨华还记得，自己到海南种植基地第一晚的情景：“没有电，只有点煤油灯。那一晚被蚊子咬惨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去买了床被单，裹着睡到木板上，一睡就是好几年。”
其间，他和同事们一直坚持育种。
玉米育种不同于在实验室里搞科研，这项工作需要脑力加体力的双重高负荷劳动。
比如，对玉米进行杂交培育就必须通过人工授粉——而人工授粉，必须在天气最热时进行。
成片的玉米长得比人还高，玉米地更是被捂得密不透風，仿佛蒸笼。
杨华成天“泡”在又闷又潮的青纱帐里，逐株观察、记录、选择、分析，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在这样的坚持下，当年埋进他心里的种子，也一点点茁壮成长……
艰险激励的斗志
2004年，对于杨华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玉米研究界而言，都是足以被铭记的一年。
这一年，杨华团队历经十余年培育出的玉米新品种“渝单8号”问世，并且在三大玉米主产区国家区域试验中取得了不俗成绩。
“试验中，有两组被美国玉米品种夺冠；‘渝单8号’则力挫强敌、在西南组中夺冠。”杨华感慨道，“这么多年的辛苦，终于有了收获。”
2006年，“渝单8号”成为西南地区普通玉米国家标杆品种——此前，西南地区的玉米品种都以北方品种为参照标准。
“如今，‘渝单8号’作为对照品种已经十几年了。而之前采用的对照标准，基本都不会超过5年。”杨华说。
谈起“渝单8号”的诞生，杨华不禁感慨：“我们把种子背到广西种植时，碰上了旱灾，连饮用水都很困难。为了保种，我们只得骑着三轮车拉水，但种子还是渴死了一半。”
当杨华团队将剩余的种子带到海南种植时，又遇到台风：“台风来时，我们住在农民家里。看见水一个劲朝上涌，我们只好往二楼跑，有的同事被吓坏了，就坐在楼梯上哭。”
见水势越来越高，杨华心里始终挂记着那几亩试验田。
“干脆不要了。”有人劝道。
“我没有种子了，不要怎么行？”杨华显得很无奈。
台风过后，为挽回败局，杨华和同事们来到玉米地，用盆将田里的积水舀出去。结果，“活下来的种苗只有一半。”
这些经历并没让杨华气馁。他将其称为“半自私鉴定方法”——也就是说，这些活下来的种苗，才是精英。
随后，杨华和同事们又通过人工遮阴的方法，提高植株的耐阴性。
“经过这三道关卡选出来的‘渝单8号’，无论是在天旱、多雨还是阴天的环境下，表现得非常稳定，果实也很饱满。”杨华说，“去年，该品种推广种植4000多万亩，产生了40亿元的经济效益。”
创新浇开的繁花
2018年9月17日，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羊肉可以吃，泡馍可以吃，那羊肉泡馍可以吃吗？”综合楼403教室的讲台上，正在进行学习交流的杨华，开始给同学们普及转基因食品的相关知识。
他用通俗易懂而不失幽默风趣的介绍，让台下的“门外汉”很快消除了对基因技术的误解，明白了其中的科学奥秘。
“基因技术，是农业科技创新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规避其可能的风险，充分发挥这门技术的优点，尽可能地为人类造福。”杨华说，“就拿红薯来说，最开始它是没有果实的，人们只吃叶子，但土壤中的微生物刺激了红薯的基因，让根部膨大起来，成为人类的主食之一，这就是自然界的基因技术。”
之所以如此重視基因技术，是因为杨华和团队曾做过一个研究项目——将玉米的基因和杂草的基因重新组合，有选择地改变杂草的性状。
“经过基因选育，这些杂草的叶子长得同玉米叶一般大，成了漫山遍野取之不尽的优质饲料。”杨华说。
40年来，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中国人对“吃”的梦想，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而杨华的人生轨迹，无疑印证了这样的变化。
从以“吃饱”为最大幸福的农村青年，到对农业科技知识孜孜以求的青年学子，再到繁育卓越玉米品种的优秀科学家……如今的杨华，正拖着长期下田而劳损的膝盖，和团队继续攀登玉米研究的高峰。
“我们培育出了直链淀粉含量达到70%的高直链淀粉玉米——这将有助于生产降解塑料解决白色污染，以及糖尿病抗性淀粉研究。”杨华说。
不仅如此，2017年，团队研发的4个新品种也通过了相关部门审定，经过10余家企业推广，新增推广面积60余万亩，产生社会效益1.3亿元。
【心声】
40年来，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成功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粮食供求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跨越，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创造了用全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养活近20%人口的奇迹。
——中国粮食研究中心主任 颜波
改革开放前，粮食是非常稀罕的珍宝。农村实行基本口粮和工分粮“三七开”的分配方式，即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的70%作为基本口粮，按人头平均分，吃不饱是正常的事，当时就想只要自己能吃上一顿饱饭，死了都闭眼睛。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不仅能吃得饱，还越吃越好了。
——巫溪县农民 周富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