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经济体量已是全球第二，但面临的问题愈加凸显：人口红利消失殆尽、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虽然2016年略有回升，但整体仍处于下降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做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明确新发展理念，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充分利用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很多人关注东北的发展问题，但没有将东北作为中国统一大市场的一部分来分析。东北的优势在于高质量耕地。目前我国的土地制度仍由计划分配，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限制下，建设用地的占补平衡无法跨区域实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一些本应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土地闲置或荒废，既没有也无法真正用于农业耕地。
　　如果建立全國统一的土地市场，东北可以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进行土地当量（类似折算成标准煤）交易，这样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闲置土地能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时，东三省也能够利用比较优势和市场机制筹集发展资金，保持优质耕地和青山绿水，发展特色产业。
　　开放条件下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制度竞争。开放条件下资本和人才都是流动的，只有真正完善体制机制，才能够更好地吸引资本和人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虽然中国的名义税负并不高，但中国的水电成本高，人力成本也不断上升。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要素市场是垄断的，要素价格是扭曲的，而作为要素市场垄断者的国有企业又是低效率的，其提供的服务必然也是高成本并转嫁给其他企业。
　　支持实体经济、创造良好金融环境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增长对信贷投入和金融资源需求过多，将推升金融资源的价格。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各国普遍的问题。但我国的实体部门中，很多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国有企业主导的重化工业占据了大量信贷资源，挤出了有效率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从而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同时，中国金融业自身发展也存在问题。目前中国仍是分业监管和事实上并未有效监管的综合经营，存在很多金融服务的空白点和监管套利空间。而且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理念也存在偏差。对中小企业融资，一些政府部门要求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占比不能下降、贷款利率不能高、不良贷款率不能上升。而小微企业本身倒闭、违约概率较高，需要通过一定的高利率来抵补信贷风险。如果控制住利率，又不允许不良贷款率上升，最终银行贷款只能流向一些符合中小企业贷款统计标准的政府平台。
　　更进一步，政府的政策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式应当分开，支持小微企业是政府的目标，政府应当为金融机构创造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环境，比如说财税激励政策或相关金融政策。如果政府“一刀切”地要求金融机构按照某种经营模式来支持小微企业，政府目标能否达成值得反思。
　　（本文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2018年1月上海市金融学会学术报告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