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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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的“逻辑文”不仅大量采用了新名词、新术语，而且还大胆地将西洋文法移用于古文的写作，从而创造了一些新的表述方式，达到了传统古文未曾企及的复杂而精密的程度。本文从词语、句法以及文体风格等方面来分析章士钊的“逻辑文”，并通过翻译实例的检讨，指出其作为一种革新的古文，仍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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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的“逻辑文”不仅大量采用了新名词、新术语，而且还大胆地将西洋文法移用于古文的写作，从而创造了一些新的表述方式，达到了传统古文未曾企及的复杂而精密的程度。本文从词语、句法以及文体风格等方面来分析章士钊的“逻辑文”，并通过翻译实例的检讨，指出其作为一种革新的古文，仍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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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代义理、考据、辞章分裂严重,各家所持之古文辞内涵不一。章学诚以史家立场介入古文辞论争,从苏轼的“韩子文起八代之衰”之说切入,重评韩愈古文史地位:一方面肯定了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说,另一方面又补充“古文失传亦始韩子”。韩愈文贵在学传诸子,而其“宗经而不宗史”的偏向造成取道方向不正确和对史文隔阂的缺陷。章学诚基于文化史视角的判断抬升了著述文地位,并进一步将古文辞限定为史学的叙事文,借此敲打了盛极一时的桐城派与汉学派;另一方面,他指引究人伦世用的古文精神与嘉道之后的经世思想相通,已着嘉道之际批韩的先鞭。
作为戏曲经典的《琵琶记》,从永乐年间《瑞安县志》记载“实为词曲之祖”,到魏良辅“自为曲祖”之誉,再到凌濛初称道“世人推为南曲之祖”,其经典地位不断被强化和巩固。其中,既有帝王推赏的权力话语作用,也有文人围绕《西厢记》《拜月亭》“优劣”等问题争论带来的“聚焦效应”;既有连续不断、类型多样的刊刻复制递增了作品的影响,也有持续不断的舞台搬演扩大其在不同社会圈层的深入。从纵(时间)、横(途径)两个方面考察,可知其在明代已然完成经典化。《琵琶记》经典化的过程和途径,可以为考察其他古代文学作品如何经典“化”提供有益的
李凖《黄河东流去》体现了20世纪70—80年代文学转型时期的“过渡性”现象,体现了作家对前后两个时期现实主义写法上的双重反思。通过书写黄河难民的“家史”和“村史”,作家试图思考黄河文明中“家”与“乡里乡亲”的深层情感结构。通过对“李麦”“算命先生”等形象的刻画,表达了对盈利性商业的不满,也写出了受苦农民革命意识和国家意识的自发性。这些主题延续了李凖合作化小说关心的农民觉悟问题,在农民形象的刻画上,作家试图寻找更唯物主义的解释。
中国当代文学在理论上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准则,在创作实践上以赵树理、柳青等为代表,这几乎成为学界关于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构架。作为体现《讲话》创作方式的代表性作家,李凖的创作与赵树理、柳青等差异颇大,而生成这些差异的历史机制、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却并没有被充分阐释。从赵树理创作的内在逻辑来看李凖的实践形态,便于我们观察革命文学内含的复杂展开路径,以及李凖开创的另一种当代文学构成方式。
《青春万岁》的复杂性,需要置放到作家创作整体流程和文学史背景中予以细读和落实。围绕作品主人公杨蔷云及两大核心情节——阅读革命与蔷云游春,可以发现文本内外“纯粹”与“杂色”的变奏。变奏与越轨的笔致,首先彰显出审美结构的意义,这是历史形势、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文本之间重要的调节力量;其次提示历史过程中动态而细微的变化与可能性,丰富我们对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认知;再次呈现文学史上青春想象的辩证性:在接受社会训导的同时释放出潜在的、不可驯服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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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唐诗学兴盛,清初转而流行宋元诗学。在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中,王士禛上承胡应麟、钱谦益,下启顾嗣立、翁方纲、法式善,是清代元诗学的开创者和枢纽人物。他对元诗的兴趣贯穿其诗学历程的始终:早年就开始涉猎元诗,喜爱杨维祯、吴莱和虞集等大家,通过阅读、模拟、唱和元诗积累创作经验;中年以后广泛搜藏元诗文献,并以选本、诗话、题跋、笔记等形式对元诗进行批评,推动了元人诗集的传播和元诗选本的流行;他编纂的《古诗选》,对清代元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