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大族是中古史研究历久弥新的经典话题，个案研究（casestudy）则是学人研究大族的重要手段，甚至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作为方法论的个案研究，其发生和成熟并不在中古史领域，也不在历史学领域。一般来说，学人通常将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的名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视作个案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他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数次到新几内亚进行调查，掌握了充分的民族志资料，对“库拉交换圈”（Cularing）进行了令人叹服的论述，使其成为印证功能论的绝佳案例。此后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驱动下，个案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取径之一。
　　个案研究嫁接和应用于历史学领域，特别是中古门阀大族的考察，始于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关于中古太原王氏的研究：《六朝门阀：太原王氏家系考》（以下简称《太原王氏》）。此书原著出版于一九五一年，距今恍然已近七十年了。守屋美都雄師从东京大学池内宏、和田清、加藤繁等史学巨擘，被视为“东京学派”第二代领袖人物之一。东京学派早期人物深受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强调运用欧洲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史料进行缜密的考证和科学的批判。守屋美都雄成长于东京学派的学术沃土，不能不深受熏陶和影响。有趣的是，出自东京学派门墙的守屋美都雄，援引个案研究的方法考察太原王氏，回应的对象却是京都学派内藤湖南提出的六朝贵族制论。如所周知，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是日本汉学研究的“两极”。两大学派的对垒与论争，形成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确立于四五十年代，止歇于七十年代，相持达半个世纪之久〔刘俊文：《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上）》，载《文史知识》一九九二年第四期〕，构成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史的主要脉络，影响所及，意义远在日本学界以外。他们虽然批评激烈，壁垒森严，但旨在探索中古政治社会真相的治学态度和批评精神，成为近百年学术史上极为亮丽的“风景线”。《太原王氏》应置于这个宏大的学术脉络下加以理解。
　　七十年前，《太原王氏》甫一出版，宫川尚志、滋贺秀三、河地重造等人闻风而动，迅速撰文进行评介和推荐。京都学派出身的宫川尚志在书评中期望作者将个案研究扩展至其他家族，如山东郡姓、吴姓士族、侨姓士族等，而作者本人也有类似的研究计划，他说：“在完成崔卢李郑诸家族史料的整理后，也会进一步做出研究。”但是，学术史没有如果。守屋美都雄不幸卒于一九六六年，时年五十一岁。从《太原王氏》出版，至作者壮年辞世的十五年间，他没有再从事其他门阀大族的个案研究。这似乎是其个人学术生命史上的一个谜，尽管他后来从事的研究也与古代家族直接相关，其论文集《中国古代的国家与家族》中译本二0一0年得以出版。更不消说，《太原王氏》出版以后， 化身万千，一批日本学人—矢野主税、竹田龙儿、尾崎康、丹羽兑子、滨口重国等人—迅速将士族个案研究的对象，从一流高门，扩展至荥阳郑氏、河东裴氏、京兆韦氏、弘农杨氏、渤海高氏、颍川荀氏等地位不同的门阀大族。这些个案成果发表于一九五五至一九七0年。无论是学者的数量、范围和段位，还是个案对象的深度、扩展和积累，都昭示个案研究成为当时日本中青年学人研究贵族制的主要路数。如果简要概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学人研究士族成果的共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关于系谱的考证和批判，即对中古士族的源和流极为重视。这种研究风格显然带有守屋美都雄研究太原王氏问题的烙印。
　　守屋美都雄选择太原王氏作为讨论对象， 并无特别的考虑，只是因为他们是一流高门，位居四姓。现在学者研究个案，往往强调代表性、特殊性和典型性，但研究之前，如何就能未卜先知，判断研究对象具有哪些特征？选择哪个对象作为个案研究，其意义大多是被学者有意无意附丽和追加的。国内学人讨论中古士族之时，往往追本溯源，对于各类史籍所记大族在先秦及上古时期的祖先， 或以为真， 或以为假，皆浅尝辄止，虚晃一枪，随后直奔魏晋门阀大族的当轴人物而去。而守屋美都雄则不然，其开篇就出手不凡，洞若观火。关于太原王氏“始祖传说的批判”，他通过考辨太子晋的史料源流，论证记载太子晋化鸟成仙的各种文献—如《汉武内传》《西京杂记》等书—大概成于魏晋，推测太子晋成仙的传说也形成于六朝，进而在祖先记忆方面提出诸多卓识：“周平王孙赤比太子晋早十余代，是比王子成父更加古老的人物。河东王氏为粉饰家世而希望寻求时代更早的祖先，是可以理解的，追溯时代越古老的传说，出现的时代越晚，可信度也越低”，“这种粉饰又可以促进家族的发展”，等等。
　　守屋美都雄关于祖先层累说的形成， 盖有两个学术源头。一是东京学派的实证主义精神。一九0九年，白鸟库吉提出“尧舜抹煞论”，强调将古史传说与客观史实相分离，重视其宗教价值，认为时间愈晚，传说的体系愈丰富。一九二三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主要观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等等。守屋美都雄数载浸淫东京学风，不轻易相信中国传统史料记载的祖先知识，并自觉对传统史料所载始祖传说进行严格的检验和批判，显然受到东京文献学派倡导考证学风的影响。守屋美都雄剔抉“层累”二字，精准概括王氏的谱系构造，或许受到顾颉刚《古史辨》的直接影响。意味深长的是，二00八年，当时还是初出茅庐的仇鹿鸣，援引顾颉刚的古史辨理论研究渤海高氏，提出士族谱系的形成具有层累构成的特点，表现为纵向延伸和横向叠加的特点。其成文之初的主标题为“层累建构的士族谱系”。“层累”，成为近年学人研究士族谱系的关键词。
　　另一个源头则是乾嘉朴学的疑古传统。守屋美都雄对大族祖先记忆的辨析，不限于远祖的批判， 也体现在汉魏祖先的考证。守屋美都雄基于沈炳震的认识，“霸当光武帝时，泽当灵献帝时，自光武至灵帝， 一百六十余年，不应遽传二十世也”（《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卷五“太原王氏”条），否定王霸为太原王氏的始祖，将王柔、王泽兄弟共同视为太原王氏的可靠始祖，原因很简单，其后一直到隋唐时期太原王氏的谱系， 都可鱼贯而下， 罗列清楚。也就是说，太原王氏的可靠始祖不是一人，而是“双头蛇”王柔、王泽兄弟。不仅如此，粉饰家族不独为装点门面的无形资产，也可为家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情况从汉魏六朝，一直延续至隋唐时期，甚至明清时期，概莫能外。守屋美都雄推测北魏中山王叡不是太原王氏，甚至不是汉族，其姿貌伟丽，可能是容貌具有异域风情之故。但是王叡因文明太后的破格重用而平步青云，权倾朝野，亟需名门望族的社会身份以骄矜虚夸。太原王氏的郡望，正好可以赋予其光辉亮丽的高贵身份。王叡因此如虎添翼，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互为扇扬，彼此成就。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王叡的双重成功后来被复制。唐代王锷官至宰相，与太原王氏互相攀附，各取所需。陈寅恪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挺进魏晋隋唐史研究之初，就连续发表三篇论文，讨论李唐氏族的源流，指出李唐氏族伪托陇西李氏，本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又或为邻邑李氏之“假冒牌”，由此阐发“附会同姓之显望，南北朝之皇室莫不如此”，“此世系改易之历程，实不限于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数北朝、隋唐统治阶级之家，亦莫不如是，斯实中国中古史上一大问题，亦史学中千载待发而未发之覆也”（《金明馆丛稿二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0一年版）。守屋美都雄和陈寅恪的研究，由此超越李唐氏族和太原王氏的个案，在研究方法和材料使用上，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