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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全国动乱，军队建设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
在“文革”的大动荡中，尽管军队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和冲击，但是人民军队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并以“三支两军”的形式，最终确保了全国局势走向平稳。
在如此动乱的局面中，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军队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始终掌控着全国局势，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机构则是几经波折，人员几经变动……
叶剑英、杨成武、萧华时期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罗瑞卿主持，重大事项则呈报军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林彪直至军委主席毛泽东。
1965年12月，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突然被打倒，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亦被剥夺。叶剑英于1966年1月8日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日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加上原有的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共有七位副主席），5月23日又兼任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秘书长此前由黄克诚、罗瑞卿先后担任，此时第一次由军委副主席兼任）。由此，叶剑英与军委副秘书长兼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军委副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构成中央军委一线日常工作班底，叶剑英牵头主持军委全盘的日常工作。与贺龙、罗瑞卿时期一样，叶剑英在前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仍深居幕后。
“文革”开始之初的一个时期内，在全国性的大动乱、大动荡中，军队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叶剑英经常召集军委会议，讨论当时军队面临的重大问题，因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扩大，被称为军委常务会议。
这种常务会议是1966年6月14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呈递《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得到批准后，由叶剑英负责召集。它比此前的办公会议人员范围扩大，层级也高，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粟裕亦时有参加。
1967年，林彪、江青对在军委和总部一线负责日常事务的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的不满日益升级。1月，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萧华亦受到冲击。2月，所谓的“二月逆流”，使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人和谭震林等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林彪指示杨成武不要再给叶剑英送军委文件了。林彪对叶剑英的疏远可见一斑。
1967年7月武汉“七二○”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江青提出“文攻武卫”、批“带枪的刘邓路线”。叶剑英被诬陷“要搞政变”，住所被抄，子女被关押，北京街头出现“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
鉴于贺龙、徐向前、聂荣臻、萧华等受到诬陷、冲击，叶剑英自身难保，已经无法行使主持人的权力，其所主持的军委常务会议难以为继，而代总长杨成武此时又随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为防止军委中枢的运作出现真空，8月17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成立由吴法宪牵头，有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参加的军委看守小组（四人）。吴法宪讲，“四人小组”讨论的事项要向不在京的杨成武报告。此时，杨成武已经取代叶剑英的地位，应该是林彪之下军委办事机构中最有实权的人。
9月，萧华被关押，失去自由。
9月24日，军委看守小组改为以杨成武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成员还有叶群（林彪联络员）、邱会作、张秀川。按照吴法宪的说法，军委办事组实际上行使的是中央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的职权，组长、副组长相当于以前的军委正、副秘书长。
“文革”时期风云变幻，杨成武主事的局面也未能维持多久，比叶剑英的一年有余还要短。
1968年3月22日晚（一说3月23日晚），李作鹏、邱会作奉命带警卫人员突至杨宅，将睡梦中的杨成武带走。至此，1959年10月以后共事长达七年的“萧杨”（萧华、杨成武），在辅佐了罗瑞卿、叶剑英两位秘书长之后，先后被打倒。而在1966年新年伊始组成的“叶杨萧”工作班底，也因三人陆续被诬陷攻击而彻底终结：“靠边站”的叶剑英处于“赋闲”状态，萧华被关押，杨成武被遣送出京。
林彪、黄永胜时期
1968年3月杨成武被打倒之后，林彪决定将自己欣赏的老部下、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调到北京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
3月23日，黄永胜根据周恩来的电话指示，乘专机抵达北京。“他可没想到这一次到北京，使他后半生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与周聂、彭黄时期组合相对稳定不同，林彪自1959年8月主持军委工作之后，辅佐他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贺龙、罗瑞卿、叶剑英、萧华、杨成武等纷纷被打倒，可见十年来党内、军内情况之复杂。
1968年3月28日，在林彪、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同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谈话时，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
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之后，吴法宪仍为副组长，叶群和李作鹏、邱会作（1968年9月，李、邱二人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为组员，以后又加上谢富治、李天佑、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等。这样，军委办事组内，除总参谋长黄永胜外，副总参谋长吴法宪兼空军司令员，副总参谋长李作鹏兼海军第一政委，副总参谋长邱会作兼总后勤部部长。一时间，既是“双一”（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又是“老四野”的黄、吴、李、邱聚首于办事组，在军内权倾一时，号称林彪手下“四大金刚”。
熟悉林彪的聂荣臻说：“林彪历来是十分重视军权的。他把军权称作是‘权中之权’。”
林彪曾这样告诫黄永胜：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吴法宪后来交代：林彪曾召集黄、吴、李、邱四人在家里开会，说自己身体不好，军队的事要黄、吴、李、邱负责管好，不要把权交给别人。
此后，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冷落、闲置一旁，军队重要文电，黄永胜也不再抄送给他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办公会议，“实际上把持了军委的日常工作”。 这次进入军委，邓小平被赋予了更重的领导责任。1974年1月19日西沙自卫反击作战时，周恩来指令叶剑英牵头的军委六人小组到总参谋部指挥作战。这当中，叶剑英、邓小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4年10月20日，在长沙的毛泽东同前来汇报“风庆轮”事件的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时，明确在四届全国人大人事安排上，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说：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思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个副总长。
1974年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
12月18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致信毛泽东，呈报总参谋部领导班子名单：总参谋长邓小平，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张才千、向仲华、彭绍辉、李达、王尚荣、胡炜、何正文。毛泽东圈阅。几天后，周恩来亲赴长沙，毛泽东提出：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邓小平还应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这项任命。
中央军委由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主持，以叶剑英为主，邓小平则替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在王洪文离京期间，还主持中央工作）。
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的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为军委常委。常委会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在新的军委常委会中，除了起主要作用的叶剑英、邓小平之外，1973年底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地位和作用引人注目。此时，陈锡联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北京军区司令员。在1975年毛泽东、周恩来身体日衰，叶剑英与邓小平不断受到江青一伙攻击之时，在党政军均任要职的陈锡联，地位与作用既特殊又极其重要。
“九一三”事件前后，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在稳定安徽的局势中处置有方，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扬。在林彪和“四大金刚”势力鼎盛之时，他奉调进京，被委以重任，进入黄永胜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接掌北京军区。根据周恩来指示，他参加林彪事件危机处理，坐镇空军司令部，并在其后管控空军。在处理林彪事件过程中，李德生辅助周恩来，在危机处置中对稳定局势、稳定军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一时间，李德生成为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年富力强的领导人，成为毛泽东、周恩来十分信任与器重的军队重要领导人之一。
然而，中共十大以后，李德生成为江青一伙重点攻击的对象之一。江青“放火烧荒”，李德生首当其冲。1974年元旦前后，江青一伙借势“批林批孔”，指李为“军阀”“恶霸”，火力全开。李德生被迫离开总政治部，离开北京去了辽宁省，后又主动辞掉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从沈阳军区和李德生对调过来的陈锡联一来到北京，就被赋予了重要任务。陈、李二人素有渊源。抗战时期，李德生就是陈锡联的部下。在陈任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团长时，李在该团直属队任通信排长。解放战争中，陈任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李为该兵团第三十五师师长。（陈、李都是邓小平的部下。）现在，陈、李的角色互换。来到北京的陈锡联，其作用已不仅仅在北京军区，而是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内负有重要责任的领导成员。在军内，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军委常委的陈锡联，其地位已远远高于主持总参日常工作的杨成武、主持总政日常工作的梁必业和主持总后工作的张宗逊。杨成武、梁必业、张宗逊三人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列席军委常务委员会会议。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军各大单位负责人70余人参加，邓小平就军队整顿和“消肿”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作会议总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
整顿刚刚开始，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便朝邓小平、叶剑英迎面扑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2月2日，中央发出通知：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陈锡联回忆说：当时，患有眼疾的毛泽东在一次会上拉着他的手，连说两次“你要挂帅啊”。
此时，邓小平在党政军内已被剥夺了领导权力，并于4月7日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叶剑英又被以“生病”为由，剥夺了主持军委工作的权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第一次在毛泽东之下，由一位未担任过军委副主席的开国上将独当一面，主持工作（以前为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贺龙、叶剑英）。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些人在批评陈锡联所犯错误时，针对其1976年主持军委工作，有“陈锡联夺叶剑英军权”说法。邓小平明确表态：陈锡联没有野心，他是不会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邓小平还当面对陈锡联说：你在北京不欠账。
周恩来：“名副其实的副帅”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林彪曾权倾一时，但是，就是在林彪“直接指挥”的鼎盛时期，笔者以为有两点不容忽视。
毛泽东依然发挥着无可置疑的最终决策的作用，没有“大权旁落”。在这方面，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任免权和军队调动权，他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关键时刻，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李德生担任司令员，在丰台命李德生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防范。林彪不能左右北京的控制权，黄永胜等人更不能插手，就很能说明毛泽东不可挑战的权威。
作为第三号领导人（林彪事件之后为第二号人物）的周恩来，这期间虽未有任何军队任职，但其对军队事务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周恩来的这种影响和作用，任何人不能也不敢小视，就连林彪也是承认的。
在“文革”的大动荡中，尽管军队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和冲击，但是人民军队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并以“三支两军”的形式，最终确保了全国局势走向平稳。
在如此动乱的局面中，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军队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始终掌控着全国局势，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机构则是几经波折，人员几经变动……
叶剑英、杨成武、萧华时期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罗瑞卿主持，重大事项则呈报军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林彪直至军委主席毛泽东。
1965年12月，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突然被打倒，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亦被剥夺。叶剑英于1966年1月8日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日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加上原有的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共有七位副主席），5月23日又兼任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秘书长此前由黄克诚、罗瑞卿先后担任，此时第一次由军委副主席兼任）。由此，叶剑英与军委副秘书长兼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军委副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构成中央军委一线日常工作班底，叶剑英牵头主持军委全盘的日常工作。与贺龙、罗瑞卿时期一样，叶剑英在前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仍深居幕后。
“文革”开始之初的一个时期内，在全国性的大动乱、大动荡中，军队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叶剑英经常召集军委会议，讨论当时军队面临的重大问题，因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扩大，被称为军委常务会议。
这种常务会议是1966年6月14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呈递《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得到批准后，由叶剑英负责召集。它比此前的办公会议人员范围扩大，层级也高，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粟裕亦时有参加。
1967年，林彪、江青对在军委和总部一线负责日常事务的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的不满日益升级。1月，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萧华亦受到冲击。2月，所谓的“二月逆流”，使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人和谭震林等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林彪指示杨成武不要再给叶剑英送军委文件了。林彪对叶剑英的疏远可见一斑。
1967年7月武汉“七二○”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江青提出“文攻武卫”、批“带枪的刘邓路线”。叶剑英被诬陷“要搞政变”，住所被抄，子女被关押，北京街头出现“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
鉴于贺龙、徐向前、聂荣臻、萧华等受到诬陷、冲击，叶剑英自身难保，已经无法行使主持人的权力，其所主持的军委常务会议难以为继，而代总长杨成武此时又随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为防止军委中枢的运作出现真空，8月17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成立由吴法宪牵头，有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参加的军委看守小组（四人）。吴法宪讲，“四人小组”讨论的事项要向不在京的杨成武报告。此时，杨成武已经取代叶剑英的地位，应该是林彪之下军委办事机构中最有实权的人。
9月，萧华被关押，失去自由。
9月24日，军委看守小组改为以杨成武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成员还有叶群（林彪联络员）、邱会作、张秀川。按照吴法宪的说法，军委办事组实际上行使的是中央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的职权，组长、副组长相当于以前的军委正、副秘书长。
“文革”时期风云变幻，杨成武主事的局面也未能维持多久，比叶剑英的一年有余还要短。
1968年3月22日晚（一说3月23日晚），李作鹏、邱会作奉命带警卫人员突至杨宅，将睡梦中的杨成武带走。至此，1959年10月以后共事长达七年的“萧杨”（萧华、杨成武），在辅佐了罗瑞卿、叶剑英两位秘书长之后，先后被打倒。而在1966年新年伊始组成的“叶杨萧”工作班底，也因三人陆续被诬陷攻击而彻底终结：“靠边站”的叶剑英处于“赋闲”状态，萧华被关押，杨成武被遣送出京。
林彪、黄永胜时期
1968年3月杨成武被打倒之后，林彪决定将自己欣赏的老部下、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调到北京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
3月23日，黄永胜根据周恩来的电话指示，乘专机抵达北京。“他可没想到这一次到北京，使他后半生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与周聂、彭黄时期组合相对稳定不同，林彪自1959年8月主持军委工作之后，辅佐他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贺龙、罗瑞卿、叶剑英、萧华、杨成武等纷纷被打倒，可见十年来党内、军内情况之复杂。
1968年3月28日，在林彪、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同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谈话时，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
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之后，吴法宪仍为副组长，叶群和李作鹏、邱会作（1968年9月，李、邱二人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为组员，以后又加上谢富治、李天佑、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等。这样，军委办事组内，除总参谋长黄永胜外，副总参谋长吴法宪兼空军司令员，副总参谋长李作鹏兼海军第一政委，副总参谋长邱会作兼总后勤部部长。一时间，既是“双一”（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又是“老四野”的黄、吴、李、邱聚首于办事组，在军内权倾一时，号称林彪手下“四大金刚”。
熟悉林彪的聂荣臻说：“林彪历来是十分重视军权的。他把军权称作是‘权中之权’。”
林彪曾这样告诫黄永胜：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吴法宪后来交代：林彪曾召集黄、吴、李、邱四人在家里开会，说自己身体不好，军队的事要黄、吴、李、邱负责管好，不要把权交给别人。
此后，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冷落、闲置一旁，军队重要文电，黄永胜也不再抄送给他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办公会议，“实际上把持了军委的日常工作”。 这次进入军委，邓小平被赋予了更重的领导责任。1974年1月19日西沙自卫反击作战时，周恩来指令叶剑英牵头的军委六人小组到总参谋部指挥作战。这当中，叶剑英、邓小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4年10月20日，在长沙的毛泽东同前来汇报“风庆轮”事件的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时，明确在四届全国人大人事安排上，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说：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思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个副总长。
1974年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
12月18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致信毛泽东，呈报总参谋部领导班子名单：总参谋长邓小平，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张才千、向仲华、彭绍辉、李达、王尚荣、胡炜、何正文。毛泽东圈阅。几天后，周恩来亲赴长沙，毛泽东提出：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邓小平还应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这项任命。
中央军委由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主持，以叶剑英为主，邓小平则替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在王洪文离京期间，还主持中央工作）。
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的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为军委常委。常委会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在新的军委常委会中，除了起主要作用的叶剑英、邓小平之外，1973年底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地位和作用引人注目。此时，陈锡联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北京军区司令员。在1975年毛泽东、周恩来身体日衰，叶剑英与邓小平不断受到江青一伙攻击之时，在党政军均任要职的陈锡联，地位与作用既特殊又极其重要。
“九一三”事件前后，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在稳定安徽的局势中处置有方，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扬。在林彪和“四大金刚”势力鼎盛之时，他奉调进京，被委以重任，进入黄永胜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接掌北京军区。根据周恩来指示，他参加林彪事件危机处理，坐镇空军司令部，并在其后管控空军。在处理林彪事件过程中，李德生辅助周恩来，在危机处置中对稳定局势、稳定军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一时间，李德生成为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年富力强的领导人，成为毛泽东、周恩来十分信任与器重的军队重要领导人之一。
然而，中共十大以后，李德生成为江青一伙重点攻击的对象之一。江青“放火烧荒”，李德生首当其冲。1974年元旦前后，江青一伙借势“批林批孔”，指李为“军阀”“恶霸”，火力全开。李德生被迫离开总政治部，离开北京去了辽宁省，后又主动辞掉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从沈阳军区和李德生对调过来的陈锡联一来到北京，就被赋予了重要任务。陈、李二人素有渊源。抗战时期，李德生就是陈锡联的部下。在陈任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团长时，李在该团直属队任通信排长。解放战争中，陈任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李为该兵团第三十五师师长。（陈、李都是邓小平的部下。）现在，陈、李的角色互换。来到北京的陈锡联，其作用已不仅仅在北京军区，而是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内负有重要责任的领导成员。在军内，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军委常委的陈锡联，其地位已远远高于主持总参日常工作的杨成武、主持总政日常工作的梁必业和主持总后工作的张宗逊。杨成武、梁必业、张宗逊三人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列席军委常务委员会会议。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军各大单位负责人70余人参加，邓小平就军队整顿和“消肿”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作会议总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
整顿刚刚开始，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便朝邓小平、叶剑英迎面扑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2月2日，中央发出通知：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陈锡联回忆说：当时，患有眼疾的毛泽东在一次会上拉着他的手，连说两次“你要挂帅啊”。
此时，邓小平在党政军内已被剥夺了领导权力，并于4月7日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叶剑英又被以“生病”为由，剥夺了主持军委工作的权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第一次在毛泽东之下，由一位未担任过军委副主席的开国上将独当一面，主持工作（以前为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贺龙、叶剑英）。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些人在批评陈锡联所犯错误时，针对其1976年主持军委工作，有“陈锡联夺叶剑英军权”说法。邓小平明确表态：陈锡联没有野心，他是不会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邓小平还当面对陈锡联说：你在北京不欠账。
周恩来：“名副其实的副帅”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林彪曾权倾一时，但是，就是在林彪“直接指挥”的鼎盛时期，笔者以为有两点不容忽视。
毛泽东依然发挥着无可置疑的最终决策的作用，没有“大权旁落”。在这方面，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任免权和军队调动权，他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关键时刻，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李德生担任司令员，在丰台命李德生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防范。林彪不能左右北京的控制权，黄永胜等人更不能插手，就很能说明毛泽东不可挑战的权威。
作为第三号领导人（林彪事件之后为第二号人物）的周恩来，这期间虽未有任何军队任职，但其对军队事务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周恩来的这种影响和作用，任何人不能也不敢小视，就连林彪也是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