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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伊始，中共就在中央苏区开始了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纪念广州起义（广暴）的活动，并于此后连续两年这样做，对广州暴动的研究也渐渐深入。这跟中共取得执政权、大量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干部涌入中央苏区以及现实斗争需要有密切关系。中央苏区对广暴的纪念方式，包括报刊宣传、大会教育、学术讲座、个人研究等，注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现实斗争服务。对广暴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些特点，尤其是提出了广暴精神，总结了广暴教训。在纪念与研究中存在的主要不足，是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
【关键词】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廣州起义；纪念活动；研究工作
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时称广州暴动），是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齐名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开创土地革命新阶段的三大起义之一。它的历史意义，当年就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更在中共六大正式决定“广州暴动日”为固定纪念日，要全党和广大劳动群众纪念它，并“研究它的教训，去完成它的伟大的历史事业”。不过，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只是到了中央苏区创立后，才得以全面贯彻落实，收到良好效果。
中央苏区对广州起义的纪念，是公开的、上下一体、大张旗鼓、形式多样的；中央苏区对广州起义的研究，是全面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有相当理论高度和价值的。这种情况，且不说在中共处于地下状态的地方不可能出现，就是在其他苏区（革命根据地）也未必有过那样的规模与内涵。其原因在于：
第一，中央苏区的开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以及地方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中共纪念、研究广州暴动的指示和计划的全面贯彻落实，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及广阔空间。
在中共处于地下状态的那些地方，纪念广州暴动的活动只能秘密进行。而对广州暴动的研究，要么摆不上位置，要么有心而乏力。中央苏区的气象则完全不同。中共在这里是执政党，它的理念、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以及行动计划等，可以经由各级工农政府、各个群众团体贯彻执行；可以通过共产党员的细致工作和模范行为，带动、影响广大群众来响应落实。它的党员同志也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下，自主地从事包括对广州暴动在内的各种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的思考，并且有足够多的场合、园地，供给他们交流见解、发表研究成果。比如各种群众性纪念大会或专业会议，比如各类学校或训练班，又比如《斗争》《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苏区工人》等报刊，还有各式学术讲座等等。
因此，在1931年11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的第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中，可以作出如下指示：“在苏区中广州暴动的纪念中必须举行各种公开的纪念。必须在一切俱乐部读书室，列宁校中讨论关于广州公社的问题，加紧对于群众的国防[际]主义的宣传；组织群众的拥护苏联的团体。一切的纪念工作必须与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根据地的争斗联系起来。”
第二，中央苏区的创建实践，面临的紧迫任务与奋斗目标，为研究和吸取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弘扬广州暴动精神，形成了相应的条件与需要。
中央苏区的开辟，一般从1929年1月中旬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算起。在这之前，两地已有零星经由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和苏维埃政权。红四军（还有陆续进入赣闽的其他红军）在工农大众的拥护支持下，经略赣南、闽西两年多，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此地的三次大规模“围剿”，终使两地苏区联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以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为标志的苏维埃运动，也在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得以蓬勃开展。红军和地方工农武装、工农民主政权、苏区疆域，都在不断壮大和扩展中。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央苏区依然面临着敌人更残酷的“围剿”与封锁，苏维埃政权内部也有反革命分子渗入、贪腐分子出现。更何况广州暴动所开辟的“伟大的历史事业”——让苏维埃鲜红的旗帜飘扬在全中国上空，还远未完成。
因此，结合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重温广州暴动和广州公社（即广州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曾将其比作巴黎公社）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就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正是上述中共中央在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所指出的：“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了，而广州公社的意义却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永远不会磨灭的。广州公社开始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的阶段，指示中国的劳苦群众及东方殖民地的奴隶们求自己和民族的解放的真正道路。”“公社的教训，武装暴动的教训是值得每一个共产党人加以深刻和详尽的研究的。特别是全国革命危机逐渐成熟的现在来纪念广州公社与其牺牲的战士是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第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尤其是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赤都瑞金后，加强了干部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加之党内具备较高理论、历史素养的人才源源不断涌入中央苏区，遂使中央苏区纪念广州暴动、总结广州暴动经验教训获得了充足的人力与动力。
为创建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除原在中央苏区的高中级干部如毛泽东、朱德、陈毅、何长工等外，从1930年起，中共中央又从前苏联学习回来的人员，以及白区工作人员中，选派了大批领导干部和专门人才进入中央苏区。加上随中共临时中央西迁而来的领导干部，中央苏区便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这直接促进了中央苏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的开展与深化，当然也有助于对广州暴动的研究。《红色中华》的首任主笔周以栗，曾任该报编辑的李一氓，亲历广州暴动的叶剑英、邓发，还有中共领导人兼理论家的博古、张闻天，以及吴亮平、冯雪峰、瞿秋白等，都是这方面的高手。
1931年秋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校，以此为基础而于1933年3月扩大、升格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还有稍后成立、后又并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苏维埃大学，以及于1933年4月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及陆续成立的各条战线、各个地区的分会，都是中央苏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重要基地和骨干队伍。它们通过开设中共党史、苏维埃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课程，举办学术讲座，出版马列著作和学术著作，发表纪念与研究文章，在群众大会上演讲等途径，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带动了对广州暴动的研究和纪念。 中央苏区对广州暴动的公开纪念，始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此前，尽管于1930年9月12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决定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苏大）延期至当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召开，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
遵照中共中央在苏区要公开纪念广州暴动节的指示，在结束一苏大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全部议程后，中央苏区开始对广州暴动作公开纪念。1931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四周年，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创刊号在报头标记“一九三一广暴节”，并于头版的过半篇幅发表周以栗署名文章《纪念广州暴动》。周文开篇即赞扬广州暴动打起了中国第一面苏维埃的旗帜，这面旗帜已经号召起中国苏维埃的革命。
1932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五周年，也是《红色中华》创刊一周年。为做好这两方面的纪念工作，且借以改进报纸的形式与内容，《红色中华》编辑部决定出版一期纪念专号，并提前半月发出征稿启事：“希望读者同志，踊跃投稿，本报当尽量登载，（稿件）务希于11月30日以前寄到。”
广州暴动五周年那天，《红色中华》的纪念特刊如期出版。不过，在这期报头上除冠以“本报一周年”“广暴五周年”之外，还加上了“宁暴一周年”字样，表明这是三者的纪念专号。宁暴即宁都兵暴，是指1932年12月14日发生在赣南宁都的，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的第二十六路军，在中共特支领导下举行的起义。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为红一方面军增加了17000多人的兵力，他们被改编为红五军团。
《红色中华》这期（第44期）纪念特刊，突出了对广州暴动的纪念，除在头版发表题为《今年纪念广州暴动与宁都兵暴的任务》之社论外，还在第2版推出广州暴动时担任广州工人赤卫队第四联队队长兼五区副指挥，时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署名文章《纪念广州暴动学习广州暴动经验和教训》。发表在第3版的吴亮平的《马克思列宁论武装暴动》，第4-5版的李一氓的《论兵暴》两文，也结合广州暴动的实践立论。
《红色中华》的这期社论，特别强调指出广州暴动“开辟了苏维埃运动的大道”。广暴五年来，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区域、工农红军的不断扩大和巩固，正是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踏着广州公社先烈的血迹前进的结晶。现在，在面临国民党的几十个师的兵力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时刻，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最实际的行动，就是加紧执行中央政府的紧急动员令，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为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
邓发的署名文章阐释了广州暴动的“很光荣伟大革命意义”，认为纪念广州暴动，要学习广州暴动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同时付诸扩大红军、武装群众、实现苏维埃各项法令、巩固苏区与苏维埃政权、粉碎敌人“围剿”等实際行动。
12月11日下午，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还举行了广暴宁暴纪念大会。会场设于红军学校炮兵操场，到会人数约两万余人。
是日下午2时30分大会开始。首先由大会主席团宣布开会理由，继由参加广州暴动时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时为红军学校校长的叶剑英报告广州暴动经过。叶剑英向大家介绍了暴动前广州的政治形势，党领导工人、农民布置暴动计划的情况，以及暴动起来后三天里的血的斗争，暴动领袖张太雷、周文雍等为苏维埃牺牲之壮烈，广州公社失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屠杀之残酷。“会场群众闻之，无不激昂，誓要打倒国民党，打倒改组派，粉碎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大举进攻，为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大会结束后，红校俱乐部专门演出了新剧《广州暴动》，令全场观众大为感动。上述纪念大会及演剧消息，经由《红色中华》报道，在苏区各地得到广泛传播。
如同一苏大曾拟于广暴节开幕一样，二苏大也曾计划在1933年的广暴节召开，作为对广州暴动六周年的纪念。这事见《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决议称：“第二次全苏大会应在1933年12月11日广暴纪念日开会，开会地点在中央苏区”。嗣后，中央政府于同年8月1日发表宣言，决定于广暴六周年纪念日在赤都瑞金召集二苏大。后因当时一些地方的选举受区划调整影响，未能如期完成，致使二苏大召开的日期不得不如同一苏大那般延期。不过，中央苏区对广州暴动六周年的纪念并未停止，而是以不同于前两年的方式举行。
第六个广暴节前夕（1933年12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举办的学术讲座上，作了题为《广州公社》的讲演。一度担任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和《红色中华》代主笔的谢然之（后叛变），将他当时听讲演的笔记整理成文，以《广州公社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为题，并注明这是洛甫（即张闻天）讲演的节录，发表在《红色中华》第133期（1933年12月8日）。张闻天的讲演从蒋介石公开背叛、大革命遭到失败说起，盛赞广州的工人、农民、士兵在共产党领导下不怕失败、英勇奋斗建立的功勋，以及广州暴动的历史地位及意义。他还介绍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纲，分析了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最后勉励大家“继续广暴的精神与它所开辟的道路，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
中央苏区纪念第六个广暴节的一个突出之处，是基层干部群众的热情投入。从1933年11月29日出版的第130期《红色中华》一则题为《瑞金下洲区纪念广暴的准备工作》的报道，可以看到下洲区的干部群众怎样“以实际的武装战斗工作，来纪念这一伟大光荣历史的战斗节”的：在广暴节到来之前，要完成扩大50000名红军的扩红任务；完成动员全部开小差及请假回家的战士归队；召集全区红军家属开联欢会，鼓励红军家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推动各项任务的完成。可以肯定，下洲区的所作所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纪念广暴工作的一部分。
1934年下半年起，中央红军在进行艰苦卓绝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同时，也在悄悄地作着战略突围、撤离中央苏区的准备。是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从瑞金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因而，中央苏区再未举行广州暴动七周年纪念活动。 从上述三年的纪念活动来看，中央苏区对广州暴动的纪念，除了具有组织安排上公开的、上下一体、大张旗鼓、形式多样的特点外，在指导思想和内容要求上还有着几个鲜明特点，这就是：纪念活动立足于现实需要，为现实斗争服务；着重宣传广州暴动的历史意义，突出广暴开辟的苏维埃道路的成就；弘扬广暴先烈的英雄事迹，继承广州暴动精神；总结广暴经验教训，改进或加强苏区各项工作。
中央苏区对广州暴动的纪念，还有一事值得提及，那便是设置以广暴总指挥张太雷名字命名的太雷县。此事由中央内务部提议，经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8次会议（1933年8月16日）批准。太雷县先隶属于江西省苏政府，管辖原石城县的横江、大由、珠江、洋地和龙岗5区。1934年5月，太雷县改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央苏区对广州暴动的研究，大多是配合相关的纪念活动进行的，但这似乎并未影响此项研究的深入。
周以栗的《纪念广州暴动》一文，更多的是展现广暴后的四年来，中共领导苏维埃运动所发生的变化（即取得的成就），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总结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
邓发的《纪念广州暴动学习广州暴动经验和教训》一文，在标题上就表明了它的研究方向。文章在略论广州暴动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后，以很大篇幅分析了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并且提出了“我们怎样学习广州暴动教训”的问题。应当说，邓发对广暴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和高度了。
与邓发的文章同时发表的吴亮平的《马克思列宁论武装暴动》一文，着重谈广州暴动给予共产党人的种种教训，如“工农联合的绝顶的重要，争取黄色工会下层群众工作的重要，肃反工作的重要，没收反革命派财政来源的工作的重要，广大政治动员与组织工作的重要，白军士兵工作的重要等等”。而尤其重要的教训是“要更进一步地了解应用马克思列宁关于暴动的指示”。文章接着详细引述了马列关于暴动应该在成熟的直接革命形势下，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城市贫民进行；要把暴动当作艺术，而非儿戏看待，以及暴动的基本法则等观点。虽然吴文对马列论武装暴动的论述有点照抄照搬的意思，但多少還是起了普及马列主义、提高人们对武装暴动认识的作用。而它对广暴种种教训的罗列，却是相当全面的。
张闻天的《广州公社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一文的深刻之处，一是分析了中共决定发动广州暴动时的形势；二是指出了广州暴动有别于此前党组织的暴动的不同特点；三是揭示了广州暴动在中国革命以至东方革命史上的意义；四是极精当地分析了广州暴动遭致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可以说，张闻天此文代表了中央苏区对广州暴动研究的最高水平。
下面再就中央苏区对广州暴动几个主要问题研究得出的认识，作番梳理。
一是中共为何要在且能在广州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张闻天认为，首先是广州有着革命传统与党的有力领导。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工农革命一度转入低潮，而在1927年的十月革命节，广州工人仍然举行了很大的示威游行。他们不仅要求改善生活，还提出了打倒反动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军阀的口号。他们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明白只有起来革命才是活路，只有坚决推翻整个国民党统治，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广东农民也没有停止斗争，且在海陆丰地区推翻了豪绅地主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东江、北江等广大区域的农民运动也在猛烈发展着。在士兵中间，张发奎的教导团完全在中共影响下，其他警卫部队中也有革命力量。因而，当国民党军阀张发奎、李济深陷冲突时，当张发奎决定解散教导团、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及先进工农群众时，中国共产党遂义无反顾地发动了广州暴动。
二是广州暴动的特点及历史意义。张闻天指出，广州暴动的决定与准备，“是在完全纠正了过去党内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线错误，决定了基本的武装暴动策略之后，在这一暴动中国共产党单独的来领导革命群众，不与任何反革命派别有丝毫的联络”。这就是广州暴动的特点所在。关于广州暴动的历史意义，几位论者都秉持了此前中共中央的基调，即“广州暴动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它不仅开辟了中国民权革命的新的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阶段，而且是一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它与英勇的‘巴黎公社’有同样的价值”。赞扬广州暴动打起了中国第一面苏维埃的旗帜，建立了中国乃至世界东方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开辟了苏维埃道路。吴亮平还指出，广州暴动是大革命暂时失败中的一个“后卫战”（“退兵时的一战”），广暴以后，中国革命走上了新的发展过程，苏维埃已经成为全国工农解放的唯一旗帜。张闻天盛赞“广州暴动是震动全世界的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第一幕。因着广州暴动，苏维埃旗帜在东方殖民地国家中第一次出现了”。
三是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邓发在他的纪念文章中对此作了深刻分析，他认为当时缺乏国际条件的推动与帮助，而中国革命又处于暂时失败时期，统治阶级则能用一切力量来镇压，这是广州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其次，因为在暴动艺术上、军事技术上都非常幼稚，表现为：在群众发动方面，除了赤卫军、红色维持队及有组织的工人外，市郊农民和广大的工人与城市贫民都还没有动员起来；暴动成功后未能及时召开党的会议和颁布法令；暴动总指挥张太雷牺牲后，缺乏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与指挥；夺取了敌人的武器却不会使用；没有及时肃清市内反革命力量。再次，在失败退出广州时，指挥机关不健全，没有集中的指挥、统一的行动，致使郊外红军退走了，市内工人赤卫军仍在死守巷战，而遭到敌人屠杀。作为广东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广州暴动的亲历者，邓发事后对广暴失败原因的这些分析，还是颇为全面、客观的。张闻天对广暴失败原因的分析，大体上与邓发的分析相同，但他特别指出：“广暴的发动不在敌人内部开始剧烈战争的时候，而发动以后，又没有立刻没收大商店与银行来供给战争经费。”
四是广州暴动精神。邓发的纪念文章谈到怎样学习广州暴动教训时，事实上提出了广暴精神，那就是“无产阶级的勇敢果断的精神，与坚决的信心”。他对此论述道：在暴动之前，在23个共产党支部书记会议、59个暴动指挥及队长会议上，听到党的省市委书记报告分析暴动条件及形势后，讨论能不能暴动时，每个参加会议的人一点不迟疑地说：“暴动！暴动！”当时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武器是梭标、大刀、木棍，而敌人的武器是大炮及海、陆、空军。然而大家一点不害怕，不动摇迟疑。于是，暴动就举行了。这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站在当年的立场衡量，上述广州暴动研究成果还是相当客观且有相当水准的。要说它们的不足，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在肯定广州暴动历史意义时，没有看到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希图首先夺取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城市，并以此为中心坚持革命斗争，是违背中国国情的，因而是无法胜利的。这表明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不适宜中国。问题在于中央苏区的创建，已经用事实表明，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才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那么，这个现象说明要在党内完全达成一个正确认识，并为全党接受、成为共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键词】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廣州起义；纪念活动；研究工作
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时称广州暴动），是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齐名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开创土地革命新阶段的三大起义之一。它的历史意义，当年就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更在中共六大正式决定“广州暴动日”为固定纪念日，要全党和广大劳动群众纪念它，并“研究它的教训，去完成它的伟大的历史事业”。不过，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只是到了中央苏区创立后，才得以全面贯彻落实，收到良好效果。
中央苏区对广州起义的纪念，是公开的、上下一体、大张旗鼓、形式多样的；中央苏区对广州起义的研究，是全面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有相当理论高度和价值的。这种情况，且不说在中共处于地下状态的地方不可能出现，就是在其他苏区（革命根据地）也未必有过那样的规模与内涵。其原因在于：
第一，中央苏区的开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以及地方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中共纪念、研究广州暴动的指示和计划的全面贯彻落实，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及广阔空间。
在中共处于地下状态的那些地方，纪念广州暴动的活动只能秘密进行。而对广州暴动的研究，要么摆不上位置，要么有心而乏力。中央苏区的气象则完全不同。中共在这里是执政党，它的理念、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以及行动计划等，可以经由各级工农政府、各个群众团体贯彻执行；可以通过共产党员的细致工作和模范行为，带动、影响广大群众来响应落实。它的党员同志也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下，自主地从事包括对广州暴动在内的各种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的思考，并且有足够多的场合、园地，供给他们交流见解、发表研究成果。比如各种群众性纪念大会或专业会议，比如各类学校或训练班，又比如《斗争》《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苏区工人》等报刊，还有各式学术讲座等等。
因此，在1931年11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的第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中，可以作出如下指示：“在苏区中广州暴动的纪念中必须举行各种公开的纪念。必须在一切俱乐部读书室，列宁校中讨论关于广州公社的问题，加紧对于群众的国防[际]主义的宣传；组织群众的拥护苏联的团体。一切的纪念工作必须与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根据地的争斗联系起来。”
第二，中央苏区的创建实践，面临的紧迫任务与奋斗目标，为研究和吸取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弘扬广州暴动精神，形成了相应的条件与需要。
中央苏区的开辟，一般从1929年1月中旬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算起。在这之前，两地已有零星经由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和苏维埃政权。红四军（还有陆续进入赣闽的其他红军）在工农大众的拥护支持下，经略赣南、闽西两年多，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此地的三次大规模“围剿”，终使两地苏区联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以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为标志的苏维埃运动，也在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得以蓬勃开展。红军和地方工农武装、工农民主政权、苏区疆域，都在不断壮大和扩展中。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央苏区依然面临着敌人更残酷的“围剿”与封锁，苏维埃政权内部也有反革命分子渗入、贪腐分子出现。更何况广州暴动所开辟的“伟大的历史事业”——让苏维埃鲜红的旗帜飘扬在全中国上空，还远未完成。
因此，结合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重温广州暴动和广州公社（即广州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曾将其比作巴黎公社）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就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正是上述中共中央在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所指出的：“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了，而广州公社的意义却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永远不会磨灭的。广州公社开始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的阶段，指示中国的劳苦群众及东方殖民地的奴隶们求自己和民族的解放的真正道路。”“公社的教训，武装暴动的教训是值得每一个共产党人加以深刻和详尽的研究的。特别是全国革命危机逐渐成熟的现在来纪念广州公社与其牺牲的战士是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第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尤其是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赤都瑞金后，加强了干部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加之党内具备较高理论、历史素养的人才源源不断涌入中央苏区，遂使中央苏区纪念广州暴动、总结广州暴动经验教训获得了充足的人力与动力。
为创建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除原在中央苏区的高中级干部如毛泽东、朱德、陈毅、何长工等外，从1930年起，中共中央又从前苏联学习回来的人员，以及白区工作人员中，选派了大批领导干部和专门人才进入中央苏区。加上随中共临时中央西迁而来的领导干部，中央苏区便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这直接促进了中央苏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的开展与深化，当然也有助于对广州暴动的研究。《红色中华》的首任主笔周以栗，曾任该报编辑的李一氓，亲历广州暴动的叶剑英、邓发，还有中共领导人兼理论家的博古、张闻天，以及吴亮平、冯雪峰、瞿秋白等，都是这方面的高手。
1931年秋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校，以此为基础而于1933年3月扩大、升格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还有稍后成立、后又并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苏维埃大学，以及于1933年4月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及陆续成立的各条战线、各个地区的分会，都是中央苏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重要基地和骨干队伍。它们通过开设中共党史、苏维埃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课程，举办学术讲座，出版马列著作和学术著作，发表纪念与研究文章，在群众大会上演讲等途径，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带动了对广州暴动的研究和纪念。 中央苏区对广州暴动的公开纪念，始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此前，尽管于1930年9月12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决定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苏大）延期至当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召开，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
遵照中共中央在苏区要公开纪念广州暴动节的指示，在结束一苏大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全部议程后，中央苏区开始对广州暴动作公开纪念。1931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四周年，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创刊号在报头标记“一九三一广暴节”，并于头版的过半篇幅发表周以栗署名文章《纪念广州暴动》。周文开篇即赞扬广州暴动打起了中国第一面苏维埃的旗帜，这面旗帜已经号召起中国苏维埃的革命。
1932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五周年，也是《红色中华》创刊一周年。为做好这两方面的纪念工作，且借以改进报纸的形式与内容，《红色中华》编辑部决定出版一期纪念专号，并提前半月发出征稿启事：“希望读者同志，踊跃投稿，本报当尽量登载，（稿件）务希于11月30日以前寄到。”
广州暴动五周年那天，《红色中华》的纪念特刊如期出版。不过，在这期报头上除冠以“本报一周年”“广暴五周年”之外，还加上了“宁暴一周年”字样，表明这是三者的纪念专号。宁暴即宁都兵暴，是指1932年12月14日发生在赣南宁都的，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的第二十六路军，在中共特支领导下举行的起义。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为红一方面军增加了17000多人的兵力，他们被改编为红五军团。
《红色中华》这期（第44期）纪念特刊，突出了对广州暴动的纪念，除在头版发表题为《今年纪念广州暴动与宁都兵暴的任务》之社论外，还在第2版推出广州暴动时担任广州工人赤卫队第四联队队长兼五区副指挥，时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署名文章《纪念广州暴动学习广州暴动经验和教训》。发表在第3版的吴亮平的《马克思列宁论武装暴动》，第4-5版的李一氓的《论兵暴》两文，也结合广州暴动的实践立论。
《红色中华》的这期社论，特别强调指出广州暴动“开辟了苏维埃运动的大道”。广暴五年来，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区域、工农红军的不断扩大和巩固，正是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踏着广州公社先烈的血迹前进的结晶。现在，在面临国民党的几十个师的兵力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时刻，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最实际的行动，就是加紧执行中央政府的紧急动员令，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为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
邓发的署名文章阐释了广州暴动的“很光荣伟大革命意义”，认为纪念广州暴动，要学习广州暴动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同时付诸扩大红军、武装群众、实现苏维埃各项法令、巩固苏区与苏维埃政权、粉碎敌人“围剿”等实際行动。
12月11日下午，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还举行了广暴宁暴纪念大会。会场设于红军学校炮兵操场，到会人数约两万余人。
是日下午2时30分大会开始。首先由大会主席团宣布开会理由，继由参加广州暴动时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时为红军学校校长的叶剑英报告广州暴动经过。叶剑英向大家介绍了暴动前广州的政治形势，党领导工人、农民布置暴动计划的情况，以及暴动起来后三天里的血的斗争，暴动领袖张太雷、周文雍等为苏维埃牺牲之壮烈，广州公社失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屠杀之残酷。“会场群众闻之，无不激昂，誓要打倒国民党，打倒改组派，粉碎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大举进攻，为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大会结束后，红校俱乐部专门演出了新剧《广州暴动》，令全场观众大为感动。上述纪念大会及演剧消息，经由《红色中华》报道，在苏区各地得到广泛传播。
如同一苏大曾拟于广暴节开幕一样，二苏大也曾计划在1933年的广暴节召开，作为对广州暴动六周年的纪念。这事见《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决议称：“第二次全苏大会应在1933年12月11日广暴纪念日开会，开会地点在中央苏区”。嗣后，中央政府于同年8月1日发表宣言，决定于广暴六周年纪念日在赤都瑞金召集二苏大。后因当时一些地方的选举受区划调整影响，未能如期完成，致使二苏大召开的日期不得不如同一苏大那般延期。不过，中央苏区对广州暴动六周年的纪念并未停止，而是以不同于前两年的方式举行。
第六个广暴节前夕（1933年12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举办的学术讲座上，作了题为《广州公社》的讲演。一度担任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和《红色中华》代主笔的谢然之（后叛变），将他当时听讲演的笔记整理成文，以《广州公社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为题，并注明这是洛甫（即张闻天）讲演的节录，发表在《红色中华》第133期（1933年12月8日）。张闻天的讲演从蒋介石公开背叛、大革命遭到失败说起，盛赞广州的工人、农民、士兵在共产党领导下不怕失败、英勇奋斗建立的功勋，以及广州暴动的历史地位及意义。他还介绍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纲，分析了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最后勉励大家“继续广暴的精神与它所开辟的道路，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
中央苏区纪念第六个广暴节的一个突出之处，是基层干部群众的热情投入。从1933年11月29日出版的第130期《红色中华》一则题为《瑞金下洲区纪念广暴的准备工作》的报道，可以看到下洲区的干部群众怎样“以实际的武装战斗工作，来纪念这一伟大光荣历史的战斗节”的：在广暴节到来之前，要完成扩大50000名红军的扩红任务；完成动员全部开小差及请假回家的战士归队；召集全区红军家属开联欢会，鼓励红军家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推动各项任务的完成。可以肯定，下洲区的所作所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纪念广暴工作的一部分。
1934年下半年起，中央红军在进行艰苦卓绝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同时，也在悄悄地作着战略突围、撤离中央苏区的准备。是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从瑞金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因而，中央苏区再未举行广州暴动七周年纪念活动。 从上述三年的纪念活动来看，中央苏区对广州暴动的纪念，除了具有组织安排上公开的、上下一体、大张旗鼓、形式多样的特点外，在指导思想和内容要求上还有着几个鲜明特点，这就是：纪念活动立足于现实需要，为现实斗争服务；着重宣传广州暴动的历史意义，突出广暴开辟的苏维埃道路的成就；弘扬广暴先烈的英雄事迹，继承广州暴动精神；总结广暴经验教训，改进或加强苏区各项工作。
中央苏区对广州暴动的纪念，还有一事值得提及，那便是设置以广暴总指挥张太雷名字命名的太雷县。此事由中央内务部提议，经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8次会议（1933年8月16日）批准。太雷县先隶属于江西省苏政府，管辖原石城县的横江、大由、珠江、洋地和龙岗5区。1934年5月，太雷县改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央苏区对广州暴动的研究，大多是配合相关的纪念活动进行的，但这似乎并未影响此项研究的深入。
周以栗的《纪念广州暴动》一文，更多的是展现广暴后的四年来，中共领导苏维埃运动所发生的变化（即取得的成就），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总结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
邓发的《纪念广州暴动学习广州暴动经验和教训》一文，在标题上就表明了它的研究方向。文章在略论广州暴动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后，以很大篇幅分析了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并且提出了“我们怎样学习广州暴动教训”的问题。应当说，邓发对广暴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和高度了。
与邓发的文章同时发表的吴亮平的《马克思列宁论武装暴动》一文，着重谈广州暴动给予共产党人的种种教训，如“工农联合的绝顶的重要，争取黄色工会下层群众工作的重要，肃反工作的重要，没收反革命派财政来源的工作的重要，广大政治动员与组织工作的重要，白军士兵工作的重要等等”。而尤其重要的教训是“要更进一步地了解应用马克思列宁关于暴动的指示”。文章接着详细引述了马列关于暴动应该在成熟的直接革命形势下，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城市贫民进行；要把暴动当作艺术，而非儿戏看待，以及暴动的基本法则等观点。虽然吴文对马列论武装暴动的论述有点照抄照搬的意思，但多少還是起了普及马列主义、提高人们对武装暴动认识的作用。而它对广暴种种教训的罗列，却是相当全面的。
张闻天的《广州公社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一文的深刻之处，一是分析了中共决定发动广州暴动时的形势；二是指出了广州暴动有别于此前党组织的暴动的不同特点；三是揭示了广州暴动在中国革命以至东方革命史上的意义；四是极精当地分析了广州暴动遭致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可以说，张闻天此文代表了中央苏区对广州暴动研究的最高水平。
下面再就中央苏区对广州暴动几个主要问题研究得出的认识，作番梳理。
一是中共为何要在且能在广州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张闻天认为，首先是广州有着革命传统与党的有力领导。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工农革命一度转入低潮，而在1927年的十月革命节，广州工人仍然举行了很大的示威游行。他们不仅要求改善生活，还提出了打倒反动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军阀的口号。他们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明白只有起来革命才是活路，只有坚决推翻整个国民党统治，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广东农民也没有停止斗争，且在海陆丰地区推翻了豪绅地主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东江、北江等广大区域的农民运动也在猛烈发展着。在士兵中间，张发奎的教导团完全在中共影响下，其他警卫部队中也有革命力量。因而，当国民党军阀张发奎、李济深陷冲突时，当张发奎决定解散教导团、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及先进工农群众时，中国共产党遂义无反顾地发动了广州暴动。
二是广州暴动的特点及历史意义。张闻天指出，广州暴动的决定与准备，“是在完全纠正了过去党内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线错误，决定了基本的武装暴动策略之后，在这一暴动中国共产党单独的来领导革命群众，不与任何反革命派别有丝毫的联络”。这就是广州暴动的特点所在。关于广州暴动的历史意义，几位论者都秉持了此前中共中央的基调，即“广州暴动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它不仅开辟了中国民权革命的新的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阶段，而且是一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它与英勇的‘巴黎公社’有同样的价值”。赞扬广州暴动打起了中国第一面苏维埃的旗帜，建立了中国乃至世界东方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开辟了苏维埃道路。吴亮平还指出，广州暴动是大革命暂时失败中的一个“后卫战”（“退兵时的一战”），广暴以后，中国革命走上了新的发展过程，苏维埃已经成为全国工农解放的唯一旗帜。张闻天盛赞“广州暴动是震动全世界的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第一幕。因着广州暴动，苏维埃旗帜在东方殖民地国家中第一次出现了”。
三是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邓发在他的纪念文章中对此作了深刻分析，他认为当时缺乏国际条件的推动与帮助，而中国革命又处于暂时失败时期，统治阶级则能用一切力量来镇压，这是广州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其次，因为在暴动艺术上、军事技术上都非常幼稚，表现为：在群众发动方面，除了赤卫军、红色维持队及有组织的工人外，市郊农民和广大的工人与城市贫民都还没有动员起来；暴动成功后未能及时召开党的会议和颁布法令；暴动总指挥张太雷牺牲后，缺乏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与指挥；夺取了敌人的武器却不会使用；没有及时肃清市内反革命力量。再次，在失败退出广州时，指挥机关不健全，没有集中的指挥、统一的行动，致使郊外红军退走了，市内工人赤卫军仍在死守巷战，而遭到敌人屠杀。作为广东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广州暴动的亲历者，邓发事后对广暴失败原因的这些分析，还是颇为全面、客观的。张闻天对广暴失败原因的分析，大体上与邓发的分析相同，但他特别指出：“广暴的发动不在敌人内部开始剧烈战争的时候，而发动以后，又没有立刻没收大商店与银行来供给战争经费。”
四是广州暴动精神。邓发的纪念文章谈到怎样学习广州暴动教训时，事实上提出了广暴精神，那就是“无产阶级的勇敢果断的精神，与坚决的信心”。他对此论述道：在暴动之前，在23个共产党支部书记会议、59个暴动指挥及队长会议上，听到党的省市委书记报告分析暴动条件及形势后，讨论能不能暴动时，每个参加会议的人一点不迟疑地说：“暴动！暴动！”当时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武器是梭标、大刀、木棍，而敌人的武器是大炮及海、陆、空军。然而大家一点不害怕，不动摇迟疑。于是，暴动就举行了。这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站在当年的立场衡量，上述广州暴动研究成果还是相当客观且有相当水准的。要说它们的不足，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在肯定广州暴动历史意义时，没有看到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希图首先夺取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城市，并以此为中心坚持革命斗争，是违背中国国情的，因而是无法胜利的。这表明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不适宜中国。问题在于中央苏区的创建，已经用事实表明，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才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那么，这个现象说明要在党内完全达成一个正确认识，并为全党接受、成为共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