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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2年深冬,在《京华时报》一炮打响,红遍京城的时候,吴海民却在思索“成功并发症”的问题。2010年初夏,《京华时报》创刊十年,面对十年硕果和一片赞誉,在本刊记者采访他时,吴海民又找出此文给记者看。可以看出他对居安思危的问题是何等重视!他的思考,不仅非常深入,非常有针对性,而且对于同行来说,非常具有警示和借鉴意义。现编发于此,以飨读者。
做企业,小有小的问题,大有大的问题,失败有失败的问题,成功有成功的问题,打江山有打江山的问题,坐江山有坐江山的问题。打江山的问题是相同的,有共同规律;坐江山的问题也是相同的,也有共同的规律。因为有规律,发生一些问题就是必然的,是难免的;不发生问题就不合乎规律了,只有发生问题才符合事物的逻辑。
创业成功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我想到了六个问题。后来加上两个,共八个问题。我将其称之为“成功并发症”。所谓并发症,是因为,它是伴随着创业成功自然地、必然地产生的。
病症之一:盲目扩张。以为做成了一件事,做第二件事就一定成功。做成第一件事的许多偶然因素,这时候也被看成是必然因素了。以为成功全在于自己的能力,从此,可以当个常胜将军了。这就出现了一个对比: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千辛万苦,殚精竭虑,精心筹划,全身心地投入;做第二件事的时候,则把事情想得很简单,仓促上马,草率行事。岂不知,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等所有的条件都发生了变化。草率行事,结果导致失败。照老套路办事,结果不再灵光。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这样的教训太多太多了,几乎所有成功的报人都办不好第二张报纸,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为此栽过跟头。盲目扩张的结局是倾家荡产,以往的成功全部葬送,以往的英明黯淡无光,所有的本钱随之丧失殆尽。
病症之二:体制回归。创业的时候采用新体制,靠新体制产生了冲击力,靠这种冲击力产生了竞争力。成功之后,回归旧体制的势力就会抬头,回归旧体制的念头也会滋长。为什么,因为旧的东西是不费功夫的,是有惯性的,是适合人的惰性的。而新的东西是不习惯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割舍一些东西的。创业的时候,想沿用旧体制不可能,因为没有条件;成功之后,即使是回归到旧体制,也觉得能够承受得起了。如用人制度,开始时是全员聘用,不养懒人闲人,后来就开始养懒人养闲人了,因为有点钱了,不在乎了。回归到旧体制,咱们有资本了。起码生活质量没问题了,到朝里谋个官吧。闯天下时,只想当个绿林好汉,打下江山后,就想到被招安的好处。许多都市报的报人成功之后,都这样走了回头路。
病症之三:不思进取。以为倚剑长立,打遍天下无敌手。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可以刀枪入库。目前这么两下子,足可以应付了,完全够用了,不需要再学习了,不需要再创新了。手里有点儿钱花,小日子也挺舒坦,干吗还那么拼命,用不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房前一亩三分地,可以小富即安了。还有外快,弄个小金库,可以泡个小妞,养个二奶。这日子多风光,多体面。思想上一懒惰,工作上也懒惰起来,作风上也闲散起来,浑浑噩噩,得过且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看不到危机,看不到风险,看不到竞争对手们的进步,看不到手下兵将的不满,看不到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一旦强敌来临,又会惊慌失措,因为本领本来不大,武功又已废了。
病症之四:居功自傲。一件事干成了,本来是大家的智慧,集体的力量,团队的合作,是各种因素各种条件的组合。当然,每个人都尽了自己的才智,按岗位按能力功劳也有大有小。但不清醒的时候容易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功劳很大很大,很了不起了,很不得了了。英雄呵,真是个英雄。头脑于是发昏,把自己放大放大再放大,把别人缩小缩小再缩小,好像这么大的事业就是靠了自己才干起来的,别人干的事也以为是自己干的了,掠人之美,贪天之功。不讲集体了,不讲团队了,不讲梦幻组合了。以后的事,好像单打独斗也行了。岂不知,这世界上能人辈出,英雄遍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任何成功,只不过是因为有了一个好的平台,有了一个好的团队。离开这个平台,离开了这个团队,将一事无成,英雄亦无用武之地。
病症之五;私欲膨胀。创业的时候日子艰苦,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第一位的是解决立足问题,解决生存问题,勒紧裤腰先干事情。私欲是有的,但想也没用,因为没有条件,没有机会,再说大家一心创业打天下,哪里顾得上那么多。现在不同了,生存问题解决了,体面的日子过上了,不仅手里有点钱了,而且还有捞钱的机会了,那就捞一把吧,不捞白不捞,心里想着自己不捞别人也会捞,不捞就吃亏了,吃大亏了。不是靠自己的劳动换来属于自己应得的那一份,而是起了贪心,胃口大开,欲壑难填。编采部门主要反映在有偿新闻上。一个新闻稿的要价,可以上千块,甚至上万块了。不给就会不舒服,好像给了才是应该的,不给就是别人欠的。于是开始伸手,开始威胁,以手中的发稿权要求人家做这做那。经营部门呢,机会就更多,金额也更大,捞上一把就可以终身受用了,当然,要悄悄的。
病症之六:利益纷争。这是一种私欲的攀比。你得到了多少,我也一定要得到多少,这还不行,一定要比你得到的更多。经济上要得,权力上要得,名份上要得。关键是得到更多的权力,因为有了权力,就会有更多经济上的机会,更多出名的机会,更多露脸的机会,更多的江湖地位。不是比工作谁做得更多,而是比利益谁拿到的更多。结果就心里不平衡,就开始争名逐利,就开始互相拆台,就开始互设陷阱。疑心也随之愈来愈重了,疑邻偷斧的事也多起来了。总是想,这件事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什么背着兄弟们做呢,一定是想吃独食了,一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愈想这里面愈黑,愈想你小子愈差劲儿。打江山,老子也有一份,老子的功劳不比你少,老子的能力不比你差。称兄道弟的喜剧成了过去,反目成仇的悲剧再次重演。
病症之七:拉帮结派。既然存在利益纷争,那就必须建立同盟。于是开始另立山头,于是形成不同的帮派,于是划定不同的势力范围,于是都要找一个靠山。有了山头,有了靠山,势力壮了,底气足了,于是开始无休无止的内斗,明里不斗暗里也要下绊子。
病症之八:挥霍浪费。钱是我们挣来的,我们不花谁花。这钱不是我们的,不花白不花。花了也不承担责任,花多少也不心疼。开始是刘姥姥逛大观园,原来有钱人是可以这样享受的;后来是李自成进北京城,让咱也来尝尝皇家的滋味儿。
八个病症分为不同类别,有的属于思想方法问题,有的属于人性本质问题,有的属于制度建设问题。思想方法不对头,直接影响到企业领导的决策,一旦决策错了,可能导致一个企业的迅速倒塌。人性的丑恶不抑制,企业里就会乌烟瘴气,文化氛围令人窒息。那是慢性死亡。制度建设跟不上,企业也会涣散,也会慢性死亡。这些并发症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医治,创业得来的成果就难以巩固,就可能丧失,就会应了前人的那句警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这些病症当然是不好的,是我们绝不希望发生的,但是它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该出现的问题,必然会出现。该到来的麻烦,必然会到来。我们的办法是预防它,是遏制它,是抵御它。
因此需要好的企业文化,如私欲,人人都有,原则是先公后私,大公小私。如骄傲,可能也有一点实际用处,起码能增强自信吧,能给自己壮胆儿吧,但是不能膨胀,不能掠人之美,不能贪天之功。
仅仅确立这些道德原则是不行的。道理其实都懂,一遇实际问题就犯糊涂,就利令智昏。因此,必须建立游戏规则,明确游戏规则。红绿灯在哪里,单行线在哪里,违反了,就要受到处罚。这也像体育比赛,犯了规的,就要给个黄牌。给黄牌不行的,就要实施更严的处罚。对企业来说,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一切按制度办事。
创业难,守业更难。
建设百年京华,管理的任务很重,发展的任务很重。
(2002年12月草于京华时报成功创刊一年半之际)
作者吴海民系京华时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做企业,小有小的问题,大有大的问题,失败有失败的问题,成功有成功的问题,打江山有打江山的问题,坐江山有坐江山的问题。打江山的问题是相同的,有共同规律;坐江山的问题也是相同的,也有共同的规律。因为有规律,发生一些问题就是必然的,是难免的;不发生问题就不合乎规律了,只有发生问题才符合事物的逻辑。
创业成功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我想到了六个问题。后来加上两个,共八个问题。我将其称之为“成功并发症”。所谓并发症,是因为,它是伴随着创业成功自然地、必然地产生的。
病症之一:盲目扩张。以为做成了一件事,做第二件事就一定成功。做成第一件事的许多偶然因素,这时候也被看成是必然因素了。以为成功全在于自己的能力,从此,可以当个常胜将军了。这就出现了一个对比: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千辛万苦,殚精竭虑,精心筹划,全身心地投入;做第二件事的时候,则把事情想得很简单,仓促上马,草率行事。岂不知,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等所有的条件都发生了变化。草率行事,结果导致失败。照老套路办事,结果不再灵光。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这样的教训太多太多了,几乎所有成功的报人都办不好第二张报纸,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为此栽过跟头。盲目扩张的结局是倾家荡产,以往的成功全部葬送,以往的英明黯淡无光,所有的本钱随之丧失殆尽。
病症之二:体制回归。创业的时候采用新体制,靠新体制产生了冲击力,靠这种冲击力产生了竞争力。成功之后,回归旧体制的势力就会抬头,回归旧体制的念头也会滋长。为什么,因为旧的东西是不费功夫的,是有惯性的,是适合人的惰性的。而新的东西是不习惯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割舍一些东西的。创业的时候,想沿用旧体制不可能,因为没有条件;成功之后,即使是回归到旧体制,也觉得能够承受得起了。如用人制度,开始时是全员聘用,不养懒人闲人,后来就开始养懒人养闲人了,因为有点钱了,不在乎了。回归到旧体制,咱们有资本了。起码生活质量没问题了,到朝里谋个官吧。闯天下时,只想当个绿林好汉,打下江山后,就想到被招安的好处。许多都市报的报人成功之后,都这样走了回头路。
病症之三:不思进取。以为倚剑长立,打遍天下无敌手。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可以刀枪入库。目前这么两下子,足可以应付了,完全够用了,不需要再学习了,不需要再创新了。手里有点儿钱花,小日子也挺舒坦,干吗还那么拼命,用不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房前一亩三分地,可以小富即安了。还有外快,弄个小金库,可以泡个小妞,养个二奶。这日子多风光,多体面。思想上一懒惰,工作上也懒惰起来,作风上也闲散起来,浑浑噩噩,得过且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看不到危机,看不到风险,看不到竞争对手们的进步,看不到手下兵将的不满,看不到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一旦强敌来临,又会惊慌失措,因为本领本来不大,武功又已废了。
病症之四:居功自傲。一件事干成了,本来是大家的智慧,集体的力量,团队的合作,是各种因素各种条件的组合。当然,每个人都尽了自己的才智,按岗位按能力功劳也有大有小。但不清醒的时候容易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功劳很大很大,很了不起了,很不得了了。英雄呵,真是个英雄。头脑于是发昏,把自己放大放大再放大,把别人缩小缩小再缩小,好像这么大的事业就是靠了自己才干起来的,别人干的事也以为是自己干的了,掠人之美,贪天之功。不讲集体了,不讲团队了,不讲梦幻组合了。以后的事,好像单打独斗也行了。岂不知,这世界上能人辈出,英雄遍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任何成功,只不过是因为有了一个好的平台,有了一个好的团队。离开这个平台,离开了这个团队,将一事无成,英雄亦无用武之地。
病症之五;私欲膨胀。创业的时候日子艰苦,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第一位的是解决立足问题,解决生存问题,勒紧裤腰先干事情。私欲是有的,但想也没用,因为没有条件,没有机会,再说大家一心创业打天下,哪里顾得上那么多。现在不同了,生存问题解决了,体面的日子过上了,不仅手里有点钱了,而且还有捞钱的机会了,那就捞一把吧,不捞白不捞,心里想着自己不捞别人也会捞,不捞就吃亏了,吃大亏了。不是靠自己的劳动换来属于自己应得的那一份,而是起了贪心,胃口大开,欲壑难填。编采部门主要反映在有偿新闻上。一个新闻稿的要价,可以上千块,甚至上万块了。不给就会不舒服,好像给了才是应该的,不给就是别人欠的。于是开始伸手,开始威胁,以手中的发稿权要求人家做这做那。经营部门呢,机会就更多,金额也更大,捞上一把就可以终身受用了,当然,要悄悄的。
病症之六:利益纷争。这是一种私欲的攀比。你得到了多少,我也一定要得到多少,这还不行,一定要比你得到的更多。经济上要得,权力上要得,名份上要得。关键是得到更多的权力,因为有了权力,就会有更多经济上的机会,更多出名的机会,更多露脸的机会,更多的江湖地位。不是比工作谁做得更多,而是比利益谁拿到的更多。结果就心里不平衡,就开始争名逐利,就开始互相拆台,就开始互设陷阱。疑心也随之愈来愈重了,疑邻偷斧的事也多起来了。总是想,这件事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什么背着兄弟们做呢,一定是想吃独食了,一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愈想这里面愈黑,愈想你小子愈差劲儿。打江山,老子也有一份,老子的功劳不比你少,老子的能力不比你差。称兄道弟的喜剧成了过去,反目成仇的悲剧再次重演。
病症之七:拉帮结派。既然存在利益纷争,那就必须建立同盟。于是开始另立山头,于是形成不同的帮派,于是划定不同的势力范围,于是都要找一个靠山。有了山头,有了靠山,势力壮了,底气足了,于是开始无休无止的内斗,明里不斗暗里也要下绊子。
病症之八:挥霍浪费。钱是我们挣来的,我们不花谁花。这钱不是我们的,不花白不花。花了也不承担责任,花多少也不心疼。开始是刘姥姥逛大观园,原来有钱人是可以这样享受的;后来是李自成进北京城,让咱也来尝尝皇家的滋味儿。
八个病症分为不同类别,有的属于思想方法问题,有的属于人性本质问题,有的属于制度建设问题。思想方法不对头,直接影响到企业领导的决策,一旦决策错了,可能导致一个企业的迅速倒塌。人性的丑恶不抑制,企业里就会乌烟瘴气,文化氛围令人窒息。那是慢性死亡。制度建设跟不上,企业也会涣散,也会慢性死亡。这些并发症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医治,创业得来的成果就难以巩固,就可能丧失,就会应了前人的那句警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这些病症当然是不好的,是我们绝不希望发生的,但是它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该出现的问题,必然会出现。该到来的麻烦,必然会到来。我们的办法是预防它,是遏制它,是抵御它。
因此需要好的企业文化,如私欲,人人都有,原则是先公后私,大公小私。如骄傲,可能也有一点实际用处,起码能增强自信吧,能给自己壮胆儿吧,但是不能膨胀,不能掠人之美,不能贪天之功。
仅仅确立这些道德原则是不行的。道理其实都懂,一遇实际问题就犯糊涂,就利令智昏。因此,必须建立游戏规则,明确游戏规则。红绿灯在哪里,单行线在哪里,违反了,就要受到处罚。这也像体育比赛,犯了规的,就要给个黄牌。给黄牌不行的,就要实施更严的处罚。对企业来说,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一切按制度办事。
创业难,守业更难。
建设百年京华,管理的任务很重,发展的任务很重。
(2002年12月草于京华时报成功创刊一年半之际)
作者吴海民系京华时报社社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