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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入选者个体动机形成的家庭影响模式、公共教育和狭义社会化过程影响模式的数据分析以及对个体参与动机强弱测量的综合设计，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入选者参与动机的形成要素以及动机的稳定程度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与测评。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参与动机 动机测评
问题的提出和相关研究的设计
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认为，参与动机是人们行为选择的基础，通过对个体参与动机的了解，可以对个体的行为选择做出解释、预估和测评。①对于积极申请进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的青年学子来说，他们想加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成长为有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立志成为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动机强弱程度如何？这样的动机是如何形成的？其先前的成长历程与申请加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的行为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全面推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建设需要优先明确的内容，是基础性的支撑研究，将为如何甄别存在于青年学子中间的信仰选择背后的动机提供研究路径和具有操作性、科学性的实施方案，将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入选者的误判减小到最低程度。
研究的理论基础。各种动机理论都认为，动机是构成人们大部分行为选择的基础。动机具有对行为的激活功能、指向功能和维持协调的功能。②那么，就行为选择背后的动机形成、强弱又该如何来测量呢？这是本次调查需要重点研究和安排的。就动机形成的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结论来看，个体的动机产生于个体生活的家庭影响、公共教育和个体自出生就已开始的社会化过程三种主要路径。家庭影响可以表述为经济资源、生活方式、价值和意识形态等的代际流动。祖父辈的生活和政治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一代代地向下传递的。家庭影响可以通过跨代身份地位的确立加以观察。公共教育可以表述国家力量对公民个体施加的持续不断的综合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公民个体价值形态的选择、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社会道德规范的养成等等。公共教育影响可以通过公民个体接受的教育，特别是国家财政支付的免费教育服务的年限来加以观察。广义的社会化过程是包括家庭影响和公共教育的，而本次调查设计中涉及的社会化过程有意指称排除家庭影响和公共教育的来自于社会其他方面对公民个体的影响。其中包括同类人群在政治选择、消费模式、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强调公民个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因此，本次调查所指称的社会化过程是排除家庭影响和公共教育的狭义社会化过程，在动机形成的影响信息流上以区别于家庭影响和公共教育的单向流动。家庭影响一般是父代影响子代，公共教育一般是教育机构影响教育受众，而狭义社会化过程突出群体间的相互影响，群体中个体的相互影响。狭义社会化过程影响具体到大学生而言就是指大学生不同群体间的影响和处于大学生活阶段的学生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
关于调查问卷的设计。在明确研究对象特别是研究命题（动机形成源于家庭影响、公共教育、社会过程三种主要路径）和相关研究假设后，调查问卷被设计为“个人背景资料”、“受众传播渠道”、“动机评价体系”和“展望或建议”四个部分，兼顾了研究检验与研究探索的目的要求。“个人背景资料”部分包括接受调查的个体背景资料和动机形成的家庭影响模式变量测量的相关内容；“受众传播渠道”部分主要包括动机形成的公共教育和社会化过程影响模式变量测量的相关内容；“动机评价体系”部分主要是对动机强弱测量的综合设计，目的在于确定和生成本次调查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展望或建议”部分旨在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的后续研究展开探索。
相关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以部分院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的初次入选者为样本。我们在相关院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初次入选学员中共发送500份调查问卷，收回493份问卷，并对487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所有文本数据通过PCEDIT、SPSS19.0加以处理，最终形成用于研究分析的所有研究数据。
样本的基本情况。一是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中男生占全体调查对象的29.2%，女生占全体调查对象的70.8%；多数同学上大学前持非农业户口身份，占到调查对象的80%；所有调查对象中，27.7%来自四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66.2%来自地/县级市，只有6.1%来自乡镇或自然村；党团员在全体调查对象中的占比为98.5%，但其中经常参加组织生活的只占61.3%；72.3%的调查对象是学生干部，主要集中在学院或年级学生会干部这个层级，占比为47.8%，他们最为感兴趣的学生活动是“志愿服务”，应答比例为35.4%。
二是调查对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背景。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平均已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6年，76.9%的调查对象表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形成有作用，并且88%的调查对象认为主要是体现在高中及大学阶段；·就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途径而言，88.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课堂学习”，64.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参与动机分析。在调查问卷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深化过程测量被设计为要求调查对象在熟悉程度、科学性、历史价值评价、中国化内容和发展信心等五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做出评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涉及的内容，本研究共安排了共计61个问题变量，所有的评价测量都是以6级量表的形式进行，即要求调查对象在分值范围为1～6的区间上，就特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容或问题在某个方面上给出自己的评价分值。
一是参与动机概述。在对调查对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认知深度数据获取上，课题组对纳入认知过程的61个问题变量依个案应答情况计算出各自变量的均值水平，再在61个问题变量均值数据的基础上求得变量间的均值水平，最终得到关于调查对象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动机强弱的测量评价结果，即在动机强弱界定取值范围为1～6的前提下得出以下结论（参见表1）。其中，就分项指标而言，对马克思主理论体系熟悉程度的最终评价分值为3.74，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性的最终评价分值为4.65，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价值的最终评价分值为5.41，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选择方面的最终评价分值为5.23，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体系的发展信心方面的最终评价分值为5.04。最终分值为4.57。 表1：整体动机强弱测量评价结果
二是影响因素。本研究运用方差分析技术，以调查问卷文本所列的问题变量为解释变量（自变量）逐次与被解释变量（个体参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动机强弱变量）对应处理进行一元方差分析。通过单因子方差分析的统计方法，以0.05、0.10两种显著性水平进行显著性分析。被解释变量在个案动机强弱水平的测量上，本研究采用依个案回答的61个问题变量横向取均值的方法，计算出关于每个调查对象参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动机强弱水平数据，形成个案层面的动机强弱测量指标，即个体参与动机的强弱变量，形成被解释变量（因变量）。方法和数据分析完成被解释变量的理论设计及操作设计后，需要在调查问卷的框架下了解哪些解释变量（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水平波动会产生显著影响。以0.05显著性水平分析，数据运行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党团员组织生活的经常性”（0.006）对个体参与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体系动机的强弱有显著影响。党团员学生中经常过组织生活的比不经常过组织生活的动机趋强9.7406%，这说明经常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团员对参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的动机更强烈。第二，“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年限”（0.014）对个体参与动机强弱有显著影响。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年限对个体参与动机强弱的影响呈现不连续性，动机峰值出现在8年的水平上，可见就参与动机的生成而言年限偏长的学习者参与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体系的动机是更加强烈的。第三，“是否是学生干部身份”（0.026）对个体参与动机的强弱有显著影响。学生干部身份对动机强弱的影响更为明显，学生干部比非学生干部动机趋强8.2825%，这说明曾担任学生干部的同学参与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体系的动机趋强更为明显。
图1：父辈所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对动机强弱的影响
同时，在0.10的显著性水平上，数据运行结果显示：
第一，“父辈所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0.057）严格地对个体参与动机的强弱有显著影响（参见图1）。在父辈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为“初级或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的调查对象的动机强弱测量数值最高（5.5820），父辈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为“普通农林牧渔劳动者”的调查对象的动机强弱测量数值次之（5.0082）。第二，“祖辈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作单位类型”（0.100）对个体参与动机的强弱有显著影响（参见图2）。祖辈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作单位类型为“个体企业”的调查对象的动机强弱测量数值最高（5.1230），而非传统认为的“各级党政军机关”（4.3566），这个发现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图2：祖辈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作单位类型对动机强弱的影响
研究的总结及相关讨论
本研究的组织实施及其后的数据分析结果为整体上认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入选者的群体特征提供了详实的数量描述。这些数量信息包括入选者的整体性别结构，上大学前的户籍结构，政治面貌结构，家庭人口结构及收入水平，和学习生活、社会交往情况等等，还包括祖父辈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种类、单位类型和职位级别信息、收入水平。
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入选者参与动机水平的测量，研究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认知深度这个替代变量加以描述，得到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动机强弱为4.57这样一个数量水平。从研究设计初始阶段开始，课题组就认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入选者的参与动机强弱的影响因素应该包括其生活经历的诸多变量，如在调查中加以操作化设计并列出的性别结构，上大学前的户籍结构，政治面貌结构，家庭人口结构及收入水平，和学习生活、社会交往情况，祖父辈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种类、单位类型和职位级别信息、收入水平等变量。但是，从最终方差分析的数据结果来看，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只有“党团员组织生活的经常性”、“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年限”、“是否是学生干部身份”对个体参与动机强弱有显著影响。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只有“父辈所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严格地对个体参与动机强弱有显著影响，“祖辈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作单位类型”和“联系最为紧密或最为信赖的社会关系或资源对调查对象人生观形成的影响”、“现在学习、生活满意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参与动机强弱有影响。
人们的参与动机受个人成长经历、个性因素、情绪状态及外界情境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无疑为参与动机的研究增加了许多困难。然而，动机研究的更大困难，还在于人们的动机有时极其自动化、难以觉察。③就本研究而言，能够在特定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的解释变量的数量不多，存在诸多原因，有些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在经验上有影响，但是在数量统计上没影响。而且，在统计上不显著，有时是由于样本容量大小所致，因此，研究认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的建设过程是探索的、更是积累的。具体到本研究而言，·可以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与遴选工作提出以下建议：第一，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作不是日常的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活动，也非一般的学生党团组织活动，相对于普通学生群体，它的潜在遴选与培养对象更多地存在于政治素质优良的学生骨干群体之中。
第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与遴选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与立德树人的基础性教育工作结合起来。
第三，在中学与本科低年级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甚为重要，因此，需要切实体提升中学与本科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水平。
第四，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现实国情、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领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出现中相对轻视学员理想信念的内化，过度重视精英素质培养的倾向。就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培养对象的遴选而言，也经常将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视为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遴选标准，却忽视了青年马克思主义成长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等社会化因素。因此，对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作，特别是遴选工作而言，必须认真考察与报名对象的成长经历相关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在校表现做出综合的考察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对入选者的误判。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团委）
【注释】
①池丽萍，辛自强：“大学生学习动机的测量及其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年第2期。
②陈相光，李辉：“需要与理想信念形成的关系探析”，《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③杜建政，李明：“内隐动机测量的新方法”，《心理科学进展》，2007年第10期。
责编/张晓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参与动机 动机测评
问题的提出和相关研究的设计
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认为，参与动机是人们行为选择的基础，通过对个体参与动机的了解，可以对个体的行为选择做出解释、预估和测评。①对于积极申请进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的青年学子来说，他们想加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成长为有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立志成为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动机强弱程度如何？这样的动机是如何形成的？其先前的成长历程与申请加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的行为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全面推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建设需要优先明确的内容，是基础性的支撑研究，将为如何甄别存在于青年学子中间的信仰选择背后的动机提供研究路径和具有操作性、科学性的实施方案，将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入选者的误判减小到最低程度。
研究的理论基础。各种动机理论都认为，动机是构成人们大部分行为选择的基础。动机具有对行为的激活功能、指向功能和维持协调的功能。②那么，就行为选择背后的动机形成、强弱又该如何来测量呢？这是本次调查需要重点研究和安排的。就动机形成的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结论来看，个体的动机产生于个体生活的家庭影响、公共教育和个体自出生就已开始的社会化过程三种主要路径。家庭影响可以表述为经济资源、生活方式、价值和意识形态等的代际流动。祖父辈的生活和政治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一代代地向下传递的。家庭影响可以通过跨代身份地位的确立加以观察。公共教育可以表述国家力量对公民个体施加的持续不断的综合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公民个体价值形态的选择、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社会道德规范的养成等等。公共教育影响可以通过公民个体接受的教育，特别是国家财政支付的免费教育服务的年限来加以观察。广义的社会化过程是包括家庭影响和公共教育的，而本次调查设计中涉及的社会化过程有意指称排除家庭影响和公共教育的来自于社会其他方面对公民个体的影响。其中包括同类人群在政治选择、消费模式、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强调公民个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因此，本次调查所指称的社会化过程是排除家庭影响和公共教育的狭义社会化过程，在动机形成的影响信息流上以区别于家庭影响和公共教育的单向流动。家庭影响一般是父代影响子代，公共教育一般是教育机构影响教育受众，而狭义社会化过程突出群体间的相互影响，群体中个体的相互影响。狭义社会化过程影响具体到大学生而言就是指大学生不同群体间的影响和处于大学生活阶段的学生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
关于调查问卷的设计。在明确研究对象特别是研究命题（动机形成源于家庭影响、公共教育、社会过程三种主要路径）和相关研究假设后，调查问卷被设计为“个人背景资料”、“受众传播渠道”、“动机评价体系”和“展望或建议”四个部分，兼顾了研究检验与研究探索的目的要求。“个人背景资料”部分包括接受调查的个体背景资料和动机形成的家庭影响模式变量测量的相关内容；“受众传播渠道”部分主要包括动机形成的公共教育和社会化过程影响模式变量测量的相关内容；“动机评价体系”部分主要是对动机强弱测量的综合设计，目的在于确定和生成本次调查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展望或建议”部分旨在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的后续研究展开探索。
相关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以部分院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的初次入选者为样本。我们在相关院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初次入选学员中共发送500份调查问卷，收回493份问卷，并对487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所有文本数据通过PCEDIT、SPSS19.0加以处理，最终形成用于研究分析的所有研究数据。
样本的基本情况。一是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中男生占全体调查对象的29.2%，女生占全体调查对象的70.8%；多数同学上大学前持非农业户口身份，占到调查对象的80%；所有调查对象中，27.7%来自四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66.2%来自地/县级市，只有6.1%来自乡镇或自然村；党团员在全体调查对象中的占比为98.5%，但其中经常参加组织生活的只占61.3%；72.3%的调查对象是学生干部，主要集中在学院或年级学生会干部这个层级，占比为47.8%，他们最为感兴趣的学生活动是“志愿服务”，应答比例为35.4%。
二是调查对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背景。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平均已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6年，76.9%的调查对象表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形成有作用，并且88%的调查对象认为主要是体现在高中及大学阶段；·就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途径而言，88.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课堂学习”，64.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参与动机分析。在调查问卷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深化过程测量被设计为要求调查对象在熟悉程度、科学性、历史价值评价、中国化内容和发展信心等五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做出评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涉及的内容，本研究共安排了共计61个问题变量，所有的评价测量都是以6级量表的形式进行，即要求调查对象在分值范围为1～6的区间上，就特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容或问题在某个方面上给出自己的评价分值。
一是参与动机概述。在对调查对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认知深度数据获取上，课题组对纳入认知过程的61个问题变量依个案应答情况计算出各自变量的均值水平，再在61个问题变量均值数据的基础上求得变量间的均值水平，最终得到关于调查对象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动机强弱的测量评价结果，即在动机强弱界定取值范围为1～6的前提下得出以下结论（参见表1）。其中，就分项指标而言，对马克思主理论体系熟悉程度的最终评价分值为3.74，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性的最终评价分值为4.65，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价值的最终评价分值为5.41，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选择方面的最终评价分值为5.23，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体系的发展信心方面的最终评价分值为5.04。最终分值为4.57。 表1：整体动机强弱测量评价结果
二是影响因素。本研究运用方差分析技术，以调查问卷文本所列的问题变量为解释变量（自变量）逐次与被解释变量（个体参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动机强弱变量）对应处理进行一元方差分析。通过单因子方差分析的统计方法，以0.05、0.10两种显著性水平进行显著性分析。被解释变量在个案动机强弱水平的测量上，本研究采用依个案回答的61个问题变量横向取均值的方法，计算出关于每个调查对象参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动机强弱水平数据，形成个案层面的动机强弱测量指标，即个体参与动机的强弱变量，形成被解释变量（因变量）。方法和数据分析完成被解释变量的理论设计及操作设计后，需要在调查问卷的框架下了解哪些解释变量（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水平波动会产生显著影响。以0.05显著性水平分析，数据运行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党团员组织生活的经常性”（0.006）对个体参与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体系动机的强弱有显著影响。党团员学生中经常过组织生活的比不经常过组织生活的动机趋强9.7406%，这说明经常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团员对参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的动机更强烈。第二，“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年限”（0.014）对个体参与动机强弱有显著影响。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年限对个体参与动机强弱的影响呈现不连续性，动机峰值出现在8年的水平上，可见就参与动机的生成而言年限偏长的学习者参与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体系的动机是更加强烈的。第三，“是否是学生干部身份”（0.026）对个体参与动机的强弱有显著影响。学生干部身份对动机强弱的影响更为明显，学生干部比非学生干部动机趋强8.2825%，这说明曾担任学生干部的同学参与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体系的动机趋强更为明显。
图1：父辈所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对动机强弱的影响
同时，在0.10的显著性水平上，数据运行结果显示：
第一，“父辈所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0.057）严格地对个体参与动机的强弱有显著影响（参见图1）。在父辈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为“初级或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的调查对象的动机强弱测量数值最高（5.5820），父辈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为“普通农林牧渔劳动者”的调查对象的动机强弱测量数值次之（5.0082）。第二，“祖辈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作单位类型”（0.100）对个体参与动机的强弱有显著影响（参见图2）。祖辈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作单位类型为“个体企业”的调查对象的动机强弱测量数值最高（5.1230），而非传统认为的“各级党政军机关”（4.3566），这个发现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图2：祖辈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作单位类型对动机强弱的影响
研究的总结及相关讨论
本研究的组织实施及其后的数据分析结果为整体上认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入选者的群体特征提供了详实的数量描述。这些数量信息包括入选者的整体性别结构，上大学前的户籍结构，政治面貌结构，家庭人口结构及收入水平，和学习生活、社会交往情况等等，还包括祖父辈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种类、单位类型和职位级别信息、收入水平。
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入选者参与动机水平的测量，研究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认知深度这个替代变量加以描述，得到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动机强弱为4.57这样一个数量水平。从研究设计初始阶段开始，课题组就认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入选者的参与动机强弱的影响因素应该包括其生活经历的诸多变量，如在调查中加以操作化设计并列出的性别结构，上大学前的户籍结构，政治面貌结构，家庭人口结构及收入水平，和学习生活、社会交往情况，祖父辈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种类、单位类型和职位级别信息、收入水平等变量。但是，从最终方差分析的数据结果来看，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只有“党团员组织生活的经常性”、“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年限”、“是否是学生干部身份”对个体参与动机强弱有显著影响。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只有“父辈所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严格地对个体参与动机强弱有显著影响，“祖辈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作单位类型”和“联系最为紧密或最为信赖的社会关系或资源对调查对象人生观形成的影响”、“现在学习、生活满意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参与动机强弱有影响。
人们的参与动机受个人成长经历、个性因素、情绪状态及外界情境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无疑为参与动机的研究增加了许多困难。然而，动机研究的更大困难，还在于人们的动机有时极其自动化、难以觉察。③就本研究而言，能够在特定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的解释变量的数量不多，存在诸多原因，有些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在经验上有影响，但是在数量统计上没影响。而且，在统计上不显著，有时是由于样本容量大小所致，因此，研究认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的建设过程是探索的、更是积累的。具体到本研究而言，·可以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与遴选工作提出以下建议：第一，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作不是日常的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活动，也非一般的学生党团组织活动，相对于普通学生群体，它的潜在遴选与培养对象更多地存在于政治素质优良的学生骨干群体之中。
第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与遴选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与立德树人的基础性教育工作结合起来。
第三，在中学与本科低年级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甚为重要，因此，需要切实体提升中学与本科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水平。
第四，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现实国情、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领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出现中相对轻视学员理想信念的内化，过度重视精英素质培养的倾向。就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培养对象的遴选而言，也经常将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视为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遴选标准，却忽视了青年马克思主义成长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等社会化因素。因此，对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作，特别是遴选工作而言，必须认真考察与报名对象的成长经历相关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在校表现做出综合的考察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对入选者的误判。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团委）
【注释】
①池丽萍，辛自强：“大学生学习动机的测量及其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年第2期。
②陈相光，李辉：“需要与理想信念形成的关系探析”，《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③杜建政，李明：“内隐动机测量的新方法”，《心理科学进展》，2007年第10期。
责编/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