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还没有变成“物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的时候，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爱智慧”。当时的哲人就是智者，通晓天下，答疑解惑。比如苏格拉底先生。但博学睿智的苏格拉底先生却对一门学问敬而远之，绝少谈及，那便是美学。在他有限的关于美的论述中常是与“善”连在一起，从不“单挑”。盖因为他有一个命题，就是“美是难的”。
　　与此相关，世间之难何止仅美？丑到雨果的“笑面人”、“卡西莫多”或左拉的“陪衬人”难道不难？我们知道审美是人正常的取向，比较自然。而审丑则需要更多些的个性与认知，甚至勇气。好在我们处在一个多元而宽容的时代，并不因杨丽萍的存在而将芙蓉姐姐打入冷宫。但过去不是这样的，过去的芙蓉姐姐甚至连冷宫也不会有，她只能呆在冷眼与唾液里。
　　由此便引出了另一个范畴，就是“雅”与“俗”以及极端些的“媚雅”与“媚俗”。前者只是一个相对的评价，而后者则成为了一种现象。
　　我们清楚，“雅”与“俗”其实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它只是一个标签，方便人们划分阵营或说明问题。但有一个道理却是通用的，就是一味标榜自己的“雅”往往倒俗；相反亦然。
　　以《MIDI音乐制作》为媒介认识了许多做音乐的年轻朋友。他们执著亦优秀，但不知为什么，感觉快乐的少，沉重的多。生活的压力固然存在，但也有人常要求自己做出“触及灵魂”的音乐，要让更多的人感到震撼。这固然是一种好的想法，但我总觉得他们是在说刀子或催泪弹之类，而非美妙的音乐。
　　当下，传统音乐已被彩铃等等冲击得狼狈不堪。没有办法，他们中有许多人只好改弦更张，但又是一副不平、屈尊的样子，说：“好，我就做个俗的吧”，或“我就尽量往俗里做吧”。
　　其实倒并非是那样的。想俗到位，俗到被大多数俗人一致认可的程度绝不是件唾手可得的事情。《回来我的爱》俗吧？《你到底爱谁》俗吧？就不是“就做个...”或“尽量往...”能做到的。其中一定也有她的灵感与技巧托着。
　　音乐其实并没有许多从业者理解得那样僵固促狭，好像非要分出个三六九等，雅俗高下不可。在音乐包容的目光里，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萨拉萨蒂的《吉普赛之歌》固然可以登堂入室；而杨臣刚、刘嘉亮等也有他们自己的位子；甚至俗到极致，就连令母牛下奶、花儿开放的那些悦音也并不排斥。
　　所以所谓雅俗之争并无太多意义，如先有音乐还是先有耳朵并不重要。音乐应该首先关照人们的耳朵，然后才能知道她究竟是去向心灵，还是会变成耳垢。当然，耳朵也是需要好的音乐来培养的。
　　以近来上演的诸多“音乐秀”为例，“我型我秀”似乎更贴近音乐的本意。它使许多年轻人从此爱上音乐与歌唱，体现了积极活跃的造化意义；而央视的“梦想中国”走的则是“秦始皇”路线，是要更多的人知道唱歌是件多么残酷艰辛的苦役。它倒是不“俗”，但这样的“雅”却让人避之不及——即便趋之若骛，也不是朝着音乐，而是朝着名利去的。
　　回到音乐创作，“雅”是简单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等着伟大的“触及心灵”的作品问世。“俗”却很难，一是因为它要照顾到最多的耳朵，二是它要挣到更多的钱。就这两点便足以要了大多数音乐人的命。当然，这里绝不是鼓动大家都“俗”起来，而是善意地提醒：如果谁想要趋“俗”，也要有足够的本领与准备，绝不是向下滑行那样简单愉悦。在更多时候，由“雅”变“俗”都是一次攀登，一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