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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及其宣传部认识到国际传播的意义与建立国际通讯社以争取发稿主动权的重要性。中央通讯社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开展旨在收回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的系列活动。1931年10月，中央社先后与路透社、美联社、哈瓦斯社、塔斯社签订交换新闻合约，收回各社在华发行中文通讯稿的权力。从清同治十一年（1872）路透社远东分社在上海发稿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路透社对中国新闻市场之垄断地位结束。
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可谓一波三折。从1931年10月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华中文发稿权至1939年11月中央社接收德国海通社电台并抄收和编发其新闻广播，中央社历经八年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中英文发稿权，这实际上是一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及其中央社与路透社斡旋并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争斗。本文围绕中央社的自身建设和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的过程，分析其背后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国际传播意义。
一、路透社垄断中国新闻市场
从哈瓦斯社、沃尔夫社和路透社三大世界通讯社的崛起至20世纪30年代初，在进入中国新闻市场的通讯社中，路透社独占鳌头。路透社于1872年派科林斯（Henry W. Collins）到上海建立路透社远东分社，业务范围包括中国、俄属西伯利亚、朝鲜、日本、菲律宾、婆罗洲等地。随着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电报事业的发展，大东电报公司的海底电缆铺设到上海，路透社业务延伸到中国。哈瓦斯社、合众社、日本东方社和日联社随之在华设立分社。
路透社在上海、孟买、开罗、墨尔本、开普敦、纽约和渥太华七大业务密集城市设立代理处或记者站，总经理控制各自辖区的国外业务。上海辖区由海峡两岸向华北和华东扩展，覆盖中国东三省、西伯利亚、韩国、日本、菲律宾、婆罗洲岛和荷属东印度群岛。路透社远东分社在收集和发布远东消息的同时，顺便向上海英侨《字林西报》独家发稿。1912年，该分社给中文报纸供稿，首批订户为18家。
路透社上海远东分社的设立，开启了在华外国通讯社角逐中国新闻市场的竞争。合众社于1922年打进北京和天津报业，1929年3月在上海成立分社并扩大供应中国报纸的新闻；美联社于1926年征得路透社的同意在日本和中国推广业务；哈瓦斯社于1927年进入中国市场，1931年10月成立上海分社并给中国报纸发稿；日联社、东方社等在1926年后相继打入中国市场。东方社起初在上海发中文稿，其他通讯社只发英文稿，渐次才发中文稿。早期在华外国通讯社仅限于采访中国新闻发往世界各地，继之则在中国重要城市发稿，将在华采访的新闻供给中国报纸采用。
在中央社改组并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之前，中国记者采访新闻的能力远不及外国同行，尤其是战地新闻的采访水平，因此，“我国报纸仍不能不饮鸩止渴采用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稿件”，“当年新闻传播，国内通讯零乱复杂，不易微信；国外通讯取舍由人，无法运用。而且外人在华所办之通讯社，往往凭其主观之好恶，作为发布消息之依据，以致讹传臆测，莫衷一是，影响视听，至为重大”。中国急需一个国家通讯社来报道中国事务并向世界表明政府对于国际事务的立场和态度。
二、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
（一）中央社改组与全国性通讯社组建
自1916年北京新闻编译社成立后各地通讯社继起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民办和官办、外资通讯社发展迅速。从数量而言，民初的中国新闻通讯社不在少数，而它们并未成长为真正的通讯社进而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作用。国闻社、复旦社、中央社等社发布的新闻虽然为各报所采纳，但其规模小且依赖路透社或美联社之新闻来源。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1924年4月1日在广州创建中央通讯社，作为其官方通讯社。宁汉分流后，中央社迁址南京并在宣传部部长胡汉民主持下进行改组，1924年7月16日发布的国民政府通令称：“鉴于国内缺乏中央通讯机关，特筹设中央通讯社，现经筹备就绪，于六月十六日正式发稿……。”其主要业务是报道党务消息，之后的报道扩大至国内外新闻，中央社遂向全国各报供稿，成为国民政府的舆论机关。
九一八事变激起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热情，国际国内的形势使得中国组建全国性通讯社并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1932年10月2日，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发表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李頓调查报告》公布于世，2.4万多字的中文译本下午四时从外交部送达，次日京、沪两地报纸刊出中译本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全文同时在日内瓦、南京、东京三地刊出。这件事使得国民党当局认识到建立国际性通讯社的必要，“直等到二十年沈阳事件发生，大家才感觉到国际宣传的重要”。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将中央社与《中央日报》一同改组，任命萧同兹为社长，旨在把中央社打造为国际性通讯社。
（二）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华中文发稿权
九一八事变后，在华外国通讯社以极低的待遇雇佣临时记者，这种做法使得记者队伍的水准参差不齐，新闻报道中出现很多笑话，成为在华外国通讯社所犯的严重错误。同时，外国通讯社立场、背景与中国媒体不同，所以也时常故意在报道中造谣，刊出离奇或不利于中国的消息。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于国际消息的接收和发布严格把关，副部长陈布雷和程天放因中央社误发国际消息而自请处分，“中宣部两部长自请处分 为中央社误发国际消息”，“关于中央通讯社误发国际消息，致引起社会种种误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布雷、程天放应给予警告，中央通讯社负责人交宣传部查明严予处分”。从中看来，国民党中宣部对于国际新闻的重视及其把中央社建成国际性通讯社之决心，而收回在华外国通讯社发稿权，确有必要。
萧同兹就任中央社社长之初就着手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的事宜，“萧先生很希望能收回各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路透社既然首先与中央社有合作关系，就先由路透社方面下手，那时各国在外国租界享受领事裁判等治外法权，在华各地记者所发消息，不仅在外国也在中国发表”。路透社最初反对中央社收回其在华发稿权的提议，因为中国内政统一，新闻事业日渐发达，正是他们不愿放弃的市场；各国通讯社彼此竞争极为激烈，你退我进，随时都在短兵相接，他们怕将发稿权交予中央社后，被其他通讯社压倒。萧同兹向路透社管理层说明，中方收回其发稿权是迟早问题，而发稿权交中央社后，路透社在华发布新闻稿的范围还会扩大，效率也会提高。时任路透社远东区总经理张士乐旅居中国20年，他与萧同兹从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交涉时起过从甚密，渐次成为老友，俩人的友好关系某种意义上有利于中方收回发稿权。在中方“有理有利有节”的催促下，路透社最终决定将其在华中文发稿权交予中央社，暂时保留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汉口、青岛、广州等地的英文发稿权。 1934年1月，中央社收回路透社除上海以外在中國各地的中文发稿权；1937年1月，中央社与美国合众社订立交换新闻合约并与路透社、哈瓦斯社续订交换新闻合约，“到抗战爆发之前，合众社、路透社等通讯社都将发稿权交给中央通讯社”，中央社上海分社将路透社英文稿经过选择翻译成中文，在上海发布并发回总社向全国传播。至此，中国成功收回了外国通讯社在华中文发稿权。
九一八事变后，中央社为应对临时局面与路透社签订设立电台合同，条文于中方极为不利，而且解除合同须于一年前通知且必须征得双方同意。如果路透社不同意，他们可以永远在中国设立电台。外国通讯社在中国设立电台的做法，其危害性不言自明。萧同兹走马上任后，着手实施以电讯建设为中心的《全国七大都市电讯网计划》和《十年发展计划》，延揽电讯专家高仲芹为顾问，主持电台设立，与路透社洽谈接收南京、上海电台等事务。在中央社成功收回路透社在华中文发稿权的同时，也顺利收回了路透社在华各地无线电台。
（三）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华英文发稿权
中央社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中文发稿权并订立新闻交换合同，但由于它并没有足够的设施与配备传递交换来的新闻，更无法将外文电讯翻译为中文再供应各地的报纸，因此，所谓的收回，只是法理上的权益，而在与国际通讯社交换新闻稿或者发外国通讯社稿件时，它并未进入实际的操作阶段。中央社取得国际讯息的同时，不仅要依靠自身力量和采写队伍为外方通讯社提供对等的资讯，而且须供应中国境内英文报纸与驻华外国记者用英文撰写的中国新闻电讯。中央社与路透社签订收回发稿权之后，开始在国外增设中央社分社并发英文稿，这成为中央社的改革重点。
中央社于1933年9月1日开始筹划其英文发稿工作，“中央通讯社并没有太动声色地，就开始了在天津的英文新闻稿的供应”。萧同兹社长向《北平英文时事日报》编辑任玲逊提出英文部的筹设构想并接受其建议，于1933年9月在天津分社首先编发英文新闻稿。随后，中央社通过《北平天津时报》和《华北星报》两家英文报纸发稿；1934年9月，南京总社成立英文编辑部并开始编发英文稿，同年底播发英文电讯，如此实现了与外国通讯社交换英文稿的目标，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对国内外文报纸的新闻垄断。与此同时，各分社陆续成立英文编辑部，负责将当地新闻译成英文并由电台发至总社。
从创立到以后的发展，中央社英文部及其驻外特派员班底由当时国内语言界与翻译界专家组成：时任燕京大学新闻系助教王家松担任中央社驻伦敦特派员，陇海铁路局翻译组组长徐兆镛先后担任中央社驻澳洲特派员和驻巴黎特派员，从美国归来的清华学生余捷元任中央社驻柏林特派员，南开大学毕业生郭则虬、任玲逊《北平英文时事日报》同事张民熙等为英文编辑，而社里从未聘用一个外国人。
1936年6月，中央社聘《北京晨报》主编陈博生出任东京特派员并成立第一个国外分社——东京分社，迈出了走向国际通讯社的第一步。1939年9月，中央社接收哈瓦斯社英文稿在重庆发行权；1939年11月，中央社接收海通社电台，抄收并编发其新闻。历经八年，中央社终于完全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从此，以路透社为代表的外国通讯社对华报道的主导地位结束。
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之后，中央社积极探索两家通讯社之间合作的新途径。1943年11月18日至1944年5月2日，时任路透社南京分社主任赵敏恒作为中国访英团成员考察战时英国广播业，他感到中英在电报发送方面差距很大，呼吁路透社改进中国新闻发布，建议中国政府改进新闻电报的发送设备并有效接收路透社的相关国际新闻。
赵敏恒极力与英方电务部交涉，结果路透社改用专机直发重庆，缩小电波宽度，增加了三倍发电力量；于重庆收报情况较好时间内，择要备发重要电讯。1944年1月5日上午赵敏恒一行考察伦敦新闻业时，张士乐曾经约中央社伦敦记者任玲逊、路透社编辑部电务部主任与赵敏恒讨论如何改进供给中央社新闻稿的问题并提出五条建议：第一，把发印度和发重庆的两个电台完全分开；第二，编辑部选择新闻，只供给重庆，不受印度影响；第三，注意在重庆收报较好的时间内，尽量供给新闻；第四，增加中央社由伦敦发往重庆的电报字数并改订发报时间；第五，更改电台天线，使电波直达重庆。在1944年2月8日召开的路透社全体董事会议上，董事会主席斯考德表示，英国报界希望与中央社保持友好关系，由赵敏恒和张士乐研究出具体方案，待赵敏恒回到重庆再与当局磋商。
三、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的国际传播意义
中央社成功收回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的在华发稿权，加快了自身发展为国际性通讯社的步伐。在二战结束之际，中央社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性通讯社。1945年9月2日，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美军公关主管宣布世界五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国际社、路透社和中央社有优先发布新闻的权力。
中央社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报业进步，全国报纸从1927年的630家增至1937年的1030家，大多数为中央社的订户，“民国十六年移于南京的中央通讯社，自民国二十一年改组之后，业务推及全国，以丰富的新闻、特稿，廉价供给各地报社，大大减低了编采的成本”。
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实现了中国新闻发布权的独立。赵敏恒认为，中国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英文发稿权之后，租界和治外法权撤销后驻华的外国通讯社就应该向中国政府登记，遵照中国政府规制的一切管理新闻事业法令来开展其业务；为了与外国通讯社展开竞争，中央社应保持和加强其全国性通讯社地位，而外国新闻事业在华组织应当成为中国公司，其资本和主持人员大部分应当是中国人 。
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华英文发稿权并崛起为国际性通讯社，具备了国家通讯社处理新闻的迅捷、确实、公正、平衡、完整之准则，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及时而有效地将中国战事发布至世界，担当起国际性通讯社的责任并维护了国家利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筹经费项目“民国报人的跨中西文化特质研究”成果，批准号：10YJE860001）
（因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部分。）
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可谓一波三折。从1931年10月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华中文发稿权至1939年11月中央社接收德国海通社电台并抄收和编发其新闻广播，中央社历经八年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中英文发稿权，这实际上是一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及其中央社与路透社斡旋并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争斗。本文围绕中央社的自身建设和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的过程，分析其背后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国际传播意义。
一、路透社垄断中国新闻市场
从哈瓦斯社、沃尔夫社和路透社三大世界通讯社的崛起至20世纪30年代初，在进入中国新闻市场的通讯社中，路透社独占鳌头。路透社于1872年派科林斯（Henry W. Collins）到上海建立路透社远东分社，业务范围包括中国、俄属西伯利亚、朝鲜、日本、菲律宾、婆罗洲等地。随着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电报事业的发展，大东电报公司的海底电缆铺设到上海，路透社业务延伸到中国。哈瓦斯社、合众社、日本东方社和日联社随之在华设立分社。
路透社在上海、孟买、开罗、墨尔本、开普敦、纽约和渥太华七大业务密集城市设立代理处或记者站，总经理控制各自辖区的国外业务。上海辖区由海峡两岸向华北和华东扩展，覆盖中国东三省、西伯利亚、韩国、日本、菲律宾、婆罗洲岛和荷属东印度群岛。路透社远东分社在收集和发布远东消息的同时，顺便向上海英侨《字林西报》独家发稿。1912年，该分社给中文报纸供稿，首批订户为18家。
路透社上海远东分社的设立，开启了在华外国通讯社角逐中国新闻市场的竞争。合众社于1922年打进北京和天津报业，1929年3月在上海成立分社并扩大供应中国报纸的新闻；美联社于1926年征得路透社的同意在日本和中国推广业务；哈瓦斯社于1927年进入中国市场，1931年10月成立上海分社并给中国报纸发稿；日联社、东方社等在1926年后相继打入中国市场。东方社起初在上海发中文稿，其他通讯社只发英文稿，渐次才发中文稿。早期在华外国通讯社仅限于采访中国新闻发往世界各地，继之则在中国重要城市发稿，将在华采访的新闻供给中国报纸采用。
在中央社改组并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之前，中国记者采访新闻的能力远不及外国同行，尤其是战地新闻的采访水平，因此，“我国报纸仍不能不饮鸩止渴采用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稿件”，“当年新闻传播，国内通讯零乱复杂，不易微信；国外通讯取舍由人，无法运用。而且外人在华所办之通讯社，往往凭其主观之好恶，作为发布消息之依据，以致讹传臆测，莫衷一是，影响视听，至为重大”。中国急需一个国家通讯社来报道中国事务并向世界表明政府对于国际事务的立场和态度。
二、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
（一）中央社改组与全国性通讯社组建
自1916年北京新闻编译社成立后各地通讯社继起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民办和官办、外资通讯社发展迅速。从数量而言，民初的中国新闻通讯社不在少数，而它们并未成长为真正的通讯社进而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作用。国闻社、复旦社、中央社等社发布的新闻虽然为各报所采纳，但其规模小且依赖路透社或美联社之新闻来源。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1924年4月1日在广州创建中央通讯社，作为其官方通讯社。宁汉分流后，中央社迁址南京并在宣传部部长胡汉民主持下进行改组，1924年7月16日发布的国民政府通令称：“鉴于国内缺乏中央通讯机关，特筹设中央通讯社，现经筹备就绪，于六月十六日正式发稿……。”其主要业务是报道党务消息，之后的报道扩大至国内外新闻，中央社遂向全国各报供稿，成为国民政府的舆论机关。
九一八事变激起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热情，国际国内的形势使得中国组建全国性通讯社并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1932年10月2日，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发表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李頓调查报告》公布于世，2.4万多字的中文译本下午四时从外交部送达，次日京、沪两地报纸刊出中译本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全文同时在日内瓦、南京、东京三地刊出。这件事使得国民党当局认识到建立国际性通讯社的必要，“直等到二十年沈阳事件发生，大家才感觉到国际宣传的重要”。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将中央社与《中央日报》一同改组，任命萧同兹为社长，旨在把中央社打造为国际性通讯社。
（二）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华中文发稿权
九一八事变后，在华外国通讯社以极低的待遇雇佣临时记者，这种做法使得记者队伍的水准参差不齐，新闻报道中出现很多笑话，成为在华外国通讯社所犯的严重错误。同时，外国通讯社立场、背景与中国媒体不同，所以也时常故意在报道中造谣，刊出离奇或不利于中国的消息。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于国际消息的接收和发布严格把关，副部长陈布雷和程天放因中央社误发国际消息而自请处分，“中宣部两部长自请处分 为中央社误发国际消息”，“关于中央通讯社误发国际消息，致引起社会种种误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布雷、程天放应给予警告，中央通讯社负责人交宣传部查明严予处分”。从中看来，国民党中宣部对于国际新闻的重视及其把中央社建成国际性通讯社之决心，而收回在华外国通讯社发稿权，确有必要。
萧同兹就任中央社社长之初就着手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的事宜，“萧先生很希望能收回各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路透社既然首先与中央社有合作关系，就先由路透社方面下手，那时各国在外国租界享受领事裁判等治外法权，在华各地记者所发消息，不仅在外国也在中国发表”。路透社最初反对中央社收回其在华发稿权的提议，因为中国内政统一，新闻事业日渐发达，正是他们不愿放弃的市场；各国通讯社彼此竞争极为激烈，你退我进，随时都在短兵相接，他们怕将发稿权交予中央社后，被其他通讯社压倒。萧同兹向路透社管理层说明，中方收回其发稿权是迟早问题，而发稿权交中央社后，路透社在华发布新闻稿的范围还会扩大，效率也会提高。时任路透社远东区总经理张士乐旅居中国20年，他与萧同兹从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交涉时起过从甚密，渐次成为老友，俩人的友好关系某种意义上有利于中方收回发稿权。在中方“有理有利有节”的催促下，路透社最终决定将其在华中文发稿权交予中央社，暂时保留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汉口、青岛、广州等地的英文发稿权。 1934年1月，中央社收回路透社除上海以外在中國各地的中文发稿权；1937年1月，中央社与美国合众社订立交换新闻合约并与路透社、哈瓦斯社续订交换新闻合约，“到抗战爆发之前，合众社、路透社等通讯社都将发稿权交给中央通讯社”，中央社上海分社将路透社英文稿经过选择翻译成中文，在上海发布并发回总社向全国传播。至此，中国成功收回了外国通讯社在华中文发稿权。
九一八事变后，中央社为应对临时局面与路透社签订设立电台合同，条文于中方极为不利，而且解除合同须于一年前通知且必须征得双方同意。如果路透社不同意，他们可以永远在中国设立电台。外国通讯社在中国设立电台的做法，其危害性不言自明。萧同兹走马上任后，着手实施以电讯建设为中心的《全国七大都市电讯网计划》和《十年发展计划》，延揽电讯专家高仲芹为顾问，主持电台设立，与路透社洽谈接收南京、上海电台等事务。在中央社成功收回路透社在华中文发稿权的同时，也顺利收回了路透社在华各地无线电台。
（三）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华英文发稿权
中央社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中文发稿权并订立新闻交换合同，但由于它并没有足够的设施与配备传递交换来的新闻，更无法将外文电讯翻译为中文再供应各地的报纸，因此，所谓的收回，只是法理上的权益，而在与国际通讯社交换新闻稿或者发外国通讯社稿件时，它并未进入实际的操作阶段。中央社取得国际讯息的同时，不仅要依靠自身力量和采写队伍为外方通讯社提供对等的资讯，而且须供应中国境内英文报纸与驻华外国记者用英文撰写的中国新闻电讯。中央社与路透社签订收回发稿权之后，开始在国外增设中央社分社并发英文稿，这成为中央社的改革重点。
中央社于1933年9月1日开始筹划其英文发稿工作，“中央通讯社并没有太动声色地，就开始了在天津的英文新闻稿的供应”。萧同兹社长向《北平英文时事日报》编辑任玲逊提出英文部的筹设构想并接受其建议，于1933年9月在天津分社首先编发英文新闻稿。随后，中央社通过《北平天津时报》和《华北星报》两家英文报纸发稿；1934年9月，南京总社成立英文编辑部并开始编发英文稿，同年底播发英文电讯，如此实现了与外国通讯社交换英文稿的目标，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对国内外文报纸的新闻垄断。与此同时，各分社陆续成立英文编辑部，负责将当地新闻译成英文并由电台发至总社。
从创立到以后的发展，中央社英文部及其驻外特派员班底由当时国内语言界与翻译界专家组成：时任燕京大学新闻系助教王家松担任中央社驻伦敦特派员，陇海铁路局翻译组组长徐兆镛先后担任中央社驻澳洲特派员和驻巴黎特派员，从美国归来的清华学生余捷元任中央社驻柏林特派员，南开大学毕业生郭则虬、任玲逊《北平英文时事日报》同事张民熙等为英文编辑，而社里从未聘用一个外国人。
1936年6月，中央社聘《北京晨报》主编陈博生出任东京特派员并成立第一个国外分社——东京分社，迈出了走向国际通讯社的第一步。1939年9月，中央社接收哈瓦斯社英文稿在重庆发行权；1939年11月，中央社接收海通社电台，抄收并编发其新闻。历经八年，中央社终于完全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从此，以路透社为代表的外国通讯社对华报道的主导地位结束。
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之后，中央社积极探索两家通讯社之间合作的新途径。1943年11月18日至1944年5月2日，时任路透社南京分社主任赵敏恒作为中国访英团成员考察战时英国广播业，他感到中英在电报发送方面差距很大，呼吁路透社改进中国新闻发布，建议中国政府改进新闻电报的发送设备并有效接收路透社的相关国际新闻。
赵敏恒极力与英方电务部交涉，结果路透社改用专机直发重庆，缩小电波宽度，增加了三倍发电力量；于重庆收报情况较好时间内，择要备发重要电讯。1944年1月5日上午赵敏恒一行考察伦敦新闻业时，张士乐曾经约中央社伦敦记者任玲逊、路透社编辑部电务部主任与赵敏恒讨论如何改进供给中央社新闻稿的问题并提出五条建议：第一，把发印度和发重庆的两个电台完全分开；第二，编辑部选择新闻，只供给重庆，不受印度影响；第三，注意在重庆收报较好的时间内，尽量供给新闻；第四，增加中央社由伦敦发往重庆的电报字数并改订发报时间；第五，更改电台天线，使电波直达重庆。在1944年2月8日召开的路透社全体董事会议上，董事会主席斯考德表示，英国报界希望与中央社保持友好关系，由赵敏恒和张士乐研究出具体方案，待赵敏恒回到重庆再与当局磋商。
三、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的国际传播意义
中央社成功收回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的在华发稿权，加快了自身发展为国际性通讯社的步伐。在二战结束之际，中央社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性通讯社。1945年9月2日，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美军公关主管宣布世界五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国际社、路透社和中央社有优先发布新闻的权力。
中央社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报业进步，全国报纸从1927年的630家增至1937年的1030家，大多数为中央社的订户，“民国十六年移于南京的中央通讯社，自民国二十一年改组之后，业务推及全国，以丰富的新闻、特稿，廉价供给各地报社，大大减低了编采的成本”。
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华发稿权，实现了中国新闻发布权的独立。赵敏恒认为，中国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英文发稿权之后，租界和治外法权撤销后驻华的外国通讯社就应该向中国政府登记，遵照中国政府规制的一切管理新闻事业法令来开展其业务；为了与外国通讯社展开竞争，中央社应保持和加强其全国性通讯社地位，而外国新闻事业在华组织应当成为中国公司，其资本和主持人员大部分应当是中国人 。
中央社收回路透社在华英文发稿权并崛起为国际性通讯社，具备了国家通讯社处理新闻的迅捷、确实、公正、平衡、完整之准则，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及时而有效地将中国战事发布至世界，担当起国际性通讯社的责任并维护了国家利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筹经费项目“民国报人的跨中西文化特质研究”成果，批准号：10YJE860001）
（因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