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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有一篇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题解：“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
那么，这封信是写给谁的？批判的是谁的悲观思想？既然是“一篇通信”，为什么没有标明收信人的真实姓名，而要隐姓埋名呢？
这些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议论，“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无人问津，唯恐嘴上招祸，于是便成了一个不解之谜。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谜底被知情人揭开，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党内通信，批判的是林彪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思想。
1928年4月上井冈山不久，林彪的悲观情绪就有所流露，“八月失败”后，更成为悲观思想的代表人物。面对敌强我弱的巨大悬殊，红军第四军遭受严重挫折，敌人“会剿”不断等困难形势，他心中阴云重重，感到革命前途渺茫。于是便发出“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红旗到底能打得多久？”等疑问。
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虽然对革命前途有悲观情绪，但他希望革命向好的方向发展，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是他最敬仰的人，他想和毛泽东谈谈真心话。于是，1930年元旦，林彪以“新年贺信”的方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同时，林彪也给了陈毅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就红军前途究竟应当如何估计的问题征求意见。
信中，林彪过高估计了敌人“三省会剿”的军事形势，对革命前途悲观，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根据地红旗也打不了很久，他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已缺乏信心。他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不必做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毛泽东从林彪信上看到红军第四军干部战士中的一种心态，他认为林彪这种思想很有代表性，有必要利用这个典型，对全军进行一次思想教育，提高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上杭县古田镇赖家坊“协成店”采取答复来信的方式，给林彪写了一封公开的长信。信写好后，毛泽东嘱咐下属送给林彪一封外，还特嘱咐红四军政治部将信油印发到各大队党支部阅读。当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经过学习，这封信确实起到了教育红军广大指战员的作用。
林彪没有料到，毛泽东把他作为典型和把给他的信分送到全军阅读，对此他心里有些不快。林彪认为毛泽东暗地里批评他无所谓，却不应该把信公布于众，他觉得很丢面子。但这封信对他确实起到了教育作用，第一次感觉到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毛泽东在信中提出了独创性的思想，不仅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而且找到了中国革命不能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党的工作应当以农村为中心，中国革命应当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毛泽东对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对革命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他在信中说：“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描写。”毛泽东在信尾满怀激情地热烈欢呼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中，由毛泽东主持，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收录了由毛泽东保存的他给林彪的信。这封信还被收入1942年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文献》，194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编印的《抗战以前选集》，1945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编印的《党的路线问题选集》，1947年12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续编本。
1947年秋天，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酝酿筹划编辑一部《毛泽东选集》。这项工作由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主持。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曾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编选毛泽东文集时，要收入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为此，1948年2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同意向党内外公布，为了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起见，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以免对中央内情不了解的人发生种种无谓的猜测。中宣部将这份电报呈送毛泽东审阅。
1948年2月17日，毛泽东阅过林彪的来电后作了批示：(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定一、胡乔木负责将文集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地方标出，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并让东北局暂缓印行和翻译成外文。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1948年5月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事先抽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信》。同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通知，停止发行1947年12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续编本(因有《给林彪同志的信》)。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排版印刷的清样中抽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信》。
因为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这篇通信又被选入1951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该文中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修改，并删去了信开头的一段说明和信尾最后的结束语，通篇没有出现林彪的名字。
毛泽东在信的开头写了较长的一段说明，其原文是：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由你相信×××式的流动游击政策一点看来，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识清楚。”
信尾最后结束语的原文是：“二是我说你欲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目的就在这一点。
我的不对的地方，请你指正。
毛泽东，于上杭古田。”
虽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文统统都删去了“林彪”的姓名，但他对这段历史总是觉着心虚。林彪随着权势的增大和野心的膨胀，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一贯正确的杰出的革命领导者，他就想方设法地掩盖历史的真相。
1959年9月林彪当上国防部长之后，为了粉饰自己，曾给红军时期他任连长的红二连写信，说自己早在那时对革命成功便坚信不移。
1969年4月林彪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之后，他于1969年9月重上井冈山作故地重游。他登黄洋界观云，临小井龙潭听瀑，到七溪岭追昔忆往。然后，由叶群找来的一个文人捉刀，写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词：
繁茂三湾竹树，
苍茫五哨云烟。
井冈搏斗忆当年，
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
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
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
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没蒿菜，
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
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尽开颜，
斗志不容稍减。
林彪把捉刀人写的“何疑星火燎原”，改为“岂疑星火燎原”。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真正目的是想一笔勾掉历史的旧账。这种做法，正像小孩子玩泥，弄到脸上，越是想把脸上擦干净，脸上就抹得越胜。
据说，毛泽东看到这首词，微微一笑，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划了两条粗线，并打了一个问号。以特有的幽默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虽然林彪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隐姓埋名40年，但却终于揭开了面纱，恢复了历史的真相。经过修订的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里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题解说：“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那么，这封信是写给谁的？批判的是谁的悲观思想？既然是“一篇通信”，为什么没有标明收信人的真实姓名，而要隐姓埋名呢？
这些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议论，“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无人问津，唯恐嘴上招祸，于是便成了一个不解之谜。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谜底被知情人揭开，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党内通信，批判的是林彪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思想。
1928年4月上井冈山不久，林彪的悲观情绪就有所流露，“八月失败”后，更成为悲观思想的代表人物。面对敌强我弱的巨大悬殊，红军第四军遭受严重挫折，敌人“会剿”不断等困难形势，他心中阴云重重，感到革命前途渺茫。于是便发出“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红旗到底能打得多久？”等疑问。
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虽然对革命前途有悲观情绪，但他希望革命向好的方向发展，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是他最敬仰的人，他想和毛泽东谈谈真心话。于是，1930年元旦，林彪以“新年贺信”的方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同时，林彪也给了陈毅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就红军前途究竟应当如何估计的问题征求意见。
信中，林彪过高估计了敌人“三省会剿”的军事形势，对革命前途悲观，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根据地红旗也打不了很久，他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已缺乏信心。他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不必做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毛泽东从林彪信上看到红军第四军干部战士中的一种心态，他认为林彪这种思想很有代表性，有必要利用这个典型，对全军进行一次思想教育，提高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上杭县古田镇赖家坊“协成店”采取答复来信的方式，给林彪写了一封公开的长信。信写好后，毛泽东嘱咐下属送给林彪一封外，还特嘱咐红四军政治部将信油印发到各大队党支部阅读。当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经过学习，这封信确实起到了教育红军广大指战员的作用。
林彪没有料到，毛泽东把他作为典型和把给他的信分送到全军阅读，对此他心里有些不快。林彪认为毛泽东暗地里批评他无所谓，却不应该把信公布于众，他觉得很丢面子。但这封信对他确实起到了教育作用，第一次感觉到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毛泽东在信中提出了独创性的思想，不仅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而且找到了中国革命不能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党的工作应当以农村为中心，中国革命应当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毛泽东对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对革命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他在信中说：“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描写。”毛泽东在信尾满怀激情地热烈欢呼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中，由毛泽东主持，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收录了由毛泽东保存的他给林彪的信。这封信还被收入1942年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文献》，194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编印的《抗战以前选集》，1945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编印的《党的路线问题选集》，1947年12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续编本。
1947年秋天，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酝酿筹划编辑一部《毛泽东选集》。这项工作由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主持。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曾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编选毛泽东文集时，要收入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为此，1948年2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同意向党内外公布，为了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起见，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以免对中央内情不了解的人发生种种无谓的猜测。中宣部将这份电报呈送毛泽东审阅。
1948年2月17日，毛泽东阅过林彪的来电后作了批示：(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定一、胡乔木负责将文集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地方标出，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并让东北局暂缓印行和翻译成外文。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1948年5月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事先抽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信》。同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通知，停止发行1947年12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续编本(因有《给林彪同志的信》)。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排版印刷的清样中抽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信》。
因为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这篇通信又被选入1951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该文中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修改，并删去了信开头的一段说明和信尾最后的结束语，通篇没有出现林彪的名字。
毛泽东在信的开头写了较长的一段说明，其原文是：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由你相信×××式的流动游击政策一点看来，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识清楚。”
信尾最后结束语的原文是：“二是我说你欲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目的就在这一点。
我的不对的地方，请你指正。
毛泽东，于上杭古田。”
虽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文统统都删去了“林彪”的姓名，但他对这段历史总是觉着心虚。林彪随着权势的增大和野心的膨胀，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一贯正确的杰出的革命领导者，他就想方设法地掩盖历史的真相。
1959年9月林彪当上国防部长之后，为了粉饰自己，曾给红军时期他任连长的红二连写信，说自己早在那时对革命成功便坚信不移。
1969年4月林彪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之后，他于1969年9月重上井冈山作故地重游。他登黄洋界观云，临小井龙潭听瀑，到七溪岭追昔忆往。然后，由叶群找来的一个文人捉刀，写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词：
繁茂三湾竹树，
苍茫五哨云烟。
井冈搏斗忆当年，
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
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
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
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没蒿菜，
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
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尽开颜，
斗志不容稍减。
林彪把捉刀人写的“何疑星火燎原”，改为“岂疑星火燎原”。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真正目的是想一笔勾掉历史的旧账。这种做法，正像小孩子玩泥，弄到脸上，越是想把脸上擦干净，脸上就抹得越胜。
据说，毛泽东看到这首词，微微一笑，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划了两条粗线，并打了一个问号。以特有的幽默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虽然林彪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隐姓埋名40年，但却终于揭开了面纱，恢复了历史的真相。经过修订的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里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题解说：“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