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乃精神、人格之体现。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曾有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那么何谓“器识”？“器”乃气量、度量，“识”乃知识、见识。“先器识而后文艺”，就是孔子教导我们先要有见识和气量，再从事文艺的创作。只有具备卓远的见识和气量，才能创作出反映人类精神和社会的艺术作品，才能体现出作者超逸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才能打动人、感染人，才能以“艺”抒情、抒心、抒怀，才能实现艺术的精神价值，才能悟以“道”，进而阐释。
　　《吕氏春秋·音初》中记有：“凡音者产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道，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此虽为谈音乐，然与书法、绘画等艺术也无不相通。作者思想、品德修养、情志境界的高下，自然会形诸于情感，流露于艺术作品之中。艺术作品如同一面镜子，不仅可以反映出作者心灵的美丑善恶，而且可以反映出作者的精神品格、艺术追求和思想境界。正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人之思想情感、精神气质、学识修养、格调境界可以从其书法中看出，所以作品意境和格调的高下，自然与作者的学识修养、人格品性、人生境界密切相关。书如其人是也！学识广博、人品高洁，其艺术品格自难流入庸俗、浅薄之地，其艺术作品自可致远矣！
　　品格所现而源于“气”。“气”作为中国独特的审美方式，是中国文艺作品内在精神、品格的主要体现方式。无“气”则无生命之力量，亦无精神、品格之显现，更无思想、价值之所言。然“气可以养而至”，而非养而作。养气之法，在于使外在世界与作者的内心相融相合、融化为一，移情、移志于物，因物生情、生志。这样“气”便油然而生，自然呈现。只有通过读书、思考增长学识，晓天地之理，明万物之变，澄心静虑，提高自身之气量和度量，提升境界。“气”之所在，精神境界、道德品格、意志情操自然尽显其中。如清代刘熙载在论及书法时所说的：“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温醇之气、沈毅之气、历落之气、秀颖之气皆因人之修养各异而生、而现。
　　艺术所达亦乎“道”。“道”作为中国独特的哲学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最终追求和阐释主体。古之“文以载道”，就道明了“文”不仅要表达思想，弘扬精神，更重要的是阐释内在的道理。除了“文”之外，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门类也无不例外。而“道”之所得，源于人之“器识”所具。无“器识”，便无法对万事万物有深入的认知和感悟，便无法通晓和明辨天地之理，更无法参悟和彰显自然之道。艺术的功能不仅仅为传递真善美，揭露、批判假恶丑，而更重要的是“道”的承载者和诠释者。这必然要求艺术创作者不仅仅要具备真善美的品格，更要具备明道、通道的才学和能力。
　　作为一名艺术家倘若不具备一定的“器识”，就难以达到超逸的精神境界，倘若不具备高洁的道德品格，就无法树立宏大高远的意志，更无法得天地自然之道。无超逸的精神境界、高洁的道德品格和弘远的意志，不得天地自然之道的创作者，何以创作出富于艺术精神和价值的文艺作品，肩负起时代的担当？这正如明代文学家袁宗道所言：“信乎器识文艺者，表里相须，而器识薄者，即文艺并失之矣”。
　　所以，世之不先修“器识”者，无论其艺术技巧如何精通、娴熟，形式如何新颖夺人，亦是过眼云烟，不足为贵。因为只有作者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和境界，艺术创作才会富于内涵，才能于朴实自然中而神采溢现。
　　然而，“器识”是一个长期积累、修炼的过程。作为艺术家必须在磨炼过程中不断深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实现融会贯通，不为名利所挠，以坚韧的毅力和谦虚的行为去接受，去吸收。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具备一颗平静之心，才能有丰富的内涵，才能产生深邃的思想，才能借以艺術表现自身的品行、修养、精神、思想，才能阐明和诠释天地自然之道。艺术亦才能超越功利而神采具现，才能感染人、打动人，才能形神兼备，才能入品。倘若只修技艺而才疏学浅，是无法得到内心精神境界的升华和道德品行的提高，是无法实现思想意识的提升和自然之道的领悟，自然也会因外在技巧的华丽、内在精神的空虚而难以行之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