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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张戒在《岁寒堂诗话》提出了“气胜说”诗学理论。这一理论形成与中国的气哲学文化、“文气说”的传统理论、当时理学盛行的时代精神等相关。古代诗论中的“文气说”理论源远流长，张戒的“气胜说”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关键词：气胜说 气 理学
《岁寒堂诗话》是一部重要的宋诗诗话。在《岁寒堂诗话》张戒以魏晋南北朝诗人的诗歌为例，具体阐明情真、味长、气胜的案例，例如，阮嗣宗、陶渊明、曹子建、杜甫等人的诗，或以意胜，或以味胜，或以韵胜，或以气胜。在这段诗话中，张戒提出了著名的“气胜说”。这一理论的内涵丰富、生成原因颇为繁复，本文试做详细的探究。
一 张戒“气胜说”的内涵及特点
1 “气胜说”的内涵
张戒提出的“气胜说”其内涵非常丰富。“气胜说”其内涵首先与“气”相关。所谓“气胜”之“气”，陈应鸾注“此指诗人情志和品格表现于诗之气势和气概”。“气胜”概念与“气”的概念密切相连。具体而言，“气”可分为几点：一是文须有气，这种气与诗人胸襟、气度相关；二是气与才气，性格等诗人主观心理相关；其三，气还是诗歌里边呈现出的某种境界。
所谓“气胜”，就词面看，应是诗歌作品以气取胜简称，意思是某些诗歌以独特的气韵擅长。这“气胜”，不光是诗人的气质、气度，也是艺术风格的体现。这里的气更接近于西方文论意义上的主体精神。
所谓“气胜”还是一种鲜明的诗歌批评标准，张戒要求诗歌既有思想性的明确内涵，更有艺术风格的指向。有学者认为，“气胜”指诗歌中表现的强烈而充沛的激情。这种感情主要通过作品中音韵的铿锵变化的特点呈现出现。这种观念再次证明，“气胜”是思想情感性与艺术性的双重结合，与当代马列文论批评的思想、艺术性并重标准其精神理路是暗合的。
2 “气胜说”的特点
首先，“气胜”说内涵实质在于一种儒家主体精神的呈现。
国内有学人曾研讨《岁寒堂诗话》杜甫诗歌批评，赞扬杜诗中的主体精神。他们结合现代心理学理论，认为主体精神的概念主要指诗人主体气质贯注于诗歌之中呈现出的主体的精神状态。按张戒的观点，杜甫诗歌体现出的杜甫的主体精神是之前的诗人、诗作无法媲敌的，可谓前无古人。
杜子美之诗，以“气胜”出名。这里“气”，就是主体精神。它呈现一种主客体相融合状态，指杜甫儒家式的崇高情感、思想等完全融入诗歌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精神状态和风貌。这种状态与风貌，张戒认为几乎无人能及。张戒认为杜甫主体精神气质与诗歌气势会一直结合，因为杜甫忠义、爱君忧国的思想倾向性即封建阶级性、意识形态性是不会改变的，因而无论客观环境怎么变化，杜甫的主体精神是几乎不会变的。
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联系诗作《哀王孙》指出杜甫心存社稷的儒家情怀：“观子美此诗，可谓心存社稷矣”。 “心存社稷”其内涵仍然是前述的杜甫忧国忧民的主体气质、主体精神在诗作中自然呈现，诗与人达到了文人合一。中国古代文品和人品的结合在这里再次得以体现。张戒之所以推崇杜甫诗作是古代诗歌的典范，很大程度上在于杜甫诗歌中主客体相融的主体精神少人可及。因此，张戒的“气胜”，更多与儒家精神相连，乍看与文以“气”为主观点类似，其精神内核确是先秦孔孟发展到宋代以来的儒学精神的传递。
其次，与曹丕“文气说”类似，张戒提出的“气胜”之气特点在于不可传授、不可习得。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但这种气虽在父兄、子弟也是不能传授的，更多靠一种先天之气、即先天禀赋。而张戒提出的“气胜”之气显然承袭了曹氏的文气观念，他也认为这种“气”不可学，不可强求。张戒明确指出“意”、“味”这两种标准和高度都是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的，而类似“韵”、“气”各有高下、强弱，完全不可强求，甚至是后天的努力学习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人才气格，这是天生的，来不得半点勉强。
张戒的诗学观念，认为“气”的形成与创作主体气质修养有很大关系。他鲜明强调优秀的诗篇之所以拥有超人一等的“气”、“韵”品格，完全在于诗人作家的创作主体能力的先天高下之分。
张戒对“气”的认识完全与苏轼、黄庭坚不一样。苏轼、黄庭坚认为“气”、“韵”是可以通过积学而成，可以后天努力完成。而张戒认为“气”、“韵”是先人形成的东西，学习不来。张戒把历代诗作不同风格面貌的形成归结于个人性情修养的培养和锻炼。他鄙视气格不足的作品，反对粗鄙缺乏的诗作，但也反对辞采用力太过，强调作诗功力与自然天成的结合。这一诗学观念尽管不是首创，但在他所处的文学时代语境，对当时江西诗风强调学识、学究气过浓的弊端具有现实矫正的积极意义。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诗之“气”不能学，那么“气胜”的诗歌批评观念就有天才论的嫌疑，其示范、垂范的功能和意义就颇为有限。
最后，张戒提出的“气胜说”提倡诗歌创作个性化、批评的多样性。
张戒的“气胜说”也是一种鲜明的诗歌批评标准，是典型的古典诗学批评理论。在《岁寒堂诗话》中，张戒多次比较了魏晋诗人的风格特点，指出阮嗣宗的“意胜”、陶渊明的“味胜”、曹子建的“韵胜”、杜子美的“气胜”各有所长。甚至不同的作家，文体也各有所长，他认为韩愈擅长文，曹植和李白擅长写诗，个人文体优长不同，各自的气质性情也不等，呈现出的风格、文学价值都是各有鲜明个性的。“气”、“韵”都是先天禀赋，后天的教育、学习、游历等外力并不能改变，因此诗歌的标准不可一概而论，焦点应该在如何成为咏物的高手。这种观念有着重要的批评价值。既然气难学、个体差异悬殊，张戒的“气胜”观念自然提倡诗歌批评应是百花齐放似的多样形态并存，并不独尊一家一派。
但仔细深究《岁寒堂诗话》，仍可明显见出他首推崇杜甫式的“气胜”佳作。也就是说，张戒的“气胜说”诗学观很有当代批评的民主气息，允许诗歌的多样性，同时也保留个人的独特见解。这也是今天文艺界酷评、恶评盛行的时代应该深思和合理吸收的。 二 “气胜说”的形成原因
如此丰富蕴涵的“气胜说”是如何形成的？这与古代哲学、文化、文论、时代等诸多因素相关。
1 “气胜说”与中国“气”的哲学文化观念相关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应是古代医学、历法、哲学、生理学中的“气”衍化而来的。而其间，哲学中的“气”与文论中的“气”最为接近。
“气”本属于中国哲学的概念，后来内涵拓展，渐与中国古典美学和古代文论相关。从心理学角度，“气”甚至也属于中国人思维范畴。自《老子》四十一章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之后，“气”就在中国人的思想中萌芽、发展，“气”也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与特色。在中国人看来，“通天一气耳”（《庄子·知北游》）。“气”之于中国人，无处不在。万事万物都各有自身的“元气”，它们相互交感又生成了万千的“他气”。
随着时代文化发展，“气”的范畴慢慢由医学、地理向哲学领域进而延伸到文艺领域。古代哲学和文论中都有“气”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不同情况下，指称内涵不一。“气”既可以是构成万物的物质元素，还可以指充溢人体、构成人的生理肉体和精神灵魂的本体因素；有时又偏于人的主观精神力量；有时还指人的心理层面之承受于先天的个性、气质。
中国人以“气”论诗，这与西方以人格论诗完全不同。“气胜说”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种与西方相区别的特殊的诗歌美学理论，它形成的原因，只能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根基去寻找。可以说，中国极其发达的“气”的哲学和文化观念是“气胜说”形成的文化基础。从先秦道家、老庄多次论“气”、从“气”探讨宇宙生成，再如，儒家孟子强调君子人格培养而推崇养气等，诸子关于“气”的诸种理论形成了中国的独特“气”文化和观念。这种“气”的哲学文化观念慢慢渗透进入文艺领域，形成了“文气说”理论。因此，张戒的“气胜说”与“气”的哲学相关，更与传统“文气说”理论一脉相承。
2 “气胜说”与传统“文气说”相承
古代诗论中的“文气说”理论源远流长，张戒的“气胜说”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它与先秦孟子的“浩然之气”、魏晋曹丕“文以气为主”理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养气及风骨理论等密切相关。
“文气说”又称养气说，是中国古代文论经典理论之一。养气说最初讲修身，与人格相关；渐扩展创作领域，指向作家创作时的心理活动状况，最后延伸到整个文艺领域，形成“文气说”的理论，但同时还包容生理学、哲学、心理学多方面的内涵，成为复杂的理论范畴。中国古代孟子最早提出“养气”理论，在经典《孟子·公孙丑上》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是基于儒家人格修养而涵养的一种正直的气节。孟子代表儒家学派，呼吁人们培养浩然之气，对于文学批评而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人内心思想境界提升后，人们就能善于知言，也即分辨别文章言辞的优劣好坏，也就能写出更好的文章。
而最早真正鲜明提出“文气说”的是曹丕。其《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一论断的基本理论内涵，认为作品的总体特征，首先取决于作家先天性的气质、才性等因素。这一批评观念表现曹氏对创作主体心理特征的首创性认知和高度重视。曹氏还指出作家的气质才性出自先天禀赋，每个人都有差异，并非后天可以学习习得。曹丕的“文气说”与西方的创作天才论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曹丕提出的“文气”说在后来刘勰《文心雕龙》得以详尽的阐释。其中《养气》篇深入探讨作家创作心理的微妙与精深，它以人性、养气角度分析作家创作的最佳心境。自此中国古代文论文艺心理学研究从“气”的范畴开始，将“气”上升到中国文论核心范畴的高度。《文心雕龙》在多个篇目中涉及“气”和“文气”的概念，其中《体胜》、《风骨》两篇最为集中。《体性》篇主要分析作家“才”、“气”学习与作品风格的相互关系与具体呈现；《风骨》篇则呼呼文章要推崇风清骨峻，就是思想感情要鲜明豪爽，语言要耿健有力，最终形成清峻刚健的总体风格。《风骨》篇还继承曹丕的“文气说”，并直接引用《典论·论文》关于曹丕对孔融、徐斡、刘祯具体批评论断，反复论证“文气说”的重要意义。刘勰的风骨理论，继承了曹丕强调“气”的一面，同时也重视语言文本分析，这就使得其理论超越了曹氏。
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亦重视“文气”。他高度评价曹植诗骨气奇高，称赞刘祯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陵霜，高风跨俗，肯定建安时代的代表诗人曹植、刘祯作品气貌峻爽刚健，富有风骨，他还赞美晋刘砚诗“仗清刚之气，有清拔之气”，推崇刘砚诗清峻刚健的特色。
韩愈“不平则鸣”延续魏晋以来的“文气”理论。唐代文论者既重作品雄健的气貌，又注意将“文气”与作家思想道德修养相联。韩愈在《答李翔书》率先详细的谈论这一问题。他称，熟读史书经典，学习领悟圣贤的思想学说，按仁义行事，反复阅读《诗》、《书》，一辈子坚持，以免行有偏差。“气”就像水，言辞就是水面漂浮物，水大则漂浮的物体气势更大。“气”培养强盛、雄健，言辞自然就更漂亮、妥当了。
韩愈的理论中，“气”的内涵显然也是指作家提高思想、道德，只要人培养不断修炼内心品格，最终人的外在就会形成一种正直刚毅的气概、精神风貌，就会形成所谓的正气。韩愈认为，这种正气需要长期培养，主要是学习《诗经》、《尚书》等古代圣哲经典，学习孔孟儒家的伦理道德。正气培养旺盛，发为言辞文章，语言表达力自然就很好，文辞长短高下都可以轻松胜任。韩愈的这一主张与孟子养气说渊源关系显然很明了。唐代还有一派专以气势论“文气”，最典型如李德裕，他在《文章论》中，援用曹丕文气之说，反对雕琢与拘于声律，重视语言的自然气势，以为文章当继承《诗》、《骚》传统，如同日月常新自有灵气，颇能重视文学特点，与当时古文家之宗尚以文贯道者不同。李德裕要求文章既要文气晓畅、气势雄壮，但又要适度并有所变化，他的理论主要从文艺维度分析论“文气”，这在当时是颇有创新意义的。 宋代文人谈“文气”，多承受孟子、韩愈观点。如苏辙亦是受孟子“养气”说影响较大而又有所发展的人。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章不是学习就能够写成、写好的，“气”却可以通过修养、学习、阅历而实现。他把“养气”与为文紧密联系，突破“养气”之先哲生理学、哲学的范畴意义，将其直接纳入文学轨迹。但是，他认为“养气”必须靠丰富的社会阅历，并阐明社会生活与作家修养及其创作的复杂关系。尽管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有一定的实践合理性，但却抛弃了孟子为文的内心修养的作法，也中断了曹丕《典论·论文》提出的文以“气”为主的先天秉赋说、天才说。
从以上文章可见出，中国古代文论“文气说”传统悠久，宋代张戒在这样的文气底蕴熏陶下，其“气胜说”的推出自是情理之中了。
3 “气胜说”与宋代理学盛行的时代精神相关
张戒的“气胜说”的形成与当时的文学创作风貌和社会时代精神等因素密切相关。张戒的“气胜说”推崇杜甫式的气胜诗歌创作和批评，而宋人尊杜甫，乃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产物。某种理论的产生，决非由于某些人突然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基于某种实践发展的需要。《岁寒堂诗话》产生的时代，理学已经达到巅峰，成为社会的主导观念，同时这一时代社会也发生了变化，理学体系正迎接社会的变革而寻求变化、扩张。这在文艺领域也可以说《岁寒堂诗话》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宋代理学这一社会伦理道德意识的意识形态的扩张，在古代诗学理领域渗透的自然结果。
张戒推崇杜甫，认为杜甫“意气不可及”，主要就其诗歌所蕴含思想内容而言。在张戒看来，杜甫的诗之所以“气胜”，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诗歌表现的思想感情符合儒家“圣贤法言”。杜甫《可叹》诗令古今诗人甘伏下风，正是诗歌所表现出的儒家忠义之气和爱国忧君之心，这恰恰就是杜甫诗歌气不可及的深层原因所在。
张戒《岁寒堂诗话》列举了许多杜甫诗篇，说明杜甫内在之“气”更在于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在于对民生社稷之由衷关怀，这是其诗歌高出众人之根本所在。杜甫一生做官时间很短，却以积极入世的儒家心态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怀才不遇而九死未悔。在理学盛行的时代，张戒极力推崇杜甫的思想人格魅力与精神修养，并认为这是杜诗名垂青史最重要的原因。这种精神内涵与人格修养的集中和呈现便是所谓的“气”。这种“气”，即“意气”，实即孟子所谓“吾善养浩然之气”。“气”这一理论在南宋达到了最高境界，他所赋《正气歌》堪为家喻户晓，其正气说名垂青史，其言行将儒家正气臻于巅峰，其人、其作堪称儒家文气结合典范。因此，张戒所强调基于儒家之思想的“气胜说”与这种时代思潮不无关系。
诗学理论的形成往往有其意识形态因素，“气胜说”作为张戒个人的诗学观自然也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张戒的诗论继承了儒家诗乐教化传统，既注重诗歌的伦理政治价值，又注重诗歌的艺术价值。张戒作为南北宋之交的一位爱国志士，作为一名正统的封建文人，他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的文学思想。在张戒的诗学中，所谓“气胜”在于关键心之“气”，也就是传统的“言志为本”，这意味着诗歌要积极负担起社会政治教化的作用，为封建统治服务。所以，他经常以思想内容的高下来评定作品的优劣，反映出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意识。凡是违背儒家礼教、不合于雅正标准的诗人诗作，张戒都予以坚决地反对，而这种评价明显地受到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观的至深影响。在张戒眼中，真正伟大的诗人不应仅仅是诗人，而要代圣贤立言，“通讽喻、尽孝忠”，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所以他一再称赞杜甫“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
总之，“气胜说”作为一种经典的诗学观念，它属于文艺心理学批评和社会学批评，为中国古代儒家诗论、文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丰富了“文气说”理论的蕴含，也为后世“文气说”理论明确了思想内涵和风格要求。
注：本文系重庆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南宋诗话与儒家诗学——以张戒诗话为例（2013PYZW02）”，及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校级重点科研项目“张戒《岁寒堂诗话》的文学批评问题（KY201313A）”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
[2] 陈应鸾：《岁寒堂诗话校笺》，巴蜀书社，2000年版。
[3] 张连第：《张戒和〈岁寒堂诗话〉》，《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年第6期。
[4] 李艳婷：《〈岁寒堂诗话〉“韵”、“味”诗说的美学意义》，《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5] 潘殊闲、谭钟琪：《论“气”在中国诗学中的流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1期。
[6] 陈伯海：《“味”与“趣”——试论诗性生命的审美质性》，《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7] 雷耀发：《我国古代文论“气”之辨识》，《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8] 张兆勇、孙立民：《试论张戒的杜甫情结》，《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9] 周裕锴：《第六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1年版。
（金华，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气胜说 气 理学
《岁寒堂诗话》是一部重要的宋诗诗话。在《岁寒堂诗话》张戒以魏晋南北朝诗人的诗歌为例，具体阐明情真、味长、气胜的案例，例如，阮嗣宗、陶渊明、曹子建、杜甫等人的诗，或以意胜，或以味胜，或以韵胜，或以气胜。在这段诗话中，张戒提出了著名的“气胜说”。这一理论的内涵丰富、生成原因颇为繁复，本文试做详细的探究。
一 张戒“气胜说”的内涵及特点
1 “气胜说”的内涵
张戒提出的“气胜说”其内涵非常丰富。“气胜说”其内涵首先与“气”相关。所谓“气胜”之“气”，陈应鸾注“此指诗人情志和品格表现于诗之气势和气概”。“气胜”概念与“气”的概念密切相连。具体而言，“气”可分为几点：一是文须有气，这种气与诗人胸襟、气度相关；二是气与才气，性格等诗人主观心理相关；其三，气还是诗歌里边呈现出的某种境界。
所谓“气胜”，就词面看，应是诗歌作品以气取胜简称，意思是某些诗歌以独特的气韵擅长。这“气胜”，不光是诗人的气质、气度，也是艺术风格的体现。这里的气更接近于西方文论意义上的主体精神。
所谓“气胜”还是一种鲜明的诗歌批评标准，张戒要求诗歌既有思想性的明确内涵，更有艺术风格的指向。有学者认为，“气胜”指诗歌中表现的强烈而充沛的激情。这种感情主要通过作品中音韵的铿锵变化的特点呈现出现。这种观念再次证明，“气胜”是思想情感性与艺术性的双重结合，与当代马列文论批评的思想、艺术性并重标准其精神理路是暗合的。
2 “气胜说”的特点
首先，“气胜”说内涵实质在于一种儒家主体精神的呈现。
国内有学人曾研讨《岁寒堂诗话》杜甫诗歌批评，赞扬杜诗中的主体精神。他们结合现代心理学理论，认为主体精神的概念主要指诗人主体气质贯注于诗歌之中呈现出的主体的精神状态。按张戒的观点，杜甫诗歌体现出的杜甫的主体精神是之前的诗人、诗作无法媲敌的，可谓前无古人。
杜子美之诗，以“气胜”出名。这里“气”，就是主体精神。它呈现一种主客体相融合状态，指杜甫儒家式的崇高情感、思想等完全融入诗歌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精神状态和风貌。这种状态与风貌，张戒认为几乎无人能及。张戒认为杜甫主体精神气质与诗歌气势会一直结合，因为杜甫忠义、爱君忧国的思想倾向性即封建阶级性、意识形态性是不会改变的，因而无论客观环境怎么变化，杜甫的主体精神是几乎不会变的。
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联系诗作《哀王孙》指出杜甫心存社稷的儒家情怀：“观子美此诗，可谓心存社稷矣”。 “心存社稷”其内涵仍然是前述的杜甫忧国忧民的主体气质、主体精神在诗作中自然呈现，诗与人达到了文人合一。中国古代文品和人品的结合在这里再次得以体现。张戒之所以推崇杜甫诗作是古代诗歌的典范，很大程度上在于杜甫诗歌中主客体相融的主体精神少人可及。因此，张戒的“气胜”，更多与儒家精神相连，乍看与文以“气”为主观点类似，其精神内核确是先秦孔孟发展到宋代以来的儒学精神的传递。
其次，与曹丕“文气说”类似，张戒提出的“气胜”之气特点在于不可传授、不可习得。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但这种气虽在父兄、子弟也是不能传授的，更多靠一种先天之气、即先天禀赋。而张戒提出的“气胜”之气显然承袭了曹氏的文气观念，他也认为这种“气”不可学，不可强求。张戒明确指出“意”、“味”这两种标准和高度都是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的，而类似“韵”、“气”各有高下、强弱，完全不可强求，甚至是后天的努力学习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人才气格，这是天生的，来不得半点勉强。
张戒的诗学观念，认为“气”的形成与创作主体气质修养有很大关系。他鲜明强调优秀的诗篇之所以拥有超人一等的“气”、“韵”品格，完全在于诗人作家的创作主体能力的先天高下之分。
张戒对“气”的认识完全与苏轼、黄庭坚不一样。苏轼、黄庭坚认为“气”、“韵”是可以通过积学而成，可以后天努力完成。而张戒认为“气”、“韵”是先人形成的东西，学习不来。张戒把历代诗作不同风格面貌的形成归结于个人性情修养的培养和锻炼。他鄙视气格不足的作品，反对粗鄙缺乏的诗作，但也反对辞采用力太过，强调作诗功力与自然天成的结合。这一诗学观念尽管不是首创，但在他所处的文学时代语境，对当时江西诗风强调学识、学究气过浓的弊端具有现实矫正的积极意义。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诗之“气”不能学，那么“气胜”的诗歌批评观念就有天才论的嫌疑，其示范、垂范的功能和意义就颇为有限。
最后，张戒提出的“气胜说”提倡诗歌创作个性化、批评的多样性。
张戒的“气胜说”也是一种鲜明的诗歌批评标准，是典型的古典诗学批评理论。在《岁寒堂诗话》中，张戒多次比较了魏晋诗人的风格特点，指出阮嗣宗的“意胜”、陶渊明的“味胜”、曹子建的“韵胜”、杜子美的“气胜”各有所长。甚至不同的作家，文体也各有所长，他认为韩愈擅长文，曹植和李白擅长写诗，个人文体优长不同，各自的气质性情也不等，呈现出的风格、文学价值都是各有鲜明个性的。“气”、“韵”都是先天禀赋，后天的教育、学习、游历等外力并不能改变，因此诗歌的标准不可一概而论，焦点应该在如何成为咏物的高手。这种观念有着重要的批评价值。既然气难学、个体差异悬殊，张戒的“气胜”观念自然提倡诗歌批评应是百花齐放似的多样形态并存，并不独尊一家一派。
但仔细深究《岁寒堂诗话》，仍可明显见出他首推崇杜甫式的“气胜”佳作。也就是说，张戒的“气胜说”诗学观很有当代批评的民主气息，允许诗歌的多样性，同时也保留个人的独特见解。这也是今天文艺界酷评、恶评盛行的时代应该深思和合理吸收的。 二 “气胜说”的形成原因
如此丰富蕴涵的“气胜说”是如何形成的？这与古代哲学、文化、文论、时代等诸多因素相关。
1 “气胜说”与中国“气”的哲学文化观念相关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应是古代医学、历法、哲学、生理学中的“气”衍化而来的。而其间，哲学中的“气”与文论中的“气”最为接近。
“气”本属于中国哲学的概念，后来内涵拓展，渐与中国古典美学和古代文论相关。从心理学角度，“气”甚至也属于中国人思维范畴。自《老子》四十一章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之后，“气”就在中国人的思想中萌芽、发展，“气”也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与特色。在中国人看来，“通天一气耳”（《庄子·知北游》）。“气”之于中国人，无处不在。万事万物都各有自身的“元气”，它们相互交感又生成了万千的“他气”。
随着时代文化发展，“气”的范畴慢慢由医学、地理向哲学领域进而延伸到文艺领域。古代哲学和文论中都有“气”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不同情况下，指称内涵不一。“气”既可以是构成万物的物质元素，还可以指充溢人体、构成人的生理肉体和精神灵魂的本体因素；有时又偏于人的主观精神力量；有时还指人的心理层面之承受于先天的个性、气质。
中国人以“气”论诗，这与西方以人格论诗完全不同。“气胜说”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种与西方相区别的特殊的诗歌美学理论，它形成的原因，只能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根基去寻找。可以说，中国极其发达的“气”的哲学和文化观念是“气胜说”形成的文化基础。从先秦道家、老庄多次论“气”、从“气”探讨宇宙生成，再如，儒家孟子强调君子人格培养而推崇养气等，诸子关于“气”的诸种理论形成了中国的独特“气”文化和观念。这种“气”的哲学文化观念慢慢渗透进入文艺领域，形成了“文气说”理论。因此，张戒的“气胜说”与“气”的哲学相关，更与传统“文气说”理论一脉相承。
2 “气胜说”与传统“文气说”相承
古代诗论中的“文气说”理论源远流长，张戒的“气胜说”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它与先秦孟子的“浩然之气”、魏晋曹丕“文以气为主”理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养气及风骨理论等密切相关。
“文气说”又称养气说，是中国古代文论经典理论之一。养气说最初讲修身，与人格相关；渐扩展创作领域，指向作家创作时的心理活动状况，最后延伸到整个文艺领域，形成“文气说”的理论，但同时还包容生理学、哲学、心理学多方面的内涵，成为复杂的理论范畴。中国古代孟子最早提出“养气”理论，在经典《孟子·公孙丑上》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是基于儒家人格修养而涵养的一种正直的气节。孟子代表儒家学派，呼吁人们培养浩然之气，对于文学批评而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人内心思想境界提升后，人们就能善于知言，也即分辨别文章言辞的优劣好坏，也就能写出更好的文章。
而最早真正鲜明提出“文气说”的是曹丕。其《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一论断的基本理论内涵，认为作品的总体特征，首先取决于作家先天性的气质、才性等因素。这一批评观念表现曹氏对创作主体心理特征的首创性认知和高度重视。曹氏还指出作家的气质才性出自先天禀赋，每个人都有差异，并非后天可以学习习得。曹丕的“文气说”与西方的创作天才论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曹丕提出的“文气”说在后来刘勰《文心雕龙》得以详尽的阐释。其中《养气》篇深入探讨作家创作心理的微妙与精深，它以人性、养气角度分析作家创作的最佳心境。自此中国古代文论文艺心理学研究从“气”的范畴开始，将“气”上升到中国文论核心范畴的高度。《文心雕龙》在多个篇目中涉及“气”和“文气”的概念，其中《体胜》、《风骨》两篇最为集中。《体性》篇主要分析作家“才”、“气”学习与作品风格的相互关系与具体呈现；《风骨》篇则呼呼文章要推崇风清骨峻，就是思想感情要鲜明豪爽，语言要耿健有力，最终形成清峻刚健的总体风格。《风骨》篇还继承曹丕的“文气说”，并直接引用《典论·论文》关于曹丕对孔融、徐斡、刘祯具体批评论断，反复论证“文气说”的重要意义。刘勰的风骨理论，继承了曹丕强调“气”的一面，同时也重视语言文本分析，这就使得其理论超越了曹氏。
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亦重视“文气”。他高度评价曹植诗骨气奇高，称赞刘祯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陵霜，高风跨俗，肯定建安时代的代表诗人曹植、刘祯作品气貌峻爽刚健，富有风骨，他还赞美晋刘砚诗“仗清刚之气，有清拔之气”，推崇刘砚诗清峻刚健的特色。
韩愈“不平则鸣”延续魏晋以来的“文气”理论。唐代文论者既重作品雄健的气貌，又注意将“文气”与作家思想道德修养相联。韩愈在《答李翔书》率先详细的谈论这一问题。他称，熟读史书经典，学习领悟圣贤的思想学说，按仁义行事，反复阅读《诗》、《书》，一辈子坚持，以免行有偏差。“气”就像水，言辞就是水面漂浮物，水大则漂浮的物体气势更大。“气”培养强盛、雄健，言辞自然就更漂亮、妥当了。
韩愈的理论中，“气”的内涵显然也是指作家提高思想、道德，只要人培养不断修炼内心品格，最终人的外在就会形成一种正直刚毅的气概、精神风貌，就会形成所谓的正气。韩愈认为，这种正气需要长期培养，主要是学习《诗经》、《尚书》等古代圣哲经典，学习孔孟儒家的伦理道德。正气培养旺盛，发为言辞文章，语言表达力自然就很好，文辞长短高下都可以轻松胜任。韩愈的这一主张与孟子养气说渊源关系显然很明了。唐代还有一派专以气势论“文气”，最典型如李德裕，他在《文章论》中，援用曹丕文气之说，反对雕琢与拘于声律，重视语言的自然气势，以为文章当继承《诗》、《骚》传统，如同日月常新自有灵气，颇能重视文学特点，与当时古文家之宗尚以文贯道者不同。李德裕要求文章既要文气晓畅、气势雄壮，但又要适度并有所变化，他的理论主要从文艺维度分析论“文气”，这在当时是颇有创新意义的。 宋代文人谈“文气”，多承受孟子、韩愈观点。如苏辙亦是受孟子“养气”说影响较大而又有所发展的人。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章不是学习就能够写成、写好的，“气”却可以通过修养、学习、阅历而实现。他把“养气”与为文紧密联系，突破“养气”之先哲生理学、哲学的范畴意义，将其直接纳入文学轨迹。但是，他认为“养气”必须靠丰富的社会阅历，并阐明社会生活与作家修养及其创作的复杂关系。尽管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有一定的实践合理性，但却抛弃了孟子为文的内心修养的作法，也中断了曹丕《典论·论文》提出的文以“气”为主的先天秉赋说、天才说。
从以上文章可见出，中国古代文论“文气说”传统悠久，宋代张戒在这样的文气底蕴熏陶下，其“气胜说”的推出自是情理之中了。
3 “气胜说”与宋代理学盛行的时代精神相关
张戒的“气胜说”的形成与当时的文学创作风貌和社会时代精神等因素密切相关。张戒的“气胜说”推崇杜甫式的气胜诗歌创作和批评，而宋人尊杜甫，乃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产物。某种理论的产生，决非由于某些人突然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基于某种实践发展的需要。《岁寒堂诗话》产生的时代，理学已经达到巅峰，成为社会的主导观念，同时这一时代社会也发生了变化，理学体系正迎接社会的变革而寻求变化、扩张。这在文艺领域也可以说《岁寒堂诗话》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宋代理学这一社会伦理道德意识的意识形态的扩张，在古代诗学理领域渗透的自然结果。
张戒推崇杜甫，认为杜甫“意气不可及”，主要就其诗歌所蕴含思想内容而言。在张戒看来，杜甫的诗之所以“气胜”，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诗歌表现的思想感情符合儒家“圣贤法言”。杜甫《可叹》诗令古今诗人甘伏下风，正是诗歌所表现出的儒家忠义之气和爱国忧君之心，这恰恰就是杜甫诗歌气不可及的深层原因所在。
张戒《岁寒堂诗话》列举了许多杜甫诗篇，说明杜甫内在之“气”更在于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在于对民生社稷之由衷关怀，这是其诗歌高出众人之根本所在。杜甫一生做官时间很短，却以积极入世的儒家心态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怀才不遇而九死未悔。在理学盛行的时代，张戒极力推崇杜甫的思想人格魅力与精神修养，并认为这是杜诗名垂青史最重要的原因。这种精神内涵与人格修养的集中和呈现便是所谓的“气”。这种“气”，即“意气”，实即孟子所谓“吾善养浩然之气”。“气”这一理论在南宋达到了最高境界，他所赋《正气歌》堪为家喻户晓，其正气说名垂青史，其言行将儒家正气臻于巅峰，其人、其作堪称儒家文气结合典范。因此，张戒所强调基于儒家之思想的“气胜说”与这种时代思潮不无关系。
诗学理论的形成往往有其意识形态因素，“气胜说”作为张戒个人的诗学观自然也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张戒的诗论继承了儒家诗乐教化传统，既注重诗歌的伦理政治价值，又注重诗歌的艺术价值。张戒作为南北宋之交的一位爱国志士，作为一名正统的封建文人，他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的文学思想。在张戒的诗学中，所谓“气胜”在于关键心之“气”，也就是传统的“言志为本”，这意味着诗歌要积极负担起社会政治教化的作用，为封建统治服务。所以，他经常以思想内容的高下来评定作品的优劣，反映出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意识。凡是违背儒家礼教、不合于雅正标准的诗人诗作，张戒都予以坚决地反对，而这种评价明显地受到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观的至深影响。在张戒眼中，真正伟大的诗人不应仅仅是诗人，而要代圣贤立言，“通讽喻、尽孝忠”，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所以他一再称赞杜甫“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
总之，“气胜说”作为一种经典的诗学观念，它属于文艺心理学批评和社会学批评，为中国古代儒家诗论、文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丰富了“文气说”理论的蕴含，也为后世“文气说”理论明确了思想内涵和风格要求。
注：本文系重庆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南宋诗话与儒家诗学——以张戒诗话为例（2013PYZW02）”，及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校级重点科研项目“张戒《岁寒堂诗话》的文学批评问题（KY201313A）”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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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