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就纯粹的经济学理论而言，是否真的需要“宏观调控”尚存争议，但在实践中，虽然世界各国经济制度大不相同，却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施行着程度不一的宏观调控。因而宏观调控之于经济运行的真正价值，实在并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施行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大国来说，本身巨大的经济体量，以及经济全球化环境中错综复杂且敏感的经济关联，天然决定了“大国宏调”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超高的操作难度。
　　宏观调控第一次在中国被提及，可以追溯到中共十四大。作为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产物，宏观调控对于中国经济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生动而复杂的经济实践，使中国宏观调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收获了沉痛的教训。而毋须讳言的是，尽管宏观调控无论作为一个概念还是具体的政策被反复提及和施行，但是，中国至今也很难说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成熟的宏观调控理念。许多时候、许多政策，与其说是在搞宏观调控，毋宁说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相机而动。
　　已有学者注意到，检视中国近十几年的具体实践，宏观调控的宽泛化趋势非常明显，不仅许多职能部门似乎都可以不假思索地搞宏观调控；很多微观的产业政策，也常常以宏观调控的名义被强力推行。宏观调控之于中国并非仅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涉及大国转型中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合理作用范围，涉及如何确保权力真正在制度笼子中运用，而不是凌驾于市场经济合理规律之上的问题。因此，从理念和实践上检视反思中国当前的宏观调控，认真学习他国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宏调，意义自不待言。
　　本期封面专题，我们就聚焦“大国宏观调控”。
　　诺奖得主、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在《最佳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还是效率》一文中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究竟哪一个才是最佳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不仅很难做出选择，而且还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他从理性预期模型的角度，提供了货币与财政政策可行组合不同后果的分析思路。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库珀在《何以应对长期经济停滞》一文中提出的最佳应对战略为：第一，关注多数国家内部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这与家庭储蓄率的上升息息相关；第二，充分利用大量的基础设施需求，主要但不限于在发展中国家；第三，加大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资金投入。
　　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罗奇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认为，关联储渐进式加息的做法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关联储越早对市场动手，市场对经济的影响才会越小。他进而指出，美国和其他国家若一味操控经济而不推行结构改革，不仅无法令经济走上健康复苏之路，反而可能导致更多资产泡沫、金融危机及日本式的长期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