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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翻译看为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方式，现在可以再添上一种理由了：人活在现象世界，何谓获得古典意义上的“autark”（自足），难道不是把他的生命嵌入艺术的律动？
卡夫卡曾说，通天塔建成后，若不攀爬，也许会得到神的宽宥。这一隐喻，象征了语言交流的隔绝。同样的想法，还让他把横亘的长城与通天塔的垂直意象作了对比。不过，攀爬通天塔所受到的惩罚—“语言的淆乱”，却并未摧毁人类的勇气。翻译就是这种魄力与智慧的产物。
7世纪，玄奘组织国家译场，系统地翻译佛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伟大事件。那时，为了满足信众的需要，印刷术或许已经微露端倪，但譯本能广泛传播，最终掀起佛教哲学的神化风宣，还要靠抄书员日复一日的枯寂劳动。20世纪，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人们能够遥想千年前抄书的格局。当年抄书员普普通通的劳动成果，现在都成了吉光片羽。
远望欧洲，其时的知识传播，同样是靠抄工来临写悠广。但是两个半世纪后的公元909年，开始传出一条消息，说万物的末日即将迫近。这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恐慌，知识的流动也面临着停断的危险。处在如此岌岌危惧之际，心敬神意的抄书员或许会反问自己，继续抄写这些典籍有何益处，既然它们很快就要灰飞烟灭于最后的审判。
他们抄录的书，有一部分就是翻译的著作，是让古典微光不灭的典籍。幸亏抄书员不为世界末日将至的流言所影响，才让知识最终从中古世纪走出，迎来12世纪的文艺复兴。
这些普通的历史常识，让我经常把翻译者和抄书员等量齐观。因为他们的工作都不是原创。有时，欣赏南北朝写经生的一手好字，甚至会觉得翻译者比他们卑微。不过，我也曾把一位伟大校书者的小诗改换二字，描绘心目中所敬重的译者—抄工形象：一书迻译几番来，岁晚无聊卷又开。风雨打窗人独坐，暗惊寒暑迭相摧。
他们危坐于纸窗竹屋、灯火青荧中，一心想参透古人的思想，往往为了一字之妥贴、一义之稳安，殚精竭思，岁月笔端。他们很可能普普通通，只是些庸碌之辈或迂腐之士，但他们毕恭毕敬翻译、摹写那些流芳百世的文字，仅此一点，就足以起人“此时开书卷，心魂肃寻常”之感。更何况，若不是他们的默默辛苦，不朽者也早已死掉了。
玄奘大师为翻译所悬鹄的“令人生敬”，大概就隐然有这层意思。这也使我们反躬自问：为什么让那些不朽者不朽？我想，答案必定是人言言殊。但最简单、最实在的回答也许是，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就少了一个维度，一个叫作时间的维度；它一旦阙如，我们就会像站在荒漠的空旷之野，前面是无边的茫茫，身后是无边的黯然。
我推测，歌德的几行格言短句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Was in der Zeiten Bildersaal
Jemals ist trefflich gewesen
Das wird immer einer einmal
Wieder auffrischen und lesen.
（Sprüchwortlich，Ⅱ，420）
歌德说，在时间的绘画长廊中，一度不朽的东西，将来总会再次受到人们的重新温习。这几句诗和歌德精心守护文明火种的思想一致，它可以当作翻译者的座右铭。
文明的火种，概言之，核心乃是科学和艺术。科学是数学、逻辑的世界，艺术是图像、文字的世界。撇开科学不谈，对艺术的研究，尤其对艺术史的研究，说的大胆一些，它代表了一种文明社会中学术研究的水平，学术研究的高卓与平庸即由艺术史显现。之所以如此论断，也许是它最典型地代表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不带功利的高贵与纯粹。而这种纯粹性的含量，可以用来测试学术的高低。王国维先生谈起他羡慕的宋代金石学也是这样立论的：
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汉唐文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
观堂的眼中，金石学属于艺术史。金石器物就像书画一样，最易引牵感官的微赜纤末，带起理性的修辞情念。宋代的学术之所以高明，正在艺术兴味的作用。陈寅恪先生也是同一眼光，他评论冯友兰的哲学史，说过类似的意见，《赠蒋秉南序》也赞美“天水一朝之文化，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追随这些大师的足迹，我们不妨发挥几句：一个文明之学术，反映其势力强盛者在科学技术；反映其学术强盛者在艺术研究，鉴赏趣味与研究趣味的融合，最典型则是艺术史的探索。这是将近两百年来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现代意义的艺术史著作、鲁莫尔的《意大利研究》可作其初始的标记。它出版后，黑格尔不失时机地将之引进了《美学讲演录》。
恰好，鲁莫尔也是一位翻译家，是一位为学术而学术、不计名利、不邀时誉的纯粹学人。他研究艺术史出于喜爱，原厥本心，靠的全是个人兴趣。Character calls forth character（德不孤，必有邻）。参与这套艺术史经典译丛的后生学者，不论是专业还是业余，热爱艺术史也都是倾向所至，似出本能。只是他们已然意识到，社会虽然承平日久，可学术书的翻译却艰难不易，尤其周围流行的都是追钱追星的时尚，就更为不易。这是一个学术衰退的时期，翻译者处于这种氛围中，就不得不常常援引古人的智慧，以便像中古的抄书员那样，在绝续之交，闪出无名的、意外的期待。1827年7月，歌德给英格兰史学家卡莱尔写信说：
Say what one will of the inadequacy of translation， it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valuable concerns in the whole of world affairs.
（翻译无论有多么不足，仍然是世界的各项事务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工作。）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看一看汉斯·皮利兹等人1963年出版的《歌德书志》，翻译占据着10081至10110条目，约30种之多，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法语、中古高地德语、波斯语以及一些斯拉夫语。翻译一定让歌德更为胸襟广大、渊雅非凡，以至提出了气势恢宏的“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观念。他的深邃弘远也体现在艺术研究上，他不仅指导瑞士学者迈尔如何撰写艺术史，而且自己也翻译了艺术史文献《切利尼自传》。
歌德对翻译价值的启示，我曾在给友人的短信中有过即兴感言：
翻译乃苦事，却是传播文明的最重要的方式；当今的学术平庸，翻译的价值和意义就更加显著。翻译也是重要的学习方式，它总是提醒我们，人必犯错，从而引导我们通过错误学习，以至让我们变得更谦虚、更宽容也更文雅，对人性的庄严也有更深至的认识。就此而言，翻译乃是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方式。（2015年5月29日）
把翻译看为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方式，现在可以再添上一种理由了：人活在现象世界，何谓获得古典意义上的“autark”（自足），难道不是把他的生命嵌入艺术的律动？翻译这套《艺术史名著译丛》也许正是生命的深心特笔，伴着寒暑，渡了春魂，摇曵于艺术的律动。这律动乃是人类为宇宙的律动增美添奇的花饰绮采。
（本文为《艺术史名著译丛》总序）
卡夫卡曾说，通天塔建成后，若不攀爬，也许会得到神的宽宥。这一隐喻，象征了语言交流的隔绝。同样的想法，还让他把横亘的长城与通天塔的垂直意象作了对比。不过，攀爬通天塔所受到的惩罚—“语言的淆乱”，却并未摧毁人类的勇气。翻译就是这种魄力与智慧的产物。
7世纪，玄奘组织国家译场，系统地翻译佛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伟大事件。那时，为了满足信众的需要，印刷术或许已经微露端倪，但譯本能广泛传播，最终掀起佛教哲学的神化风宣，还要靠抄书员日复一日的枯寂劳动。20世纪，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人们能够遥想千年前抄书的格局。当年抄书员普普通通的劳动成果，现在都成了吉光片羽。
远望欧洲，其时的知识传播，同样是靠抄工来临写悠广。但是两个半世纪后的公元909年，开始传出一条消息，说万物的末日即将迫近。这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恐慌，知识的流动也面临着停断的危险。处在如此岌岌危惧之际，心敬神意的抄书员或许会反问自己，继续抄写这些典籍有何益处，既然它们很快就要灰飞烟灭于最后的审判。
他们抄录的书，有一部分就是翻译的著作，是让古典微光不灭的典籍。幸亏抄书员不为世界末日将至的流言所影响，才让知识最终从中古世纪走出，迎来12世纪的文艺复兴。
这些普通的历史常识，让我经常把翻译者和抄书员等量齐观。因为他们的工作都不是原创。有时，欣赏南北朝写经生的一手好字，甚至会觉得翻译者比他们卑微。不过，我也曾把一位伟大校书者的小诗改换二字，描绘心目中所敬重的译者—抄工形象：一书迻译几番来，岁晚无聊卷又开。风雨打窗人独坐，暗惊寒暑迭相摧。
他们危坐于纸窗竹屋、灯火青荧中，一心想参透古人的思想，往往为了一字之妥贴、一义之稳安，殚精竭思，岁月笔端。他们很可能普普通通，只是些庸碌之辈或迂腐之士，但他们毕恭毕敬翻译、摹写那些流芳百世的文字，仅此一点，就足以起人“此时开书卷，心魂肃寻常”之感。更何况，若不是他们的默默辛苦，不朽者也早已死掉了。
玄奘大师为翻译所悬鹄的“令人生敬”，大概就隐然有这层意思。这也使我们反躬自问：为什么让那些不朽者不朽？我想，答案必定是人言言殊。但最简单、最实在的回答也许是，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就少了一个维度，一个叫作时间的维度；它一旦阙如，我们就会像站在荒漠的空旷之野，前面是无边的茫茫，身后是无边的黯然。
我推测，歌德的几行格言短句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Was in der Zeiten Bildersaal
Jemals ist trefflich gewesen
Das wird immer einer einmal
Wieder auffrischen und lesen.
（Sprüchwortlich，Ⅱ，420）
歌德说，在时间的绘画长廊中，一度不朽的东西，将来总会再次受到人们的重新温习。这几句诗和歌德精心守护文明火种的思想一致，它可以当作翻译者的座右铭。
文明的火种，概言之，核心乃是科学和艺术。科学是数学、逻辑的世界，艺术是图像、文字的世界。撇开科学不谈，对艺术的研究，尤其对艺术史的研究，说的大胆一些，它代表了一种文明社会中学术研究的水平，学术研究的高卓与平庸即由艺术史显现。之所以如此论断，也许是它最典型地代表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不带功利的高贵与纯粹。而这种纯粹性的含量，可以用来测试学术的高低。王国维先生谈起他羡慕的宋代金石学也是这样立论的：
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汉唐文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
观堂的眼中，金石学属于艺术史。金石器物就像书画一样，最易引牵感官的微赜纤末，带起理性的修辞情念。宋代的学术之所以高明，正在艺术兴味的作用。陈寅恪先生也是同一眼光，他评论冯友兰的哲学史，说过类似的意见，《赠蒋秉南序》也赞美“天水一朝之文化，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追随这些大师的足迹，我们不妨发挥几句：一个文明之学术，反映其势力强盛者在科学技术；反映其学术强盛者在艺术研究，鉴赏趣味与研究趣味的融合，最典型则是艺术史的探索。这是将近两百年来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现代意义的艺术史著作、鲁莫尔的《意大利研究》可作其初始的标记。它出版后，黑格尔不失时机地将之引进了《美学讲演录》。
恰好，鲁莫尔也是一位翻译家，是一位为学术而学术、不计名利、不邀时誉的纯粹学人。他研究艺术史出于喜爱，原厥本心，靠的全是个人兴趣。Character calls forth character（德不孤，必有邻）。参与这套艺术史经典译丛的后生学者，不论是专业还是业余，热爱艺术史也都是倾向所至，似出本能。只是他们已然意识到，社会虽然承平日久，可学术书的翻译却艰难不易，尤其周围流行的都是追钱追星的时尚，就更为不易。这是一个学术衰退的时期，翻译者处于这种氛围中，就不得不常常援引古人的智慧，以便像中古的抄书员那样，在绝续之交，闪出无名的、意外的期待。1827年7月，歌德给英格兰史学家卡莱尔写信说：
Say what one will of the inadequacy of translation， it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valuable concerns in the whole of world affairs.
（翻译无论有多么不足，仍然是世界的各项事务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工作。）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看一看汉斯·皮利兹等人1963年出版的《歌德书志》，翻译占据着10081至10110条目，约30种之多，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法语、中古高地德语、波斯语以及一些斯拉夫语。翻译一定让歌德更为胸襟广大、渊雅非凡，以至提出了气势恢宏的“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观念。他的深邃弘远也体现在艺术研究上，他不仅指导瑞士学者迈尔如何撰写艺术史，而且自己也翻译了艺术史文献《切利尼自传》。
歌德对翻译价值的启示，我曾在给友人的短信中有过即兴感言：
翻译乃苦事，却是传播文明的最重要的方式；当今的学术平庸，翻译的价值和意义就更加显著。翻译也是重要的学习方式，它总是提醒我们，人必犯错，从而引导我们通过错误学习，以至让我们变得更谦虚、更宽容也更文雅，对人性的庄严也有更深至的认识。就此而言，翻译乃是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方式。（2015年5月29日）
把翻译看为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方式，现在可以再添上一种理由了：人活在现象世界，何谓获得古典意义上的“autark”（自足），难道不是把他的生命嵌入艺术的律动？翻译这套《艺术史名著译丛》也许正是生命的深心特笔，伴着寒暑，渡了春魂，摇曵于艺术的律动。这律动乃是人类为宇宙的律动增美添奇的花饰绮采。
（本文为《艺术史名著译丛》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