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是否就是“千古罪人”？两个甲子以来，人们对此多有争论。如今，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外交舞台上的“剧情”如何上演，台上的“演员”当然留下了最直观的印象，但在背后主宰的“编剧”和“导演”，永远是不可抵挡的国际大势、历史潮流。并不是一句“千古罪人”就能包揽其中所有内涵。

马关之后成“卖国贼”

　　甲午战争，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回到国内，发现自己成了不折不扣的“全民公敌”“卖国贼”。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认为他丧权辱国，坊间传言他收了日本人的贿赂故而签下“卖国条约”，更有来自刺客的死亡威胁。实际上，李鸿章在马关时，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第三轮谈判之后，他在回住所的途中遭到一名日本刺客枪击，子弹不偏不倚卡在他左眼下的骨缝，若再偏一点射入头颅，他很可能就无法见证几年之后中国遭受的另一奇耻大辱。
　　“伤处疼，弹难出。”关于伤情，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里只有这几个字。突如其来的刺杀让参加谈判的日本全权代表、首相伊藤博文气急败坏，他们本来已经对李鸿章“极限施压”，尽管后者苦苦斡旋，但日本人提出中国“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偿军费白银3亿两”的条件没有丝毫松口。此事一出，日本顿时面临国际压力，同时担心李鸿章就此回国中断谈判，他们即将到手的巨大利益又要延后。
　　然而李鸿章仍然留在了谈判桌上。表面上他是清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实际上在谈判涉及的重大问题上，朝廷的表态都是“着鸿章酌量办理”。这个“甩锅”真是千钧之重。如果采取强硬态度，中日战争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清政府很难承受;若依从日本人的要求，中国同样要遭受巨大的损失。怎么选择都是错。较之身体的伤痛，李鸿章内心的痛苦恐怕更为严酷地折磨着他。
　　“弱国无外交。”李鸿章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谈判桌上苦苦哀求。刺杀事件导致日本人同意将索赔额减少至2亿两白银，他想让对方再手下留情。最后一轮谈判时，会谈从下午2点半延续到晚上7点半，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减轻勒索，但均遭拒绝。
　　参加谈判的日本政府另一名全权代表、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对此记录道：“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

　　表面上他是清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实际上在谈判涉及的重大问题上，朝廷的表态都是“着鸿章酌量办理”。这个“甩锅”真是千钧之重。

　　签下《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担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被免，他赋闲在北京贤良寺。1896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各国要派代表前去祝贺。清政府本派他人前往，但俄国方面特地提出代表的“级别问题”，最终朝廷还是只能请李鸿章去。李的推辞与朝廷的坚持来往几个回合之后，这位老臣终于还是踏上了万里旅程。
　　此行当然不只是前去俄国道贺如此简单。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联合俄国对抗日本”的声音在清政府内部越来越响，李鸿章也是此策的支持者。当时俄国正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提出让清政府准其在中国东北“借地修路”，俄国以“联合中国对抗日本”为交换条件。李鸿章相信俄国人会遵守承诺，于是代表清政府在约定上述事宜的《中俄密约》上签字。
　　随后，李鸿章又游历参观了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并渡洋访问美国与加拿大。半年多的欧美之行，让他打开眼界，看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与西方强国的巨大差距。

辛丑求和再当“罪人”

　　《中俄密约》一签，李鸿章以为可保中国二十年无虞。他绝没有想到的是，仅仅4年之后，八国联军中第一个攻破北京头道城门的正是俄国人的军队！
　　1900年，义和团的“灭洋”运动進入高潮。6月，列强军队以保护外交使节的名义攻入北京，清政府宣布同时向十一国开战，然而清军与义和团无法抵挡列强的进攻。彼时，李鸿章任两广总督，远在广州，朝廷屡次急电让他“北上勤王”。有他人记录当时李鸿章的回复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这条原文在李鸿章留存下来的电稿里不存，但可以考证的文献里，李鸿章其实表达了同样的态度。时任大理寺卿、全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封疆大员“召集义民”“北上灭洋”的命令。盛宣怀立即给李鸿章发了电报，提出：“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这被认为是“东南互保”的开端。

　　李鸿章收此电后立即转发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并回复盛宣怀：“廿五矫诏，粤断不奉。”他声称朝廷之前的命令是“矫诏”，以此为自己避免“公然抗旨”之名。有了官员中地位最高的李鸿章的表态，东南各省的封疆大吏都按兵不动。
　　列强兵临北京城下时，朝廷急忙恢复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并委派他为全权代表与各国和谈。受命和谈后，李鸿章并未直接北上，而是在上海逗留了许久。他自然不能贸然前往，因为朝廷内有不少认为他是汉奸、欲将他除之后快的人;同时，列强尽管有不少人敬重他在外交中的地位，但也不是人人都买他的账。
　　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开始与列强和谈时，住所之外仍需靠俄国军队保护。清政府派出的另一位谈判全权代表是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和谈从庚子年谈到辛丑年，两人在万般屈辱中与十一国外交使节斡旋了几乎一年。
　　1901年9月7日，各方要在《辛丑条约》的最终文本上签字。清政府的两名全权代表李鸿章和奕劻各自签上了自己的花押。

　　在当时的外国人眼里，李鸿章是中国最懂外交、最有世界意识的优秀政治家，但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他永远是一个失败者、失意者，甚至被认为是千古罪人。

　　奕劻，一个庸碌无为的政治投机分子，彼时已经63岁，也完全算不得是“年轻”;后来，他继续身居总管清政府对外事务的要职，在辛亥革命时力荐袁世凯复出，后来主张清帝退位，算是为中国的封建王朝盖上了最后几铲黄土。
　　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真实的个人很难撼动大势。李鸿章其实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北上议和，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动身之前，他对朋友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言罢，涕泪长流。

永远失意的政治家

　　议定《辛丑条约》，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心血。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说：“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然而，清政府已经“吃亏”太甚，让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无法再有他希望的转机。
　　签约两个月后，李鸿章病危。而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俄国公使还在他的屋内逼迫他将东三省的路矿权益转交给俄国。当初为之全力争取的“中俄联盟”梦想的破灭，这无疑给了他最后一击。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

　　李鸿章的人生和其外交历程走到了尽头，但他对世界政治经济大势的判断，则在更早之前被记录下来，耐人回味。
　　1896年，李鸿章在访问美国东海岸时，曾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当时，美国政府通过排华法案，为表示抗议，李鸿章改变了原来从美国西海岸乘船回国的计划，最后从加拿大温哥华返程。在这次采访中，李鸿章详细表述了自己对美国政府此举的看法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世界政治经济理念。
　　他直言“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在他看来：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
　　他进一步说：“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
　　李鸿章质问：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國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
　　当《纽约时报》记者询问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是否有出路时，李鸿章回答：“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他表示，中国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来投资，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
　　这些观点，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有其价值;甚至仍然说中了当前中美政治经济交往领域的一些焦点问题。当年在欧美的此类见闻以及所思所想，李鸿章回到北京后向慈禧和光绪帝都如实汇报。然而，这些事实和理念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也无法治愈病入膏肓的清王朝。
　　在当时的外国人眼里，李鸿章是中国最懂外交、最有世界意识的优秀政治家，但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他永远是一个失败者、失意者，甚至被认为是千古罪人。这难道仅仅是其个人能力不济造成的？其实，他只是站在前台的一个代表。国家实力的强弱，才是决定国际交往形势的根本要素。
　　李鸿章去世后，曾经是他“政敌”的梁启超撰写了《李鸿章传》。他说：我不能说李鸿章不是英雄，但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不是造时势的英雄。他在传记中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