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要注重自身改革
　　
　　从商业银行的角度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世界性的，既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也不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特有问题。因此，中国的商业银行不应该把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的原因推卸给作为客户的中小企业。
　　银行也是企业。我们应该牢记企业埋怨客户而放松自身的努力就不会获得收益。
　　银行在研究融资项目时，融资对象越是大企业、相互之间的关系越密切，银行越会注重迄今为止的特殊的交易关系以及资本关系和人际关系。而如果融资对象是中小企业的话，对特殊情况的关注程度就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只有面对不特定多数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操作，才是银行开展融资业务的立脚点，也是其最重要且最基本的技术所在，这种技术堪称为金融业的工匠技术。
　　银行的社会性使命是不断提高自身作为金融业工匠的技术，对作为客户的企业进行正确的财务管理指导并提供资金。这种技术一言以蔽之，就是正确掌握企业实际情况的技术。而要正确掌握企业的实际情况，银行就必须频繁地造访相关企业。在银行内闭门不出，不流血流汗，是永远不可能揭开企业的面纱的。
　　先进国家的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够面向中小企业进行融资，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中小企业与中国有所不同。企业的特点相似，可是它们的商业银行通过努力增加与客户的接触，并正确地把握企业的实际情况，将信息及时转达给银行总负责人，建立客户经理、部门经理和总负责人上下一体的内部管理体制，才有可能对中小企业展开融资业务。
　　日本的商业银行在从欧美引进现金流分析手法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采用的是一种传统方法，就是通过制定现金流的周报表和月报表来把握企业的真实情况。可是即使是在日本，中小企业的财务报表也不健全，而且每周或每月进行结算的企业根本没有，就是把财务报表读破，也做不出现金流的周报表和月报表。
　　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都在经营者的脑子里。于是，日本的银行职员就频繁造访企业，经营者经常去什么地方？与什么人会面？每次出门是乘轿车还是乘电车？开什么品牌的轿车？自己家里有几辆轿车？什么时候购买的？企业原材料或产品的进出情况？员工的工作态度等等，了解与企业相关的所有信息后，再比照贴现商业票据的内容、应收帐款和应付帐款的支付条件，最后制作出现金流的周报表和月报表。
　　通过这些努力，银行认为企业真实的财务内容和经营情况良好的话，就可以放心地积极地对企业发放贷款。对表面上财务情况不好的企业进行周密的调查后，发现其真实情况要好得多，那么银行从中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收益。也就是说，银行通过提高自身融资业务的技术、通过日积月累的努力，可以发现风险低的融资对象来获取高收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其器的结果就是高收益。
　　


　　但是在中国，通过上述努力仍然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有两个。
　　一个是中国企业间的交易习惯当中，作为结算手段的商业票据几乎还没有得到普及。而且在普及商业票据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企业间的支付条件不按事先的协议执行。这是只靠银行业的努力解决不了的问题。
　　商业票据是反映企业间的资金流动和信用关系的具体形式。银行根据客户要求贴现的商业票据的内容，可以了解客户与什么样的销售对象缔结了什么样的付款条件。此外，还可以根据客户出具的商业票据的结算信息了解客户与进货公司之间的关系。在企业间的付款条件得不到遵守、商业票据不流通的条件下，即使银行可以一时地对企业的真实情况了如指掌，但是第二天这些信息可能就会失去任何价值。
　　另一个就是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体制的问题。这是银行业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努力方能解决的问题。
　　说到中国金融业的技术能力弱，中国的有关人员可能会有抵触情绪。就个别领域的业务知识和理论来说，中国的相关信息可以说是充斥了市场。在一般的书店，有关对银行业务解说的书籍也是琳琅满目，与日本相比，毫不逊色。有关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及现金流表等财务报表也在会计制度规定中得到了体现。大多数的从业人员想必也都掌握了这些知识。但是，并不是说掌握了这些知识的人才集结到一起，金融机构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做好银行的金融业务，除了要广聚人才，还要完善内部的信贷决策和评价体系，明确责权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人事评估。否则的话，济济一堂的人才也只能大材小用。
　　信贷决策人并不需要亲临现场搜集“软信息”，但是他要肩负决策责任。正因为责任重大，所以其地位与待遇更应该与责任相挂钩。此外，决策人还需要具备一种能力，就是不论出自部下的恶意与否，要能正确识别部下所上报的“软信息”是否属实。
　　在与中国一些地方商业银行信贷员交流后，我们认为很多信贷员通过现场的实践已经逐步掌握了如何获得“软信息”的技巧及分析方法。
　　


　　但问题的所在是，优秀的信贷员们的好点子并没有上升为银行的业务诀窍，对想出好点子的信贷员也没有一个积极的人事评价体系。只要在金融机构从事信贷业务，就不可能避免不良债权的发生。不论信贷员创造出多么高明的企业分析技巧，只要发生了一项不良债权，他就会立即被追究责任，而决策人的责任却被束之高阁。这样的内部体制只会削弱现场工作者的工作干劲。
　　金融机构内部的人事评价体制应该是这样的：对现场表现出色的信贷员予以提拔，给予他更大的决策权限，将他的想法广泛地反映到信贷决策操作中。与此同时，还要将他的想法随时反映到与业务程序（信贷决策标准）和权限相挂钩的人事规定中。违反者将受到处罚。
　　如果建立了这样的体制，即使分支机构没有决策权限，或者即使由远离总行的分支机构进行决策，也不会出现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贷款权限的高度集中是造成县域中小企业融资的瓶颈。其实，信贷决策地远离融资现场，或分支机构没有信贷决策权限本身并不是根本原因，融资业务无法迅速展开的真正原因在于信贷决策标准。如果行内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其内容十分明确且立足于现场实务的话，信贷决策人就可以知道相关的分支机构是否正确地把握了现场的情况，其决策过程是否恰当。也就是说，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是自己未曾遇见过的案例，决策人也能迅速、正确地对案例下结论。
　　金融机构的内部程序和规定不是单纯地为了让上级束缚下级，而是为了使现场的职员能够安全地执行业务。程序和规定的目的在于让职员能够事先规避在现场容易犯的错误或有可能发生的业务风险，使业务有效地展开。
　　还有，在现场工作有时会因为疏忽而放过一些风险要素。但是如果信贷决策标准是立足于现场实务的，那么对信贷决策人的决定，分支机构是会信服的。
　　另外，从信贷决策业务的角度来说，有时候需要在不受现场干扰的环境下工作。这不是说信贷决策人高高在上，而只是与现场的信贷员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而已。如果信贷决策标准不能反映信贷现场的情况，就不能充分地进行案例分析，通过的案例也会很快变成不良债权，这样的结果是徒劳无益的。
　　目前，中国大多数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权限都集中在二级分行，农村信用社的信贷决策权限集中在联社。日本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日本城市银行分支机构的信贷决策权限也非常有限，原则上都要由总行的审查部门进行决策。很多地方银行和信用金库或信用合作社的分支机构基本上也没有信贷决策权限。
　　“一行一策”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各个金融机构根据各自的经营情况来规定独自的信贷决策权限是必然的。当然，政府要制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标准，规定金融机构应该遵守的最低限度的内容。只要不与政府的监督管理标准相抵触，那么“一行一策”就不会有问题。
　　在日本，不论是地方的小规模金融机构还是被称为四大金融集团的大型城市银行，在以中小企业为主要业务对象的分行，一般来说一名客户经理要负责50—60家企业的业务。
　　分行行长即使不执行具体的贷款项目或不处理一些悬案，也会尽可能地造访客户。一般来说每天最少上午要访问一家企业，下午要访问两家企业。此外，晚上的宴请也是与客户之间的重要沟通方式。
　　不论是贷款业务经理还是存款业务经理，分行的所有职员每天都要将业务计划和业务成绩记入日报递交分行长。分行长对日报也不是简单地过目，还要发出指示，如有必要还要亲临现场。此外，在将日报递交分行长之前，还要通过部门经理和副行长的审查，相关信息在银行内部大家可以共享。
　　银行业务中，有些需要客户按章签字的如合同、票据及有关权利方面的文件，这些文件虽然已经上缴给负责人了，可是因为来不及处理，负责人必须先保管一段时间。对于这些业务，如果客户经理与客户之间仅靠口头保证来处理，就会出现重大问题，甚至会引发犯罪。而且客户经理也不能放心地处理相关案例。这时候，部门经理就要要求客户经理记录每天处理这样的“重要案例”的数量，以及未能处理完毕的原因等信息，对此部门经理必须亲自进行确认，之后负责放进保险柜保管。
　　日本的商业银行都会在总行制定一个本银行体系内可以共同使用的手册，只要根据这个手册就会对所有的业务程序有一个概观。总行的程序编辑负责人首先要到现场进行调查，而且在编辑的过程中也会将相关内容反馈给现场。就是在编辑完毕以后，仍然会不断地吸收现场的意见进行修正。因为业务程序是银行内部系统可以共同使用的，而且十分详细周到，所以银行内部的远距离调动也不会受到影响。（一般来说，银行内的调动，不论调动到日本全国哪个城市都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完成业务交接任务）
　　对上述这些行为，中国金融机构的相关人员可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特别是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是否制定了行内统一的格式呢？资料的传递方法和确认方法是否明文化了？在行内是否进行了统一？即使有了一个统一的程序，程序的遵守情况是否在银行上上下下以及所有的分支机构都能得到检验和评价？
　　之所以以日本的情况为引子来提出问题，是因为在地方座谈会上了解到了如下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反映，一名客户经理最多只能负责５—６家企业的业务。这不是客户经理能够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总行业务规划部门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分行经营负责人的责任。
　　浙江省台州市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介绍说，因为不能对程序进行灵活机动的修改，所以经营资源被白白浪费。在台州市，有一些地方性商业银行，像台州市商业银行一样，采用了绝不逊色于先进国家的经营管理手法，并获得了成功，相比之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僵化体制一目了然。
　　总行的业务规划部门应牢记：银行的内部程序和规定并不是单纯的以上级约束下级为目的而制定的，而是预防现场有可能发生的风险于未然，提高业务效率为目的的。上级组织不应该把一些不清晰的概念强加给下级职员，而应该从确认现场的实际情况出发，将所有具体的工作方法向下层职员指明。业务骨干必须在现场。
　　台州市的另一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介绍，当把客户管理、业绩和不良贷款的责任全部推给客户经理后，其业务态度变得十分谨慎小心了。这个问题不涉及到政策的好坏，只是令我们感到非常费解的是，有关信贷责任和人事评价等重要问题竟然可以由地方分行独断专行。而且，如果客户经理要负全责的话，分行长和部门经理的职责跑到哪里去了呢？这样一来，就等于说分行甚至是整个银行完全放弃了治理结构。
　　另外，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地区都接触到了有关“企业间互保”的问题。对此，人民银行也非常重视，并准备进行限制。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涉及银行的治理结构。
　　实际上是银行自身在将企业真实的财务情况复杂化，是自己往死胡同里走。如果银行的治理结构能够发挥作用的话，不论政府部门是否会进行限制，都应该分别在行长、分行长、审查部长等各个层位起到监督和限制的作用。
　　例如，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某个地方分行，作为一种地方性习惯，分行长和职员理所当然地启动了“企业间互保”，但是对此，在总行的审查部门通过对贷款案例的审查中就应指出其问题。即使通过了审查部门一关，在整个银行的业务监查体系面前，问题也应该会暴露的。
　　
　　 中国的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
　　
　　金融衍生产品是特殊产品，但存贷款业务则是银行业务中的基础之基础。不论你学习了多少金融理论，如果连基本业务都不熟悉、对现场的实务不能进行正确的判断，作为经营者就是失职的。客户经理在现场遇到问题不知所措时，能够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引导，而且可以根据需要独自一人奔赴现场，正确、有效地处理问题，只有具备这样的能力，才能胜任银行分行的经营者或管理者的职务。
　　对于前面提出的问题：“只要把拥有丰富知识的人才集结到一起，金融机构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我们的回答是：“不。”仅仅拥有具备丰富知识的人才，而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人事评价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的话，金融机构是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的。
　　例如，我们在所有地区召开的座谈会上都听到了这样的抱怨∶审查部门所在地与案例现场相距太远。可是实际上，审查部门所在地远离贷款案例现场，或分行没有贷款审批权等情况并不构成本质性的问题。问题的根因在于审查标准。如果行内没有一个统一的审查标准，且其内容明确并脱离于现场实务的话，审批负责人只有凭自己的感觉进行决策，不能正确地认识没有接触过的案例。
　　我们再重申一下，银行的内部程序和规定并不是单纯的以上级约束下级为目的而制定的，而是以防现场有可能发生的风险于未然，提高业务效率为目的。这些程序和规定是为了保护银行领导层而制定的。在业务现场，往往会出现业务员因一时头脑发热而放过风险要素的情况。而如果审查标准是根据现场实务制定出来的话，分行业务部门的人员一定会信服审查部门的说明和解释。有时候与现场保持一定距离，能更客观地进行审查。审查主管部门绝对不是高于业务现场的部门，而仅仅是在与业务现场站在同样的高度上，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部门。如果审查标准不考虑业务现场的情况，那么得到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结果：不能充分识别案例，即使识别出案例，其债权也都是有问题的。
　　如果内部程序和权限规定明确，且银行内部的业务监督、审查和人事评价都以此为依据、那么现场的信贷员就会相信自己所属的银行组织，就会放心地、积极地开展业务。这样的组织运营会降低业务风险，进而降低成本，提高收益。
　　再分析中国的商业银行的习惯。在地方座谈会上听到大家采用“企业间互保”的形式进行贷款，这种现象表明大家过份拘泥于在一家银行的交易，还不愿意与多家银行开展业务。
　　多家银行交易可以有助于客户的发展，对银行业整体来说，可以减少风险、在相互竞争中提高服务质量，双方都会从中获得很大的利益。公司治理结构的对象也应该包括与同行业之间的关系和整个行业的发展。一些急功近利的拉拢客户的行为只会加大风险，使银行业自身走向衰退。
　　
　　重新认识金融业传统的重要性
　　
　　中国在发展中不能只是照搬欧美和日本的经验，中国人应该分析本国实情之后，根据中国的特点提高相关的技术水平。
　　比如说，在日本引进美国的经验之前，很早就拥有根据详细的现金流表来分析企业的真实情况的方法，并通过此方法致力于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业务。另外，在香港存在这样的交易习惯：即使不越境，在同一区域内进行交易也要使用信用状（“Local L/C“）。这些方法，都是现场的银行业务员在把握企业的交易习惯的真实情况以后，建立起的高效且正确的风险规避机制。
　　日本金融业的工匠技术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日本虽然在19世纪末开始引进欧美银行的制度模式向国际标准靠拢，但是其工匠技术却始终没有失传，得到了良好的继承。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使没有有关“债权人的权利保护”规定，只要是健全的金融机构也是可以经营下去的。即只要银行根据对企业真实情况的调查，发现其风险大时不向其放款即可。这就是金融机构的经营决策能力。不论“债权人的权利保护”规定怎样细致缜密，如果金融机构不警惕对高风险企业的放款，那么其经营就永远走不上正轨。我们不应将经营决策问题和权利规定问题混为一谈。
　　在中国，山西人发明了一种名为“山西票号”的体系。还有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在元朝的时候就已经在使用复式簿记了。重视这些传统并将它们有机地融入现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被称为票号或钱庄的民间金融机构，在经济混乱的情况下是怎样回避风险的？都进行了哪些组织改革？对这些情况不应该把它们视为解放前封建时代的产物，而应该作为中华民族构筑金融制度的一个历史过程予以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相信，中国的商业银行只要不懈努力，不断改革，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的金融领域，中国一定会与日本和欧美的商业银行之间建立起相互信赖的伙伴关系。
　　
　　（瑞穗综合研究所株式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