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爸爸对Q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知道为什么吃粽子吗?因为要纪念屈原。屈原呀，大好人，大诗人，被坏人欺负，跳河了。然后爸爸突然补充，不过呢，屈原也不好，自杀就不对。Q宝同意，对呀，活着多好，他咬一口粽子，死了就再也不能玩了。
　　晚上Q宝又把粽子的故事讲给他的小朋友们听，他特别提醒，屈原傻啊，扑通，死掉了。小朋友听了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模拟屈原投河的样子，稀里哗啦最后定论，屈原脑子有问题。
　　我看看Q宝爸爸，他辩解说，那有什么办法，现在小学生都自杀，得时刻教育他们热爱生命啊。我也没话说。想着屈原活到今天，生也屈辱，死也屈辱。
　　这种生死两屈辱，我在看完电影《南京!南京!》后，感同身受了。妈的，南京大屠杀根本不是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嘛!陆大导演四两拨千斤地带着我们从哲学峰巅看待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刻：一方是战争，一方是人类，或具体点，日军加上中国人。所以，在一个辽阔的国际视野里，我们预设的感受应该是：像日本小军官那样，痛恨战争。
　　但我痛恨陆川。这小子太肯德基了，以为标一个1937，弄两段拉贝日记，就是历史了。不过，要只是肯德基，一个鸡腿也坏不了什么事，问题是这小子太汉奸，日本士兵都人模人样，不仅收获镜头意淫还得到音乐配合，说起来是用法西斯美学揭露战争中的人性，但造成的实际效果是赞美，与之相配合，中国孩子简直白痴，一个以为枪声是炮仗，一个逃命途中吹蒲公英玩。不过，如果只是汉奸，陆川的危害也大不到哪儿去。抗战中，我们除掉了许多汉奸。不，他不光是汉奸，还是个人道主义者。就像姜老师可以站在崇高的位置请“你们”中的一百个女士去当慰安妇，最后又可以用英语请求日本小军官的成全，人道主义者陆川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年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安全位置。一边为唐先生洗刷了污点，一边为角川漂白了历史，而且，角川最后的台词“活着比死更艰难”更是为所有活着的日本兵进行了哲学超度，可是，总要有人承担罪责或污点吧，是电影一开场就决心弃城的我军官兵?还是中途没有能力保护安全营的纳粹好人?还是，“姜老师，救救我”这样的贪生怕死?
　　事实是，人道主义者陆川先生的电影，因为选择以日本兵为主要视角，只好把自己逼到现代主义的创作路线上，而在现代主义的敌我逻辑里，主语和宾语不仅可以互换，而且可以合并。也因此，黑白影片貌似为了保护我们的眼睛不流血，但也同时讨好了日本观众，而作者背后的美学追求也无可避免地暴露出虚伪和荒淫。不说日本兵的身体和思乡，也不想再提结尾的日本人入城仪式。基本上，那个仪式可算中国银幕的奇耻大辱，以疑似揭露靖国神社的方式荼毒了我们的中国感情。
　　不说这个。来看影片中的强奸。强奸是影片的一个重要设置，也是最能揭露日军本质的动作表达，但影片却花大力气讴歌了处男角川对百合子的感情，所以在角川的爱情态度比照下，强奸不再是帝国主义的罪行，它成了检验好男人坏男人的表达，和影片的战争逻辑同享一个结构。只是强奸，不是帝国主义的性侵略。而令人更为不安的是，角川在同伴的歌声中突然看到中国慰安妇的尸体，他表情惊愕，完全间离于自身的罪行，而同时，陆川给了江一燕等被肆意践踏过的身体一个相当美的镜头(那几具女性身体，想必也是经过挑选的美丽身体)。在那一刻，我明白了陆川为什么要集合这么一批青春明星包括小品大王，因为这些人不会带来现实主义氛围。
　　但我们必须牢记，现代主义的镜头语言在这一刻显得极为无耻。回头来看影片的前四十分钟，抽象化的杀戮，有秩序的罪行，好像大师笔法，场面大，又节制，但它造成的实际效果却是反现实主义和反历史的。事实上，《南京!南京!》再一次提醒我们，这样的帝国主义题材是不能用现代主义的形式来支撑的，这也说明，在成千上万的二战电影中，以现代主义的镜头和形式去展开的，总是要遭受人民的口水。
　　说实在，如果陆川是日本人，我可以接受《南京!南京!》，但他不是，他是个三十八岁的中国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