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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地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沿革，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的积极配合。理清三者各自的内容与社会功用，有助于掌握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脉络延伸。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群体治史机构历史教育
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起并与集中于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遥相呼应，共同构成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化支脉。梳理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沿革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的关键作用。理清三者的内容及社会功用，有助于把握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脉络延伸。
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
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作主体，除了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领袖群体，还有一个由100多位史学论著作者和干部学校历史教师构成的史学群体，代表人物有范文澜、陈伯达、吴玉章等。尽管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的演说《改造我们的学习》和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认为是将延安地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尤其是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在马恩列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下的深入研究，但由于受教育背景的不同以及与高层领导之间互动的程度不一，这些史学工作者转向马克思主义治史方法的原因，以及把握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效用并不一致，由此带来的史学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亦是迥然不同。
从国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范文澜是由国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型代表。1926年范文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就失掉了与党中央的联系，直到1939年才重新加入，这段时间里，他的治学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当1940年到达延安后，他开始根据时势不断反思、学习，加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指点和帮助，其对经学的态度及治经之道开始发生转变。这位曾以浙东学派后裔自居的先生，在认识到“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的同时，受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启发，提出“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的观点。
从民族主义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陈伯达和吴玉章皆是从民族主义史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国民党党员，他们早先的历史研究出发点主要在于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陈伯达年轻时信奉三民主义，即使到了延安，也一度继续研究孙中山及其思想学说。在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指导，特别是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后，曾尖锐批评“以唯物史观当做超历史哲学理论来看待”①的他，一跃而成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吴玉章早先则是创办《四川》杂志，对外坚决反帝，对内坚决反清。在从《过激派》一书了解到苏联的革命经验后，开始对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作了彻底的批判和总结，从此转向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治史立场与方法。
从西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思想源自西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李大钊和郭沫若都是受到日本学者的启发，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史学研究。其次，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不仅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产生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出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②再次，西欧史学有助于史学工作者从源头上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思潮。曾经留学法国的吴玉章就曾提及：“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我再度出国到法国去留学，由工科改学政治经济，更多地学习了世界史，特别是西洋史，其中尤其喜欢法国革命史。这对我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有帮助的。”③延安地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亦可视为一种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
治史机构的设立与沿革
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有较为固定的治史机构，比如早期的延安马列学院及其历史研究室。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说中，指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弱点与不足，直接推动了延安马列学院在当年的7月1日改组为延安中央研究院，其下的中国历史研究室还增设了专门的近代史组。
延安马列学院及其历史研究室。延安马列学院全称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是中共中央创办的以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由张闻天兼任院长。马列学院开设的历史课程只有《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西洋革命史》两门。此时的历史教学工作尚处于促进唯物史观传播、帮助确立党的指导思想、总结斗争经验和推动工农运动发展的阶段。历史研究室的主要科研任务则是用马列主义观点编写一本15万字左右的中国通史，供广大干部补习文化之用。
延安中央研究院及其相关研究室。1941年7月1日，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更名为中央研究院。其下设的9个研究室中，有3个与历史研究紧密相关，分别是中国历史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和国际问题研究室。此间史学研究的最大特征在于一切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为主。比如，在中国历史研究室下属的近代史组拟定的三年工作概算中，中国乃至世界的近现代史都被纳入到研究视域中；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明确提出主要任务是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现状，以解决文化思想方面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国际问题研究室则强调用马列主义观点观察世界风云、分析国内外大事，等等。
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
抗战时期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面和强大的思想冲击力，不仅有力地回击了日本法西斯政府御用文人所提出的应用史学与皇国史观，还借着批判南北朝、南宋、明末和清末的民族投降主义者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④；不仅有助于彻底清算中共党史上的“左”、“右”倾路线错误，也对中共建党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使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⑤。
党员干部学校的历史教育。为了培养党员干部，中共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干部教育的指示，也兴办了一大批干部学校。从发布的指示和干部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马克思主义历史知识的普及教育被赋予了重要使命。如1941年12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本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抗日根据地）》，明确指出了“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和“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⑥的基本要求。1942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要求高级和中级干部在学习政治科学时，应以中共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在学习思想科学时，应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在学习经济科学时，则要研究外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
中等学校的历史教育。中等学校教育的对象既包括中学生，也包括知识水平有限的年轻干部。战时背景下中等教育的中心任务在于服务于红色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了能让中等学校的教育工作配合军事抗战，特别是通过历史课程来激发学生对抗战的兴趣，陕西省教育厅还举办了历史课程讨论会以听取各中等以上学校教员的教学经验与意见。除希望培养为国献身奋斗的干部人才外，中等教育也致力于培养复兴民族的基本人才。如以近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为主的历史教育，就有助于改造陕甘宁边区年轻干部和中学生的历史观与人生观。
学术成果发布及其渠道。各种出版机构或部门的设立、出版物的发行以及图书馆的开放，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的发布和传播。首先，抗战时期延安专门设立出版机构或部门负责书籍的编译、出版和发行，既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的传播，也满足了边区群众提升文化层次的急切需要。其次，在延安地区发行的500余种出版刊物，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发布学术成果提供了重要渠道。最后，图书馆的建立和开放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的广泛传阅。
综上所述，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沿革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的通力合作，才有了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三者之间的有机运作，促使中国史学家的视野与思路从经史子集变成了马恩列斯，由二十四姓转向了万家灯火。这就意味着史学科学化进程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也预示着中国史学可以在未来得到进一步的思想解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陈伯达：“研究中国社会史方法论的几个先决问题”，《文史》，1934年1卷3期。
②如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翦伯赞的《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社会史论导言》等等。
③吴玉章：《历史文集·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页。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98页。
⑥“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地）”。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群体治史机构历史教育
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起并与集中于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遥相呼应，共同构成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化支脉。梳理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沿革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的关键作用。理清三者的内容及社会功用，有助于把握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脉络延伸。
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
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作主体，除了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领袖群体，还有一个由100多位史学论著作者和干部学校历史教师构成的史学群体，代表人物有范文澜、陈伯达、吴玉章等。尽管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的演说《改造我们的学习》和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认为是将延安地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尤其是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在马恩列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下的深入研究，但由于受教育背景的不同以及与高层领导之间互动的程度不一，这些史学工作者转向马克思主义治史方法的原因，以及把握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效用并不一致，由此带来的史学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亦是迥然不同。
从国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范文澜是由国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型代表。1926年范文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就失掉了与党中央的联系，直到1939年才重新加入，这段时间里，他的治学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当1940年到达延安后，他开始根据时势不断反思、学习，加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指点和帮助，其对经学的态度及治经之道开始发生转变。这位曾以浙东学派后裔自居的先生，在认识到“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的同时，受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启发，提出“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的观点。
从民族主义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陈伯达和吴玉章皆是从民族主义史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国民党党员，他们早先的历史研究出发点主要在于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陈伯达年轻时信奉三民主义，即使到了延安，也一度继续研究孙中山及其思想学说。在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指导，特别是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后，曾尖锐批评“以唯物史观当做超历史哲学理论来看待”①的他，一跃而成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吴玉章早先则是创办《四川》杂志，对外坚决反帝，对内坚决反清。在从《过激派》一书了解到苏联的革命经验后，开始对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作了彻底的批判和总结，从此转向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治史立场与方法。
从西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思想源自西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李大钊和郭沫若都是受到日本学者的启发，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史学研究。其次，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不仅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产生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出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②再次，西欧史学有助于史学工作者从源头上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思潮。曾经留学法国的吴玉章就曾提及：“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我再度出国到法国去留学，由工科改学政治经济，更多地学习了世界史，特别是西洋史，其中尤其喜欢法国革命史。这对我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有帮助的。”③延安地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亦可视为一种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
治史机构的设立与沿革
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有较为固定的治史机构，比如早期的延安马列学院及其历史研究室。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说中，指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弱点与不足，直接推动了延安马列学院在当年的7月1日改组为延安中央研究院，其下的中国历史研究室还增设了专门的近代史组。
延安马列学院及其历史研究室。延安马列学院全称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是中共中央创办的以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由张闻天兼任院长。马列学院开设的历史课程只有《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西洋革命史》两门。此时的历史教学工作尚处于促进唯物史观传播、帮助确立党的指导思想、总结斗争经验和推动工农运动发展的阶段。历史研究室的主要科研任务则是用马列主义观点编写一本15万字左右的中国通史，供广大干部补习文化之用。
延安中央研究院及其相关研究室。1941年7月1日，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更名为中央研究院。其下设的9个研究室中，有3个与历史研究紧密相关，分别是中国历史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和国际问题研究室。此间史学研究的最大特征在于一切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为主。比如，在中国历史研究室下属的近代史组拟定的三年工作概算中，中国乃至世界的近现代史都被纳入到研究视域中；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明确提出主要任务是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现状，以解决文化思想方面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国际问题研究室则强调用马列主义观点观察世界风云、分析国内外大事，等等。
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
抗战时期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面和强大的思想冲击力，不仅有力地回击了日本法西斯政府御用文人所提出的应用史学与皇国史观，还借着批判南北朝、南宋、明末和清末的民族投降主义者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④；不仅有助于彻底清算中共党史上的“左”、“右”倾路线错误，也对中共建党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使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⑤。
党员干部学校的历史教育。为了培养党员干部，中共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干部教育的指示，也兴办了一大批干部学校。从发布的指示和干部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马克思主义历史知识的普及教育被赋予了重要使命。如1941年12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本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抗日根据地）》，明确指出了“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和“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⑥的基本要求。1942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要求高级和中级干部在学习政治科学时，应以中共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在学习思想科学时，应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在学习经济科学时，则要研究外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
中等学校的历史教育。中等学校教育的对象既包括中学生，也包括知识水平有限的年轻干部。战时背景下中等教育的中心任务在于服务于红色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了能让中等学校的教育工作配合军事抗战，特别是通过历史课程来激发学生对抗战的兴趣，陕西省教育厅还举办了历史课程讨论会以听取各中等以上学校教员的教学经验与意见。除希望培养为国献身奋斗的干部人才外，中等教育也致力于培养复兴民族的基本人才。如以近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为主的历史教育，就有助于改造陕甘宁边区年轻干部和中学生的历史观与人生观。
学术成果发布及其渠道。各种出版机构或部门的设立、出版物的发行以及图书馆的开放，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的发布和传播。首先，抗战时期延安专门设立出版机构或部门负责书籍的编译、出版和发行，既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的传播，也满足了边区群众提升文化层次的急切需要。其次，在延安地区发行的500余种出版刊物，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发布学术成果提供了重要渠道。最后，图书馆的建立和开放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的广泛传阅。
综上所述，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沿革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的通力合作，才有了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三者之间的有机运作，促使中国史学家的视野与思路从经史子集变成了马恩列斯，由二十四姓转向了万家灯火。这就意味着史学科学化进程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也预示着中国史学可以在未来得到进一步的思想解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陈伯达：“研究中国社会史方法论的几个先决问题”，《文史》，1934年1卷3期。
②如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翦伯赞的《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社会史论导言》等等。
③吴玉章：《历史文集·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页。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98页。
⑥“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