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发以来，很多地方通过两个方式来刺激消费，有的是领导带头去“吃喝”，有的是发放购物券，也有两者兼而有之。这些地方官是懂经济的人，懂得在这个特殊时期，信心的重要性。
　　不过，消费要马上起来，的确不现实，它只能慢慢恢复。而且，恢复的时间通道有多长，也取决于全球何时能够战胜疫情。但是，我们也不能把消费的疲弱完全归罪于疫情，这会导致我们失去思考一些经济领域结构性问题的能力。
　　消费取决于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经济学家还提炼出边际消费倾向这样的术语，但归根到底，消费取决于财富能力。财富来自工薪和资本利得。首先，近几年，很多工薪族的薪资其实变化不大，能跑赢通胀，已经实属不错。为什么？
　　很简单，大多数中国人的就业都在民营企业，民企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服务型民企，提供白领岗位。另一类是制造业民企，主要提供工人岗位。就服务型民企（互联网除外）而言，企业的盈利能力在这些年并无显著提高，白领们的薪资增长自然也不显著。
　　对制造业民企来说，它们的确为农民工进行过大规模地涨工资，但这些年，一些企业外迁东南亚，中国农民工的岗位正被越南人、柬埔寨人和马来西亚人进行替代，大规模涨工资其实已经停滞。因此，工薪族的薪酬，已无法为消费快速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即使没有疫情。
　　再拿资本利得来说，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两次大事件，一是2015年股市大跌，二是2016年楼市“爆炸”。股市大跌好理解，它是财富的毁灭机，除了少数提前撤退的大鳄之外，不少中产遭受了堪称人生折磨的财富损失。2016年的房价上涨，则要分开看。

疫情面前，必须要先救企业，保就业，这是一个底线。但与此同时，疫情也不等于要全面暂停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步伐。

　　资产价格飙升，肯定会为持有者带来强大的财富效应。即使只是没有实现的浮盈，依然能给人信心，持有者会认为自己持有的核心物业，将给下半生带来更确定的现金流，未来更美好，所以敢于消费。
　　近两年消费的增长，很大程度正是源于核心城市（一线城市、省会和单列市）中坚阶层由于房价上涨带来的消费溢出。他们敢于旅游，敢于投巨资给孩子补英文，敢于网购曾经认为奢侈的消费品，敢于知识付费憧憬未来。实际上，疫情之前，旅游、教育、电商和知识付费，正是最火爆的四大产业。
　　但房价上升也带来问题的另一面。首先，核心城市的居民其实只占中国人的很小一部分，只靠一小部分人的消费溢出，要提振内需，还远远不够。另外，房价上涨并不是持续性的，当房价上涨停滞，那么资产持有者的消费信心就会随着时间而递减。
　　同时，再加上遭遇疫情，就业市场出现一些不确定性，那么按揭压力就会浮现。最近，一些国有银行一线城市的分行承诺按揭者可暂缓月供，政府部门则公告强调租房者不得强迫房东减免租金，这些操作的背景正是监管层认识到房东们的现金流压力。
　　现在，中国人民已初步战胜疫情，但后面的战斗依然很艰巨。疫情面前，必须要先救企业，保就业，这是一个底线。但与此同时，疫情也不等于要全面暂停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步伐。至少，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疫情的冲击。
　　不丧失审视自我的能力，才能在疫情結束之时，一马当先。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