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非情节性因素主要指作品中并非情节本身的某些议论、抒情成分，有时指次要的，交代因果的情节；有时指对生活中实有情景的随意点染；有时指一段闲谈、一段闲论或一处闲景、闲话。
　　　　鲁迅小说中的非情节性因素，从它在作品中的结构地位来说，通常表现为故事前的“序言”，故事结局后的“结语”以及故事发展过程中的“穿插”。从表现形式来说，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在第三人称的作品中，由作者直接出面发表议论，如《阿Q正传》开头部分和结尾部分，《狂人日记》开头的一段“识”等；还有一种情况是在第一人称的作品中，由“我”来发表的，如《孔乙己》《一件小事》《祝福》《故乡》等篇，就多有这种非情节性的议论插入。出现在鲁迅小说中的这种非情节性的议论或抒情，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点化作品的主题
　　　　文章的主题应该贯穿于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刻画之中，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情节在它展开的过程中，应该打动读者，感染读者，在读者心中掀起感情的波涛。但有时候，作者为了帮助读者把自己的感受上升为理性的认识和思考，为了帮助读者准确地把握隐蔽在情节、场面中的见解和命意，往往在基本情节宣告结束之时，展开一点抒情和议论，使得主题更加明朗化。《故乡》就是这种情况。结尾那三小节带有浓郁抒情味和深刻哲理性的议论，是“我”的心理活动，但很显然，它并不是情节本身，也并非以交代情节、表现人物为主要目的，它实际上是作者在引导读者一起思考着出路：故乡的人们在走着怎样的生活道路？能不能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新的路在哪儿？怎样去踏出一条新的道路来？这里不难看出：有这个“点化”跟没有这个“点化”是很不一样的，它起着一种思想上的“聚光”作用，使作品所揭示的生活内容和由它表现出来的思想意义得到本质的提挈和明朗的显现。
　　　　二是深化人物的性格特征
　　　　非情节性因素以人物心理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固然有时可以寄寓作者的思想和观点，但归根结底，必须扣合人物的性格，使人物的内心世界得到深入细致的表现。试以《祝福》为例。小说中的“我”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性格特征是通过一系列人物关系体现出来的。但作为一个次要人物，作品不可能提供更多的篇幅来从人物的关系中表现他。为了把“我”这个人物性格的丰满性揭示出来，作品通过“我”的心理活动，展开了几小节的议论。一是关于“说不清”的一段议论；一是关于“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的议论；还有一处是关于“……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的议论。这几处议论，揭示了世态的炎凉，现实的严酷，对黑暗势力的强烈愤慨。作者在将“我”放在与其他人物关系中进行描写的同时，加上这些富于抒情味的议论性的内心独白，深化人物的性格，显示人物的主要特征，使其不单单以一个简单化了的陪衬者和单纯的故事讲述人的身份出现，而是成为一个具备自己的血肉和灵魂的活生生的形象，从而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容，配合了主题思想的表达。
　　　　三是强化事件本身的思想意义
　　　　在《一件小事》中，中心事件是围绕车夫与“我”对撞倒老女人这件事的不同态度展开的。从这件小事中体现出的车夫品质的可贵，“我”的皮袍下面的“小”，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这真是不带任何背景的孤立的事件，那就确乎是小事一件。为了强化这件小事所包含的重大意义，作者安排了开头和结尾的两段抒情性的议论，将“国家大事”与“一件小事”相映照，将赫赫“大事”“不留什么痕迹”与区区“小事”却“至今忘记不得”相对照，这就至少从几个方面强化了事件本身的意义：在那“冠盖满京华”的腐恶环境里，它是增长勇气和希望的闪光；在那文治武功的重压下，它是劳动者优秀品质未曾泯灭的明证；在探索出路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上，它是促人觉醒的提示。两节议论所造成的一种对照，反射出这件普普通通的小事的强烈思想光芒，发挥了赞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的艺术力量。
　　　　总之，鲁迅小说中非情节性因素的议论、抒情的出现是由作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目的决定了的；是由其鲜明的爱憎、巨大的热情，深刻的思考决定了的。这些非情节性因素的运用不但没有损害作品中正常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反而增加了作品情节结构和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和丰富性。
　　　孔令玉，语文教师。现居江苏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