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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哈佛大学学习与教学倡议(HILT)通过整合校内学习与教学资源,构建了可推动“教与学”创新的协同网络,不仅支持创新实践项目及相关理论研究,而且还促进了信息技术和学习科学在教学中的应用。哈佛大学变革的传统、信息技术对“教与学”的挑战、学习与认知科学的发展是催生HILT的时代背景。我国大学应借鉴HILT的做法,重视学习与教学的创新,建立学习与实践共同体以促进相关资源的有效整合,支持与“教与学”相关的创新实践项目和理论研究项目,基于数据和客观证据检验创新结果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应用。
[关键词]哈佛大学学习与教学倡议项目信息技术
[中图分类号] G64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6)07-0149-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7029“哈佛大学学习与教学倡议”(Harvard Initiative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下文简称HILT)是由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倡议、著名国际律师瑞塔·哈斯尔(Rita Hauser)夫妇捐资建立的项目,旨在“促进哈佛大学学习和教学不断创新并走向卓越”。HILT明确提出四个目标:一是整合校内各种学习与教学资源;二是从技术与方法两方面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三是推动学习科学在教育中的应用;四是构建一个以学习和教学创新为核心的协同网络。HILT通过鼓励和支持学习与教学中的创新和试验,促使全校师生在学习与教学的创新方面做出努力,并让这种努力受到广泛的关注、分享与参与,发现和培育有前景的创意并在全校推广。那么,哈佛大学为何要实施这个项目,如何实施的,我国大学有何启示等等,这些问题将在本文中得到探讨。
一、HILT实施的背景:变革的传统与信息技术的挑战哈佛大学近百年来围绕“教与学”多次进行过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每次变革都是应当时社会时代背景及其现实客观需求而产生的,其改革历程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高等教育“教与学”变迁的一个缩影。进入21世纪后的头十年,世界高等教育经历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快速融合,这一变化对大学传统的“教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HILT正是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 “学什么和教什么”的历次变革
哈佛大学围绕“学什么和教什么”进行过四次本科生课程改革,分别是自由选修制、集中与分配制、通识教育和核心课程改革。十九世纪美国自由民主之风盛行,学生要求得到更多信任与自由,学生的智力与兴趣差异也开始受到重视。因此,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校长在1869年至1909年间主导了“自由选修制”改革。自由选修制将博雅教育与研究生教育有机结合,塑造了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雏形。一战后,美国社会普遍渴望在过多的、混乱的民主与自由中寻找一种平衡和秩序。在这种背景下,劳伦斯·洛厄尔(Lawrence Lowell)校长在1909年至1945年间推行了“集中与分配制”改革,将自由选修制与导师制相结合,有效弥补了自由选修制无法保证专业课选择和质量的缺陷。二战后,大批复员军人进入高校学习,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剧增。为了将学生教育成民主社会中负责任的公民,需要一个带有限制性的课程体系来帮助学生加深对西方文化思想与政治体制的认识,形成更为一致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于是,詹姆士·布莱恩特·科特南(James Bryant Conant)校长在1945年至1975年间主导了“通识教育”改革,形成了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社会进入一个民主开放的时代,人们不再片面强调对西方传统的继承,而是认识到多元文化、包容精神及应变能力对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意义。因此,德雷科·博克(Dereck Bok)校长自1975年开始主导“核心课程”改革。核心课程框架回避传统的教育争议,在通与专、自由与秩序、专业与全面、灵活与规范、多样与专门、深度与广度之间寻求平衡,聚焦培养学生组织和理解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及从多角度看世界的能力,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改革[1]。
哈佛大学四次课程变革很好地完成了前信息技术时代对“教什么与学什么”的探索,不仅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为其它大学课程改革提供了参照样本,此外,这种锐意改革的精神与“基因”使其总能保持学术优异和教育卓越。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研究型大学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的现实一度使本科教育质量成为政府及社会关注与批评的焦点。1998年,“博耶(Boyer)报告”出台,以哈佛大学为首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纷纷在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交流能力,丰富学生的教育体验等方面推行综合改革,其中包括重构课程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对人类知识与思想的宽广视野,改进课内外教育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质疑、探究及解决问题的机会,改善课堂教学设计以提升学生的思考、表达与学习能力。逐步在本科教育中建立了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模式,课外为学生提供参与研究的机会,课堂开展探究性学习,注重为学生创造完整丰富的教育体验[2]。
博耶报告推动的这次美国研究型大学集体变革行动是综合性的,不仅涉及“教与学”的内容,而且更强调通过变革“教与学”的途径与方式来提高教学质量。随着高等教育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教学质量的提升,如何“教与学”开始变得比“教什么与学什么”更为重要。
(二) 如何“教与学”的时代挑战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最令人瞩目的是信息技术对“教与学”所产生的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信息技术改变了信息被创造、聚集和传播的方式,消除了学习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约束,改变了人与知识的关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开放的教育资源快速增加,在线学习课程日臻完善,学生学习的途径和方式不再限于学校与课堂而是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在线课程基于大量客观数据的学习分析能为学生提供更具综合性、更有意义的学习效果评估,网络社交媒体提高了师生、生生沟通交流的效率[3]。 无论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目前还多么不成熟,传统观念中大学与教师的角色、课程与知识的性质、教学与学习的概念、大学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模式都开始受到质疑和讨论[4]。并且“数字化的一代对传统课堂教学和课程模式不会忍受太久,他们越来越要求一种新的、更适应他们学习风格、能为他们终身的学习及变化做准备的学习方式”[5]。大学不得不开始思考“如何重新定义、设计与学习相关的制度、资源、环境和条件?如何改变传统的教学与学习方式?如何顺应潮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迎接挑战?”。这方面的努力所取得的进步和成是显而易见的,例如MOOC运动、翻转课堂、混合学习、自适应学习、学习空间的重构等等[6]。
除信息技术以外,过去几十年认知研究也得到快速进展,取得了许多可以促进“教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将这些发现有效应用到“教与学”中去,通常需要教师结合实践做方法和技巧(包括利用信息技术)方面的设计与创新[7]。美国六大教育协会对美国本科与研究生教育进行调查后指出“运用学习与认知科学方面的新知识和技能来促进学习”是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七大挑战之一。正如德雷科·博克所批评的:“大学总是不能系统地应用自己所发现的知识”[8]。从某种程度上讲,将信息技术、认知科学与教学、学习融合进行创新是促进教与学的关键。大学要持续关注和应用人类学习与认知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收集有效教学与学习的成功实践案例及信息,并对院系负责人及师生公开[9]。
HILT是在提升教学与学习质量的时代需求下出现的,它是哈佛大学继“教什么、学什么”之后,回答“如何教、如何学”的持续努力和创新。校长德鲁?福斯特清晰的诠释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效利用哈佛优越的学术资源,基于创新性的想法、清晰的证据及现代技术来重新定义教学和学习。作为教师和学生,应该如何才能充分挖掘教学与学习的各种可能性,如何才能使不间断的探索和创新成为每个教师工作的一部分,如何才能在不断尝试中找到优秀教学与学习方法及评估它们的手段?”[10]
创新是一个不断尝试、评估、反思与改进的过程。哈佛大学通过极具前瞻性的HILT项目来营造有利于“教与学”创新的土壤,激发“教与学”创新的“火花”,并培育其成为“燎原之势”,未来注定会对高等教育实践、政策和领导力等方面产生新的影响。
二、HILT的实施:整合、支持与开放
HILT将学习与教学的创新与实践作为核心任务,围绕“教与学”开展校园大讨论以凝聚共识。整合校内外相关资源(包括学校及院系职能部门、资源与技术社团、校内外专家等)以形成一个学习与实践共同体,可为“教与学”创新实践项目提供各种支持(包括资金、技术和智力支持)。此外,开展高质量的学习与教学理论研究,在学校(特别是共同体)内部公开分享创新实践活动的过程及成果可以获得更多反馈与支持,从而促进各类项目及活动的制度化。
(一)整合资源以形成共同体
为了在整个哈佛大学校内形成共识、促进项目及活动的顺利开展,HILT建立了一个围绕教学与学习的共同体(Consortium)。一方面,哈佛校内各院系和相关职能部门至少有一名代表加入这个共同体,主要职责是为各自所在学院或部门的学习与教学创新实践活动提供技术支持与相关服务,协同HILT组织开展各类活动;另一方面,HILT通过提供资金与资源支持将校内一些与学习和教学相关的组织、社团、资源都吸纳进共同体。例如,学者与从业者专家系列讲座(Scholar to Practitioner Speaker Series)、ABLConnect学习资源数据库、教学系列研讨会(Talking About Teaching Series)、视频建设组(Video Infrastructure)等等。
HILT希望把这个共同体建成一个有利于学习与教学创新、有利于分享和对话的动态专家网络,让教学、学习方面的问题与需求能在这里得到专业性的建议,让教学与学习创新实践活动能在这里得到同行反馈并得到技术与智力支持,让不同院系和学科能在这里发现改进“教与学”的合作机会,让优秀实践案例能在这里得到讨论和推广。
(二)支持创新实践项目
HILT对校内的学习与教学创新实践活动给予立项资助。只要是承担了教学任务的教师、学生、院长、系主任、管理人员以及博士后研究员,都有资格以个人或团队的名义申请该资助,最高资助金额可达5万美元。HILT将资助项目分为两类:“火花项目”(Spark Grants)和“培育项目”(Cultivation Grants)。前者针对具有原创性、未来发展前景比较大的新想法,帮助这些“教与学”的创意从原型到试点,最终形成可推广的成果;后者重在培育已经取得初步成功的项目,助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应用。
创新实践项目立项有三个必备条件:一是创新性,要能真正有助于改进教学与学习实践;二是实证性,结果所依赖的证据不能仅限于直觉或故事,而要基于科学严谨的数据及其分析;三是可扩展性,创新结果要值得分享与推广,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
表1是HILT 2014年立项的“火花项目”与“培育项目”,从表1中不难看出,这些项目有几个共同特点:都是面向“教与学”的实践、都以改进课程学习与教学为中心、想法都富有创意、都与信息技术相融合、目标皆是形成可用性强的模式、资源或工具。
HILT对“教与学”创新实践项目不仅给予资金支持,还帮助项目获得来自共同体及整个哈佛社区的反馈与建议,所以项目实施的过程及结果在校内都是开放共享的。HILT希望通过创新实践项目形成一些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和应用的学习与教学创新成果。
表12014年HILT立项资助的“火花项目”与“培育项目”[11]类型研究项目名称研究目的火花项目教学创造:景观、建筑、原创发展一门新的跨学科课程,让景观建筑的领导者与哈佛其它学科的教师配合,围绕原创、现实和发明建立一个能激发学生创造力的课程模块。外语专业评估中的创新与责任为教师组织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和工作坊,探讨评估和改进外语课程的新途径。开放评论平台在物理课程中测试、评估和改进有前景的教育工具,使之能方便师生对课程材料和学术资料进行共同评注。增进学生的统计知识对注册人数很多的生命科学课程中的统计性错误进行研究,并开发一个基于计算机的课程模块来增进学生的统计知识。在线学习模块矩阵召集一批教职员工对在线学习模块进行研究和记录,从中发现教育策略及其产出活动。Capture50: 一个方便同行评价的工具通过在教室里安装摄像头和麦克风,记录真实课堂情境与教学情况,让师生能借助这种课堂再现进行自我评估,老教师也能据此给青年教师提供更具体的指导。数字化人文学科教学中评估学习效果的新模式在数字化人文教学中建立学习成果评估的新模式,并评估这种模式是否能有效测量学习成果,是否能激励和促进新的学习,是否能提升传统教室的活力。本科生数字计算的训练针对学生在使用MATLAB中的困难,本项目通过学期头两周的基础计算方法训练,辅以一套分享式在线学习模块,让物理、工程、经济与生物科学的学生掌握计算方法,也为希望在教学和作业中包含计算作业的教师扫清知识障碍。演讲与交流的虚拟公共论坛和在线资源平台本项目对不同学科的教师进行访谈,将他们对教学、学术与合作中的交流表达的理解及建议摄成录像,并与相关资源一起在全校共享。哈佛学院里的速成课设计并开展研究生教学工作坊,在研究生成为助教之前先增进他们对教学的深入理解,促使他们与本科学生建立起更有意义和更有助于学习成效的联系。从文本到多媒体:评估和建立基于问题学习的可升级的课程改进模式本项目将比较案例教学中案例材料的多媒体和文字两种呈现形式对学生的影响,评估以多媒体形式呈现案例材料学生是不是准备得更好、学习得更多,并为建立可升级、可推广和成本较低的案例教学改进模式提供概念验证。培育项目数字化教学同伴项目在人文社科的七个院系推广数字化教学同伴项目,将学生与教师进行匹配,开发与课程相关的数字项目,鼓励数字化实时学习和多媒体任务中的教育体验,鼓励独特的师生合作。在线行为研究:哈佛教育新机遇创建一个基于网页的、能被师生灵活用于参与行为研究的、多样化的教室环境。评估哈佛医学院创新性课程的影响:医学教育的新范式通过对新老课程中来自学生的数据的分析,评估哈佛医学院课程创新的影响,并开发一个教育评估模型。 (三)支持院系优先发展项目
HILT也对院系层面与教学和学习相关的学术规划及优先项目(Decanal Priorities)提供资助与支持,这些优先项目通常是院系负责人计划在本院系推进的一些能促进教学与学习的活动。获得HILT支持的院系优先项目一般具有以下特点:成果能够在其它院系应用或复制、本身是跨院系的且具有一般性和扩展性、能使整个学院的学术计划更为清晰、与HILT的整体目标一致且可持续。
HILT通过“自下而上”( Bottom-up/Seed)、“自上而下”(Top-down/Programmatic)、协调性或基础性的活动来实现对院系的这种支持。院系优先项目由院长办公室领导,HILT提供资助,成果在院系之间交流分享。与HILT资助的创新实践项目相比,院系优先项目往往期限更长(一般是4年)、涉及面更宽。例如,2014年HILT支持的优先项目就涉及:教师和研究生教育技能的发展、课堂和教育技术的融合与试验、教育研究和评估能力的建设、传播教学与学习最佳途径的探索。
(四)开展学习与教学的理论研究
HILT围绕学习和教学开展跨学科、创新性的理论研究,主要有四种研究导向:现有教育研究的综合、现有社会科学成果的教育应用、推动学习的协同创新研究和面向大组织的数据分析研究。例如,2013年至2015年,HILT的理论研究计划具体包括对创新性教学方法进行试验、开发新的可靠的学生学习测量、研究学生的动机与投入和帮助学院改进课程评价方法。HILT有自己的专职研究人员,与校内外不同学科的其它研究人员建立了广泛的研究合作。理论研究成果的交流形式主要包括学术期刊论文、教学实践指导、博客等网络媒体交流、校级层面的讲座、研讨会、工作坊以及免费送给校内各级管理人员的内部报告和活动备忘材料。
HILT的理论研究尽管涵盖学习与教学的各个方面,但对各主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却不尽相同。图1显示的是HILT理论研究对学习与教学相关研究主题的关注程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动机是HILT最关注的研究主题,其次是教学方法、课程评估、学习社区、教学环境、学习评估和合作。
表2HILT理论研究对各类研究方法的采用程度
采用程度研究设计研究数据研究群体分析单位研究背景研究方法1试验定量哈佛学生个体真实的课堂行为2相关定性哈佛网教学生群组机构性数据调查3其他学生课程实验室访谈4教师课程体系模拟课堂心理/生理5[5]学院MOOc6[5]系/项目非正式学习7[5]学习组织非课程在线注:表中1至7代表的程度从强到弱。
表2显示的是HILT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主要采用试验研究和相关性研究,强调结论的证据一定是基于客观数据与定量分析,特别重视在真实课堂环境下对学生个体行为的研究。三、HILT对我国大学的启示
(一)重视推动“教与学”的创新
我国多数大学仍在沿用“以教师、教材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几十年来没有实质变化,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的探究式学习难以真正得到推广[13]。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譬如学校教学评价与激励机制导致教师教学积极性和创新意识不足,传统教育模式的惯性使得学生适应能力较差,班级规模及教学条件限制了现代教学法的运用等等。总体而言,与国际一流大学相比,我国大学在教学理念、制度设计、组织和资源方面都还存在较大差距,这直接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与竞争力。对伴随互联网长大的一代学生来说,信息化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难想象,他们所期望的学习方式与目前大学所能提供的教学方式之间存在的差距有多大[14]。信息技术对大学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改变现状需要系统性思维,大学首先要认识到提高教学质量的意义及变革教学模式的路径,自上而下的进行顶层设计并采取集体行动。
信息技术发展对大学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大学可以借助信息化教育改革的浪潮,推进教学与学习的创新和变革,弥补差距和赶超先进。学校层面的重视是迈出实际行动的必备前提,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尤其如此。大学应首先从思想上对教与学的创新实践予以足够的重视并使之形成共识,这通常需要借助学校层面积极的宣传与交流活动,通过各种途径将国内外最新的“教与学”创新与变革的信息传递给学校师生员工。
(二)建立学习与实践共同体
推进“教与学”的创新和实践需要自上而下的统一规划及行动,大学应建立能够整合学校相关资源的组织与机制。我国大学教务处通常设有“教研科”主抓教学研究,最近几年还普遍建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开展教师教学技能培训和教学咨询。但它们存在的问题也是具有共性的,譬如教学培训多限于理念、技能传授,批判性地反思教学实践的内容不够;教学咨询和技术服务(如课堂视频录制服务)有些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或教师的参与积极性不高;教研课题的研究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最终不能形成指导和用于教学实践的成果;缺乏针对教师课堂教学的个性化评估与改进服务项目;已立项的教改创新实践项目彼此之间缺少联系,无论过程还是结果能得到的反馈与支持都非常有限。所有这些问题的原因最终都可以归结到组织与机制上来,因此寻找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与运行机制就显得至关重要。
国外的实践表明,建立一个学习和实践共同体有助于项目的有效实施。学习与实践共同体是将有“共同愿景”的学生、教师、管理者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成员共同思考、探究和实践,整个团队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运行。在共同体中,学习与实践既是态度也是活动,既是生活方式也是过程。迈阿密大学教学促进中心在这方面做过成功的探索与实践,该中心主任米尔顿·克斯教授还就如何建立学习和实践共同体出版了专著《构建高校教师学习共同体》[15]。譬如,大学可以鼓励教师结合自己的工作与兴趣,在一定的期限内(比如一年或两年)聚焦特定教改主题,设计创新方案、尝试教学实践,并评价实施效果。这个过程所需要的资源与支持来自于学习与实践共同体。创新实践结果无论成败或好坏,都在校内甚至国内展示和交流。HILT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更利于“教与学”创新的哈佛共同体(Harvard Community)。 (三)基于客观证据评估创新结果
教学与学习创新的研究课题本质上是面向实践的行动研究,研究目的重在改进实践而不是理论探讨。我国大学传统的教研课题纯粹以理论研究为导向,问题与解决方案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基于教学实践的第一手材料和客观证据。因此大学在教研课题和“教与学”创新中应强调科学方法论和实证主义,对项目的审批和评估,从问题、试验、实践到结论(或最终成果)都应依赖于真实可靠的数据和客观证据。教师在教改中不仅要有方法论的意识,还要注重科学的收集与分析数据,使创新性的思想与方案得到实践的稳健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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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MC地平线项目新媒体联盟2015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J].龚志武等译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5(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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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别敦荣大学教学方法创新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8):95-110
[14] 赵国栋,原帅混合式学习的学生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大学教学网为例[J].中国远程教育,2010(6):32-38
[15] 詹泽慧,李晓华美国高校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对话美国迈阿密大学教学促进中心主任米尔顿·克斯教授[J].中国电化教育,2009(10):1-6
Abstract: Harvard Initiative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HILT) was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apply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cience of learning in teaching through integrating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building the community and network which could promot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supporting innovative practical project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es. The reform tradition of Harvard, the challeng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and cognitive science were the times context which made the birth of HILT. Chinese universities should learn from the practice of HIL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novation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ively integrate related resources by means of establishing community of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support innovation project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jects, and examine the results of innovation based on objective evidences and real data and promote its applications.
Key words: Harvard University; HIL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责任编辑:平和光)
[关键词]哈佛大学学习与教学倡议项目信息技术
[中图分类号] G64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6)07-0149-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7029“哈佛大学学习与教学倡议”(Harvard Initiative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下文简称HILT)是由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倡议、著名国际律师瑞塔·哈斯尔(Rita Hauser)夫妇捐资建立的项目,旨在“促进哈佛大学学习和教学不断创新并走向卓越”。HILT明确提出四个目标:一是整合校内各种学习与教学资源;二是从技术与方法两方面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三是推动学习科学在教育中的应用;四是构建一个以学习和教学创新为核心的协同网络。HILT通过鼓励和支持学习与教学中的创新和试验,促使全校师生在学习与教学的创新方面做出努力,并让这种努力受到广泛的关注、分享与参与,发现和培育有前景的创意并在全校推广。那么,哈佛大学为何要实施这个项目,如何实施的,我国大学有何启示等等,这些问题将在本文中得到探讨。
一、HILT实施的背景:变革的传统与信息技术的挑战哈佛大学近百年来围绕“教与学”多次进行过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每次变革都是应当时社会时代背景及其现实客观需求而产生的,其改革历程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高等教育“教与学”变迁的一个缩影。进入21世纪后的头十年,世界高等教育经历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快速融合,这一变化对大学传统的“教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HILT正是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 “学什么和教什么”的历次变革
哈佛大学围绕“学什么和教什么”进行过四次本科生课程改革,分别是自由选修制、集中与分配制、通识教育和核心课程改革。十九世纪美国自由民主之风盛行,学生要求得到更多信任与自由,学生的智力与兴趣差异也开始受到重视。因此,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校长在1869年至1909年间主导了“自由选修制”改革。自由选修制将博雅教育与研究生教育有机结合,塑造了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雏形。一战后,美国社会普遍渴望在过多的、混乱的民主与自由中寻找一种平衡和秩序。在这种背景下,劳伦斯·洛厄尔(Lawrence Lowell)校长在1909年至1945年间推行了“集中与分配制”改革,将自由选修制与导师制相结合,有效弥补了自由选修制无法保证专业课选择和质量的缺陷。二战后,大批复员军人进入高校学习,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剧增。为了将学生教育成民主社会中负责任的公民,需要一个带有限制性的课程体系来帮助学生加深对西方文化思想与政治体制的认识,形成更为一致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于是,詹姆士·布莱恩特·科特南(James Bryant Conant)校长在1945年至1975年间主导了“通识教育”改革,形成了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社会进入一个民主开放的时代,人们不再片面强调对西方传统的继承,而是认识到多元文化、包容精神及应变能力对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意义。因此,德雷科·博克(Dereck Bok)校长自1975年开始主导“核心课程”改革。核心课程框架回避传统的教育争议,在通与专、自由与秩序、专业与全面、灵活与规范、多样与专门、深度与广度之间寻求平衡,聚焦培养学生组织和理解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及从多角度看世界的能力,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改革[1]。
哈佛大学四次课程变革很好地完成了前信息技术时代对“教什么与学什么”的探索,不仅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为其它大学课程改革提供了参照样本,此外,这种锐意改革的精神与“基因”使其总能保持学术优异和教育卓越。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研究型大学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的现实一度使本科教育质量成为政府及社会关注与批评的焦点。1998年,“博耶(Boyer)报告”出台,以哈佛大学为首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纷纷在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交流能力,丰富学生的教育体验等方面推行综合改革,其中包括重构课程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对人类知识与思想的宽广视野,改进课内外教育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质疑、探究及解决问题的机会,改善课堂教学设计以提升学生的思考、表达与学习能力。逐步在本科教育中建立了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模式,课外为学生提供参与研究的机会,课堂开展探究性学习,注重为学生创造完整丰富的教育体验[2]。
博耶报告推动的这次美国研究型大学集体变革行动是综合性的,不仅涉及“教与学”的内容,而且更强调通过变革“教与学”的途径与方式来提高教学质量。随着高等教育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教学质量的提升,如何“教与学”开始变得比“教什么与学什么”更为重要。
(二) 如何“教与学”的时代挑战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最令人瞩目的是信息技术对“教与学”所产生的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信息技术改变了信息被创造、聚集和传播的方式,消除了学习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约束,改变了人与知识的关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开放的教育资源快速增加,在线学习课程日臻完善,学生学习的途径和方式不再限于学校与课堂而是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在线课程基于大量客观数据的学习分析能为学生提供更具综合性、更有意义的学习效果评估,网络社交媒体提高了师生、生生沟通交流的效率[3]。 无论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目前还多么不成熟,传统观念中大学与教师的角色、课程与知识的性质、教学与学习的概念、大学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模式都开始受到质疑和讨论[4]。并且“数字化的一代对传统课堂教学和课程模式不会忍受太久,他们越来越要求一种新的、更适应他们学习风格、能为他们终身的学习及变化做准备的学习方式”[5]。大学不得不开始思考“如何重新定义、设计与学习相关的制度、资源、环境和条件?如何改变传统的教学与学习方式?如何顺应潮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迎接挑战?”。这方面的努力所取得的进步和成是显而易见的,例如MOOC运动、翻转课堂、混合学习、自适应学习、学习空间的重构等等[6]。
除信息技术以外,过去几十年认知研究也得到快速进展,取得了许多可以促进“教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将这些发现有效应用到“教与学”中去,通常需要教师结合实践做方法和技巧(包括利用信息技术)方面的设计与创新[7]。美国六大教育协会对美国本科与研究生教育进行调查后指出“运用学习与认知科学方面的新知识和技能来促进学习”是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七大挑战之一。正如德雷科·博克所批评的:“大学总是不能系统地应用自己所发现的知识”[8]。从某种程度上讲,将信息技术、认知科学与教学、学习融合进行创新是促进教与学的关键。大学要持续关注和应用人类学习与认知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收集有效教学与学习的成功实践案例及信息,并对院系负责人及师生公开[9]。
HILT是在提升教学与学习质量的时代需求下出现的,它是哈佛大学继“教什么、学什么”之后,回答“如何教、如何学”的持续努力和创新。校长德鲁?福斯特清晰的诠释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效利用哈佛优越的学术资源,基于创新性的想法、清晰的证据及现代技术来重新定义教学和学习。作为教师和学生,应该如何才能充分挖掘教学与学习的各种可能性,如何才能使不间断的探索和创新成为每个教师工作的一部分,如何才能在不断尝试中找到优秀教学与学习方法及评估它们的手段?”[10]
创新是一个不断尝试、评估、反思与改进的过程。哈佛大学通过极具前瞻性的HILT项目来营造有利于“教与学”创新的土壤,激发“教与学”创新的“火花”,并培育其成为“燎原之势”,未来注定会对高等教育实践、政策和领导力等方面产生新的影响。
二、HILT的实施:整合、支持与开放
HILT将学习与教学的创新与实践作为核心任务,围绕“教与学”开展校园大讨论以凝聚共识。整合校内外相关资源(包括学校及院系职能部门、资源与技术社团、校内外专家等)以形成一个学习与实践共同体,可为“教与学”创新实践项目提供各种支持(包括资金、技术和智力支持)。此外,开展高质量的学习与教学理论研究,在学校(特别是共同体)内部公开分享创新实践活动的过程及成果可以获得更多反馈与支持,从而促进各类项目及活动的制度化。
(一)整合资源以形成共同体
为了在整个哈佛大学校内形成共识、促进项目及活动的顺利开展,HILT建立了一个围绕教学与学习的共同体(Consortium)。一方面,哈佛校内各院系和相关职能部门至少有一名代表加入这个共同体,主要职责是为各自所在学院或部门的学习与教学创新实践活动提供技术支持与相关服务,协同HILT组织开展各类活动;另一方面,HILT通过提供资金与资源支持将校内一些与学习和教学相关的组织、社团、资源都吸纳进共同体。例如,学者与从业者专家系列讲座(Scholar to Practitioner Speaker Series)、ABLConnect学习资源数据库、教学系列研讨会(Talking About Teaching Series)、视频建设组(Video Infrastructure)等等。
HILT希望把这个共同体建成一个有利于学习与教学创新、有利于分享和对话的动态专家网络,让教学、学习方面的问题与需求能在这里得到专业性的建议,让教学与学习创新实践活动能在这里得到同行反馈并得到技术与智力支持,让不同院系和学科能在这里发现改进“教与学”的合作机会,让优秀实践案例能在这里得到讨论和推广。
(二)支持创新实践项目
HILT对校内的学习与教学创新实践活动给予立项资助。只要是承担了教学任务的教师、学生、院长、系主任、管理人员以及博士后研究员,都有资格以个人或团队的名义申请该资助,最高资助金额可达5万美元。HILT将资助项目分为两类:“火花项目”(Spark Grants)和“培育项目”(Cultivation Grants)。前者针对具有原创性、未来发展前景比较大的新想法,帮助这些“教与学”的创意从原型到试点,最终形成可推广的成果;后者重在培育已经取得初步成功的项目,助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应用。
创新实践项目立项有三个必备条件:一是创新性,要能真正有助于改进教学与学习实践;二是实证性,结果所依赖的证据不能仅限于直觉或故事,而要基于科学严谨的数据及其分析;三是可扩展性,创新结果要值得分享与推广,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
表1是HILT 2014年立项的“火花项目”与“培育项目”,从表1中不难看出,这些项目有几个共同特点:都是面向“教与学”的实践、都以改进课程学习与教学为中心、想法都富有创意、都与信息技术相融合、目标皆是形成可用性强的模式、资源或工具。
HILT对“教与学”创新实践项目不仅给予资金支持,还帮助项目获得来自共同体及整个哈佛社区的反馈与建议,所以项目实施的过程及结果在校内都是开放共享的。HILT希望通过创新实践项目形成一些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和应用的学习与教学创新成果。
表12014年HILT立项资助的“火花项目”与“培育项目”[11]类型研究项目名称研究目的火花项目教学创造:景观、建筑、原创发展一门新的跨学科课程,让景观建筑的领导者与哈佛其它学科的教师配合,围绕原创、现实和发明建立一个能激发学生创造力的课程模块。外语专业评估中的创新与责任为教师组织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和工作坊,探讨评估和改进外语课程的新途径。开放评论平台在物理课程中测试、评估和改进有前景的教育工具,使之能方便师生对课程材料和学术资料进行共同评注。增进学生的统计知识对注册人数很多的生命科学课程中的统计性错误进行研究,并开发一个基于计算机的课程模块来增进学生的统计知识。在线学习模块矩阵召集一批教职员工对在线学习模块进行研究和记录,从中发现教育策略及其产出活动。Capture50: 一个方便同行评价的工具通过在教室里安装摄像头和麦克风,记录真实课堂情境与教学情况,让师生能借助这种课堂再现进行自我评估,老教师也能据此给青年教师提供更具体的指导。数字化人文学科教学中评估学习效果的新模式在数字化人文教学中建立学习成果评估的新模式,并评估这种模式是否能有效测量学习成果,是否能激励和促进新的学习,是否能提升传统教室的活力。本科生数字计算的训练针对学生在使用MATLAB中的困难,本项目通过学期头两周的基础计算方法训练,辅以一套分享式在线学习模块,让物理、工程、经济与生物科学的学生掌握计算方法,也为希望在教学和作业中包含计算作业的教师扫清知识障碍。演讲与交流的虚拟公共论坛和在线资源平台本项目对不同学科的教师进行访谈,将他们对教学、学术与合作中的交流表达的理解及建议摄成录像,并与相关资源一起在全校共享。哈佛学院里的速成课设计并开展研究生教学工作坊,在研究生成为助教之前先增进他们对教学的深入理解,促使他们与本科学生建立起更有意义和更有助于学习成效的联系。从文本到多媒体:评估和建立基于问题学习的可升级的课程改进模式本项目将比较案例教学中案例材料的多媒体和文字两种呈现形式对学生的影响,评估以多媒体形式呈现案例材料学生是不是准备得更好、学习得更多,并为建立可升级、可推广和成本较低的案例教学改进模式提供概念验证。培育项目数字化教学同伴项目在人文社科的七个院系推广数字化教学同伴项目,将学生与教师进行匹配,开发与课程相关的数字项目,鼓励数字化实时学习和多媒体任务中的教育体验,鼓励独特的师生合作。在线行为研究:哈佛教育新机遇创建一个基于网页的、能被师生灵活用于参与行为研究的、多样化的教室环境。评估哈佛医学院创新性课程的影响:医学教育的新范式通过对新老课程中来自学生的数据的分析,评估哈佛医学院课程创新的影响,并开发一个教育评估模型。 (三)支持院系优先发展项目
HILT也对院系层面与教学和学习相关的学术规划及优先项目(Decanal Priorities)提供资助与支持,这些优先项目通常是院系负责人计划在本院系推进的一些能促进教学与学习的活动。获得HILT支持的院系优先项目一般具有以下特点:成果能够在其它院系应用或复制、本身是跨院系的且具有一般性和扩展性、能使整个学院的学术计划更为清晰、与HILT的整体目标一致且可持续。
HILT通过“自下而上”( Bottom-up/Seed)、“自上而下”(Top-down/Programmatic)、协调性或基础性的活动来实现对院系的这种支持。院系优先项目由院长办公室领导,HILT提供资助,成果在院系之间交流分享。与HILT资助的创新实践项目相比,院系优先项目往往期限更长(一般是4年)、涉及面更宽。例如,2014年HILT支持的优先项目就涉及:教师和研究生教育技能的发展、课堂和教育技术的融合与试验、教育研究和评估能力的建设、传播教学与学习最佳途径的探索。
(四)开展学习与教学的理论研究
HILT围绕学习和教学开展跨学科、创新性的理论研究,主要有四种研究导向:现有教育研究的综合、现有社会科学成果的教育应用、推动学习的协同创新研究和面向大组织的数据分析研究。例如,2013年至2015年,HILT的理论研究计划具体包括对创新性教学方法进行试验、开发新的可靠的学生学习测量、研究学生的动机与投入和帮助学院改进课程评价方法。HILT有自己的专职研究人员,与校内外不同学科的其它研究人员建立了广泛的研究合作。理论研究成果的交流形式主要包括学术期刊论文、教学实践指导、博客等网络媒体交流、校级层面的讲座、研讨会、工作坊以及免费送给校内各级管理人员的内部报告和活动备忘材料。
HILT的理论研究尽管涵盖学习与教学的各个方面,但对各主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却不尽相同。图1显示的是HILT理论研究对学习与教学相关研究主题的关注程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动机是HILT最关注的研究主题,其次是教学方法、课程评估、学习社区、教学环境、学习评估和合作。
表2HILT理论研究对各类研究方法的采用程度
采用程度研究设计研究数据研究群体分析单位研究背景研究方法1试验定量哈佛学生个体真实的课堂行为2相关定性哈佛网教学生群组机构性数据调查3其他学生课程实验室访谈4教师课程体系模拟课堂心理/生理5[5]学院MOOc6[5]系/项目非正式学习7[5]学习组织非课程在线注:表中1至7代表的程度从强到弱。
表2显示的是HILT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主要采用试验研究和相关性研究,强调结论的证据一定是基于客观数据与定量分析,特别重视在真实课堂环境下对学生个体行为的研究。三、HILT对我国大学的启示
(一)重视推动“教与学”的创新
我国多数大学仍在沿用“以教师、教材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几十年来没有实质变化,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的探究式学习难以真正得到推广[13]。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譬如学校教学评价与激励机制导致教师教学积极性和创新意识不足,传统教育模式的惯性使得学生适应能力较差,班级规模及教学条件限制了现代教学法的运用等等。总体而言,与国际一流大学相比,我国大学在教学理念、制度设计、组织和资源方面都还存在较大差距,这直接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与竞争力。对伴随互联网长大的一代学生来说,信息化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难想象,他们所期望的学习方式与目前大学所能提供的教学方式之间存在的差距有多大[14]。信息技术对大学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改变现状需要系统性思维,大学首先要认识到提高教学质量的意义及变革教学模式的路径,自上而下的进行顶层设计并采取集体行动。
信息技术发展对大学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大学可以借助信息化教育改革的浪潮,推进教学与学习的创新和变革,弥补差距和赶超先进。学校层面的重视是迈出实际行动的必备前提,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尤其如此。大学应首先从思想上对教与学的创新实践予以足够的重视并使之形成共识,这通常需要借助学校层面积极的宣传与交流活动,通过各种途径将国内外最新的“教与学”创新与变革的信息传递给学校师生员工。
(二)建立学习与实践共同体
推进“教与学”的创新和实践需要自上而下的统一规划及行动,大学应建立能够整合学校相关资源的组织与机制。我国大学教务处通常设有“教研科”主抓教学研究,最近几年还普遍建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开展教师教学技能培训和教学咨询。但它们存在的问题也是具有共性的,譬如教学培训多限于理念、技能传授,批判性地反思教学实践的内容不够;教学咨询和技术服务(如课堂视频录制服务)有些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或教师的参与积极性不高;教研课题的研究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最终不能形成指导和用于教学实践的成果;缺乏针对教师课堂教学的个性化评估与改进服务项目;已立项的教改创新实践项目彼此之间缺少联系,无论过程还是结果能得到的反馈与支持都非常有限。所有这些问题的原因最终都可以归结到组织与机制上来,因此寻找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与运行机制就显得至关重要。
国外的实践表明,建立一个学习和实践共同体有助于项目的有效实施。学习与实践共同体是将有“共同愿景”的学生、教师、管理者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成员共同思考、探究和实践,整个团队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运行。在共同体中,学习与实践既是态度也是活动,既是生活方式也是过程。迈阿密大学教学促进中心在这方面做过成功的探索与实践,该中心主任米尔顿·克斯教授还就如何建立学习和实践共同体出版了专著《构建高校教师学习共同体》[15]。譬如,大学可以鼓励教师结合自己的工作与兴趣,在一定的期限内(比如一年或两年)聚焦特定教改主题,设计创新方案、尝试教学实践,并评价实施效果。这个过程所需要的资源与支持来自于学习与实践共同体。创新实践结果无论成败或好坏,都在校内甚至国内展示和交流。HILT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更利于“教与学”创新的哈佛共同体(Harvard Community)。 (三)基于客观证据评估创新结果
教学与学习创新的研究课题本质上是面向实践的行动研究,研究目的重在改进实践而不是理论探讨。我国大学传统的教研课题纯粹以理论研究为导向,问题与解决方案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基于教学实践的第一手材料和客观证据。因此大学在教研课题和“教与学”创新中应强调科学方法论和实证主义,对项目的审批和评估,从问题、试验、实践到结论(或最终成果)都应依赖于真实可靠的数据和客观证据。教师在教改中不仅要有方法论的意识,还要注重科学的收集与分析数据,使创新性的思想与方案得到实践的稳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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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rvard Initiative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HILT) was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apply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cience of learning in teaching through integrating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building the community and network which could promot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supporting innovative practical project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es. The reform tradition of Harvard, the challeng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and cognitive science were the times context which made the birth of HILT. Chinese universities should learn from the practice of HIL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novation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ively integrate related resources by means of establishing community of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support innovation project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jects, and examine the results of innovation based on objective evidences and real data and promote its applications.
Key words: Harvard University; HIL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责任编辑:平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