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记者在成都采访完刘永新将军以后，又向他提出一个新的请求，希望他能给介绍几位当年参战的老兵。刘将军听罢略一思索，便说，那你就采访一下任忠富班长，他作战英勇身残志坚，为老兵和烈士家属做了很多事……
　　当天晚上九点多钟，任班长就拄着双拐来到了记者住的房间。他是从几百千米之外的四川省巴中市乘长途大巴赶过来的。看着他削瘦的身材、艰难走路的样子，记者很感动。
　　肺腑之言
　　我是个“遗腹子”。母亲由于家庭出身是地主，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里受尽了欺凌污辱。她先后经历过几次所谓的“婚姻”，生育过11个子女。别人看不起她，但她给了我生命，我必须孝顺她，给她一个比较幸福的晚年。所以战后我回到巴中市被分配到一个酒厂工作。当厂领导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就提了一条，给我一间单身宿舍，摆开两张单人床即可（当时任班长还未婚）。我要把老娘接来同住，不能让她老人家再吃苦了！我结婚时向女方提的唯一的条件就是必须对我老娘好！
　　当任忠富班长含着眼泪向记者讲了这段似乎与采访内容并无关系的肺腑之言后，我的心里油然而生对这位孝顺老兵的无限崇敬！
　　我的手机尾号是118，这个号我等了很长时间才排到，因为我是118团的老兵！还有每年的4月28日，我绝对是不喝酒娱乐的，因为我要和那些牺牲在老山的战友“对话”和“交流”；我要告诉他们，烈士家里的事我会尽全力帮他们干好，让他们在九泉之下安心、放心。
　　入伍
　　我是1982年10月入的伍，新兵集结后，我们坐上闷罐车，走了好几天，来到昆明。新兵集训后被分配到14军40师118团1营1连1班。您采访的陈洪远班长是比我早二年的兵。
　　有了在农村艰苦生活的磨练，我在部队进步得很快，在新兵中也算出类拔萃吧。后来到40师部所在地大荒田那里参加了班长、骨干集训班，学习内容是会打仗、会带兵、会班组战术；训练神枪手、投弹能手、神炮手。4个月培训结束后到昆明军区北校场比赛。当时张又侠部长是我们118团副团长，他带领我们由118团战斗骨干组成的一个对抗班参加比赛，他任班长。进行精度射击時，使用56式冲锋枪，10发子弹、5次击发，低于80环就不合格。我打了全优（95环以上）。
　　我的枪打得准，与我们老排长谌永建有很大关系。他对我帮助很大，亲自为我校枪、给我开“小灶”，业余时间也帮我练枪。我的那支56式冲锋枪一直跟我许多年，它陪着我训练、射击、打仗，出生入死，我对它是有感情的。我退伍回家了，最舍不得是那支冲锋枪，几十年过去了，不知它现在怎么样了？
　　单双杠训练我由于个子小身体较弱，所以成绩差一些。还有就是知识较贫乏，因为上初二时，交不起每年11.8元的学费，母亲又是地主出身，所以被勒令退学，回家放羊。后来好心的公社书记（是任班长的老乡），看见我放羊，便为我说了好话，我才勉强地重新上完初中……
　　四个月的训练结束以后，我回连队带新兵班，连我共8个人（两位老兵，其余是新兵），这其中有两位来自云南和陕西的新兵在老山作战中牺牲了。1983年10月，我到老兵班任班长（老兵班8个人中，只有2个新兵）。从那时起部队就进入有针对性的实战训练。
　　我刚到连队时，每个班还有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老山作战前才全部换装了56式冲锋枪。后来，每个连又配发了一支狙击步枪。那种枪是根据在1979年初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缴获越军的苏制德拉贡诺夫SVD狙击步枪仿制的。该枪精度和射程比56式冲锋枪和半自动好很多。它带一具4倍白光瞄准镜，打800米之内的目标很准确，1979年打仗时，敌人用这种枪杀伤了我们不少人。当时我们连就一支狙击步枪，由连长亲自掌握，专门对付越军重要人员。以后，每个步兵班都配了一支狙击步枪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对我军轻武器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们连是40师的英雄连队，在1979年的作战中表现出色，在收复老山的作战中担任东边迂回攻击任务。主要任务有两种，一是歼灭从老山主峰方向被我军攻击而溃退下来的敌人；二是阻击敌军从其境内向北增援老山之敌的部队。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攻占1072和76号高地，因为这两处是敌人要完成上述两种作战任务的必经之路。
　　关于战时布置失误和作战中的伤亡及困难，您已经采访了我们的老首长和多位战友，我就不细谈了。
　　备战
　　1984年元月份，我们部队到了南温河以后，开始了针对性的战前训练，强度很大。战友们也都很辛苦，但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训练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我们当时也是真枪实弹训练，但打的都是空包弹不会伤人。还有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也有一部分镜头是配合我们训练演习拍的，唐国强和多位现在是影星的演员都和我们在一起。战前我们的伙食好多了，有5个菜一个汤。当地的老乡对我们很好，我们的房东姓甘，他把自家养的鸡都杀了给我们吃。他还上山抓老鼠（山老鼠）给我们做着吃，起初我们不敢吃，后来时间一长，也挺爱吃了。
　　临战前我们配发弹药，56式冲锋枪弹基数为300发，自身携带4个弹匣，每匣30发，腰间3个弹匣，56式上一个；4枚手雷。还有水壶，里面有2市斤消毒饮用水。这水我们都叫救命水，轻易不舍得喝，渴极了，才抿一口。还有防毒面具、救急包、防刺鞋；压缩饼干、罐头。还有擦枪油、刷子也是必备的，云南那边天气又热又潮，枪必须一天两次擦拭上油。擦枪布用完了，我们会把内衣撕了擦枪，如果枪锈了那可真是要命的事。战斗间隙，我们也会抓紧时间擦枪上油的。弹药、手雷、背包、食品加一起有50多斤，山大坡陡丛林荒草，行军时的确很辛苦的。
　　1984年4月25日下午4时，我们从曼庄出发向冲击发起地马嘿进发。这一段路有20多千米，非常难走，从马嘿到国境线也有1千米。

　　大战开始
　　炮击开始时，我们已经迂回到了敌76高地，当时我和巴中老乡程江在一起。程江是我们老家公社党委书记的儿子，他人长得很英俊，字也写得很好，原来一直在搞宣传。临战前，他坚决要求上一线打仗。他知道自己没有多少实战经验，所以一直紧跟着我。当我们冲进敌76高地时，我击毙了2个敌人打完了第一个弹匣，迅速换上胸前携带的另一个弹匣。在这里，我要说一下，现在好多影视作品在这方面严重失真。其实我们打仗时，很节约子弹的，极少像电视里演得那样，端起枪一阵狂扫。子弹打完了怎么办！虽然56式基数是300发，但我们自身只能携带120发，剩下的需要有军工送上来。但一旦打起来，冲到了前方，军工根本来不及送，没有子弹怎么办？也许贵刊读者会问：不会捡敌人的用？在战场上，我们是会使用缴获的敌人弹药，但那只是偶尔为之，不能全指望使用越军的。一句话，在战场上我们是很节约子弹的。现在再说打仗。占领76号高地第一道战壕后，我又迅速向1072高地冲去。我是我军第一个攻上1072高地的人。但后来又被敌人的炮火压了下来，退回76号主高地。

　　战友的牺牲
　　但在76号高地第一道战壕的短暂时间里，程江不知为什么突然从战壕里探出身去，在那一刹那，敌人设在78号高地上的一个隐蔽火力点的重机枪击中了他。我连忙去拉他，敌人仍在疯狂地射击，一棵大树桩挡住了敌人的子弹，我捡了一条命。但敌人的子弹还是把我挂在左边的水壶打烂了，宝贵的救命水一点也没剩。但也是万幸，如果打在右边，会把我挂在腰间的手雷打爆，那我也完了。我把程江拖回战壕，一个酒杯口大小的弹孔不断地往外喷涌着鲜血，救急包堵上根本没用，由于剧烈的疼痛他的脸抽搐着，显示出极痛苦的表情。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在我的怀里牺牲了。几十年过去了，但战友程江临死的情形就像刚发生的一样。更令我痛苦万分的是，战后，程江的父母就一直在追问我：“为什么我们的儿子死了，你还活着？”我把当时的情形无数次向二老解释，可他们还是问！到现在我都不明白，程江为什么要冲出战壕呢？他的遗书去年才在南温河被发现，字写得很漂亮，看得出来，他是抱定为国捐躯的心理走上战场的。但当时我们的遗书都是这么写的呀！
　　我把程江的遗体轻轻放下，整理一下，其实这时我也负伤了，是迫击炮弹片打在我的腿部（任班长之所以现在走路要拄拐就是因为这次负伤，而后来在军医院及地方医院都没治好，所以致残）。我后来把负伤时穿的血衣拿回了巴中老家，前几年才让我母亲给烧了，她老人家说那东西放在家里不吉利。在我身后30多米有一排的一个班，我也不知道也看不见，实际上陈洪远当时就在离我十几米的地方，我们也不知道。还得说现在的影视作品失真，那时的战场，除去极个别双方激烈争夺的地方被双方的炮火炸成光秃秃之外，绝大部分还都长满了茂密的植被。以我们当时所处的76号高地为例，虽然我军对其进行了猛烈的炮击，但由于地形落差大，原本植被很繁茂，所以还是几步远之外就是丛林荒草，看不见具体目标，在这种情况，射击或使用火焰喷射器都有很大局限，根本不像电视上演的那样。
　　我依靠着76号高地上的战壕边上的大树桩，和78号高地上的重机枪火力点对峙了一会儿，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消灭他。到了9点钟左右的时候，我开始向76号右侧冲去，这时四处枪声更加密集。我又击毙了一个敌人，穿过一片茂密的荒草，见到了张明喜、李玉国、安仕文，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临时战斗班组，我当组长。虽说是四个人，但三人是伤员，只有李玉国还没负伤。

　　环顾四周，对我们威胁最大的还是 78号高地上的重机枪。但敌人也特别狡猾，再加上那个火力点非常隐蔽，植被茂盛，很难打到他們。我们四个人，安仕文是狙击枪手，李玉国是40火箭筒手，张明喜有一挺56式轻机枪，我一支冲锋枪，按说火力不弱，但40火已经没有弹了，狙击枪在这么近的距离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再加上杂草遮挡也不能精准瞄准目标，轻机枪打在杂草树丛上，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而越军是重机枪，火力强大（在被杂草遮挡后子弹仍有杀伤力），后来我又中了鬼子一枪，而且这颗子弹击中我的右膀处，居然从右肋下钻出来。后来医院的大夫讲是有子弹在体内转向的情况（任班长脱下衣服，果然，右膀处有一弹孔伤疤，而肋下也有一处圆形伤疤），好在没打中要害。就这样我们在阵地上坚持了差不多两天一夜，我只吃了一块压缩饼干半壶水，而那水还是程江的，因为我的水壶早被打烂了。
　　撤出战斗
　　4月29日下午5点，战地救护队找到我们，把我们抬下山，送到师部卫生队走了好几个钟头。卢参谋见了我，抱着我的头痛哭了半天，晚上我们被送到文山的野战医院。当时由于右膀处伤很重，已经发炎，于是决定锯掉右臂，但一个名叫李忠的军医，力争不锯，最后为我保住了胳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这位好心的军医，但杳无音讯。希望您采访我的文章登在贵刊后，李军医能看到，并与我联系，了却我几十年的夙愿。

　　7月7日我伤愈出院，8号去原驻地看了一下老房东，9号归建118团。这时，部队已经在准备反击敌人预谋已久的（7.12大反扑）的作战。119团接替我们118团担任老山地区的防务，118团参谋长杨工力带领我们118团一营，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119团。那次打7.12越军大反扑，战斗非常激烈，我亲眼看见敌人一发炮弹就落在刘永新团长的指挥所近处，差几米就击中团指了。
　　7月13日～ 8月5日晚，我们在151高地担任防御作战任务。防御正面宽120多米，和150、149高地连成一条线，连部在149高地。当时我们班8个人，武器有轻机枪、冲锋枪、40火箭筒。
　　我们的任务除了防御之外，还负责监视敌人目标，发现有异常便通知连部，由连部决定用什么炮火消灭敌人。当时有60迫、82迫、82无后坐力炮，还有团里的100迫，师炮群的122榴、152加榴、130火箭炮，如果再远的敌人目标还有军属的59-1式130加农炮。总之由近及远各个距离上的敌目标都在我们火炮的控制之下，一有动静，我们的大炮就狠揍他们。
　　越軍在各处遗尸非常多，天热都腐败了，臭味很大，我军有时出动飞机喷洒防腐药水。
　　当时我们吃的不怎么样，有时饭菜送上阵地都变质了，压缩饼干、午餐肉罐头老吃也不行。现在我们常听别人讲，两山作战后，地方上的慰问品多得吃不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慰问品多是不假，但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多少部队啊，根本就分不过来。
　　我只在文山住院时收到过涪陵地区慰问的两瓶菠萝罐头，还有两袋白糖。据说以后慰问品真是多了，但我们都回昆明庄科山了！现在还说打仗。那阵子，住猫耳洞又湿又热，我们要么赤身子，要不只穿个大裤衩子非常难受。7月27号下午，越军以零星炮火袭击我们阵地，张崇海站在战壕边，我听见一发迫击炮弹打过来，便伸手把他拉进战壕，炮弹炸了，两块弹片击中了右腕。当时我忍住疼，挤出了弹片，但过两天伤口发炎了，后来去67野战医院住了10天医院。防御战任务结束以后，我们又往山上背修工事的钢板、水泥、建材，也很苦。
　　战后，我转业回到巴中市，进了一家酒厂，但厂子不久就倒闭了，我开始自谋职业。有了一些积蓄，我便全力帮助那些烈士遗属，伤残军人，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这些似乎与您的采访主题无关，就不谈了吧。
　　当兵参战的时间虽然只有几年，但是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儿子现在武警云南总队三支队服役，干得很出色，我为他感到骄傲。我想这与我在部队受的教育也是有关系的吧？
　　任忠富班长现在是巴中市战友联谊会会长。几十年来他拖着伤残之躯奔走于全国各地，为参战老兵、烈士呼吁请命，不遗余力。现在他正在麻栗坡县（老山所在地）筹办一个烟花爆竹公司。他向记者讲明：一旦有了收益，他将全部用于老兵和烈士家属身上。
　　“他绝对能做到这一点。当初他刚失业，每天用手工炒三百斤瓜子时，还从极微薄的收入中挤出钱帮助战友。任忠富是个打仗勇敢又品德高尚的好人，是我引以为自豪的部下。”刘永新将军在向记者介绍任忠富班长时是这样讲的。
　　口述歷史的真谛在于真实客观，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看了任忠富班长的讲述之后，您是否会有这样的体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