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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围绕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生机活力，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核心主题，牢牢抓住管党治党的关键环节和要素，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灵魂深处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初步探索破解了大党治理所遇到的普遍性难题和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大党治理的特殊性难题，开辟了“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境界。
[关键词]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核心主题；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7）04-0035-07
[收稿日期]2017-06-09
[作者简介]王超（1983—），男，山东淄博人，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广州市党建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广州市党的建设学会秘书，研究方向为政党现代化和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理，结合当代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管党治党的丰富实践，论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新论断、新观点、新理念、新思想，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具有鲜明实践导向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政治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能力，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执政地位的思想行动指南。学习好、领会好、研究好、实践好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世界意义，是时代赋予学术界和理论界的重要使命，既要以科学的态度认真梳理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又要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和学术凝练，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握核心主题。只有把握住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主题，才能深刻领会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本质内涵、理论体系、价值功能、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一、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核心主题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核心主题，本质上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指向“是什么”的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全面执政，“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成为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虽然在八大上，党中央就明确提出了“执政党”概念，[1]P214但是一直以来，在党建思维上并没有跳出“革命党思维”和“阶级斗争思维”，也没有实现从“革命党建设模式”向“执政党建设模式”的转变。改革开放后，执政党建设问题日益成为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重要议题。1980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2]P276的问题。在党的十六大，江泽民同志对党的“历史方位”作出重要阐述，并进一步回答了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是一个始终成为“三个代表”的党。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不断丰富党的执政理论体系，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目标，标志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本问题有了清醒、自觉和成熟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围绕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生机活力，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核心主题，牢牢抓住管党治党的关键环节和要素，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灵魂深处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初步探索破解了大党治理所遇到普遍性难题和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大党治理的特殊性难题，开辟了“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境界。
由这一核心主题延伸开来，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蕴涵着缜密的逻辑架构。目标上，要把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一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远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先锋队，避免使党沦为腐朽的官僚机器，以实现执政使命，巩固执政地位，确保执政安全。要素上，全面从严治党思想集中凸显了三个主体概念，即执行主体——党组织（纪委）及其负责人、对象主体——党员、政策主体——党规党纪，与三个主体概念相对应的党建内容就是党的价值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共同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框架中实现党的全面自身建设和发展。机理上，明确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和党员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责任义务，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产生层层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良好效果，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步骤上，按照《中央黨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的要求，到2017年基本形成涵盖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主要领域、适应管党治党需要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框架，对党员形成严格的外在约束，并在“严”的高压态势下力求形成习惯使然，使外在约束内化为党员的自觉约束，最后使党员的个体自觉汇聚成党的整体精神和价值追求。
新时期，为什么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主题要聚焦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及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首先，从党的性质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纲。党的建设千头万绪，但是能够抓纲带目，就可以提纲挈领。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章为总依据，就必须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问题作为党的建设基础性战略性问题抓紧抓好。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形成不是基于党的执政，而是党通过自身奋斗使其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先进因素和先进力量，从而对国家和社会形成强大领导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支撑了党的领导核心。这就决定了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要围绕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来谋划布局，其前提则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在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中把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放在首位。如果党的自身建设一旦落后于社会发展，就将无法真正成为领导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先进力量，也将失去先进性，失去领导地位。因此，新时期党建工作要走出传统模式，不能仅从应对社会发展对党提出的挑战角度开展党建工作，还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要求，立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引领和驾驭社会发展的能力，创造一种新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之所以能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其原因就是按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求，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精神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之中，创造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新模式。 其次，从党的使命来看。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仅仅为实现长期执政而进行的党建活动，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能否真正实现。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分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后指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3]P82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已经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绝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经济社会进化过程，而是一种通过执政党正确的理念、路线、战略和政策能动地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过程。[4]P5我国取得的现代化全面而快速的发展局面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实践的成果。可以说，党的高度政治自觉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目的就是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党的执政使命问题上形成共识和自觉行动。
最后，从面临问题来看。进入新时期以来，党的执政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同时，党内政治生活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产生矛盾和问题的原因既表现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的个人主观层面，也表现在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的组织客观层面。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既需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树立使命感和责任感，树立规矩意识和底线意识，又要解决好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以严的理念、严的标准、严的措施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机制。
只有深刻把握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核心主题和战略目标，才能避免就党建论党建，就“从严”论“从严”的片面思维和局限思维，真正发挥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效力。
二、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整体布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历史使命。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整体布局正是以“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对党提出的要求为参照依据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纵观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靠一个政党的领导。而中国已经取得的和即将取得的现代化全面而快速的发展局面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支政党力量的强有力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实践的成果。这是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很重大区别。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各国普遍问题和中国自身的特殊问题都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的挑战。面对这些新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把自身全面建设好，增创党的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这一战略思想，直到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集中反映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整体布局。
（一）以加强党的领导“统思想”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中得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结论。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还是最大的政治优势，是服从于政治追求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重要论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高度强调了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对党的领导的认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第一，明确党的领导的前提。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是对党的忠诚。习近平多次谈到对党忠诚的问题，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对党绝对忠诚就要做到信念上坚定、政治上清醒、行动上自觉、为民上务实、品行上端正。第二，把握党的领导的根本。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党的领导是以凝聚人民、领导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的重要思想，指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运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5]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表明，强调党的领导，并不是因为共产党的存在，而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全体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断地超越自身、向更新的社会迈进，就必须有一个既能凝聚全体人民，又能引领国家与社会向更高形态社会发展的力量”[6]P19。 第三，夯实党的领导的基础。习近平反复强调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5]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以党章党规党纪和法纪为依据，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二）以密切联系群眾“转作风”
党的先进是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中体现的。正是基于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的内在要求，党中央不断告诫全党：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在此意义上讲，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点就是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赢得群众的认同和信赖。无论是中国的国情，还是党的要求，都决定了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从党的作风建设入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德治”基础。习近平强调：“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根本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7]第一，在责任落实上，将作风建设纳入党组织的责任范围内。《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了党组织所担负的是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而不仅是反腐倡廉主体责任。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加强作风转变。这实际上将作风建设与各级党组织的职责联系起来，形成了责权一致的体系。第二，在体系构建上，将作风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从严治党要树立良好作风，但良好作风的形成不是单一的作风建设就能实现的，必须将作风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各方面的建设，形成抓好作风建设的合力。第三，在制度保障上，将作风建设置于党规党纪规定中。习近平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7]新一届中央领导将作风建设从意识层面上升到党规党纪层面，特别是以“八项规定”以上率下治理“四风”起步，也从治理“四风”延伸，步步为营，使党员干部作风体现到一切工作中。 （三）使党员增强党性“强体魄”
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从党的建设历史看，党性内涵的发展及党性要求的丰富是中国共产党回应中国社会生态变迁对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定性的一种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性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使用的高频词，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执政党建设的聚焦点，其核心要义是加强党性修养使党员干部强健体魄、增强防止作风问题的抵抗力，使党员干部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第一，明确了新形势下党性修养的战略指向。习近平在兰考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鲜明指出：作风就是党性。这深刻表明的是作风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命运的重要影响，针对的是党员干部普遍存在的个体层面的作风问题，旨在提高党员干部坚持优良作风、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第二，重塑了新形势下党性锤炼的战略平台。习近平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锤炼的主要平台。”[8]P173实践证明，党员党性强不强，与有没有经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坚定的党性不会自然产生，必须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经过长期实践锤炼和激烈思想交锋逐渐形成。第三，表明了新形势下党性建设的战略逻辑。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来看，新形势下党性建设的战略逻辑已经非常清晰，采用的是从作风意义上的党性建设倒逼组织意义上的党性建设，进而形成思想理论方法意义上的党性建设的战略逻辑演进形态，“既符合了当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客观实际和面临的突出、迫切问题，同时又丰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思想和实践”，[9]构成了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
（四）对不良政治现象“零容忍”
突出问题导向，直指党内不良政治现象是新形势下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主要体现以下方面：首先，旗帜鲜明反“四风”，要求全党同志要与潜规则、不良习气、不正之风、腐朽思想彻底切割；其次，高压态势遏“腐败”，坚定不移割除腐败毒瘤，除恶务尽；再次，惩治不良政治现象不姑息，对于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任人唯亲、人身依附，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野心膨胀等问题，做了就要付出代价。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生动实践为全面从严治党积累了基本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必须突出重点、聚焦问题，找准靶子、点中穴位；必须领导带头、以上率下，抓住关键、从严治吏；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思想引导、筑牢底线；必须严字当头、从严从实，由表及里、标本兼治；必须层层压紧、上下互动，从点到面、力求全面；必须建制立规、扎紧笼子，真抓实干、细致入微。这些实践和经验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理念、方式、行为、制度、标准等的有机统一，使思想建黨和制度治党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交相辉映，形成了管党治党的整体合力，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重要成果。
（五）将党纪挺在前面“亮红线”
十八大以来将党纪挺在前面的治党实践深刻回应了新形势下党员干部的一些模糊认识、错误思维、存在的不正常状况。第一，深刻回应了“违纪是小节、违法才处理”的问题。习近平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无数案例证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8]P372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才能有效克服“违纪是小节、违法才处理”的不正常状况。第二，深刻回应“干部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就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当前一些党员干部总有一种错误思维，认为只要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就可以忽略不计，没有必要加以追究，也觉得不用追究，甚至由此产生更严重的错误认识，认为只要有法律就行了，何必要搞纪律，这些错误思维和错误认识导致一些党员干部将防线降低到守法的层面，将党员标准降到普通群众层面，与党的先进性不相称。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是相伴而生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严肃党纪就是在政治问题上划出了任何人不能越过的红线，谁也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第三，深刻回应了“党纪只管普通党员，管不到高级干部”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党纪是管“下面的”，管不到或者管不了“上面”。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批“大老虎”，以及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的对高级干部的要求，真正践行了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誓言。
三、进一步实践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党的建设的系统工程又是改革创新工程。作为领导核心和执政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问题，以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体制、新的举措，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框架和战略路径，以解决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
（一）必须以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核心要义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核心要义。十八大前，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舆论都对党的执政、党的领导有所担忧，其主要原因就是党面临着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挑战。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势必会动摇执政基础、冲击执政地位、削弱执政能力，甚至会断送党的事业。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正是对党的领导和执政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的有效回应。第一，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有效的领导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和追求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总能战胜风险、力挽狂澜，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代表着人民意志，具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仰的政党。总结党史上的经验和面对现实的考验，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统一全党的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当前，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实现党的建设和政治建设有机融合，“使党的建设具有政治建设的价值，同样使政治建设具有党的建设的意义。”[10]P169第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是对党员、对社会、对国家领导的有机统一，本质就是党、社会、国家三者的关系处理问题。党的领导的有效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体制的科学化程度。完善党的领导关键是根据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和党的领导体制的优越性，依据党、社会、国家三者关系的新变化进行积极的体制创新，创造出党的领导的新格局。第三，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权威。实现党的坚强领导的重要抓手就是对干部的从严管理。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从严管理干部既要规范权力行使，又要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规矩办事，特别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决不允许自行其是、各自为政，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 （二）必须以严明党的纪律作为固本之策
从根本上讲，新形势下习近平反复强调严明党的纪律，是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迫切要求，需要采取有效举措加以推进。第一，坚持“全面从严”。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坚持“全面从严”要求必须对纪律适用主体做到全面从严，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任何违反党的纪律的组织和党员都必须受到追究问责。这就要求在纪律执行层面也要做到全面从严。党的纪律是涵盖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等的体系。虽然根据形势的不同，纪律要求的侧重点不同，并不意味着其他纪律就不重要了，可以顾此失彼。当前，最关键的是严明政治纪律，要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上遵守规矩。最基本的是严明组织纪律，要求必须坚持“四个服从”，在组织观念、组织程序、组织规矩等方面接受组织教育和监督。最紧要的是严明廉洁纪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要保持政治主体的独立性要求党员和各级组织在相关经济活动中必须严明廉洁纪律。第二，确保“切实可行”。党的纪律规定要根据形势和党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确保系统配套、务实管用，防止脱离实际、内容模糊不清、滞后于实践。总结十八大以来的经验，确保纪律“切实可行”需要遵循以下原则：在纪律制定上，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不搞面面俱到；坚持统筹协调，围绕责任设计制度、围绕制度构建体系；坚持以上率下，着重把高级干部突出出来。第三，强化“监督优势”。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把强化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基础性工程，使监督的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出来。要注意畅通两个渠道，一是建言献策渠道，一个是批评监督渠道。
（三）必须以党内政治生活作为主要平台
党内政治生活是教育管理党员的主要平台和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其本质就是处理各种党内关系。保持健康严肃的政治生活有利于促进和发展党内关系，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第一，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要求必须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把握政治方向，保持清醒政治头脑，坚定政治立场、政治信仰，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要求必须始终站在时代潮头，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使党内政治生活与新的伟大斗争相适应，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要求必须以组织名义在党内开展，严格遵守党章，按照党内法規进行，避免随意化、平淡化、娱乐化、庸俗化，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交换。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要求必须着重于党员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自觉“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不断克服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统一党内思想。第二，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党走过了96年的光辉历程，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高度自觉，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当前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根本是制度规范，关键是“一把手”带头，目的是解决问题，要求是从严从实。第三，建立健全整体性的制度规范体系。以实现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权利、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核心理念，尽快出台适应时代要求的、系统全面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规则，增强政治生活的信心。
（四）必须以党建责任机制作为制度保障
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7]构建党建责任制作为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总结、理论提升和战略决策，应该发挥更重要作用。第一，树立正确的党建政绩观。面对新形势下复杂的党内外环境，党建必须遵循自身规律，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制定目标和狠抓落实结合起来、分类指导和统筹协调结合起来、典型引导和全面提高结合起来、当前工作和长治长效结合起来，增强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不能动不动就喊新口号、提新概念，甚至用拔苗助长的方式栽培典型、玩新花样，必须注重用实功、求实效。第二，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巡视巡察力度。巡视巡察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基本职责在于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十八大以来，巡视在发现党政干部的贪污受贿、作风建设、官商勾结、选人用人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还要发挥巡视巡察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作用，通过巡视巡察使党委书记明确责任意识，层层传导责任压力，确保责任落到实处。第三，建立科学的党建责任清单与考评体系。进一步细化责任内容，将党委、党委书记、班子成员等的相关责任区分开来，明确起来，避免责任模糊不清。切实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围绕责任清单细化考核内容，重点体现“四风”治理问题、干部选拔任用问题、群众利益维护问题、权力监督制约问题等设置指标进行考核，制定评价标准、分值权重，增强考核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并注意运用好考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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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核心主题；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7）04-0035-07
[收稿日期]2017-06-09
[作者简介]王超（1983—），男，山东淄博人，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广州市党建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广州市党的建设学会秘书，研究方向为政党现代化和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理，结合当代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管党治党的丰富实践，论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新论断、新观点、新理念、新思想，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具有鲜明实践导向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政治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能力，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执政地位的思想行动指南。学习好、领会好、研究好、实践好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世界意义，是时代赋予学术界和理论界的重要使命，既要以科学的态度认真梳理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又要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和学术凝练，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握核心主题。只有把握住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主题，才能深刻领会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本质内涵、理论体系、价值功能、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一、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核心主题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核心主题，本质上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指向“是什么”的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全面执政，“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成为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虽然在八大上，党中央就明确提出了“执政党”概念，[1]P214但是一直以来，在党建思维上并没有跳出“革命党思维”和“阶级斗争思维”，也没有实现从“革命党建设模式”向“执政党建设模式”的转变。改革开放后，执政党建设问题日益成为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重要议题。1980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2]P276的问题。在党的十六大，江泽民同志对党的“历史方位”作出重要阐述，并进一步回答了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是一个始终成为“三个代表”的党。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不断丰富党的执政理论体系，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目标，标志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本问题有了清醒、自觉和成熟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围绕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生机活力，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核心主题，牢牢抓住管党治党的关键环节和要素，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灵魂深处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初步探索破解了大党治理所遇到普遍性难题和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大党治理的特殊性难题，开辟了“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境界。
由这一核心主题延伸开来，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蕴涵着缜密的逻辑架构。目标上，要把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一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远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先锋队，避免使党沦为腐朽的官僚机器，以实现执政使命，巩固执政地位，确保执政安全。要素上，全面从严治党思想集中凸显了三个主体概念，即执行主体——党组织（纪委）及其负责人、对象主体——党员、政策主体——党规党纪，与三个主体概念相对应的党建内容就是党的价值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共同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框架中实现党的全面自身建设和发展。机理上，明确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和党员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责任义务，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产生层层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良好效果，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步骤上，按照《中央黨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的要求，到2017年基本形成涵盖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主要领域、适应管党治党需要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框架，对党员形成严格的外在约束，并在“严”的高压态势下力求形成习惯使然，使外在约束内化为党员的自觉约束，最后使党员的个体自觉汇聚成党的整体精神和价值追求。
新时期，为什么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主题要聚焦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及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首先，从党的性质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纲。党的建设千头万绪，但是能够抓纲带目，就可以提纲挈领。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章为总依据，就必须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问题作为党的建设基础性战略性问题抓紧抓好。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形成不是基于党的执政，而是党通过自身奋斗使其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先进因素和先进力量，从而对国家和社会形成强大领导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支撑了党的领导核心。这就决定了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要围绕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来谋划布局，其前提则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在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中把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放在首位。如果党的自身建设一旦落后于社会发展，就将无法真正成为领导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先进力量，也将失去先进性，失去领导地位。因此，新时期党建工作要走出传统模式，不能仅从应对社会发展对党提出的挑战角度开展党建工作，还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要求，立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引领和驾驭社会发展的能力，创造一种新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之所以能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其原因就是按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求，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精神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之中，创造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新模式。 其次，从党的使命来看。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仅仅为实现长期执政而进行的党建活动，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能否真正实现。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分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后指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3]P82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已经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绝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经济社会进化过程，而是一种通过执政党正确的理念、路线、战略和政策能动地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过程。[4]P5我国取得的现代化全面而快速的发展局面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实践的成果。可以说，党的高度政治自觉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目的就是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党的执政使命问题上形成共识和自觉行动。
最后，从面临问题来看。进入新时期以来，党的执政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同时，党内政治生活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产生矛盾和问题的原因既表现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的个人主观层面，也表现在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的组织客观层面。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既需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树立使命感和责任感，树立规矩意识和底线意识，又要解决好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以严的理念、严的标准、严的措施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机制。
只有深刻把握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核心主题和战略目标，才能避免就党建论党建，就“从严”论“从严”的片面思维和局限思维，真正发挥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效力。
二、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整体布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历史使命。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整体布局正是以“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对党提出的要求为参照依据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纵观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靠一个政党的领导。而中国已经取得的和即将取得的现代化全面而快速的发展局面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支政党力量的强有力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实践的成果。这是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很重大区别。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各国普遍问题和中国自身的特殊问题都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的挑战。面对这些新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把自身全面建设好，增创党的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这一战略思想，直到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集中反映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整体布局。
（一）以加强党的领导“统思想”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中得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结论。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还是最大的政治优势，是服从于政治追求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重要论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高度强调了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对党的领导的认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第一，明确党的领导的前提。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是对党的忠诚。习近平多次谈到对党忠诚的问题，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对党绝对忠诚就要做到信念上坚定、政治上清醒、行动上自觉、为民上务实、品行上端正。第二，把握党的领导的根本。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党的领导是以凝聚人民、领导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的重要思想，指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运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5]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表明，强调党的领导，并不是因为共产党的存在，而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全体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断地超越自身、向更新的社会迈进，就必须有一个既能凝聚全体人民，又能引领国家与社会向更高形态社会发展的力量”[6]P19。 第三，夯实党的领导的基础。习近平反复强调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5]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以党章党规党纪和法纪为依据，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二）以密切联系群眾“转作风”
党的先进是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中体现的。正是基于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的内在要求，党中央不断告诫全党：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在此意义上讲，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点就是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赢得群众的认同和信赖。无论是中国的国情，还是党的要求，都决定了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从党的作风建设入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德治”基础。习近平强调：“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根本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7]第一，在责任落实上，将作风建设纳入党组织的责任范围内。《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了党组织所担负的是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而不仅是反腐倡廉主体责任。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加强作风转变。这实际上将作风建设与各级党组织的职责联系起来，形成了责权一致的体系。第二，在体系构建上，将作风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从严治党要树立良好作风，但良好作风的形成不是单一的作风建设就能实现的，必须将作风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各方面的建设，形成抓好作风建设的合力。第三，在制度保障上，将作风建设置于党规党纪规定中。习近平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7]新一届中央领导将作风建设从意识层面上升到党规党纪层面，特别是以“八项规定”以上率下治理“四风”起步，也从治理“四风”延伸，步步为营，使党员干部作风体现到一切工作中。 （三）使党员增强党性“强体魄”
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从党的建设历史看，党性内涵的发展及党性要求的丰富是中国共产党回应中国社会生态变迁对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定性的一种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性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使用的高频词，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执政党建设的聚焦点，其核心要义是加强党性修养使党员干部强健体魄、增强防止作风问题的抵抗力，使党员干部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第一，明确了新形势下党性修养的战略指向。习近平在兰考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鲜明指出：作风就是党性。这深刻表明的是作风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命运的重要影响，针对的是党员干部普遍存在的个体层面的作风问题，旨在提高党员干部坚持优良作风、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第二，重塑了新形势下党性锤炼的战略平台。习近平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锤炼的主要平台。”[8]P173实践证明，党员党性强不强，与有没有经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坚定的党性不会自然产生，必须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经过长期实践锤炼和激烈思想交锋逐渐形成。第三，表明了新形势下党性建设的战略逻辑。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来看，新形势下党性建设的战略逻辑已经非常清晰，采用的是从作风意义上的党性建设倒逼组织意义上的党性建设，进而形成思想理论方法意义上的党性建设的战略逻辑演进形态，“既符合了当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客观实际和面临的突出、迫切问题，同时又丰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思想和实践”，[9]构成了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
（四）对不良政治现象“零容忍”
突出问题导向，直指党内不良政治现象是新形势下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主要体现以下方面：首先，旗帜鲜明反“四风”，要求全党同志要与潜规则、不良习气、不正之风、腐朽思想彻底切割；其次，高压态势遏“腐败”，坚定不移割除腐败毒瘤，除恶务尽；再次，惩治不良政治现象不姑息，对于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任人唯亲、人身依附，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野心膨胀等问题，做了就要付出代价。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生动实践为全面从严治党积累了基本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必须突出重点、聚焦问题，找准靶子、点中穴位；必须领导带头、以上率下，抓住关键、从严治吏；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思想引导、筑牢底线；必须严字当头、从严从实，由表及里、标本兼治；必须层层压紧、上下互动，从点到面、力求全面；必须建制立规、扎紧笼子，真抓实干、细致入微。这些实践和经验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理念、方式、行为、制度、标准等的有机统一，使思想建黨和制度治党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交相辉映，形成了管党治党的整体合力，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重要成果。
（五）将党纪挺在前面“亮红线”
十八大以来将党纪挺在前面的治党实践深刻回应了新形势下党员干部的一些模糊认识、错误思维、存在的不正常状况。第一，深刻回应了“违纪是小节、违法才处理”的问题。习近平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无数案例证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8]P372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才能有效克服“违纪是小节、违法才处理”的不正常状况。第二，深刻回应“干部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就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当前一些党员干部总有一种错误思维，认为只要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就可以忽略不计，没有必要加以追究，也觉得不用追究，甚至由此产生更严重的错误认识，认为只要有法律就行了，何必要搞纪律，这些错误思维和错误认识导致一些党员干部将防线降低到守法的层面，将党员标准降到普通群众层面，与党的先进性不相称。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是相伴而生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严肃党纪就是在政治问题上划出了任何人不能越过的红线，谁也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第三，深刻回应了“党纪只管普通党员，管不到高级干部”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党纪是管“下面的”，管不到或者管不了“上面”。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批“大老虎”，以及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的对高级干部的要求，真正践行了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誓言。
三、进一步实践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党的建设的系统工程又是改革创新工程。作为领导核心和执政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问题，以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体制、新的举措，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框架和战略路径，以解决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
（一）必须以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核心要义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核心要义。十八大前，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舆论都对党的执政、党的领导有所担忧，其主要原因就是党面临着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挑战。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势必会动摇执政基础、冲击执政地位、削弱执政能力，甚至会断送党的事业。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正是对党的领导和执政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的有效回应。第一，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有效的领导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和追求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总能战胜风险、力挽狂澜，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代表着人民意志，具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仰的政党。总结党史上的经验和面对现实的考验，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统一全党的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当前，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实现党的建设和政治建设有机融合，“使党的建设具有政治建设的价值，同样使政治建设具有党的建设的意义。”[10]P169第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是对党员、对社会、对国家领导的有机统一，本质就是党、社会、国家三者的关系处理问题。党的领导的有效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体制的科学化程度。完善党的领导关键是根据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和党的领导体制的优越性，依据党、社会、国家三者关系的新变化进行积极的体制创新，创造出党的领导的新格局。第三，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权威。实现党的坚强领导的重要抓手就是对干部的从严管理。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从严管理干部既要规范权力行使，又要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规矩办事，特别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决不允许自行其是、各自为政，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 （二）必须以严明党的纪律作为固本之策
从根本上讲，新形势下习近平反复强调严明党的纪律，是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迫切要求，需要采取有效举措加以推进。第一，坚持“全面从严”。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坚持“全面从严”要求必须对纪律适用主体做到全面从严，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任何违反党的纪律的组织和党员都必须受到追究问责。这就要求在纪律执行层面也要做到全面从严。党的纪律是涵盖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等的体系。虽然根据形势的不同，纪律要求的侧重点不同，并不意味着其他纪律就不重要了，可以顾此失彼。当前，最关键的是严明政治纪律，要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上遵守规矩。最基本的是严明组织纪律，要求必须坚持“四个服从”，在组织观念、组织程序、组织规矩等方面接受组织教育和监督。最紧要的是严明廉洁纪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要保持政治主体的独立性要求党员和各级组织在相关经济活动中必须严明廉洁纪律。第二，确保“切实可行”。党的纪律规定要根据形势和党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确保系统配套、务实管用，防止脱离实际、内容模糊不清、滞后于实践。总结十八大以来的经验，确保纪律“切实可行”需要遵循以下原则：在纪律制定上，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不搞面面俱到；坚持统筹协调，围绕责任设计制度、围绕制度构建体系；坚持以上率下，着重把高级干部突出出来。第三，强化“监督优势”。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把强化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基础性工程，使监督的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出来。要注意畅通两个渠道，一是建言献策渠道，一个是批评监督渠道。
（三）必须以党内政治生活作为主要平台
党内政治生活是教育管理党员的主要平台和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其本质就是处理各种党内关系。保持健康严肃的政治生活有利于促进和发展党内关系，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第一，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要求必须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把握政治方向，保持清醒政治头脑，坚定政治立场、政治信仰，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要求必须始终站在时代潮头，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使党内政治生活与新的伟大斗争相适应，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要求必须以组织名义在党内开展，严格遵守党章，按照党内法規进行，避免随意化、平淡化、娱乐化、庸俗化，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交换。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要求必须着重于党员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自觉“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不断克服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统一党内思想。第二，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党走过了96年的光辉历程，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高度自觉，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当前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根本是制度规范，关键是“一把手”带头，目的是解决问题，要求是从严从实。第三，建立健全整体性的制度规范体系。以实现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权利、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核心理念，尽快出台适应时代要求的、系统全面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规则，增强政治生活的信心。
（四）必须以党建责任机制作为制度保障
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7]构建党建责任制作为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总结、理论提升和战略决策，应该发挥更重要作用。第一，树立正确的党建政绩观。面对新形势下复杂的党内外环境，党建必须遵循自身规律，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制定目标和狠抓落实结合起来、分类指导和统筹协调结合起来、典型引导和全面提高结合起来、当前工作和长治长效结合起来，增强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不能动不动就喊新口号、提新概念，甚至用拔苗助长的方式栽培典型、玩新花样，必须注重用实功、求实效。第二，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巡视巡察力度。巡视巡察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基本职责在于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十八大以来，巡视在发现党政干部的贪污受贿、作风建设、官商勾结、选人用人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还要发挥巡视巡察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作用，通过巡视巡察使党委书记明确责任意识，层层传导责任压力，确保责任落到实处。第三，建立科学的党建责任清单与考评体系。进一步细化责任内容，将党委、党委书记、班子成员等的相关责任区分开来，明确起来，避免责任模糊不清。切实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围绕责任清单细化考核内容，重点体现“四风”治理问题、干部选拔任用问题、群众利益维护问题、权力监督制约问题等设置指标进行考核，制定评价标准、分值权重，增强考核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并注意运用好考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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