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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只有高小文化的农民十余年潜心研究《金瓶梅》，
提出西门庆故里一说
他的志向是，用5年的时间对《金瓶梅》彻底梳理一次，
让大众看得懂
西溪南村置身于喧嚣之外。即便是在“五一”黄金周，从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开往西溪南村的公交车仍然少得可怜。我花了20块钱雇了一辆三轮车。“去那里干嘛呢？”三轮车司机问我。“旅游。”“旅游？我开了快10年车，还是第一次搭游客去西溪南村。”司机中途数次停车问路，才找到进村的入口。
村口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上书：“自建村以来，吴姓为本村大姓，村民以农为本，外徙经商，贾富兴儒，因儒入仕，商者足迹遍布扬州、南京、杭州及沿淮一带，盐商为主，兼营茶、木材、典当等行业；入仕者高官接踵，可谓：满朝朱紫贵，江淮金银山。”
这牌子上描述的事情，对于村民来说，遥远得好像从未发生。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留下来的，主要以养蜂为营生。这里号称“中国蜜蜂之乡”。
村子有新旧两部分。在新街道上，道路两旁是整齐划一的徽派仿古建筑，红底白字的标语横跨街道，内容无所不包：“某某城，徽州首席品质生活新标杆。”“民兵是进行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严肃换届纪律，保证风清气正。”“支部创先进，党员争先锋，融入主城区，跨入市十强。”……
在老街道上，许多老宅子挂着“黄山市百村千幢古民居”的牌子。第260号是：聚景堂。聚景堂所在的院子叫果园。果园正在翻修，工人们在屋顶上敲敲打打。这个院子，据说有过一个名字：《金瓶梅》遗址公园。
“这个园子搞了好几年，旅游公司搞不下去了。”在果园旁的一户人家里，一位村民说。“看过《金瓶梅》吗？”我问他。“没看过，听说是讲西门庆的。”他笑了笑，“你是看到网上的文章来的吧？”
这个村子的人，不管上不上网，几乎都知道网上对这个村子与《金瓶梅》的话题有过热议。最近的一篇文章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写的，他来这里采访了潘志义。
潘志义是此地村民，研究《金瓶梅》已有30年。
投身“瓶”中十余年
“说起这件事情我就生气。”潘志义红着脸说道。
他喝了些酒，表示了对《华盛顿邮报》记者的不满。他只想谈自己的《金瓶梅》研究，而不想跟旅游扯到一块。显然，那位美国记者并没有这么做。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来访之前，谨慎的潘志义还是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告了有位外国记者要采访他。这下可好，采访当天，好几个有关部门的人在村子里像路人一样晃荡了好久。两人当时的交谈倒很愉快，以至于说得太久，让在外边晃荡的人都有些不耐烦了。
“这个记者还跟我在那里合了影。”潘志义指着他家墙壁上用油漆刷的毛主席诗词：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潘志义的家原本是供销社的房子，他花了不多的钱买了下来。墙上刷的字是“文革”时留下的。
“文革”开始两年后的1968年，16岁的潘志义第一次读到了《金瓶梅》。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
潘志义当时在造纸厂工作，造纸厂的一个原料来源是那些被没收的禁书。这些书被送到造纸厂，粉碎，打成浆，最终被“改造”成“无害”的纸张。在这些“荼毒思想”的书籍成为纸浆之前，潘志义会从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书来看。《金瓶梅》是其中一本。
这本书在他的生活中播下了一颗种子，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0年之后的一次阅读。
1977年，“文革”结束将近一年。彼时的潘志义已经在供销社做起了收购废旧物品的工作。他在造纸厂养成的老习惯还保持着。在收购来的作为废品的旧书中，他发现了一本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创刊号。上面刊登有吴晗谈《金瓶梅》的一篇文章。吴晗在这篇文章里表述的一个观点是：《金瓶梅》的作者可能是托名“天都外臣”的汪道昆。
汪道昆是徽州西溪南人，这激起了潘志义对《金瓶梅》的极大兴趣。其实，当潘志义在读《金瓶梅》时，便已发现书中很多词句只有通过徽州本地方言才能读得通。于是乎，他从方言入手，开始扎进《金瓶梅》的研究中。
以安徽另一个村落为起点的“改革开放”随之而来，潘志义在上世纪80年代也下了海。用他的话来说，除了军火和毒品，他什么生意都做过。当别人还以万元户为羡慕对象时，他已经是十万元户了。但《金瓶梅》的研究，他还是放不下。他似乎上了瘾，心思并不在做生意上，每天想得更多的是《金瓶梅》。
他收集资料，写论文，生意上的事让他牵挂的越来越少。他开始参加《金瓶梅》的研讨会，结交《金瓶梅》的研究专家。他现在手头上有一套台湾出版的明万历本《金瓶梅》，这是已故的台湾《金瓶梅》研究专家魏子云送给他的。
他的书房里挂着的字画，几乎全都与《金瓶梅》相关。每天早上7点钟，他便到书房里坐下写文章，直至11点。下午查《金瓶梅》和徽文化资料，把第二天要写的东西准备一下。
这就是他一天的生活。
潘志义从书堆中找出一本早年油印的论文。他在论文里写道：“《金瓶梅》运用的方言俚语，是典型的徽州土白。我只是个高小学生，能看懂《金瓶梅》，是因为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徽州佬，每天与百姓接触，听到的都是《金瓶梅》中使用的方言俚语。这种亲切感、熟悉，促使我探讨《金瓶梅》著者，埋身‘瓶’中十余年矣。”
“对于《金瓶梅》的研究，这个谜我不揭开，谁也不能揭开。要想知道作者、成书年代、版本，得使用方言，这个工作只有我做得了，其他人做不了。”说到这里，他颇为得意。
做研究得花钱。前些年，有位地方上的领导拨了两万块钱给他。去年，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政府也拨了1万块钱给他。“都还存账户上，动都还没动。”这些就是他这几年获得的全部研究资助。他的大多研究经费，靠自己卖一些字画所获。
《金瓶梅》遗址之争
潘志义站在自家门前给我讲他写的对联。上联是：玉兔升空降福宝宅。下联是：金瓶梅开扬名天下。
“我每年都换对联，写的都不同，你看看别人家门口的，都是印刷品，中国的社会现在太俗气了。”一位村民骑车经过，扭头看了一下，说，狗洞，这是你写的？在西溪南村，问潘志义是谁，可能会有人不知道，但大家知道“狗洞”，这是潘志义的小名。潘志义干脆把自己的笔名也改为“苟洞”。
许多人不知道“狗洞”每天在忙活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对他们自身会有什么影响。事情的改变大概是2003年。潘志义在那一年写了一篇关于西门庆原型的文章，指出西门庆的原型是西溪南明代的富商——吴氏家族。
不久，有商人看了他写的论文，决定在西溪南村投资建《金瓶梅》遗址公园。媒体开始对此事进行报道，许多人开始争论这里是不是《金瓶梅》遗址。有的人会说，《金瓶梅》是从《水浒传》里掏出来的，而《水浒传》写的是山东或河北啊。有的人干脆说，这是在拿作为禁书淫书的《金瓶梅》来炒作……
村民也都知道网上文章所说的内容了，议论纷纷，他们对外来者的提问开始保持沉默。他们明白，可能一开口，自己的话就会在网上出现。
政府也出面“灭火”，极力撇清此地的旅游开发和《金瓶梅》的关系。“我们这里搞的是百村千幢工程，跟《金瓶梅》一点关系都没有，西门庆就是个虚构的人，谁愿意去争西门庆的故里啊？”在西溪南政府的办公室里，一位分管旅游的书记迫不及待地跟我说。
金瓶梅遗址公园的投资方也出了经济问题，几经转手，最后搁置下来，成了今天的局面。
提到“旅游开发”，潘志义就开始不耐烦，觉得这个事情越说越说不清楚。他想说的一个逻辑关系是：《金瓶梅》的作者熟悉徽州，借用了《水浒》的一段故事来写明朝万历年间的徽州现实。他愤恨于人们只把《金瓶梅》当成是淫书。他觉得它之所以被禁，不是因为淫荡，而是因为这本书“把官场暴露无遗”。“色情？这只是《金瓶梅》的一部分，《金瓶梅》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
潘志义拿出一本研究集子，在我面前大声地朗诵郑振铎写《金瓶梅》的一段文字：“那西门庆式的黑暗的家庭，是不是至今到处都还像春草似地滋生蔓殖着？《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地存在着。”读完之后，他大笑两声，“写得真是过瘾啊。”
晚饭时，潘志义让我跟他喝了两杯，他说：“别人跟我说，狗洞啊，凭你的聪明，你可以赚大钱的，可你为什么赚不了大钱呢，因为你还有道德底线。”
又是一阵大笑。
第二天早上，潘志义穿上了一件红色的中式唐装——这让他看上去更像是生活在古代，然后带我去看果园，也就是他所考证出来的跟《金瓶梅》的描述最为吻合的地方。一路上，他都在跟我介绍这个村落。“你看看，这街上的石头，是明朝的时候从浙江运来的。”“这可是元代的建筑的风格。”“那是晚清的房子。”……
进了果园的大门，他就开始指点了。“你去看《金瓶梅》第27回，潘金莲醉闹葡萄架，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你看那个石头砌的洞，这就是藏春坞，西门庆和潘金莲做爱的地方。”
走进“藏春坞”，他继续说：“这个地方，冬天暖和，夏天凉快，西门庆搬个床，睡在那里，这外边就是水塘，还可以钓鱼。”
在西溪南政府的办公室里，我问那位书记，你觉得那个园子是《金瓶梅》所写的原型么？书记觉得潘志义说得也许有些道理，但“可能徽州这样的地方很多呢”。
潘志义则肯定地说：“徽州再找不出这样的园子了！”
潘志义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会骂起来。“你看那个地方，原本有座太湖石做的假山，后来农业学大寨，用去砌河坝去了！”
他的情绪在不断转换，会突然窜到别人的菜地里，从一堆破瓦破瓷片里挑出一块高兴地对我说，这是明代的，能卖个50块。我捡了一块，他看了便说，这顶多是民国的，不值钱。扔了。村民们只是笑呵呵地问他——今天又捡到啥了——然后继续挖地种菜。
孤独的草根
潘志义把自己定义为“草根学者”。他知道“草根”做学术研究有多难。
“比如查资料，图书馆还得看你是什么人。在本地还好，很多人还认识我。到外地去，不找个人，他会给你查？现在的图书馆都是封闭的，资源共享都是骗人的。特别是图书馆的馆员，怕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有一次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去查资料，要通过我们黄山市的一位宣传部副部长开个条子，找到他在复旦的同学才查到。”
学院里的研究者不太看得上他的研究，他也看不惯许多学院派。“我的东西实际上否定掉了他们的东西，许多专家并不重视民间的研究。我也没什么兴趣跟他们玩，好玩就玩一下，不好玩就不跟你玩。我又没有什么研究经费，我跟你玩干嘛。”
在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他曾经跟某位著名大学的教授斗了一上午。他一赌气，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参加这个学术研讨会怎么样，我照样搞研究。”
一本学术刊物发表他的论文时，让他写个自序。他在自序里写道：“头不戴皇冠，身不披御衣，自食其力，自圆其说，独守寒窗，孤军奋战。一笔敌天下之笔，一文破千古奇文。狗嘴吐象牙，天下出奇闻。‘叫兽’怒吼，‘驳士’无声。改写中国文学史，功在草根。”
但是，许多冷嘲热讽也来自草根。“别人认为你不务正业，你有事情干不去干，你搞什么鸟学术研究啊，那是教授干的事情啊。”
提到别人的不理解，潘志义总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金瓶梅》只可与雅士道，不可与俗人谈也。”
潘志义家门口挂着一块牌子：黄山市三函金瓶梅研究所。“汪道昆，号太函，著有《太函集》，建有太函书院，所以叫三函金瓶梅研究所。”牌子是用上好的木料刻的，他觉得这是非常庄重的事情。平时，他把卷闸门拉下来，怕别人把板子偷走拿去卖了。
“做学问苦啊。”潘志义这样说。但他转头又想，如果“发了财可能命都没有了。”理由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吃喝嫖赌都来了。”
潘志义的志向是，用5年的时间把《金瓶梅》做一次彻底的梳理，让大众看得懂。而最近，他最大的心事是：“想弄个安徽省文史馆员当当，这样有些钱，可以过生活。”
晚上10点，从西溪南村回城区的公交车早已没有了。潘志义打电话叫了一位以开车为生的朋友载我出去。在黑漆漆的夜路上，我想问问这位朋友对《金瓶梅》的看法，他则直接越过了我的话题，一路上跟我说的是当地的征地问题。“征地补偿太少了，这个问题，你得写一写。”
……
提出西门庆故里一说
他的志向是，用5年的时间对《金瓶梅》彻底梳理一次，
让大众看得懂
西溪南村置身于喧嚣之外。即便是在“五一”黄金周，从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开往西溪南村的公交车仍然少得可怜。我花了20块钱雇了一辆三轮车。“去那里干嘛呢？”三轮车司机问我。“旅游。”“旅游？我开了快10年车，还是第一次搭游客去西溪南村。”司机中途数次停车问路，才找到进村的入口。
村口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上书：“自建村以来，吴姓为本村大姓，村民以农为本，外徙经商，贾富兴儒，因儒入仕，商者足迹遍布扬州、南京、杭州及沿淮一带，盐商为主，兼营茶、木材、典当等行业；入仕者高官接踵，可谓：满朝朱紫贵，江淮金银山。”
这牌子上描述的事情，对于村民来说，遥远得好像从未发生。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留下来的，主要以养蜂为营生。这里号称“中国蜜蜂之乡”。
村子有新旧两部分。在新街道上，道路两旁是整齐划一的徽派仿古建筑，红底白字的标语横跨街道，内容无所不包：“某某城，徽州首席品质生活新标杆。”“民兵是进行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严肃换届纪律，保证风清气正。”“支部创先进，党员争先锋，融入主城区，跨入市十强。”……
在老街道上，许多老宅子挂着“黄山市百村千幢古民居”的牌子。第260号是：聚景堂。聚景堂所在的院子叫果园。果园正在翻修，工人们在屋顶上敲敲打打。这个院子，据说有过一个名字：《金瓶梅》遗址公园。
“这个园子搞了好几年，旅游公司搞不下去了。”在果园旁的一户人家里，一位村民说。“看过《金瓶梅》吗？”我问他。“没看过，听说是讲西门庆的。”他笑了笑，“你是看到网上的文章来的吧？”
这个村子的人，不管上不上网，几乎都知道网上对这个村子与《金瓶梅》的话题有过热议。最近的一篇文章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写的，他来这里采访了潘志义。
潘志义是此地村民，研究《金瓶梅》已有30年。
投身“瓶”中十余年
“说起这件事情我就生气。”潘志义红着脸说道。
他喝了些酒，表示了对《华盛顿邮报》记者的不满。他只想谈自己的《金瓶梅》研究，而不想跟旅游扯到一块。显然，那位美国记者并没有这么做。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来访之前，谨慎的潘志义还是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告了有位外国记者要采访他。这下可好，采访当天，好几个有关部门的人在村子里像路人一样晃荡了好久。两人当时的交谈倒很愉快，以至于说得太久，让在外边晃荡的人都有些不耐烦了。
“这个记者还跟我在那里合了影。”潘志义指着他家墙壁上用油漆刷的毛主席诗词：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潘志义的家原本是供销社的房子，他花了不多的钱买了下来。墙上刷的字是“文革”时留下的。
“文革”开始两年后的1968年，16岁的潘志义第一次读到了《金瓶梅》。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
潘志义当时在造纸厂工作，造纸厂的一个原料来源是那些被没收的禁书。这些书被送到造纸厂，粉碎，打成浆，最终被“改造”成“无害”的纸张。在这些“荼毒思想”的书籍成为纸浆之前，潘志义会从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书来看。《金瓶梅》是其中一本。
这本书在他的生活中播下了一颗种子，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0年之后的一次阅读。
1977年，“文革”结束将近一年。彼时的潘志义已经在供销社做起了收购废旧物品的工作。他在造纸厂养成的老习惯还保持着。在收购来的作为废品的旧书中，他发现了一本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创刊号。上面刊登有吴晗谈《金瓶梅》的一篇文章。吴晗在这篇文章里表述的一个观点是：《金瓶梅》的作者可能是托名“天都外臣”的汪道昆。
汪道昆是徽州西溪南人，这激起了潘志义对《金瓶梅》的极大兴趣。其实，当潘志义在读《金瓶梅》时，便已发现书中很多词句只有通过徽州本地方言才能读得通。于是乎，他从方言入手，开始扎进《金瓶梅》的研究中。
以安徽另一个村落为起点的“改革开放”随之而来，潘志义在上世纪80年代也下了海。用他的话来说，除了军火和毒品，他什么生意都做过。当别人还以万元户为羡慕对象时，他已经是十万元户了。但《金瓶梅》的研究，他还是放不下。他似乎上了瘾，心思并不在做生意上，每天想得更多的是《金瓶梅》。
他收集资料，写论文，生意上的事让他牵挂的越来越少。他开始参加《金瓶梅》的研讨会，结交《金瓶梅》的研究专家。他现在手头上有一套台湾出版的明万历本《金瓶梅》，这是已故的台湾《金瓶梅》研究专家魏子云送给他的。
他的书房里挂着的字画，几乎全都与《金瓶梅》相关。每天早上7点钟，他便到书房里坐下写文章，直至11点。下午查《金瓶梅》和徽文化资料，把第二天要写的东西准备一下。
这就是他一天的生活。
潘志义从书堆中找出一本早年油印的论文。他在论文里写道：“《金瓶梅》运用的方言俚语，是典型的徽州土白。我只是个高小学生，能看懂《金瓶梅》，是因为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徽州佬，每天与百姓接触，听到的都是《金瓶梅》中使用的方言俚语。这种亲切感、熟悉，促使我探讨《金瓶梅》著者，埋身‘瓶’中十余年矣。”
“对于《金瓶梅》的研究，这个谜我不揭开，谁也不能揭开。要想知道作者、成书年代、版本，得使用方言，这个工作只有我做得了，其他人做不了。”说到这里，他颇为得意。
做研究得花钱。前些年，有位地方上的领导拨了两万块钱给他。去年，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政府也拨了1万块钱给他。“都还存账户上，动都还没动。”这些就是他这几年获得的全部研究资助。他的大多研究经费，靠自己卖一些字画所获。
《金瓶梅》遗址之争
潘志义站在自家门前给我讲他写的对联。上联是：玉兔升空降福宝宅。下联是：金瓶梅开扬名天下。
“我每年都换对联，写的都不同，你看看别人家门口的，都是印刷品，中国的社会现在太俗气了。”一位村民骑车经过，扭头看了一下，说，狗洞，这是你写的？在西溪南村，问潘志义是谁，可能会有人不知道，但大家知道“狗洞”，这是潘志义的小名。潘志义干脆把自己的笔名也改为“苟洞”。
许多人不知道“狗洞”每天在忙活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对他们自身会有什么影响。事情的改变大概是2003年。潘志义在那一年写了一篇关于西门庆原型的文章，指出西门庆的原型是西溪南明代的富商——吴氏家族。
不久，有商人看了他写的论文，决定在西溪南村投资建《金瓶梅》遗址公园。媒体开始对此事进行报道，许多人开始争论这里是不是《金瓶梅》遗址。有的人会说，《金瓶梅》是从《水浒传》里掏出来的，而《水浒传》写的是山东或河北啊。有的人干脆说，这是在拿作为禁书淫书的《金瓶梅》来炒作……
村民也都知道网上文章所说的内容了，议论纷纷，他们对外来者的提问开始保持沉默。他们明白，可能一开口，自己的话就会在网上出现。
政府也出面“灭火”，极力撇清此地的旅游开发和《金瓶梅》的关系。“我们这里搞的是百村千幢工程，跟《金瓶梅》一点关系都没有，西门庆就是个虚构的人，谁愿意去争西门庆的故里啊？”在西溪南政府的办公室里，一位分管旅游的书记迫不及待地跟我说。
金瓶梅遗址公园的投资方也出了经济问题，几经转手，最后搁置下来，成了今天的局面。
提到“旅游开发”，潘志义就开始不耐烦，觉得这个事情越说越说不清楚。他想说的一个逻辑关系是：《金瓶梅》的作者熟悉徽州，借用了《水浒》的一段故事来写明朝万历年间的徽州现实。他愤恨于人们只把《金瓶梅》当成是淫书。他觉得它之所以被禁，不是因为淫荡，而是因为这本书“把官场暴露无遗”。“色情？这只是《金瓶梅》的一部分，《金瓶梅》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
潘志义拿出一本研究集子，在我面前大声地朗诵郑振铎写《金瓶梅》的一段文字：“那西门庆式的黑暗的家庭，是不是至今到处都还像春草似地滋生蔓殖着？《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地存在着。”读完之后，他大笑两声，“写得真是过瘾啊。”
晚饭时，潘志义让我跟他喝了两杯，他说：“别人跟我说，狗洞啊，凭你的聪明，你可以赚大钱的，可你为什么赚不了大钱呢，因为你还有道德底线。”
又是一阵大笑。
第二天早上，潘志义穿上了一件红色的中式唐装——这让他看上去更像是生活在古代，然后带我去看果园，也就是他所考证出来的跟《金瓶梅》的描述最为吻合的地方。一路上，他都在跟我介绍这个村落。“你看看，这街上的石头，是明朝的时候从浙江运来的。”“这可是元代的建筑的风格。”“那是晚清的房子。”……
进了果园的大门，他就开始指点了。“你去看《金瓶梅》第27回，潘金莲醉闹葡萄架，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你看那个石头砌的洞，这就是藏春坞，西门庆和潘金莲做爱的地方。”
走进“藏春坞”，他继续说：“这个地方，冬天暖和，夏天凉快，西门庆搬个床，睡在那里，这外边就是水塘，还可以钓鱼。”
在西溪南政府的办公室里，我问那位书记，你觉得那个园子是《金瓶梅》所写的原型么？书记觉得潘志义说得也许有些道理，但“可能徽州这样的地方很多呢”。
潘志义则肯定地说：“徽州再找不出这样的园子了！”
潘志义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会骂起来。“你看那个地方，原本有座太湖石做的假山，后来农业学大寨，用去砌河坝去了！”
他的情绪在不断转换，会突然窜到别人的菜地里，从一堆破瓦破瓷片里挑出一块高兴地对我说，这是明代的，能卖个50块。我捡了一块，他看了便说，这顶多是民国的，不值钱。扔了。村民们只是笑呵呵地问他——今天又捡到啥了——然后继续挖地种菜。
孤独的草根
潘志义把自己定义为“草根学者”。他知道“草根”做学术研究有多难。
“比如查资料，图书馆还得看你是什么人。在本地还好，很多人还认识我。到外地去，不找个人，他会给你查？现在的图书馆都是封闭的，资源共享都是骗人的。特别是图书馆的馆员，怕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有一次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去查资料，要通过我们黄山市的一位宣传部副部长开个条子，找到他在复旦的同学才查到。”
学院里的研究者不太看得上他的研究，他也看不惯许多学院派。“我的东西实际上否定掉了他们的东西，许多专家并不重视民间的研究。我也没什么兴趣跟他们玩，好玩就玩一下，不好玩就不跟你玩。我又没有什么研究经费，我跟你玩干嘛。”
在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他曾经跟某位著名大学的教授斗了一上午。他一赌气，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参加这个学术研讨会怎么样，我照样搞研究。”
一本学术刊物发表他的论文时，让他写个自序。他在自序里写道：“头不戴皇冠，身不披御衣，自食其力，自圆其说，独守寒窗，孤军奋战。一笔敌天下之笔，一文破千古奇文。狗嘴吐象牙，天下出奇闻。‘叫兽’怒吼，‘驳士’无声。改写中国文学史，功在草根。”
但是，许多冷嘲热讽也来自草根。“别人认为你不务正业，你有事情干不去干，你搞什么鸟学术研究啊，那是教授干的事情啊。”
提到别人的不理解，潘志义总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金瓶梅》只可与雅士道，不可与俗人谈也。”
潘志义家门口挂着一块牌子：黄山市三函金瓶梅研究所。“汪道昆，号太函，著有《太函集》，建有太函书院，所以叫三函金瓶梅研究所。”牌子是用上好的木料刻的，他觉得这是非常庄重的事情。平时，他把卷闸门拉下来，怕别人把板子偷走拿去卖了。
“做学问苦啊。”潘志义这样说。但他转头又想，如果“发了财可能命都没有了。”理由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吃喝嫖赌都来了。”
潘志义的志向是，用5年的时间把《金瓶梅》做一次彻底的梳理，让大众看得懂。而最近，他最大的心事是：“想弄个安徽省文史馆员当当，这样有些钱，可以过生活。”
晚上10点，从西溪南村回城区的公交车早已没有了。潘志义打电话叫了一位以开车为生的朋友载我出去。在黑漆漆的夜路上，我想问问这位朋友对《金瓶梅》的看法，他则直接越过了我的话题，一路上跟我说的是当地的征地问题。“征地补偿太少了，这个问题，你得写一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