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认不是追星族，对娱乐明星多不认识。因家中前后多人从军，对军人倒多有尊重。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当两天之内先后听到上将张万年和歌手姚贝娜的死讯时，我和千万网民一样，对前者几无所动，对后者却难免震撼或悲哀。实际上，两人于我均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我为何厚此薄彼，“打了一辈子仗的不如唱了一首歌的”？难道真如批评者所言，我是“价值观偏离”，丧失了基本的是非标准？
　　扪心自问，姚贝娜之死让我震撼，我感慨其英年早逝——甚至比自己年龄还小。对于我等文革后一代人，虽然大多经历过祖辈甚至父辈的离世，但却很少考虑过自己的死亡。多数同龄人走出校门也就十年左右，美好人生才刚展开画面，死亡无疑是一个过于遥远的话题。然而姚贝娜之死——不是车祸、地震这些意外，而是疾病这一每一个人都躲不掉的敌人，却像一声突然而至的警钟，让我们意识到一个残忍的现实：死亡其实并不遥远。对我等同辈人而言，逝者姚贝娜的身份，主要不是一个流行歌手，而是一个同龄人，一个同样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一个“我”的投影。所谓物伤其类，我们为姚贝娜之死而哀，不过犹如黛玉葬花，哀叹的是自己的青春易逝，人生无常。
　　反之，张万年将军得享高寿，不管是他的年龄，还是他生前的功绩和待遇，均非我們这一代人可以轻易类比。张将军的逝世，不过是另一个“别人”的离开，与“我”可能干系不大。既然如此，我们多数人无动于衷，也就在所难免。
　　由此可见，也许众多网民和我一样，只是有着“物伤其类”的朴素情感，为一个与自己更相似的人的不幸辞世哀悼而已。归根结底，我们对他人死亡的情感宣泄，与对方的权力、地位或声望无关，而是取决于死者与自我的联系有多紧密。所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我们只对自己亲近的人，或者被归类为“自己人”的死者，才会有更深的痛。
　　其实这种物伤其类的情感，又岂止于对死者的哀悼？我们面对每一个人，都会下意识地首先进行“自己人”和“他者”的分类。对于“自己人”，我们因其快乐而快乐，因其不幸而哀痛。对于“他者”，我们更多是无动于衷，甚至加以憎恨和愤怒。如此人之常情，其实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强化的生存本能。人类起源于丛林，凶险四伏，唯有依靠同类尤其是同族，才有生存和繁衍的可能。即便进入文明社会，亲友的支持也是多数人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条件。人类把对“自己人”的功能性依赖，内化为物伤其类的原始情感，让其成为我们不假思索的本能反应，正是人类进化的必然选择。
　　然而源于丛林的物伤其类这一本能，到了现代法治社会，却可能有一些不合拍。法治强调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强调对所有人——包括罪犯——的尊重。但因为物伤其类的本能，在社会绝大多数人眼里，罪犯都是“他者”而非“自己人”。毕竟，相比成为罪犯的概率，我们被犯罪侵害的概率要大得多。比如遭遇过盗窃的人，显然要比小偷的人数多。既然如此，当人们思考刑事政策的时候，一般都是从被害人立场出发，倾向于严刑峻法，而很少考虑罪犯的福利。罪犯权利的扩张，往往更依赖于少数人，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法律人的呼吁和力排众议，而非大众民意的诉求。比如学界热衷的死刑废除论，若真要诉诸全民公决，其实很少国家能通过。只有当罪犯的处境极度恶劣，以致触及多数人作为“人”的底线的时候，才会出现追求改善的社会共识。
　　总而言之，人类基于生存和发展的竞争，早已习得了物伤其类的本能。到了法治社会，因为罪犯总是一小撮的“他者”，往往注定被公众所忽视甚至憎恨。尤其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机制下，刑事司法似乎天然具有严苛化倾向。正是因此，从事刑事实务或研究的法律人，俨然成为罪犯权利的唯一依靠，因而也注定要时时拂逆民意，方能践行保障人权的誓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