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长江就像是一条射线，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挑起这个担子的时候便知道放不下了。”——“绿色江河”环保组织创办人杨欣。
　　每年，杨欣都有半年时间会驻守在长江源唐古拉山镇的沱沱河，这种生活方式，他已经延续了27年。
　　见过他的人，都忘不了他那把花白的长胡子，它俨然已经成了杨欣的个人标志。
　　从探险摄影师到长江源保护者
　　长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集中于青海省的玉树、果洛和海西自治州，分布有大面积的雪山冰川、高寒湿地和荒漠，景观壮丽。杨欣从小生活在长江边，饮的是长江水，玩的是长江沙。早年，他的梦想是成为摄影师。“物以稀为贵，以奇为美。”——这是吸引他走近长江源的最初动力——“拍摄一般人拍摄不到的东西，容易获得成功。”
　　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的长江源地区，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生命的禁区。杨欣从1984年就开始考察长江上游金沙江段，当时的目标很明确：探险、摄影。1986年，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招募队员，杨欣辞去自己的会计工作参队，成了主力漂流队员和兼职摄影师。那一次的漂流考察全程历经长江干流6300公里，历时长达175天，还付出了10名队员牺牲的巨大代价。但近在眼前的生命危险，仍然没有阻止杨欣走完全程。
　　此后，他多次考察长江源，以探险家的身份走过了长江源的所有角落——没想到最终，却是以一个保护者的角色，留了下来。
　　“作为摄影师，我拍摄的长江源自然、人文图片迄今没有人能够超过，但这些都是长江所固有的，我只是拿来作为自己的作品进行炫耀。”杨欣说，“在漂流和拍摄长江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从前没有想到过的环境问题——冰川退缩、草场退化、野生动物被大量猎杀……长江源已经没有一片干净的河段。我隐隐约约感到有点责任和义务来保护这片土地。”
　　1994年8月，他第五次考察长江源时，从青海的一张报纸上读到一篇题为《高原魂》的文章，写的正是索南达杰的事迹——青海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在可可西里与盗猎分子搏斗，壮烈牺牲。
　　后来杨欣在自己的书里写道：“连续几个月的日子里，索南达杰牺牲时被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所凝固的跪卧持枪推子弹准备射击的雕塑般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
　　“一个为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至死还手里握着枪的英雄改变了我。”杨欣说，“探险带我进入长江源，摄影帮我发现长江源的环境问题，而索南达杰的牺牲让我留在了长江源。”
　　守护这片土地的工作，他一干就是将近30年。
　　“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撒下第一锹土
　　在可可西里建立一个自然保护站，作为反偷猎的前沿基地——这是索南达杰生前梦寐以求的事业。
　　“可可西里”在蒙古语里是“美丽少女”的意思，但其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年平均气温零下4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46摄氏度。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之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一度是充斥着淘金土匪和藏羚羊强盗的非法区。
　　1995年初，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杨欣完成了他“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的五年计划，其中就包括在可可西里建造一个以索南达杰名字命名的自然保护站。
　　保护站的建立和所有伟大事业的开端一样，充满艰难。为了筹集资金，杨欣不得不以自己在长江源的探险经历著就《长江源》，用书籍出版所得款项凑够了建筑材料費。
　　1996年，杨欣创办了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同年，保护站奠基。在高海拔的冻土地带盖房子，本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地基要挖到两米以下的常年冻土层，而高原地区人稍微一动就会缺氧，头痛得像被人用锤子敲打。为了反盗猎，还要加造一座瞭望塔，而瞭望塔仅仅是地脚螺栓就有16根，总重达300公斤。
　　1997年，历经千辛万苦，“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终告建成。一栋80平方米的复合材料板房，外加28米高的瞭望塔。偷猎者闻风，不敢再肆无忌惮。
　　建立保护站时，杨欣招募了第一批志愿者，主要工作是沿着青藏公路开展藏羚羊分布和数量调查、协助当地“野牦牛队”反盗猎、调查记录基本气象数据和宣传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动物调查常常一走就是来回200公里的路程，恶劣的气候环境不说，偶尔还会遇到车子出故障，只能在寒风中等待搭乘青藏公路上的顺风车。
　　但是多年数据的积累终于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进藏铁路建设期间，保护站向国家环保总局提交了《关于在藏羚羊迁徙期间在青藏公路上进行临时性通道试验的报告》，启动了协助藏羚羊迁徙的“红绿灯”项目，帮助解决了藏羚羊迁徙与铁路建设的矛盾。
　　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也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保护站成了赴青藏高原旅游考察人群的小憩之所，志愿者的讲解帮助更多人了解了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站印制的24000张野生动物不干胶贴画也受到了往来旅行者的欢迎，车辆、营地、藏族牧民家里、五道梁的小饭馆，都能见到。同时，5000多份青藏公路旅游手册和2000多个藏羚羊图案的中国结被送到游客手中，“藏羚羊祝你一路平安”伴随着保护站的环保精神一同被游客记住了。
　　经过3年多的完善，2001年，保护站开始在社会上公开招募志愿者，每批2—3人，驻守保护站1个月。重庆志愿者余玲喊出了“为了可可西里，献出生命中的一个月”的口号，得到众多响应。不过，出于安全考虑，保护站对志愿者的筛选非常严格，初选过后还需体检和家属签字同意。
　　尽管如此，2002年底志愿者冯勇在捡拾垃圾时因车辆故障而牺牲的事故，仍然令这个民间环保组织遭到了质疑。杨欣说自己从未遇到过经常在民间组织发生的捐款质疑问题，因为他做过十年专业会计，财务管理一向很正规；而对于志愿者可能存在的意外，他尽量采取预防措施：“给每个志愿者购买保险、严格管理”，因为“此前参与长江漂流中，有10名队友牺牲，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2003年，“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交给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迄今还在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杨欣著作出版的《长江魂》、《亲历可可西里10年》等书，以及主流电视媒体对保护站的报道，也加深了外界对它的了解。国家先后在其周边建立了可可西里、羌塘、三江源三个国家级保护区，藏羚羊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最近5年已经没有再抓到过偷猎者了。”杨欣说。 　　继续倡导和唤醒
　　有冒险精神的人，并不一定对死亡无畏无惧。这点，杨欣很清楚。在采访中，最令人感慨的是听到他说：“我过马路比一般人小心。——每个正常人都畏惧死亡，我也不例外，生活在城市中一不小心被汽车撞死就很冤枉了。”但是在沱沱河，他却从来没有打过退堂鼓：“一个人如果死在自己毕生热爱、追求和奉献的路上，应该有所值。”
　　当过志愿者的人都说，可可西里不但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对杨欣来说，最大的改变莫过于——“从此走上一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环保之路”。
　　反盗猎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杨欣的环保中心转向了长江源的污染治理。相比藏羚羊受到的关心，青藏高原日益严重的垃圾污染，还远远没有引起政府和公众的重视。杨欣觉得有这个义务去倡导和唤醒。
　　“随着经济发展、工业产品和全球一体化消费形式的普及，无论游客还是当地牧民，都十分依赖工业产品。每个工业产品都有包装，长江源的垃圾主要就是废弃的包装。”杨欣说，“而当地没有现代垃圾回收机制，因此造成垃圾泛滥。”
　　2003年，志愿者花费3个月时间，对青藏公路昆仑山口到唐古拉山口、400公里的青藏公路两侧和沿途居民点垃圾进行了全面调查，完成了《长江源头地区公路沿线垃圾问题调查报告》，提出了将垃圾通过铁路剩余运力运至格尔木集中处理或就地处理的建议，上报国家部委。此后又开创了“每人带走一袋垃圾”的项目，号召自驾进藏游客带走当地污染源，“游客基本上都很响应”。
　　除了垃圾污染，长江源冰川的退缩也是环境恶化的又一表现。1994年杨欣探险考察时曾拍过一处冰川，2010年他重返故地时却发现，眼前的冰川几乎全部消失。“最大的一个冰川叫岗加曲巴冰川，它在近40年间退缩了4000米——是全球气候变暖所致。”
　　在他的倡导下，2005年，志愿者在海拔5400米的長江源头姜古迪如冰川竖立起长江第一座“冰志碑”，警示长江源冰川的退缩速度，呼吁人们关注母亲河的生态。8年来，这样的冰志碑已经建了5个。
　　18年前，当杨欣拟订他长江源保护的“5年计划”时，曾设想在2000年建成4个自然保护站。“分别是在长江北源楚玛尔河（可可西里）、长江正源沱沱河、长江南源当曲和通天河。”这些年来，他建成了2个。2011年，“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建成，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相距200公里。目前，“绿色江河”组织正在筹备建立第三个自然保护站，位置在四川。“第一个保护站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第二个保护站重点保护水源。”杨欣说，“第三个保护站将会重点保护森林，开展青少年生态培训，成为中国第一个青少年的绿色黄埔军校。”
　　曾经，杨欣说自己“为可可西里孤军奋战了10年”。如今，他说：“志同道合的志愿者越来越多，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进来。”
　　这些年来，他得过不少环保方面的奖项，也收到过社会捐款，但在他看来，最大的帮助来源于“公信力”。专注长江源保护这么多年，支撑他的不仅是个人情怀，还有“长江”这个背景。一个文人送过他一句话：“以长江作背景，你不敢不刚强。”杨欣对此的理解是：“这里的长江除了自然的长江外，还有千万个像‘盼江绿’一样的捐助者、支持者和志愿者。”
　　“盼江绿”是杨欣非常想感谢的一个人，一个隐姓埋名13年的捐助者。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就是“公信力”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