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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91年版的张承志的《心灵史》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具另类色彩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庞大的史料描述了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派的艰辛生存悲剧。在此宗教视阈中，重点刻画了四类回民形象并在立足“人性”的基础上思考了人的精神信仰生态问题，对当代中国宗教题材文学的丰富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人性 宗教 阉寺 血性
历史的积淀、皈依宗教的热情，以及机缘巧合的西海固“故事”，促使张承志开始了《心灵史》的创作。1991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心灵史》，长久以来它一直被作为小说的文体来研究，但整部《心灵史》无论是从故事情节安排、人物形象塑造，还是从叙述手法上第一人称“我”的反复出现来看，这部“小说”都带有浓厚的纪实性。与大部分小说的虚构相比，《心灵史》中的各色人物可能都真实存在，这是他们具有历史性的一面；而从文学的维度看，张承志笔下的人物又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真名真姓，也沾染了作者的主观的情感色彩以及浓厚的宗教熏陶。作为西部文学的一种，张承志放弃了描写少数民族的异域风土人情的想法，而是以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下文简称为哲合忍耶）这个特殊的宗教组织发展历史为叙述线索，通过这个教门里的各色人物的教争、卫教、复仇活动展现了中国大西北民众对追求心灵信仰自由的渴望与果决，同时也从反面批判了当时的满清政府无视基本人道而残酷血腥压制哲合忍耶教民的做法。《心灵史》前言评价道：“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它由无数充满血性、坚守正义、奋勇赴死的个体构成”，统观《心灵史》的叙述，整个故事的开展当以回民尤其是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徒的活动为重点，他们首先是历史人物，同时也是宗教人物，二者融合在作者文学之笔下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学形象。相较于故事情节突出的一般小说，张承志似乎更在意人物的塑造，整部作品以极大的篇幅描写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回民形象。因此，以“人”的心灵信仰为基点，按照他们的教门职责分工与其对卫教的贡献不同，大致可以将《心灵史》中的回民形象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进行具体分析。
一、引路人：“父亲”
穆勒什德，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通常称他们为“引路人”或“导师”。《心灵史》重述了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近二百年的断代史，从马明心（道祖）开始，经历穆宪章、马达天、马以德、马化龙、马进城和马元章共七代导师的领导。其中马明心时期主要是处理新老教派的内部纷争，其他几代则主要是与满清政府之间的或战争式或和平式的种种抗争。这些引路人或者导师是作者心目中和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中的人间代言人形象，一定程度上也是众多回民心灵信仰的“精神之父”。张承志根据上述七位引路人执教的不同时期研究新教（苏菲派）和老教（花寺派）的教争及新教和清廷官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塑造了回民心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神圣“父亲”形象。
作品中七位导师虽然都作为引路人存在，但按照他们为宗教献身的方式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殉教型导师，以马明心、穆宪章、马达天、马化龙和马进城为代表。从七代导师的死亡原因来看，虽然最终死亡方式各异（参见表1），但绝大多数可归因于清廷的残酷镇压导致的非自然死亡。他们的典型特征是智慧与勇气并存，不仅以自己的高尚德行为教门做出了贡献，还在教门危难关头自愿为教门以各种方式牺牲自我，因此不仅获得了民众的拥戴，而且还收获了一批虔诚的追随者。另一类是自然型导师，以马以德和马元章为代表。前者是自然的寿终正寝，后者在自然灾害中意外归真（死亡）。在崇尚暴力反抗、血性牺牲的哲合忍耶教门里，这二位导师的归真方式自然不能获得殉教者的荣光。而从七代执教者的功德（参见表1）来看，张承志大篇幅地描述了马明心、穆宪章、马达天和马化龙时代哲合忍耶教派的代表性圣战，诸如石峰堡战役和华林山战役，可见其对血性、暴力的推崇。
张承志对高居哲合忍耶金字塔顶端的导师的叙述，首先是对他们血性殉教的敬佩与称赞。七位导师几乎都经历过惨无人道的折磨：第一代导师被作为人质杀害、第二代被监禁致死、第三代被流放、第五代被斩首示众、第六代被施刑折磨，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们仍然坚持真主神秘的“口唤”，虔诚地履行传教的神赋职责。其次是教众尽最大努力为归真的导师建立了拱北（圣徒的坟墓）。在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宗教的视阈里，“拱北”是一个承载着诸多意义的象征意象，它是无数教众对先辈导师宗教贡献的肯定和尊敬，是后续追随者宗教信仰的寄托和朝圣的方向，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门内曾经的痛苦、屈辱、光荣、祈求和情感存在的历史证明。
二、寻道者/追随者
根据张承志的叙述和侧重点，这类回民可以视为追随者，他们受领袖的暗示和影响，这类回民大致又有以下三类区分：
其一，杰出的圣徒。导师之下、民众之上，他们是特殊意义上的“领袖”，身为教徒，在教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按照他们的身份职责不同，可分为回民执事和回军将领两类。前者以张文庆、苏四十三阿訇为代表，石峰堡战役中张阿訇奋勇冲锋，撒拉人苏四十三阿訇为保宗教繁荣去投案自首。后者以白彦虎、穆生花为代表，其中白彦虎为护教打遍了西北五省，平凉城争夺战中穆生花带领回军抗清显示了哲合忍耶的实力。这些杰出的圣徒以各自的形式为教门贡献力量。其二，大义凛然的女人。比较突出的是对历代导师家眷们宁死不屈和勇敢抗争的叙述，她们的特征是清贫、刚烈、皈依教门。例如，官军查抄马明心家时，撒拉族夫人自杀在窖外，张夫人则被抓走充军，后为夫报仇被杀；马明心的义女赛里麦（又称西德姑太太）率妇女猛扑兰州城西关，失败后自杀；金积堡覆灭，马化龙家族的七位女眷为逃避凌辱一齐服毒自尽；东沟战役后，大量回民妇女吞大烟自毒死，等等。老人、孩子、女人本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也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但是张承志刻意在书中强调了不少女性为教门英勇赴死的忠烈行为，反证了哲合忍耶教派维护民族信仰的坚定决心，也说明了历史上战争的残酷性。
还有一类追随者，他们是几代人默默熬炼出的一种形象——普遍的教众，他们的形成与大西北的特殊环境息息相关。在哲合忍耶到来之前，大批回族民众常年生活在自然环境艰苦异常的大西北地区，例如因为天旱他们的日常用水只能依靠窖水：“用胶泥把一口大窖底壁糊实，冬天凿遍一切沟汊的坚冰，背尽一切山洼的积雪——连着草根土块干羊粪倒进窖里——夏日消融成一窖污水，养活一家生命。”{2}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造成了他们在经济上的极端贫穷。而哲合忍耶信仰的出现从心灵上拯救了他们，使得他们坚信生活下去的希望。由于将人的尊严看得比物质、自由，甚至生命更重要，哲合忍耶历代教众能忍受大西北难以想象的恶劣，可以为教门流血、牺牲、被屠杀，可以接受流放、监禁、折磨。例如陕西回民张怀德在马明心被抓时主动随来“入狱”。作者认为哲合忍耶是为穷人的宗教。虽然哲合忍耶历经七位导师时代，导师个性特征也都有着各自的特殊性，但他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除了经济生活上的极端贫穷，还有侍奉哲合忍耶的极度虔诚以及忍受苦难时坚忍决绝的沉默品格，此外，他们还辈辈追随引路人，将他们视作精神上的“父亲”。正是他们美但不出众的底层存在，支撑了小说的宏观结构体系和悲壮史诗风格。
关键词：人性 宗教 阉寺 血性
历史的积淀、皈依宗教的热情，以及机缘巧合的西海固“故事”，促使张承志开始了《心灵史》的创作。1991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心灵史》，长久以来它一直被作为小说的文体来研究，但整部《心灵史》无论是从故事情节安排、人物形象塑造，还是从叙述手法上第一人称“我”的反复出现来看，这部“小说”都带有浓厚的纪实性。与大部分小说的虚构相比，《心灵史》中的各色人物可能都真实存在，这是他们具有历史性的一面；而从文学的维度看，张承志笔下的人物又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真名真姓，也沾染了作者的主观的情感色彩以及浓厚的宗教熏陶。作为西部文学的一种，张承志放弃了描写少数民族的异域风土人情的想法，而是以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下文简称为哲合忍耶）这个特殊的宗教组织发展历史为叙述线索，通过这个教门里的各色人物的教争、卫教、复仇活动展现了中国大西北民众对追求心灵信仰自由的渴望与果决，同时也从反面批判了当时的满清政府无视基本人道而残酷血腥压制哲合忍耶教民的做法。《心灵史》前言评价道：“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它由无数充满血性、坚守正义、奋勇赴死的个体构成”，统观《心灵史》的叙述，整个故事的开展当以回民尤其是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徒的活动为重点，他们首先是历史人物，同时也是宗教人物，二者融合在作者文学之笔下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学形象。相较于故事情节突出的一般小说，张承志似乎更在意人物的塑造，整部作品以极大的篇幅描写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回民形象。因此，以“人”的心灵信仰为基点，按照他们的教门职责分工与其对卫教的贡献不同，大致可以将《心灵史》中的回民形象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进行具体分析。
一、引路人：“父亲”
穆勒什德，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通常称他们为“引路人”或“导师”。《心灵史》重述了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近二百年的断代史，从马明心（道祖）开始，经历穆宪章、马达天、马以德、马化龙、马进城和马元章共七代导师的领导。其中马明心时期主要是处理新老教派的内部纷争，其他几代则主要是与满清政府之间的或战争式或和平式的种种抗争。这些引路人或者导师是作者心目中和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中的人间代言人形象，一定程度上也是众多回民心灵信仰的“精神之父”。张承志根据上述七位引路人执教的不同时期研究新教（苏菲派）和老教（花寺派）的教争及新教和清廷官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塑造了回民心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神圣“父亲”形象。
作品中七位导师虽然都作为引路人存在，但按照他们为宗教献身的方式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殉教型导师，以马明心、穆宪章、马达天、马化龙和马进城为代表。从七代导师的死亡原因来看，虽然最终死亡方式各异（参见表1），但绝大多数可归因于清廷的残酷镇压导致的非自然死亡。他们的典型特征是智慧与勇气并存，不仅以自己的高尚德行为教门做出了贡献，还在教门危难关头自愿为教门以各种方式牺牲自我，因此不仅获得了民众的拥戴，而且还收获了一批虔诚的追随者。另一类是自然型导师，以马以德和马元章为代表。前者是自然的寿终正寝，后者在自然灾害中意外归真（死亡）。在崇尚暴力反抗、血性牺牲的哲合忍耶教门里，这二位导师的归真方式自然不能获得殉教者的荣光。而从七代执教者的功德（参见表1）来看，张承志大篇幅地描述了马明心、穆宪章、马达天和马化龙时代哲合忍耶教派的代表性圣战，诸如石峰堡战役和华林山战役，可见其对血性、暴力的推崇。
张承志对高居哲合忍耶金字塔顶端的导师的叙述，首先是对他们血性殉教的敬佩与称赞。七位导师几乎都经历过惨无人道的折磨：第一代导师被作为人质杀害、第二代被监禁致死、第三代被流放、第五代被斩首示众、第六代被施刑折磨，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们仍然坚持真主神秘的“口唤”，虔诚地履行传教的神赋职责。其次是教众尽最大努力为归真的导师建立了拱北（圣徒的坟墓）。在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宗教的视阈里，“拱北”是一个承载着诸多意义的象征意象，它是无数教众对先辈导师宗教贡献的肯定和尊敬，是后续追随者宗教信仰的寄托和朝圣的方向，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门内曾经的痛苦、屈辱、光荣、祈求和情感存在的历史证明。
二、寻道者/追随者
根据张承志的叙述和侧重点，这类回民可以视为追随者，他们受领袖的暗示和影响，这类回民大致又有以下三类区分：
其一，杰出的圣徒。导师之下、民众之上，他们是特殊意义上的“领袖”，身为教徒，在教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按照他们的身份职责不同，可分为回民执事和回军将领两类。前者以张文庆、苏四十三阿訇为代表，石峰堡战役中张阿訇奋勇冲锋，撒拉人苏四十三阿訇为保宗教繁荣去投案自首。后者以白彦虎、穆生花为代表，其中白彦虎为护教打遍了西北五省，平凉城争夺战中穆生花带领回军抗清显示了哲合忍耶的实力。这些杰出的圣徒以各自的形式为教门贡献力量。其二，大义凛然的女人。比较突出的是对历代导师家眷们宁死不屈和勇敢抗争的叙述，她们的特征是清贫、刚烈、皈依教门。例如，官军查抄马明心家时，撒拉族夫人自杀在窖外，张夫人则被抓走充军，后为夫报仇被杀；马明心的义女赛里麦（又称西德姑太太）率妇女猛扑兰州城西关，失败后自杀；金积堡覆灭，马化龙家族的七位女眷为逃避凌辱一齐服毒自尽；东沟战役后，大量回民妇女吞大烟自毒死，等等。老人、孩子、女人本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也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但是张承志刻意在书中强调了不少女性为教门英勇赴死的忠烈行为，反证了哲合忍耶教派维护民族信仰的坚定决心，也说明了历史上战争的残酷性。
还有一类追随者，他们是几代人默默熬炼出的一种形象——普遍的教众，他们的形成与大西北的特殊环境息息相关。在哲合忍耶到来之前，大批回族民众常年生活在自然环境艰苦异常的大西北地区，例如因为天旱他们的日常用水只能依靠窖水：“用胶泥把一口大窖底壁糊实，冬天凿遍一切沟汊的坚冰，背尽一切山洼的积雪——连着草根土块干羊粪倒进窖里——夏日消融成一窖污水，养活一家生命。”{2}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造成了他们在经济上的极端贫穷。而哲合忍耶信仰的出现从心灵上拯救了他们，使得他们坚信生活下去的希望。由于将人的尊严看得比物质、自由，甚至生命更重要，哲合忍耶历代教众能忍受大西北难以想象的恶劣，可以为教门流血、牺牲、被屠杀，可以接受流放、监禁、折磨。例如陕西回民张怀德在马明心被抓时主动随来“入狱”。作者认为哲合忍耶是为穷人的宗教。虽然哲合忍耶历经七位导师时代，导师个性特征也都有着各自的特殊性，但他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除了经济生活上的极端贫穷，还有侍奉哲合忍耶的极度虔诚以及忍受苦难时坚忍决绝的沉默品格，此外，他们还辈辈追随引路人，将他们视作精神上的“父亲”。正是他们美但不出众的底层存在，支撑了小说的宏观结构体系和悲壮史诗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