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中西藏经济空间聚集力形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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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一带一路”建设,给西藏前所未有的机遇,西藏作为面向南亚重要的通道,必然促进西藏对南亚各国贸易快速发展,同时也对西藏经济空间聚集力产生影响。文章通过地理经济学提出的市场潜力空间工资模型加入JE Anderson等提出的多边阻力,分析西藏经济空间聚集力问题。
  关键词:市场潜力空间工资模型;多边阻力;西藏经济空间聚集力
  一、引言
  2015年8月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西藏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西藏与尼泊尔、印度等国接壤,拥有绝佳的对外贸易区位优势。“一带一路”的建设给西藏带来前所未有机遇,加速西藏成为区域经济中心。McCallum在1995年首次提出“边界效应”问题,通过分析加拿大和美国国际贸易以及加拿大国内贸易结果发现,加拿大各省之间贸易流量远远大于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空间经济学认为,区域经济是块状经济,是非连续和突发性。Krugman(1991)基于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兹所提出D-S模型以及Samuelson(1954)提出“冰川交易成本”为基础,提出“核心-边缘”模型。当贸易自由度达到突破点时,聚集力在核心区域聚集,形成核心-边缘区域。JE Anderson等,认为McCallum的回歸模型没有考虑到多边阻力问题。Steven Brakman在地理经济学使用引力模型测度德国的空间工资结构,在测度德国统一后,发现距离对空间工资影响很小,而企业的管理制度的差异对工资影响很大,从而说明东西德之间存在边界效应。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有将边境区从一国边缘区域转变为大尺度区域共同市场的中心区的倾向。本文通过空间工资结构模型与多边阻力模型相结合,分析在“一带一路”实施,必然导致西藏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哪些因素影响西藏经济空间聚集力。
  二、多边阻力市场潜力空间工资模型
  (一)理论模型的选择
  布雷克曼、加勒特森、斯科拉姆提出了市场潜力空间工资模型,本文使用市场潜力空间工资模型,来证明“核心-边缘”理论的聚集力。JE Anderson等引用多边阻力模型和McCallum的引力模型来解释“边界效应”之谜,因此提出多边阻力引力模型:
  本文通过市场潜力空间工资模型以及多边阻力引力模型来测算“边界效应”对西藏空间聚集力的影响,把多边阻力引力模型中多边阻力引入市场潜力空间工资模型中来,并在其中加入边界效应的虚拟变量。因此变换后市场潜力空间工资模型为:LogWj=k1logYk+k2logDjk+k3dum1+k4logPj+k5logpi(1)
  Wj为j地区的工资,Yk为k地区的工资,Djk为jk地区之间的距离,dum1为边界虚拟变量,对McCallum提出边界效应的虚拟变量进行改造,以测度南亚各国边界边界效应的影响,pipj为jk地区的多边阻力变量,pi是向外多边阻力,pj是向内的多边阻力。
  在不加多边阻力变量市场潜力空间工资模型为:LogWj=k1logYk+k2logDjk+k3dum1(2)
  不加入边界虚拟变量的市场潜力空间工资模型:LogWj=k1logYk+k2logDjk(3)
  假设1:k1和k2如果为正,说明市场需求和接近核心地区使工资会提高,可以形成空间聚集力,通过这两个方程式计算出边界效应。
  假设2:如果加多边阻力变量的方程(1)比不加多边阻力变量的方程(2)的边界虚拟变量要小,从而分析多边阻力对西藏空间聚集力的影响。
  (二)回归方程变量选择
  根据上述的三个回归方程,选取变量,Wj工资变量,选用世界银行提供的南亚各国1996~2015年工资数据,Yk为西藏经济规模,选用2016年西藏统计年鉴1996~2015年西藏的GDP,Djk为拉萨到南亚各国首都的距离,dum1为边界虚拟变量,接壤国家为1,不接壤的国家为0,测度南亚各国边界对工资的影响,Pj为南亚各个国家物价价格指数,Pi为西藏物价价格指数,分别通过世界银行数据获得1996~2015年消费指数和2016年西藏统计年鉴获得1996~2015年消费指数。
  三、实证分析
  本文对三个方程进行分别估计,分别添加不同变量后,边界效应对空间聚集力影响,首先对没有边界效应情况下对方程(3)进行回归,其次在对加入边界效应变量进行回归,根据两次回归算出边界效应值。最后,加入多边阻力对方程(1)和(2)进行回归,对边界效应进行调整。
  通过Husman检验后,最终方程(1)和(2)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方程(3)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其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LogWj=-15.3560k1+k2logDjk+0.3498k3+0.2999k4+3.4283k5(1)
  LogWj=0.4779k1+0.4992k2-1.0258k3(2)
  LogWj=1.9978k1+0.5235k2(3)
  (一)对假设1证明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方程(3)的西藏GDP和距离系数k1与k2为正,西藏GDP的增长对南亚各个工资有正的影响,随着西藏经济发展,南亚国家工资也会增长,说明西藏空间经济聚集力为正,可以形成核心区域。但是距离系数k2是正,根据布雷克曼在《地理经济学》中提出,k2为正,需求对地区工资的影响是局部,说明西藏经济增长带动邻国增长,随着距离增加西藏经济聚集力将减弱,因此对工资削减的越快,越靠近西藏的地区,工资越高。由于西藏GDP和距离系数k1与k2为正,说明西藏的空间聚集力不断增强。方程(2)增加一个虚拟变量后,西藏GDP和距离系数k1与k2依然为正,但是距离系数变小,说明边界效应增加经济空间距离,由于边界效应的存在阻碍西藏空间聚集力的形成。而边界效应的虚拟变量系数为负值,说明西藏的边界效应对其他国家工资增长具有阻碍作用,增加边界效应的虚拟变量后。然而由于没有考虑多个国家多边阻力的影响,没有加入多边阻力变量,边界效应对工资的可能偏大,影响西藏经济的聚集力。   (二)对假设2证明
  方程(1)加入多邊阻力变量后,边界效应的虚拟变量系数依然为负,但是系数值变大,与假设2不符合,根据JE Anderson等的方法,加入多边阻力变量后,边界效应应该降低,但是却升高,与没有加边界效应的虚拟变量(3)相比工资减少约为0.46倍,比方程(2)增加28.1%,说明多边阻力增大边界效应。同时西藏GDP系数减少了和距离系数增加,距离系数增加28.5%,多边阻力变量减少了西藏与南亚各国经济空间距离,说明方程(2)把其他阻力归结为距离阻力,增大了距离对西藏空间聚集力的影响。西藏GDP系数减少26.8%,说明在有多边阻力的情况下,中国西藏对周边国家经济聚集力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多边阻力直接和间接影响西藏经济空间聚集力。
  (三)结合西藏实际情况分析
  西藏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15年,西藏的GDP为1026.39亿元同比增长11.4%,随着西藏的经济不断增长,西藏经济空间聚集力会不断增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5457元,远远高于西藏周边国家,因此西藏空间聚集力会不断增加。但是由于西藏特殊自然条件,交通基础设施落后,造成经济空间距离增大,而通往边境口岸主要以G318、川藏公路、中尼公路、G219新藏公路为代表公路为主,目前铁路交通网只有以青藏铁路和拉日铁路等组成尚没有通往口岸的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西藏聚集力。多边阻力对西藏聚集力有较大的影响,目前由于中印历史遗留问题,印度对南亚国家有较大影响力,造成西藏与南亚各国贸易受到影响。中国与印度之间最重要的亚东通道还未实现全面开放,在一定程度影响中国西藏对印度的贸易,这些多边阻力因素增加了边界效应,影响西藏经济辐射。由于多边阻力的存在,增加大边界效应,增加了交易成本。而边界效应主要是西藏与尼泊尔、印度、缅甸、不丹等接壤,由于不同语言、历史、风俗、文化、认知、社会制度等不同,造成高的交易成本,影响西藏与南亚各国贸易,阻碍西藏空间聚集力的形成,因此加强西藏与周边国家交流,减少多边阻力,从而减少边界效应,增加西藏经济聚集力。
  四、“一带一路”对西藏经济空间聚集力形成新机遇
  综上所述,影响西藏空间聚集力形成主要因素为:经济空间距离、边界效应、多变阻力等因素,而多边阻力对边界效应和西藏经济聚集力以及空间距离有较大影响。目前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明确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西藏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进“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南亚市场,构建国家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提升我区在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一)“一带一路”改善西藏交通和口岸基础设施建设
  在国家和西藏的“十三五”规划中,已计划对青藏铁路格尔木到拉萨段进行电气化改造,加快川藏铁路建设,使拉萨到林芝、林芝到昌都、昌都到雅安段尽快通车,建设日喀则到吉隆口岸的铁路。而滇藏、新藏、及其到达西藏口岸的铁路都在规划中,吉隆口岸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将促进中国西藏与尼泊尔的贸易。由于基础设施改善,促进中国西藏与南亚各国经济空间距离的较少,增加西藏经济空间聚集力。
  (二)“一带一路”促进西藏与南亚各国的经济交往
  对于印度空间应该加强与印度锡金邦的经贸往来,促使印度更新贸易清单,增加印度对华进口商品的种类,扩大中国西藏与印度的贸易。国家层面,加强外交沟通,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还要扩大与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加强相互联系。这样多边阻力就会减少,同时增加西藏空间经济聚集力,从而减少边界效应带来的阻力。
  参考文献:
  [1]安虎森,蒋涛.块状世界的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点评[J].南开经济研究,2006(05).
  [2]Krugmen,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
  [3]S.布雷克曼,H.盖端森,C.范.马勒惠克.地理经济学[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张凌霄,贵州大学经济学院;高云波,西藏民族大学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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