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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列车上的两块油饼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但作为我们打工人，有时因为一时的冲动，一次不经意的决定，单凭勇气和豪情，就会给我们带来刻骨铭心的教训和苦难。
刚开始外出打工时，我进入了江苏常州一家只有30多人的家具厂。做了不久，就遇到了家具制造业的淡季，只有零零星星的一些活。工厂是计件工资制，我每天只能挣到10多块钱，家具活又脏，我就和刚认识不久的一个叫韦永吉的老乡一起辞了工。
韦永吉说：“这时节不好找工作，但也不是没有出路，只不过看你想不想去而已。”
“这年头，都混成这样了，还在乎啥呀?不过，抢银行我是不敢!”我摊开四肢，尽量让自己舒服一些。
“想不想陪我到福建去?”他问。
“福建?到福建去做什么?去做乞丐呀?”我急忙侧转身，瞪大眼睛望着他。
“我有个姐姐嫁到了福建，只要我们到了我姐姐那里，找工作就好办了。”韦永吉伸了个懒腰，又走回坐下，还怕我不相信，接着解释：“真的，到了福建，我们的工作让我姐夫帮忙找，没问题的啦，你放心!”
我犹豫起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什么都是未知数，弄不好，真的要去做叫化子，但转念一想，在这里似乎并没有我的立足点，继续呆下去，也不知何时是个头，也许他的姐夫真的有本事呢。
韦永吉见我长时间不表态。追问我想不想去，我苦笑着说：“怎么去呀?我现在身上只有80多块钱了。”他说：“没事，我还有200块呢。两个人的钱加起来够车费了! ”
第二天，我们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到上海转车去福州。火车是北京开往上海的普快，看看时间还早，韦永吉要我陪同他出去走走。在街市，他在表店挑了一块镀铜手表，戴在手上亮晶晶的，走路的时候，隔一会儿就抬起手腕看一下。买表的时候，我想劝他别买了。既然已经决定去福建，能省就省一点，几次欲言又止，因为他身上的钱比我多得多，只要他能带我到福建找到工作就行，他爱做什么事就由他了。
在上海，我们买了10个茶叶蛋，就上了开往福州的普快列车。刚上车时，我们被挤在车厢交接处，连脚都放不下。我个子矮，头撞在人堆里动不了，随着车厢的晃动摇来晃去。污秽的空气和臭汗味熏得我头痛欲裂。直到第二天早上。火车经过浙江境内下了一部分乘客，我们才找到座位坐下来。
肚子饿了，车上的快餐不敢买，怕剩余的钱不够坐车到目的地。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两个青年。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其中一个好像从家里带来一包油饼。把吃剩余的两块油饼放在中间的台面上。我不停地咽口水，强迫自己不去看它，最后实在忍不住，低着头说：“这个我可以吃吗?”只听见对方说：“吃吧，没关系的。”我马上捡起来塞进嘴里，真香啊!
韦永吉见状，再也忍不住饥饿。也拿出最后一个自己一直不好意思吃的茶叶蛋来吃了。
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好多年，但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不过，油饼的主人的面貌早已模糊。周围的人当时是怎么样的表情也无从知道，因为我当时整个思维都集中在如何抗拒饥饿上，什么自尊，什么面子，在饥饿面前，显得如此脆弱。
福州竹林的迷茫
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火车到了福州市总站。韦永吉带我去找公共汽车，坐车去莆田市，车费要15块钱一个人，我们两人只有20块了，我就问售票员：“20块钱能不能带我们到莆田去?”售票员想了一会儿就同意了。
下午3点多钟，我们终于到了莆田市，韦永吉的姐姐的家就在莆田郊外的大山上。
穿过莆田城区，往郊外山上走，一条柏油路弯弯曲曲地向山上深入，路旁是郁郁葱葱的杂树和毛草丛。莆田是福建省著名的侨乡。沿途都是一幢幢花园式的小楼房，新颖别致，加上青青的山，绿绿的水，在阳光照耀下赏心悦目。
但越往山上走，我的心就越冰凉。到这山上去，能给我找到怎么样的工作?这里的山坡并不比我老家的矮，只不过我们老家的山坡都是喀斯特地貌，尽是些无用的山石，缺少草树，光秃秃的贫瘠土壤。我在常州的时候就想，如果能把家乡的一座山放到常州，单是取石头建房修路，就能挣好多钱了。走到半山腰，往山上看去，满山遍岭都是高大的南竹。人走在下面，烈日变得柔和了许多。
韦永吉的姐姐的家是在一个叫山坑村的地方，这里只是一排排木头瓦房。散落在青青的竹林之中。见到我们时，他姐姐很高兴，当晚还杀了一只鸡给我们接风，并把我们俩安排到一间单独厢房里休息。看到这热情的一家人，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至少暂时不用愁吃住问题了。我没有什么东西可送，就把随身带着的一个精美的空相册送给了他姐姐的孩子。
这个山里的人家也种植水稻，稻田错落地分布在半山腰，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南竹，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大片竹林。经常有货车开到山上收购。我也帮他们扛了几次竹子，一根竹子有60多斤重，一次只能扛一根，到后来，不知怎么的，他们不让我去扛竹子了，也许是不想让我成为一个免费的长工吧。
我每天就到山涧小溪里去洗澡。溪水清凉清凉的，很舒爽。这山里人是不会到小溪里洗澡的，说山水寒气太重，怕得风湿病，我却经常泡在这山水里。我曾私下问韦永吉：“工作的事有没有着落呀?”他说他姐夫去邻村找熟人了，等等看吧。
所谓的熟人，就是邻村有个他姐夫的亲戚，以前在山下的台资鞋厂做过主管。那天，他姐夫带我们去找那个熟人。晒了一整天的太阳，最后连人影也见不着。隔了几天，他姐夫又带我们去找另一个熟人。当晚，我们就住到那个熟人的养殖场里，闷热的天气里蚊蝇很多，我一晚上都睡不着觉。第二天，工作的事还是不了了之，也不知道是工厂不招工，抑或是那位熟人看不上我们，我和韦永吉都长得比较瘦小，身体单薄。
我又整天到山上竹海里去瞎逛，到吃饭的时候回来。有一次，韦永吉对我说，山上有户人家想要我做上门女婿，可他姐姐一家不敢担保。我听他这么一说，才想起这里好多山上人家只有女孩子，没有男孩，而且这里的女子大多数都是招外地的上门郎，而家中有男孩子的人家又不愿意留在山上。宁愿到山下做别人家的上门郎。有一次，我在山上的一片新开辟的荔枝林里出来时。外面有个清秀的女孩子站在那里盯着我看。而周围都是静悄悄的，没人在劳作，看来，她是在跟踪我。遭遇如此处境，我也有些心动，可我并不了解这里的人家究竟怎么样，也不敢担保自己能否留下来。
闲了半个月，听韦永吉的姐夫说在山那边为我们找到工作了。临行时，韦永吉的姐姐交待，到那里去要好好做事，那地方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千万不要去招惹她们，
我们要去工作的地方是一个砖瓦厂，到那里时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工人们下工了。所谓的不三不四的女人，就是吃饭时和工人们调笑的两个浓妆艳抹的女子。韦永吉的姐姐太小看我们了，在外面打拼的人，这种事见多了。她交待我们时还不好意思表达呢，她也真是没见过世面。
工头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他把我和韦永吉安 排到工棚里的一张竹床上。铺好床后，我和韦永吉就到路边去走走。这里路边的人家都是以编竹器为生，原来，山上的大南竹都跑到这里来了。这里每家都招有好几个工人，他们正在忙碌着，烤竹，弯竹，定型，编好的竹椅竹凳竹床成堆成堆的码得很高，各种样品一排排放在路边。
第二天吃过早饭，工人们都在劳动了。安排给我们的工作是把生砖块从制砖机边拉到路对面的晒场去放好。在那里干活的工人们一个个身材魁梧，光着上身，光洁的皮肤黑亮黑亮的，肌肉高高隆起。他们排队一个接一个往制砖机里装好砖，拉出来顺着斜坡一路小跑，带着惯性冲上小坡，把砖拉到晒场摆放整齐。整个过程看得我和韦永吉面面相觑，大惊失色。我想，若我要去拉砖的话。板车不把我碾死才怪。
韦永吉把我拉到僻静处，说：“你在这里做吧，我回我姐家去了。”
我摊开双手，说：“这活我也干不了啊!”
他变了脸色，说：“你也看到了，我姐一家也尽力了!你考虑考虑吧!”见我低头不做声，他语气缓和了些，“不错，是我带你来的，可是，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我想了想，无奈地说：“那我先跟你回你姐家去，我写信叫家里寄了钱来我就走!”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山上韦永吉姐姐家。
我写了一封信，韦永吉陪同我到华亭镇上的邮局去寄了。
心里有了事，在这竹林里的日子便过得很艰难，我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礼拜，不见家人回信，当时家乡又还没有装电话，我不好意思再呆下去了，早上起床后，我就对韦永吉说：“你借给我10块钱，让我离开这里吧。”他从他姐姐那里拿了10块钱给我。临出门时，他姐姐说：“真对不起啊，我们也没有什么本事，帮不上你的忙。”
我强作欢笑，说：“我来这里已经给你们添了很大麻烦，打扰你们了。”然后扛着背包就抄小路下山。
差点做了厦门乞丐
我带着一种悲壮的豪情，毅然直奔不知未来的远方。下山到华亭镇上，我花了两块钱坐车到莆田市。在城里，我也不知道应当往哪里走，只是顺着宽阔的公路一直往前走，累了就到树阴下歇会儿，饿了就买一块钱面包啃着。看过路牌，我知道，这是一条通往厦门的大道。厦门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于是，我决心走向厦门，哪怕是到那边乞讨。走到太阳落山时，我才走出莆田市区。在市郊那些厂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下班了，三三两两闲坐在路边的草地上聊天。我很羡慕他们，心想。如果我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那该多好啊，有了一份工作就有了生存依靠。
看看天色已晚，我不想再走了。如果前面是荒山野岭，那可怎么办?我把包放下来，跟旁边的几个人聊天，问他们厂里的一些情况，后来，得知他们和我是老乡，就大胆地问他们能不能让我到他们厂里睡一晚。那几个老乡为难地说：“不行呀，厂里不让你进去的。”我只好离开他们，一个人到路边的草丛呆坐着。不一会儿，其他人陆续回去了，只剩下我孤单地坐在路边，来往的车辆雪亮的灯光不时照到我身上。夜深了，露水打得我全身湿润润的，怪难受。半睡半醒中，终于熬到天空发白。我拿着毛巾到路边的水沟洗了把脸，看到有个空矿泉水瓶子，便拾起来灌满水，又开始了一天的行程。
当天中午，经过一个叫郊尾镇的地方，迎面走来一个衣服破烂的小乞丐，我发愣了好久，心想。他的今天也就是我的明天啊!过了桥，路边一幢高大的房子前面悬挂着一条长长的条幅：华锋服装厂招工。
我犹豫了一下，看看门前并没有什么人，就走过去。
走进楼里，有一男一女坐在那里聊天。我就问：“你们厂招人吗?我是来应聘的。”
男的说：“你会踏电子车么?”
我嚅嗫说：“在老家会那种老式的缝纫机，这种电车不大熟悉……如果有什么杂工活的话，先让我熟悉一段时间，行吗?”
男的说：“我们正缺一名杂工，工资不高，你愿意的话就进来做喽。”
去厦门做乞丐的念头打消了，我买了一支牙膏和一块肥皂，就一分钱都没有了。在这个服装厂做杂工，每个月450元，包吃包住。做了两个月，拿够路费，我离开了这个没有熟人和朋友的地方，终于返回家乡。
听家里人说，他们寄了300块钱给我，汇款单到时，我却已经走了，那家人又把钱寄了回来。
“那家人真是好人。”姐姐说。
一提到这次远行，我就鼻子发酸，想哭!
深圳接纳了我
回家的感觉真好。每当想起在外面找工作的艰难，心里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惧怕和恐慌，但我在家里显得无事可做，家中田地不多，仅父母亲就可以耕种，何况。我还有两个姐姐。
过完春节，我在山上自留地中间用石头砌了一间瓦房，接着，我自个儿跑到广西玉林市买了500只小鸡和500只小鹅。技术方面，我买了几本有关养殖的书籍。事实证明，我在疫病防治上也做得很好，没有遇到任何意外，可是，在饲料上却遭受了极大的困难。在盖房子和买小鸡小鹅后，我就没有买饲料的钱了，我本来想在山上地里散养。让那些小鸡小鹅们自己找吃的，利用大自然这个粮库，给我造就一批鸡鹅，然而，经过机器孵化出来的小动物根本就不会自个儿找吃的!我只好从家里悄悄拿一些玉米喂，但也是杯水车薪，每次进去，这些可怜的小东西见到我就围攻，叽叽喳喳地叫。
父亲每次劳累后，就对我大骂：“你在做什么嘛?拿家里养猪的苞谷去喂，喂成啥样子了?本钱都挣不回来!”
姐姐也叹气说：“弟弟呀。你还是去外面每个月拿几百块钱来得干脆!”我一怒之下打起背包，在县城拦上了开往深圳的长途客车。
长途客车，在关外宝安区松岗镇上就停下不走了。下了车，我望着眼前密集的楼房和车流拥挤的街道，心想，深圳就是这个样子么?看着这么多来往穿梭的人，我既陌生又惊奇。我把帆布背包放在地上，坐在立交桥下面，手按住处理鸡鹅换来的五六百块钱，那种久违的担忧和不安又袭上心头。
在这喧闹的世界里，我就像一只刚出壳的小鸡仔，左顾右盼而又不敢迈步。踌躇良久，方才想起应该先找个旅馆住下来，遂提起背包，惴惴不安地顺着强烈的太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前行。在一幢标有“职业介绍所”字样的大楼前，我停下了脚步，探头探脑地往里瞅。
一位身挂条幅的小姐笑盈盈地对我招呼：“想找工作吗?”
我点点头。她让我进屋，拿了好几张宣传单给我看，并指指点点地介绍着。我看了半天，抬起头对她说：“我什么都不会!”
她说：“没有关系呀，我们有很多普工介绍给你的。”
当晚，我就住在这个介绍所五楼的一张硬板床上，不是因为这位小姐的热情和漂亮，而是因为这个介绍所的规模。一幢房子外加10多个工作人员，给予我看得见摸得着的感觉。第二天早上，在交了120元介绍费，一个工作人员用摩托车带我到公明一家五金工艺品厂去上班。
在厂里，我没有老乡、熟人和朋友，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睡觉，很少外出。我们厂每月设有30块钱全勤奖，一年下来。我每个月都能拿到这30块钱。现在想起当年这份执著和刻苦，确实不容易。那时我们厂进进出出的人员很频繁，渐渐地，我也就成了老员工，对周围环境也熟悉了。每逢星期天休息的时候，我也会和工友们一起到工业区内的歌吧去唱歌、打台球。再后来，碰到以前的同事，在他们的片言只语中，我知道了他们转厂后每月的收入比我高出许多。原来我一直坚守的这家工厂，在这个工业区里是工资最低的。我终于不再满足每月和那些比我小得多的打工者拿一样的工资，开始寻求出路。
经过再三斟酌和考虑。我辞工去东莞专门学习模具加工技术。后来，我又返回深圳进了一家各方面都还不错的制造公司。
在深圳，我一口气呆了两年才回一趟家。也许是每个月都有钱寄回去，所以，村庄的人和远近亲戚都以为我在外面混得不错，纷纷要求我带他们出来。短短一年内，我所在的工业区里就有了30多个我带出来的与我同村的兄弟姐妹。在他们心目中，我是一个敢闯敢拼的人，却不知道，在浮华背后，我曾经挪过多少地方，经历过多少辛酸和彷徨啊!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但作为我们打工人，有时因为一时的冲动，一次不经意的决定，单凭勇气和豪情，就会给我们带来刻骨铭心的教训和苦难。
刚开始外出打工时，我进入了江苏常州一家只有30多人的家具厂。做了不久，就遇到了家具制造业的淡季，只有零零星星的一些活。工厂是计件工资制，我每天只能挣到10多块钱，家具活又脏，我就和刚认识不久的一个叫韦永吉的老乡一起辞了工。
韦永吉说：“这时节不好找工作，但也不是没有出路，只不过看你想不想去而已。”
“这年头，都混成这样了，还在乎啥呀?不过，抢银行我是不敢!”我摊开四肢，尽量让自己舒服一些。
“想不想陪我到福建去?”他问。
“福建?到福建去做什么?去做乞丐呀?”我急忙侧转身，瞪大眼睛望着他。
“我有个姐姐嫁到了福建，只要我们到了我姐姐那里，找工作就好办了。”韦永吉伸了个懒腰，又走回坐下，还怕我不相信，接着解释：“真的，到了福建，我们的工作让我姐夫帮忙找，没问题的啦，你放心!”
我犹豫起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什么都是未知数，弄不好，真的要去做叫化子，但转念一想，在这里似乎并没有我的立足点，继续呆下去，也不知何时是个头，也许他的姐夫真的有本事呢。
韦永吉见我长时间不表态。追问我想不想去，我苦笑着说：“怎么去呀?我现在身上只有80多块钱了。”他说：“没事，我还有200块呢。两个人的钱加起来够车费了! ”
第二天，我们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到上海转车去福州。火车是北京开往上海的普快，看看时间还早，韦永吉要我陪同他出去走走。在街市，他在表店挑了一块镀铜手表，戴在手上亮晶晶的，走路的时候，隔一会儿就抬起手腕看一下。买表的时候，我想劝他别买了。既然已经决定去福建，能省就省一点，几次欲言又止，因为他身上的钱比我多得多，只要他能带我到福建找到工作就行，他爱做什么事就由他了。
在上海，我们买了10个茶叶蛋，就上了开往福州的普快列车。刚上车时，我们被挤在车厢交接处，连脚都放不下。我个子矮，头撞在人堆里动不了，随着车厢的晃动摇来晃去。污秽的空气和臭汗味熏得我头痛欲裂。直到第二天早上。火车经过浙江境内下了一部分乘客，我们才找到座位坐下来。
肚子饿了，车上的快餐不敢买，怕剩余的钱不够坐车到目的地。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两个青年。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其中一个好像从家里带来一包油饼。把吃剩余的两块油饼放在中间的台面上。我不停地咽口水，强迫自己不去看它，最后实在忍不住，低着头说：“这个我可以吃吗?”只听见对方说：“吃吧，没关系的。”我马上捡起来塞进嘴里，真香啊!
韦永吉见状，再也忍不住饥饿。也拿出最后一个自己一直不好意思吃的茶叶蛋来吃了。
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好多年，但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不过，油饼的主人的面貌早已模糊。周围的人当时是怎么样的表情也无从知道，因为我当时整个思维都集中在如何抗拒饥饿上，什么自尊，什么面子，在饥饿面前，显得如此脆弱。
福州竹林的迷茫
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火车到了福州市总站。韦永吉带我去找公共汽车，坐车去莆田市，车费要15块钱一个人，我们两人只有20块了，我就问售票员：“20块钱能不能带我们到莆田去?”售票员想了一会儿就同意了。
下午3点多钟，我们终于到了莆田市，韦永吉的姐姐的家就在莆田郊外的大山上。
穿过莆田城区，往郊外山上走，一条柏油路弯弯曲曲地向山上深入，路旁是郁郁葱葱的杂树和毛草丛。莆田是福建省著名的侨乡。沿途都是一幢幢花园式的小楼房，新颖别致，加上青青的山，绿绿的水，在阳光照耀下赏心悦目。
但越往山上走，我的心就越冰凉。到这山上去，能给我找到怎么样的工作?这里的山坡并不比我老家的矮，只不过我们老家的山坡都是喀斯特地貌，尽是些无用的山石，缺少草树，光秃秃的贫瘠土壤。我在常州的时候就想，如果能把家乡的一座山放到常州，单是取石头建房修路，就能挣好多钱了。走到半山腰，往山上看去，满山遍岭都是高大的南竹。人走在下面，烈日变得柔和了许多。
韦永吉的姐姐的家是在一个叫山坑村的地方，这里只是一排排木头瓦房。散落在青青的竹林之中。见到我们时，他姐姐很高兴，当晚还杀了一只鸡给我们接风，并把我们俩安排到一间单独厢房里休息。看到这热情的一家人，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至少暂时不用愁吃住问题了。我没有什么东西可送，就把随身带着的一个精美的空相册送给了他姐姐的孩子。
这个山里的人家也种植水稻，稻田错落地分布在半山腰，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南竹，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大片竹林。经常有货车开到山上收购。我也帮他们扛了几次竹子，一根竹子有60多斤重，一次只能扛一根，到后来，不知怎么的，他们不让我去扛竹子了，也许是不想让我成为一个免费的长工吧。
我每天就到山涧小溪里去洗澡。溪水清凉清凉的，很舒爽。这山里人是不会到小溪里洗澡的，说山水寒气太重，怕得风湿病，我却经常泡在这山水里。我曾私下问韦永吉：“工作的事有没有着落呀?”他说他姐夫去邻村找熟人了，等等看吧。
所谓的熟人，就是邻村有个他姐夫的亲戚，以前在山下的台资鞋厂做过主管。那天，他姐夫带我们去找那个熟人。晒了一整天的太阳，最后连人影也见不着。隔了几天，他姐夫又带我们去找另一个熟人。当晚，我们就住到那个熟人的养殖场里，闷热的天气里蚊蝇很多，我一晚上都睡不着觉。第二天，工作的事还是不了了之，也不知道是工厂不招工，抑或是那位熟人看不上我们，我和韦永吉都长得比较瘦小，身体单薄。
我又整天到山上竹海里去瞎逛，到吃饭的时候回来。有一次，韦永吉对我说，山上有户人家想要我做上门女婿，可他姐姐一家不敢担保。我听他这么一说，才想起这里好多山上人家只有女孩子，没有男孩，而且这里的女子大多数都是招外地的上门郎，而家中有男孩子的人家又不愿意留在山上。宁愿到山下做别人家的上门郎。有一次，我在山上的一片新开辟的荔枝林里出来时。外面有个清秀的女孩子站在那里盯着我看。而周围都是静悄悄的，没人在劳作，看来，她是在跟踪我。遭遇如此处境，我也有些心动，可我并不了解这里的人家究竟怎么样，也不敢担保自己能否留下来。
闲了半个月，听韦永吉的姐夫说在山那边为我们找到工作了。临行时，韦永吉的姐姐交待，到那里去要好好做事，那地方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千万不要去招惹她们，
我们要去工作的地方是一个砖瓦厂，到那里时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工人们下工了。所谓的不三不四的女人，就是吃饭时和工人们调笑的两个浓妆艳抹的女子。韦永吉的姐姐太小看我们了，在外面打拼的人，这种事见多了。她交待我们时还不好意思表达呢，她也真是没见过世面。
工头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他把我和韦永吉安 排到工棚里的一张竹床上。铺好床后，我和韦永吉就到路边去走走。这里路边的人家都是以编竹器为生，原来，山上的大南竹都跑到这里来了。这里每家都招有好几个工人，他们正在忙碌着，烤竹，弯竹，定型，编好的竹椅竹凳竹床成堆成堆的码得很高，各种样品一排排放在路边。
第二天吃过早饭，工人们都在劳动了。安排给我们的工作是把生砖块从制砖机边拉到路对面的晒场去放好。在那里干活的工人们一个个身材魁梧，光着上身，光洁的皮肤黑亮黑亮的，肌肉高高隆起。他们排队一个接一个往制砖机里装好砖，拉出来顺着斜坡一路小跑，带着惯性冲上小坡，把砖拉到晒场摆放整齐。整个过程看得我和韦永吉面面相觑，大惊失色。我想，若我要去拉砖的话。板车不把我碾死才怪。
韦永吉把我拉到僻静处，说：“你在这里做吧，我回我姐家去了。”
我摊开双手，说：“这活我也干不了啊!”
他变了脸色，说：“你也看到了，我姐一家也尽力了!你考虑考虑吧!”见我低头不做声，他语气缓和了些，“不错，是我带你来的，可是，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我想了想，无奈地说：“那我先跟你回你姐家去，我写信叫家里寄了钱来我就走!”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山上韦永吉姐姐家。
我写了一封信，韦永吉陪同我到华亭镇上的邮局去寄了。
心里有了事，在这竹林里的日子便过得很艰难，我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礼拜，不见家人回信，当时家乡又还没有装电话，我不好意思再呆下去了，早上起床后，我就对韦永吉说：“你借给我10块钱，让我离开这里吧。”他从他姐姐那里拿了10块钱给我。临出门时，他姐姐说：“真对不起啊，我们也没有什么本事，帮不上你的忙。”
我强作欢笑，说：“我来这里已经给你们添了很大麻烦，打扰你们了。”然后扛着背包就抄小路下山。
差点做了厦门乞丐
我带着一种悲壮的豪情，毅然直奔不知未来的远方。下山到华亭镇上，我花了两块钱坐车到莆田市。在城里，我也不知道应当往哪里走，只是顺着宽阔的公路一直往前走，累了就到树阴下歇会儿，饿了就买一块钱面包啃着。看过路牌，我知道，这是一条通往厦门的大道。厦门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于是，我决心走向厦门，哪怕是到那边乞讨。走到太阳落山时，我才走出莆田市区。在市郊那些厂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下班了，三三两两闲坐在路边的草地上聊天。我很羡慕他们，心想。如果我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那该多好啊，有了一份工作就有了生存依靠。
看看天色已晚，我不想再走了。如果前面是荒山野岭，那可怎么办?我把包放下来，跟旁边的几个人聊天，问他们厂里的一些情况，后来，得知他们和我是老乡，就大胆地问他们能不能让我到他们厂里睡一晚。那几个老乡为难地说：“不行呀，厂里不让你进去的。”我只好离开他们，一个人到路边的草丛呆坐着。不一会儿，其他人陆续回去了，只剩下我孤单地坐在路边，来往的车辆雪亮的灯光不时照到我身上。夜深了，露水打得我全身湿润润的，怪难受。半睡半醒中，终于熬到天空发白。我拿着毛巾到路边的水沟洗了把脸，看到有个空矿泉水瓶子，便拾起来灌满水，又开始了一天的行程。
当天中午，经过一个叫郊尾镇的地方，迎面走来一个衣服破烂的小乞丐，我发愣了好久，心想。他的今天也就是我的明天啊!过了桥，路边一幢高大的房子前面悬挂着一条长长的条幅：华锋服装厂招工。
我犹豫了一下，看看门前并没有什么人，就走过去。
走进楼里，有一男一女坐在那里聊天。我就问：“你们厂招人吗?我是来应聘的。”
男的说：“你会踏电子车么?”
我嚅嗫说：“在老家会那种老式的缝纫机，这种电车不大熟悉……如果有什么杂工活的话，先让我熟悉一段时间，行吗?”
男的说：“我们正缺一名杂工，工资不高，你愿意的话就进来做喽。”
去厦门做乞丐的念头打消了，我买了一支牙膏和一块肥皂，就一分钱都没有了。在这个服装厂做杂工，每个月450元，包吃包住。做了两个月，拿够路费，我离开了这个没有熟人和朋友的地方，终于返回家乡。
听家里人说，他们寄了300块钱给我，汇款单到时，我却已经走了，那家人又把钱寄了回来。
“那家人真是好人。”姐姐说。
一提到这次远行，我就鼻子发酸，想哭!
深圳接纳了我
回家的感觉真好。每当想起在外面找工作的艰难，心里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惧怕和恐慌，但我在家里显得无事可做，家中田地不多，仅父母亲就可以耕种，何况。我还有两个姐姐。
过完春节，我在山上自留地中间用石头砌了一间瓦房，接着，我自个儿跑到广西玉林市买了500只小鸡和500只小鹅。技术方面，我买了几本有关养殖的书籍。事实证明，我在疫病防治上也做得很好，没有遇到任何意外，可是，在饲料上却遭受了极大的困难。在盖房子和买小鸡小鹅后，我就没有买饲料的钱了，我本来想在山上地里散养。让那些小鸡小鹅们自己找吃的，利用大自然这个粮库，给我造就一批鸡鹅，然而，经过机器孵化出来的小动物根本就不会自个儿找吃的!我只好从家里悄悄拿一些玉米喂，但也是杯水车薪，每次进去，这些可怜的小东西见到我就围攻，叽叽喳喳地叫。
父亲每次劳累后，就对我大骂：“你在做什么嘛?拿家里养猪的苞谷去喂，喂成啥样子了?本钱都挣不回来!”
姐姐也叹气说：“弟弟呀。你还是去外面每个月拿几百块钱来得干脆!”我一怒之下打起背包，在县城拦上了开往深圳的长途客车。
长途客车，在关外宝安区松岗镇上就停下不走了。下了车，我望着眼前密集的楼房和车流拥挤的街道，心想，深圳就是这个样子么?看着这么多来往穿梭的人，我既陌生又惊奇。我把帆布背包放在地上，坐在立交桥下面，手按住处理鸡鹅换来的五六百块钱，那种久违的担忧和不安又袭上心头。
在这喧闹的世界里，我就像一只刚出壳的小鸡仔，左顾右盼而又不敢迈步。踌躇良久，方才想起应该先找个旅馆住下来，遂提起背包，惴惴不安地顺着强烈的太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前行。在一幢标有“职业介绍所”字样的大楼前，我停下了脚步，探头探脑地往里瞅。
一位身挂条幅的小姐笑盈盈地对我招呼：“想找工作吗?”
我点点头。她让我进屋，拿了好几张宣传单给我看，并指指点点地介绍着。我看了半天，抬起头对她说：“我什么都不会!”
她说：“没有关系呀，我们有很多普工介绍给你的。”
当晚，我就住在这个介绍所五楼的一张硬板床上，不是因为这位小姐的热情和漂亮，而是因为这个介绍所的规模。一幢房子外加10多个工作人员，给予我看得见摸得着的感觉。第二天早上，在交了120元介绍费，一个工作人员用摩托车带我到公明一家五金工艺品厂去上班。
在厂里，我没有老乡、熟人和朋友，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睡觉，很少外出。我们厂每月设有30块钱全勤奖，一年下来。我每个月都能拿到这30块钱。现在想起当年这份执著和刻苦，确实不容易。那时我们厂进进出出的人员很频繁，渐渐地，我也就成了老员工，对周围环境也熟悉了。每逢星期天休息的时候，我也会和工友们一起到工业区内的歌吧去唱歌、打台球。再后来，碰到以前的同事，在他们的片言只语中，我知道了他们转厂后每月的收入比我高出许多。原来我一直坚守的这家工厂，在这个工业区里是工资最低的。我终于不再满足每月和那些比我小得多的打工者拿一样的工资，开始寻求出路。
经过再三斟酌和考虑。我辞工去东莞专门学习模具加工技术。后来，我又返回深圳进了一家各方面都还不错的制造公司。
在深圳，我一口气呆了两年才回一趟家。也许是每个月都有钱寄回去，所以，村庄的人和远近亲戚都以为我在外面混得不错，纷纷要求我带他们出来。短短一年内，我所在的工业区里就有了30多个我带出来的与我同村的兄弟姐妹。在他们心目中，我是一个敢闯敢拼的人，却不知道，在浮华背后，我曾经挪过多少地方，经历过多少辛酸和彷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