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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银行买办之家席氏家族出现新的变化。中国最著名的银行买办席素贵去世，他担任了30余年的汇丰银行买办一职，由长子席裕康继承；首个国家银行——户部银行成立，席家投资入股，出任要职。
晚清、民国时期，席家子弟奔走于钱庄、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间，参与并推动着中国金融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折戟大清银行
当中国第一个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在上海成立时，“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然而，汇丰买办席素贵却未介入，席家既未投资入股，也没出任要职。不过，七年后当清廷决定成立国家银行时，席家开始了一百八十度大转身。
1904年春，军机大臣奕劻和户部尚书鹿传霖先后向朝廷奏请试办银行，并由户部拟定《试办银行章程》32条。第二年八月，户部银行总行在北京正式成立。九、十月，天津分行和上海分行相继开业。户部银行额定股本为白银400万两，每股100两，分为4万股，户部认购一半股份，另一半由私人入股、准官民购买。
银行开办之初，商股少人问津，直到一年后始招齐商股100万两。席家认购则颇为踊跃，其中席裕康陆续入股超过13万两。
人事方面，户部银行实行类似于今天国有商业银行的双轨制，一方面中央派干部，总行为正、副监督，分行为总办、帮办，掌握实权；一方面市场重金聘请管理层，分行为经理、协理。
在户部银行重金聘请下，席裕光欣然出任上海分行协理。1906年8月，汉口分行成立时，其六弟席裕奎获聘为分行经理。
席裕光是在担任外资银行买办后应聘户部银行的。席裕奎则在汉口分行经理任上10个月后，回到了外资银行，出任汇丰副买办之职。
当席裕奎离开户部银行8个月后（1908年2月），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他曾为上海道台当过账房的二哥席裕昆获聘，出任营口分行经理。
席裕昆是在“东盛和事件”发生后加入大清银行的。1907年10月，广东商人叶亮卿在营口开设的东盛和商号倒闭，亏欠营口分行70万两白银。几个月后，营口分行总办、经理和协理均被免职，由候补道罗怡代理总办，席裕昆、王灏接任经理和协理。
裕光、裕昆弟兄俩在大清银行一南一北两个分行任职。遗憾的是，上海、营口分行正是大清银行最混乱、大案要案频出的两个分行。
1909年，上海分行因管理混乱，历年放款不慎导致大量贷款无法收回，引起中央关注，度支部下令“非竭力整顿不可”。由此，一场风暴席卷上海分行。
1910年正月，经理焦发昱、协理席裕光被撤职，由宋汉章、胡善登接任。大清银行在上海添设总办，专驻上海分行，与新旧经理、协理将账目彻底查清，所有旧账分别催收。
就在席裕光被撤掉上海分行协理职务时，席裕昆所在的营口分行一个重大案件开始浮出水面。1909年，营口分行总办罗怡利用职权，将大清银行60万两白银私自放给他本人与大清银行理事顾思远合伙私设的厚德银号，并从上海、重庆等分行借出巨额资金。
等到厚德银号改为厚德银行有限公司时，所借巨款依然未还。1909年底，厚德银行欠大清银行款150万两。1911年2月，厚德银行案发。经新上任的大清银行一把手叶景葵调查，厚德银行欠款高达280万两。从史料来看，席裕昆牵涉不大。然而1911年6月，他还是黯然离开了营口。
扬眉中国银行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中国银行在大清银行的基础上组建，成为国家银行。几年后，席家子弟出现在了这家银行的大楼内。
1916年春，席裕光堂侄、席裕康长子席颂平在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任职多年后，担任中国银行赴外稽核。两年后，席颂平出任中行上海分行会计主任。此后，他先后担任中行会计处处长、汇兑经理、上海分行副经理等职。
席颂平战前主持外汇，独当一面，周旋于外商各银行之间，被称为“国际贸易俊才”。不过，真正在国际汇兑界声名显赫、在中国银行显身手的，是席裕光之子、席颂平堂弟席德懋。
1890年出生的席德懋，22岁时赴英留学，就读于伯明翰大学商科。1916年学成回国，在上海华义银行任买办。不久，与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弟弟席德柄（又作席德炳）一道合营国际汇兑业务。
商海纵横十余年后，1928年11月，席德懋受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之邀，加入新成立的中央银行，任发行局副局长，成为宋子文倚重的人物，几年间相继升任中央银行汇兑局局长（1932年8月）、业务局局长（1934年3月）。
席德懋对外汇以中央银行关金价实行挂牌买卖，打破了过去外商银行对中国国际汇兑市场的垄断。
1933年，席德懋代替陈嘉庚，成为中国银行官股董事。两年后，中行被政府强令改组，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席德懋续任官股董事。席德懋的女儿梅英嫁予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席、宋关系更进一层。
抗日战争爆发后，席德懋驻香港任平准基金委员会委员，进行法币外汇交易，稳定法币币值。1941年春，席德懋与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赴美，接洽美国对中国经济援助事宜。在美期间，席德懋受中行董事会委托，以中行董事身份任纽约经理处经理。1944年3月，席德懋担任国际货币基金兼国际复兴建设银行中方代理理事。
抗战八年，席德懋长驻海外，以丰富的金融汇兑知识和实践，在稳定法币币值、增加外汇储备、争取国际援助、获取抗战物资，以及代表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事务方面，劳苦功高。胡适回忆道：“我认识他，就在他同陈光甫先生在美国交涉借款时。他的温文谦逊，使我很敬重他。在抗战时，曾为国事屡次冒险往来重庆、香港、上海之间。珍珠港事变发生，他正在香港，几乎不得脱险。”
抗战胜利后，中国很快进入国共内战时期。1948年4月，当国民政府风雨飘摇时，身在纽约的中行董事长孔祥熙辞职，由中行总经理宋汉章接任，总经理一职则由席德懋接任。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天险。24日，席德懋从上海飞往香港。8月，席德懋以代理理事名义赴美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复兴建设银行年会，此后留美治病。
席德柄同样是民国金融界的重要人物。从1930年代初开始，他长期担任中央造币厂厂长一职。其子席与文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后，曾在中行哈瓦那分行和纽约分行工作。
不过，这个显赫的金融世家，如今其后代已几乎消失于中国金融界。
时代潮流与金融转型
1904年，户部尚书鹿传霖奉旨组建户部银行时，最早想到的是富甲一方的山西票号，并号召在北京的山西票号入股。然而，遭到了山西总部的拒绝：非但不让入股，人亦不准加入。户部于是将目光转向江浙商人，同时邀请汇丰买办席素贵参与筹建，席家正是在山西票号坐失转型良机之时，加入到户部银行中来。
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增添股本600万两，政府认购半数，其余商股筹集。在资金与人才均缺乏的背景下，大清银行再次邀请山西票号加盟，但依然遭到山西票号“婉拒”。这年，席裕昆加入大清银行。
山西银行家中并非没有清醒者。在票号工作了约半个世纪的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曾积极鼓动山西各票号合组新式银行。
但是，机会一次次在山西总部的保守和犹疑中失去。
与山西票号不同，在向现代金融转型的过程中，上海买办是投资兴办新式银行的先行者。他们置身于外资银行，不仅认识到银行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也看到了外资银行赚取的丰厚利润。当第一家中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办时，宁波籍买办叶澄衷、朱葆三等投资入股，并成为银行董事。当第一个国家银行户部银行创办时，席家积极投身其中。上海买办不仅是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发展的关键人物，也是中国金融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从东西洋留学回国的一批批银行家，成为中国新式银行的顶梁柱，他们身体力行地推动着中国银行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早期留学回国的张嘉璈、李铭、钱新之、陈光甫等银行家，对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功不可没；随后学成回国的宋子文、席德懋等银行家，同样也为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
晚清、民国时期，席家子弟奔走于钱庄、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间，参与并推动着中国金融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折戟大清银行
当中国第一个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在上海成立时，“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然而，汇丰买办席素贵却未介入，席家既未投资入股，也没出任要职。不过，七年后当清廷决定成立国家银行时，席家开始了一百八十度大转身。
1904年春，军机大臣奕劻和户部尚书鹿传霖先后向朝廷奏请试办银行，并由户部拟定《试办银行章程》32条。第二年八月，户部银行总行在北京正式成立。九、十月，天津分行和上海分行相继开业。户部银行额定股本为白银400万两，每股100两，分为4万股，户部认购一半股份，另一半由私人入股、准官民购买。
银行开办之初，商股少人问津，直到一年后始招齐商股100万两。席家认购则颇为踊跃，其中席裕康陆续入股超过13万两。
人事方面，户部银行实行类似于今天国有商业银行的双轨制，一方面中央派干部，总行为正、副监督，分行为总办、帮办，掌握实权；一方面市场重金聘请管理层，分行为经理、协理。
在户部银行重金聘请下，席裕光欣然出任上海分行协理。1906年8月，汉口分行成立时，其六弟席裕奎获聘为分行经理。
席裕光是在担任外资银行买办后应聘户部银行的。席裕奎则在汉口分行经理任上10个月后，回到了外资银行，出任汇丰副买办之职。
当席裕奎离开户部银行8个月后（1908年2月），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他曾为上海道台当过账房的二哥席裕昆获聘，出任营口分行经理。
席裕昆是在“东盛和事件”发生后加入大清银行的。1907年10月，广东商人叶亮卿在营口开设的东盛和商号倒闭，亏欠营口分行70万两白银。几个月后，营口分行总办、经理和协理均被免职，由候补道罗怡代理总办，席裕昆、王灏接任经理和协理。
裕光、裕昆弟兄俩在大清银行一南一北两个分行任职。遗憾的是，上海、营口分行正是大清银行最混乱、大案要案频出的两个分行。
1909年，上海分行因管理混乱，历年放款不慎导致大量贷款无法收回，引起中央关注，度支部下令“非竭力整顿不可”。由此，一场风暴席卷上海分行。
1910年正月，经理焦发昱、协理席裕光被撤职，由宋汉章、胡善登接任。大清银行在上海添设总办，专驻上海分行，与新旧经理、协理将账目彻底查清，所有旧账分别催收。
就在席裕光被撤掉上海分行协理职务时，席裕昆所在的营口分行一个重大案件开始浮出水面。1909年，营口分行总办罗怡利用职权，将大清银行60万两白银私自放给他本人与大清银行理事顾思远合伙私设的厚德银号，并从上海、重庆等分行借出巨额资金。
等到厚德银号改为厚德银行有限公司时，所借巨款依然未还。1909年底，厚德银行欠大清银行款150万两。1911年2月，厚德银行案发。经新上任的大清银行一把手叶景葵调查，厚德银行欠款高达280万两。从史料来看，席裕昆牵涉不大。然而1911年6月，他还是黯然离开了营口。
扬眉中国银行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中国银行在大清银行的基础上组建，成为国家银行。几年后，席家子弟出现在了这家银行的大楼内。
1916年春，席裕光堂侄、席裕康长子席颂平在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任职多年后，担任中国银行赴外稽核。两年后，席颂平出任中行上海分行会计主任。此后，他先后担任中行会计处处长、汇兑经理、上海分行副经理等职。
席颂平战前主持外汇，独当一面，周旋于外商各银行之间，被称为“国际贸易俊才”。不过，真正在国际汇兑界声名显赫、在中国银行显身手的，是席裕光之子、席颂平堂弟席德懋。
1890年出生的席德懋，22岁时赴英留学，就读于伯明翰大学商科。1916年学成回国，在上海华义银行任买办。不久，与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弟弟席德柄（又作席德炳）一道合营国际汇兑业务。
商海纵横十余年后，1928年11月，席德懋受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之邀，加入新成立的中央银行，任发行局副局长，成为宋子文倚重的人物，几年间相继升任中央银行汇兑局局长（1932年8月）、业务局局长（1934年3月）。
席德懋对外汇以中央银行关金价实行挂牌买卖，打破了过去外商银行对中国国际汇兑市场的垄断。
1933年，席德懋代替陈嘉庚，成为中国银行官股董事。两年后，中行被政府强令改组，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席德懋续任官股董事。席德懋的女儿梅英嫁予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席、宋关系更进一层。
抗日战争爆发后，席德懋驻香港任平准基金委员会委员，进行法币外汇交易，稳定法币币值。1941年春，席德懋与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赴美，接洽美国对中国经济援助事宜。在美期间，席德懋受中行董事会委托，以中行董事身份任纽约经理处经理。1944年3月，席德懋担任国际货币基金兼国际复兴建设银行中方代理理事。
抗战八年，席德懋长驻海外，以丰富的金融汇兑知识和实践，在稳定法币币值、增加外汇储备、争取国际援助、获取抗战物资，以及代表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事务方面，劳苦功高。胡适回忆道：“我认识他，就在他同陈光甫先生在美国交涉借款时。他的温文谦逊，使我很敬重他。在抗战时，曾为国事屡次冒险往来重庆、香港、上海之间。珍珠港事变发生，他正在香港，几乎不得脱险。”
抗战胜利后，中国很快进入国共内战时期。1948年4月，当国民政府风雨飘摇时，身在纽约的中行董事长孔祥熙辞职，由中行总经理宋汉章接任，总经理一职则由席德懋接任。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天险。24日，席德懋从上海飞往香港。8月，席德懋以代理理事名义赴美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复兴建设银行年会，此后留美治病。
席德柄同样是民国金融界的重要人物。从1930年代初开始，他长期担任中央造币厂厂长一职。其子席与文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后，曾在中行哈瓦那分行和纽约分行工作。
不过，这个显赫的金融世家，如今其后代已几乎消失于中国金融界。
时代潮流与金融转型
1904年，户部尚书鹿传霖奉旨组建户部银行时，最早想到的是富甲一方的山西票号，并号召在北京的山西票号入股。然而，遭到了山西总部的拒绝：非但不让入股，人亦不准加入。户部于是将目光转向江浙商人，同时邀请汇丰买办席素贵参与筹建，席家正是在山西票号坐失转型良机之时，加入到户部银行中来。
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增添股本600万两，政府认购半数，其余商股筹集。在资金与人才均缺乏的背景下，大清银行再次邀请山西票号加盟，但依然遭到山西票号“婉拒”。这年，席裕昆加入大清银行。
山西银行家中并非没有清醒者。在票号工作了约半个世纪的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曾积极鼓动山西各票号合组新式银行。
但是，机会一次次在山西总部的保守和犹疑中失去。
与山西票号不同，在向现代金融转型的过程中，上海买办是投资兴办新式银行的先行者。他们置身于外资银行，不仅认识到银行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也看到了外资银行赚取的丰厚利润。当第一家中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办时，宁波籍买办叶澄衷、朱葆三等投资入股，并成为银行董事。当第一个国家银行户部银行创办时，席家积极投身其中。上海买办不仅是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发展的关键人物，也是中国金融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从东西洋留学回国的一批批银行家，成为中国新式银行的顶梁柱，他们身体力行地推动着中国银行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早期留学回国的张嘉璈、李铭、钱新之、陈光甫等银行家，对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功不可没；随后学成回国的宋子文、席德懋等银行家，同样也为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