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2年1月19日，在战火纷飞的香港医院临时救护站，萧红留下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去世时才三十一岁，确实不甘！
　　可是，萧红如果地下有知，她恐怕也无法料到当今学界会掀起如此强劲的“萧红热”：各类传记至今已有七十多部，相关研究论文更是成千上万难以计数;2011年3月其百年诞辰，三卷本两百万字的《萧红研究七十年》又由其故乡哈尔滨的北方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同一年，观点截然相反的两篇论文——王彬彬《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和季红真《萧红小说的文化信仰与泛文本的知识谱系》，同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度最佳论文奖。“天使”兼“女神”的萧红到底“着调”不“着调”？就此话题，2018年《文学自由谈》接连四期又闹嚷了一番。
　　影响更大的是近年来萧红《呼兰河传》中的两处文字被数家出版社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所选用，尤其是题名《祖父的园子》的那一部分，被人教版、教科版、苏教版、沪教版在内的五种小学教材与初中教材同时选用。在语文教材中選用比例之高，直追鲁迅、朱自清、茅盾等文学大家，使得萧红的声名家喻户晓，读者数量高达数亿之众，超出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百倍以上。此外，以萧红为题材的影片《萧红》和《黄金时代》早已全国上映。
　　萧红在影视圈的走红，其实是当今这个“娱乐至死”时代对一个文艺女青年尤其是一个私生活混乱的年轻才女的兴趣，换言之，萧红身上具备了吸睛的多种商业消费元素：一般读者或观众更感兴趣的是性格叛逆的她与多个男性的情爱纠葛，正如《黄金时代》影片中萧红对骆宾基所说的那样：“我在想，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还会不会有人去看，但是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至于萧红受到热捧甚至被称为“伟大作家”，既与女性主义批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有直接关系，也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女性占绝大多数有关。客观而论，中学毕业兼又早逝的萧红，就如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指出的那样：“在文学创作上并未真正成熟，其作品虽然有着独特的价值，但总体上的成就也是有限的。”
　　目前为止七十多部萧红传记的作者，大多为这位英年早逝的才女一掬同情之泪，而且至今还有人给萧红贴上“反帝爱国女作家”、“进步女作家”、“抗日女作家”、“改造民国灵魂女作家”一类的标签，而申明“我不是男权主义者，更不是女权主义者”，自称“提着小刀片儿走江湖的”的历史学者端木赐香，以“历史黑手”解构“民国红粉”，所以，端木《悲咒如斯：萧红和她的时代》一书，以轻松幽默的文化随笔而非不苟言笑的高头讲章，通过细致梳理萧红的生平经历，尤其是她与多个异性的交往，只为要将“真实的萧红，我一定要撕给你们看！”全书开宗明义：“其实是想说明，萧红的一生固然是悲剧，但是悲剧的原因，除了社会的黑暗和她遭遇的男人之渣，就没有其他可谴责的吗？常说性格决定命运，难道萧红的人生悲剧——比如遇人不淑，比如过早逝去，就没有她本人的原因吗？”这样的立意兼具棒喝和警醒，使得这部萧红传记别具一格。“女性解放不外乎自立自尊自爱。可惜，作为‘民国红粉’的萧红，只有叛逆的心与放纵的欲，就是没有自立的技能与自尊的身心。打着女性解放的招牌，不过是为自己的生命本能与情欲放纵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当代女作家魏微在《萧红印象·记忆》中也说“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历朝历代的‘女文青’大多如此：爱折腾，不愿守本分。……差不多她是靠直觉和本能行事的人，而不是靠头脑和理智”。
　　萧红性格偏执任性，这一观点笔者完全认同。私下以为，作品折射性格，以萧红本人的作品为样本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对她这一性格特点或许会认识得更加充分透彻。

二

　　萧红，1911年生，1932年开始小说创作。1932年二十一岁时，在青岛完成她的成名作、中篇小说《生死场》。1940年二十九岁时，在香港完成自传体长篇小说（有时也被算作中篇）的《呼兰河传》。1942年三十一岁时，病逝香港。在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萧红还创作了《广告副手》、《看风筝》、《哑老人》、《旷野的呼唤》、《北中国》、《小城三月》、《马伯乐》等中短篇小说，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散文创作。其中《呼兰河传》被公认为萧红文学成就的代表。
　　笔者认为，《呼兰河传》特别是《祖父的园子》一文中潜藏着解读萧红一生悲剧的“达·芬奇密码”——萧红至死怀念儿时在老家祖父园子里的那种为所欲为、绝对自由的生活状态，其实是她借助描写童年生活所创造的一种人生梦境，清晰地折射出任性偏执的性格特点。童年梦幻支配萧红一生，再一次印证了“性格即命运”这一著名格言。
　　《呼兰河传》以一个儿童的独特视角表现了其家乡东北呼兰县二三十年代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以及中国底层百姓的善良与愚昧、质朴与苦难。语文课文《祖父的园子》就选自该书第三章第一部分。这一千来字的篇幅写的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在慈爱的祖父身边，在家中屋后的园子里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生活情形，情趣十足、生机盎然，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特别是对纯真童心的衷心礼赞。
　　小说语言平易清新又隽永，孩童的天真欢快跃然纸上。其中萧红儿时的记忆与成年后的想象穿插交汇，叠映成一幅明丽灵动的影像：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地瞎闹。有的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籽踢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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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了，下雨了。”
　　1930年，萧红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此后就一直迁徙无定四处漂泊，抗战后期又远走香港，感情一再遭受挫折，人近中年却病魔缠身，“我要回到家乡去”成了萧红那时的强烈愿望。那曾经一度属于她和祖父两人的美丽后花园，自己儿时的娇憨和祖父的慈爱宠护，这些回忆都令独处他乡的萧红深感慰藉和温暖。 　　端木赐香在评述萧红两性关系时说：“掰开手指数一数，萧红一生共‘收割’了六个男人：李洁吾、汪恩甲、陆哲舜、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红粉们跟在萧红身后控诉：这六个男人每一个都是渣，甚至她亲爹都遭遇了深度质疑。这对我们构成了一个课题：萧红，到底是渣男收割机，还是渣男孵化器？换一种说法，倒是这些男人对不起她，还是她对不起自己？”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首先，何以见得这些男人都是渣男？其次，跟萧红关系密切的鲁迅属于哪一种男人？为何没有名列其中？是出于为名人讳吗？本来，端木的《悲咒如斯》以对萧红的当头棒喝和直面批评为旨归，现在“渣男说”一出，倒又堕入遇人不淑的俗套，為萧红作了开脱，作者岂非前后矛盾？
　　笔者此处仅择取萧红与鲁迅的交往略作一说。据萧红好友李洁吾回忆：“1937年，她从上海来北京看我的时候，偶然之间我们又谈到了父亲。我说：‘鲁迅先生待你们，真像慈父一般哪！’迺莹马上就说：‘不对！应当说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现实中萧红始终没有意识到她的频频造访、率性而为，已经影响了鲁迅家庭的正常生活：“但每天来一两次的不是他，而是萧红女士，因此我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留出时间在楼下客厅陪萧红女士长谈。”“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顾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追忆萧红》）正如学者闫红所指出的那样：“许广平是在萧红去世后写这篇文章的，仿佛只是为了纪念，但那份怨责是掩饰不住的。”
　　现实生活本来不可能如同梦幻一般称心如意、万事遂愿，可是萧红竟然就是这样希求，她对生活中的缺憾常常难以释怀，而对自己获得的种种幸运却浑然不觉甚至认为理所当然。萧红生前好友、胡风夫人梅志对她就既有同情也隐含批评：“萧红死前曾亲笔写过她的心情：‘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不甘’，是的，她还只活到三十一岁呀！但要说‘尽遭白眼冷遇’，那是有点夸大的感伤！其实在旧社会有谁能如她一样幸运，二十出头，挟着一本《生死场》原稿来到上海，就得到鲁迅先生和许多朋友们的赞扬和爱护。在创作方面，在对她个人的接待方面，我想当时谁也没有给她白眼和冷遇。我似乎没有见到过一篇批评她的文章。”（梅志：《“爱”的悲剧——忆萧红》）
　　从萧红短暂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经历中可以看出，她想象中的“祖父的园子”里为所欲为的童年生活，造就了萧红人生理想的梦幻，这一梦幻影响了萧红的现实人生;而现实人生的困顿坎坷，又反过来使得萧红越发向往那个童年梦幻，两者互为因果相互强化。三十一岁的萧红在流落他乡、重病缠身之际，仍然抱病写下《呼兰河传》，强烈向往祖父园子中的童年生活，这就清楚表明，萧红的这一生都迷失在祖父园子的梦幻中。这自然不能怨她祖父的宠爱和宽容，不能怨她曾经有过的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只能说萧红不该把这种短暂而不可再现、不可复制的童年生活梦幻作为现实的人生理想来追求。加上她的性格又是那么偏执任性，这种认识上的迷误一旦产生就难以改变，至死也不醒悟。
　　端木赐香认定萧红：“这妞是在找爷爷，但是每个男人只有她爷爷的某一方面，或者说，只能担当起她爷爷某一方面的功能，所以最后无论如何都是再见的命！”“性格决定命运，萧红选择不了时代，但她确是时代的宠儿。文学上，她走到哪里哪里亮;生活中，她走到哪里哪里黑”。这样的表述太过随意和口语化，而“所以最后无论如何都是再见的命”一句的语意更是含混不清。因此，端木的“小刀片”对萧红的剖析虽非刀刀见血，有些还互相扞格，但是瑕不掩瑜，仍有一定道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