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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的调查,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但是对他们的这一贡献,一直缺乏充分的认识和评价
1929年春,从苏联返国不久的陈翰笙,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任命为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展开中国农村社会调查。当时陈翰笙聘用了包括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一批人参加调查。这些人后来被称为“中国农村派”,其中不少人因此渐渐成长为中国极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事实上,正是以陈翰笙为代表的这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30年代以现代社会学的“科学”语言和方法,以大量详细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所做的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公开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他们的努力成果,实际上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基础。
斯大林妻子的同事
1897年2月,陈翰笙出生在江苏无锡一户书香门第之家。1915年,18岁的他只身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1921年获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成为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在北大期间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相识,可说影响了他的一生。1926年3月,陈翰笙与夫人一起参加了著名的“三•一八”反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成为“三•一八”惨案的见证人。陈翰笙愤怒地写下《三•一八惨案目击记》,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不久,在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下,他秘密加入了“第三国际”,开始为“国际”的刊物写稿,也开始为“国际”做情报工作。1927年,正在武汉任国民政府外交顾问参与对英谈判收回汉口、九江租界谈判的陈翰笙,突然接到正在北京苏联驻华使馆避难的李大钊要他回京的急电,于是借口“母病”赶回北京,秘密担任李大钊与外界的联络员。而陈的“组织关系”,直到1935年才由共产国际经王明、康生转到中共。
李大钊牺牲后,处境危急的陈翰笙于1927年春辗转来到苏联,在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当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这个研究所的会计就是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在此间,他与第三国际著名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他认为,中国农业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他自感并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實例来驳倒马季亚尔,所以决心早日返国,对中国农村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
1929年春,返国不久的陈翰笙被蔡元培任命为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开展中国农村社会调查。当时他聘用参加调查工作的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极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仅就此点而言,陈氏即功莫大焉!
现代方法的中国农村调查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和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因此,陈翰笙们的调查几乎是“从头开始”。
从1929年开始到30年代中期,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
调查的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
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这些调研活动,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虽然各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由土地问题所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
他们的调研结果引起理论界、思想界的高度重视,引发了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激烈论战。正是陈翰笙们这种以现代社会学的“科学”语言和方法,以大量详细的调查数据,公开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的努力成果,实际上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因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其理论前提的。
1933年,在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陈翰笙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担任理事会主席直到1951年该会解散。1934年陈翰笙等人创办了《中国农村》,登载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
首先,他们认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为什么一定要把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呢?这实际有一种理论预设,即中国农村需要社会革命而不是点滴的改良。他们说得十分明确:“假如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那末我们一定会以片断的、静止的对于生产力的技术的考察,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反之,假如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求农业彻底的改造,那末我们一定会以对于农村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的过程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其次,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他们认为生产力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总和,因为生产资料如不与劳动力结合,生产便无法实现。“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条件却因所处社会之不同而完全相违异。”所以问题不在于“有否注意生产力”,而在于“怎样注意生产力”,因此应从研究社会经济改造规律这一角度来研究生产力。
第三,针对将农业资本作为中心问题的观点,他们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中国耕地的70%集中在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手中。另外,农村商业资本的高利贷资本一般地也是以地权为基础的。而土地问题也就主要是指土地的分配,亦即现存各种土地所有的形态的性质,研究土地问题的根本任务仍是阐明土地所有形态之下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农村派”的论述表明,中共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和论证在1935年实际已经完成。而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论证、建构和表述,正如毛泽东稍后所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所以,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重要文章中,便可不必详细论证而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宏观理论概念作为定论提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论述。
书生毕竟是书生
在公开主持农村调查的同时,陈翰笙还参加“中国人权保障同盟”、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此外,他依旧做地下工作。1929年,他成为著名的“左尔格”小组成员,他的工作,得到了有“间谍天才”之称的左尔格的高度评价。以后他多次出生入死,来往国内外。抗战后期他曾到印度近两年,在英国情报部的远东情报局工作。其间,他却又能不改书生本色,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论著,确实令人啧啧称奇。
1946年,美国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重要因素,陈翰笙来到美国讲授印度史,实际受周恩来委托担任“中共在美工作小组领导小组”顾问,展开对美工作。他对美国朝野的工作卓有成效,以致后来美国的“中国通”费正清曾开始玩笑地说:“美国之所以丢失掉中国,主要是听信了陈翰笙教授的话。”虽是玩笑,却说明了陈氏工作的重要。同时,他认识到人才对新中国的重要,指导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动员大批留学生回到新中国。
1951年初,陈翰笙绕道欧洲回到国内。以他的经历和才干,周恩来总理力邀他当外交部副部长。不过始终不脱书生本色的陈翰笙此时却不愿“当官”,辞谢了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同时,也辞谢了陆定一要他到北京大学当副校长的邀请。他表示,自己还是希望做研究工作。“书生毕竟是书生!”
由于不愿“从政”,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和外交学会副会长,并受周恩来和老友宋庆龄之托,创办了英文的《中国建设》。以后,他一直从事“民间外交”和学术研究,同时参加了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世界史所的创办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一直未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1957年他在会议上对“反右”曾公开表示不满,自然要被打成“右派”。宋庆龄得知情况后马上告知周总理,是周总理亲自指示不能将陈翰笙打成右派才使他躲过这一劫。
不过,“文革”这一劫他终未能躲过。“文革”中他家几次被抄,他也被关进“牛棚”数载,多次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多次被打、被“揪斗”。但最使陈翰笙心疼的,还是身处“牛棚”时,妻子被迫害致死后,他才得以在“专政组”人员的解押下处理后事。1971年,他被“解放”,赋闲在家。从来闲不住的他开始在家义务教一些青年人学英语、德语,他的学生中不少是“黑帮子弟”,其中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两个女儿。在“血统论”盛行的“文革”,这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为他担心,他却处之泰然,认为老子有问题罪及妻孥是早该废除的封建株连。
2004年3月13日,陈翰笙以108岁高龄在北京逝世,走完了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人生。同时,也带走了许多历史的秘密。或许是出于长期养成的职业习惯,对于曾参加过的秘密工作的具体情况,他一直守口如瓶,无论什么人问及,总以“记不得了”应之。随着他的去世,这些都令人遗憾地成为永久的历史秘密。但更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许多贡献,尤其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贡献,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
(作者为中國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1929年春,从苏联返国不久的陈翰笙,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任命为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展开中国农村社会调查。当时陈翰笙聘用了包括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一批人参加调查。这些人后来被称为“中国农村派”,其中不少人因此渐渐成长为中国极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事实上,正是以陈翰笙为代表的这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30年代以现代社会学的“科学”语言和方法,以大量详细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所做的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公开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他们的努力成果,实际上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基础。
斯大林妻子的同事
1897年2月,陈翰笙出生在江苏无锡一户书香门第之家。1915年,18岁的他只身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1921年获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成为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在北大期间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相识,可说影响了他的一生。1926年3月,陈翰笙与夫人一起参加了著名的“三•一八”反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成为“三•一八”惨案的见证人。陈翰笙愤怒地写下《三•一八惨案目击记》,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不久,在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下,他秘密加入了“第三国际”,开始为“国际”的刊物写稿,也开始为“国际”做情报工作。1927年,正在武汉任国民政府外交顾问参与对英谈判收回汉口、九江租界谈判的陈翰笙,突然接到正在北京苏联驻华使馆避难的李大钊要他回京的急电,于是借口“母病”赶回北京,秘密担任李大钊与外界的联络员。而陈的“组织关系”,直到1935年才由共产国际经王明、康生转到中共。
李大钊牺牲后,处境危急的陈翰笙于1927年春辗转来到苏联,在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当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这个研究所的会计就是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在此间,他与第三国际著名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他认为,中国农业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他自感并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實例来驳倒马季亚尔,所以决心早日返国,对中国农村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
1929年春,返国不久的陈翰笙被蔡元培任命为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开展中国农村社会调查。当时他聘用参加调查工作的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极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仅就此点而言,陈氏即功莫大焉!
现代方法的中国农村调查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和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因此,陈翰笙们的调查几乎是“从头开始”。
从1929年开始到30年代中期,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
调查的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
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这些调研活动,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虽然各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由土地问题所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
他们的调研结果引起理论界、思想界的高度重视,引发了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激烈论战。正是陈翰笙们这种以现代社会学的“科学”语言和方法,以大量详细的调查数据,公开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的努力成果,实际上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因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其理论前提的。
1933年,在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陈翰笙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担任理事会主席直到1951年该会解散。1934年陈翰笙等人创办了《中国农村》,登载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
首先,他们认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为什么一定要把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呢?这实际有一种理论预设,即中国农村需要社会革命而不是点滴的改良。他们说得十分明确:“假如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那末我们一定会以片断的、静止的对于生产力的技术的考察,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反之,假如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求农业彻底的改造,那末我们一定会以对于农村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的过程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其次,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他们认为生产力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总和,因为生产资料如不与劳动力结合,生产便无法实现。“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条件却因所处社会之不同而完全相违异。”所以问题不在于“有否注意生产力”,而在于“怎样注意生产力”,因此应从研究社会经济改造规律这一角度来研究生产力。
第三,针对将农业资本作为中心问题的观点,他们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中国耕地的70%集中在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手中。另外,农村商业资本的高利贷资本一般地也是以地权为基础的。而土地问题也就主要是指土地的分配,亦即现存各种土地所有的形态的性质,研究土地问题的根本任务仍是阐明土地所有形态之下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农村派”的论述表明,中共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和论证在1935年实际已经完成。而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论证、建构和表述,正如毛泽东稍后所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所以,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重要文章中,便可不必详细论证而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宏观理论概念作为定论提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论述。
书生毕竟是书生
在公开主持农村调查的同时,陈翰笙还参加“中国人权保障同盟”、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此外,他依旧做地下工作。1929年,他成为著名的“左尔格”小组成员,他的工作,得到了有“间谍天才”之称的左尔格的高度评价。以后他多次出生入死,来往国内外。抗战后期他曾到印度近两年,在英国情报部的远东情报局工作。其间,他却又能不改书生本色,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论著,确实令人啧啧称奇。
1946年,美国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重要因素,陈翰笙来到美国讲授印度史,实际受周恩来委托担任“中共在美工作小组领导小组”顾问,展开对美工作。他对美国朝野的工作卓有成效,以致后来美国的“中国通”费正清曾开始玩笑地说:“美国之所以丢失掉中国,主要是听信了陈翰笙教授的话。”虽是玩笑,却说明了陈氏工作的重要。同时,他认识到人才对新中国的重要,指导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动员大批留学生回到新中国。
1951年初,陈翰笙绕道欧洲回到国内。以他的经历和才干,周恩来总理力邀他当外交部副部长。不过始终不脱书生本色的陈翰笙此时却不愿“当官”,辞谢了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同时,也辞谢了陆定一要他到北京大学当副校长的邀请。他表示,自己还是希望做研究工作。“书生毕竟是书生!”
由于不愿“从政”,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和外交学会副会长,并受周恩来和老友宋庆龄之托,创办了英文的《中国建设》。以后,他一直从事“民间外交”和学术研究,同时参加了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世界史所的创办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一直未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1957年他在会议上对“反右”曾公开表示不满,自然要被打成“右派”。宋庆龄得知情况后马上告知周总理,是周总理亲自指示不能将陈翰笙打成右派才使他躲过这一劫。
不过,“文革”这一劫他终未能躲过。“文革”中他家几次被抄,他也被关进“牛棚”数载,多次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多次被打、被“揪斗”。但最使陈翰笙心疼的,还是身处“牛棚”时,妻子被迫害致死后,他才得以在“专政组”人员的解押下处理后事。1971年,他被“解放”,赋闲在家。从来闲不住的他开始在家义务教一些青年人学英语、德语,他的学生中不少是“黑帮子弟”,其中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两个女儿。在“血统论”盛行的“文革”,这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为他担心,他却处之泰然,认为老子有问题罪及妻孥是早该废除的封建株连。
2004年3月13日,陈翰笙以108岁高龄在北京逝世,走完了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人生。同时,也带走了许多历史的秘密。或许是出于长期养成的职业习惯,对于曾参加过的秘密工作的具体情况,他一直守口如瓶,无论什么人问及,总以“记不得了”应之。随着他的去世,这些都令人遗憾地成为永久的历史秘密。但更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许多贡献,尤其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贡献,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
(作者为中國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